在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丰富的思想中，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于二十世纪全球化时代降临的预言。虽然德日进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全球化”，但他从古生物学出发对人类“融合”本性的揭示，确实是“二战”以后全球化运动的精神支柱。我佩服德日进的洞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相互残杀之际，看到了战后大团结的前景。受他思想的激发，我写过一篇论文《从德日进的“共同精神”到“宗教共同体”》（收入卓新平、王晓朝、安伦主编：《从宗教和谐到世界和谐》，上海学林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当时所持的是一种乐观的论述。如今，经过二0一六年、二0二0年两次美国选战，以及在西、东亚洲各地的多种冲突，现在的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逆全球化”时代。应该承认，“二战”以来七八十年的全球化确实生出了很多弊端，人类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加以调整和限制。但是，再次阅读德日进的著作，发现他的全球化预言并未过时，他并不需要为当今的全球化挫折承担过多的责任。深入理解他的思想还会发现，他有很多相关的“预言”仍然在实现中，他的一些告诫和警示我们并未好好讨论，在上一波的“全球化”运动中被忽视了。
德日进对人类一体化的估计是基于二十世纪将有“超人类”“超生命”的出现，人类的智力将进一步聚合，连为一体。地球“智慧圈”里的“人的现象”，今天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正在加剧。互联网、大数据、AI把各个角落的人类连接起来的趋势愈演愈烈。按目前技术的发展，行政权力其实无从控制数据流通;而某一平台或网红形成一个群体，倒是会拥有声张其自我中心的权力。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如此既“聚合”又“分歧”的趋势和方向，都没有出乎德日进《人的现象》（一九三八年完稿，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文版为新星出版社二00六年出版，李弘祺译）之所料。德日进在他的著作中一直使用“反思”（reflexion）一词来描述人类面临困境而超越自身的努力。他的“反思”，和黑格尔的“精神反观自身”哲学观念有关系，但却有着他在生物学上的独创想法。他说：“让我们离得远一点，站得高一点。为此，让我们从一个正在自卷的宇宙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对‘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恐惧是被夸大了，因为我们惧怕的全球化，从其效果来判断，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真实的和直接的进化过程之继续。”（德日进：《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汪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124页）正是从这个“反思”的意义来说，我们与其说这是“反全球化”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反思全球化”时期。采用“反思全球化”，而不是简单的“反全球化”，是因为我认为“二战”以后的全球化实践确实需要反思，而人类大团结的进程不会停止。
在这个时候，重温当年德日进在人类最为悲观的时刻，乐观地提出“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对我们当今“反思全球化”有着启发意义。一九四五年，英、法、美、中同盟国士兵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与德、日、意轴心国联盟激烈交战。三月十日，应法国驻北平领事馆的邀请，德日进发表演讲。在这次不著名的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全球化”的概念：“人类目前的位置：全球化阶段。”他解释说：“人类意识的全球总合，这个想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即凡是宇宙中有生命的行星，都会像地球一样，笼罩在某种具体形式的全球化精神中），初听起来可能会显得疯狂，可是，它难道不是恰恰概括了一切事实，而且严格推论出分子化的宇宙发展线吗？它显得疯狂，但在明显的事实面前，现代大生物学家，比如朱利安·赫胥黎和J.哈尔丹，不都开始科学地研究人类，像分析所有的大脑那样（一切事物本来平等），来分析人类的未来吗？”（德日进：《生命与行星》，载《德日进集》，王海燕编选，黄晓敏译，上海远东出版社二00四年版，188页）德日进在战乱中看到了和平，在分裂中看到了团结性的“总合”，一如既往地对人类前途抱有信心。
战前，德日进是“全球化”的预言者;战后，德日进影响了“全球化”的实践者。他以深刻的思想，推动着联合国体系的建设。同代人中，赫胥黎、汤因比、史怀哲、李约瑟等人都是他的思想拥趸。一九八三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JavierPerezdeCuellar，1920-2020）在联合国大学举办的德日进纪念大会上，回顾德日进对联合国的思想影响，他说：“我之前的两位杰出的前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od，1905-1961）和吴丹（UThant，1909-1974）曾经表示说：德日进是当代能够对人们施加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我同意他们对这位哲学家的普世、人道，以及灵性思想，还有他对和平之远见的基本评价。……今天，我们缺乏一种对于和平、友爱和普世合作的新的、全球的、人道精神的视野。所以，德日进视野中的分析和配置，对我来说就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一个刚刚开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个视野有益于丰富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德日进曾经寄予厚望的联合国，在八十年代以后就陷入了困境，如今更是濒临“一战”后国联面临的绝境。
“二战”后的七十年里，德日进是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曾经把他和经济学家马克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并列为二十世纪三大思想人物，我认为是恰当的。马克思按经济身份分别人群的理论，弗洛伊德讲人性受欲望控制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关于社会不和谐的理论，反映了“二战”前哲学家对于严重社会问题的焦虑，是一定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德日进不同，他在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从私利中看到公理。他对人类携起手来，走到同一个终点充满信心。他在《人的现象》中指出，人类的结局是融合，不是分裂，因为他们必定会在奥米茄点与上帝会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终局的大地”，德日进指出了人类心智演化的三个特征：“思想微粒的密切结合;个人、国家或种族的综合;另外，为了要把基本人格加以联系，而且不破坏它们，便需要在真诚同情的气氛下有一个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点。”（《人的现象》，206页）这三个特征，贯以一个“合”字—人类精神的合一。
德日进的“融合”思想，初看起来确有乐观主义色彩，容易被今天“反思全球化”的人看作思维简单，认为他回避了“在一个演化的世界里‘恶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其实，作为一个耶稣会士，德日进对“Sins”有着更深的理解，而他也意识到会被质疑，说：“确实，‘恶一直没有被我提到，至少没有公开提到过。其实，它是在我所站立的整个系统的每一关节、每一支点、每一角落、每一空隙都渗透着。”（《人的现象》，227页）以演化论看人类从“阿尔法点”到“奥米茄点”的全过程，生命世界从虚无（创世）到寂灭（审判），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德日进说的“融合”，是生命演化中的“上升”力量，而演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无秩序与失败之恶”“分解之恶”“孤独与焦虑之恶”和“成长之恶”。这些“恶”，德日进作为个人、国民、会士和科学家都有遭遇和见证。他的家庭与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有血缘关系，算是贵胄之后;也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权力的虚妄。“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学家，我仍能发现人类的史诗和十字架之路非常相似。”（《人的现象》，228页）德日进的那种忧郁气质，看上去确实也不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经历过两次大戰，在华北目睹过割据、混乱、背叛，个人还遭遇了思想遗弃，德日进相信“融合”也只是生命的过程，而“天主是人类进化的终点”。当我们“反思全球化”，再回头读德日进，就会有这样“理智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
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很多思想深刻、言辞尖锐的批判学者，在法国有萨特、福柯、德里达，在美国有乔姆斯基、理查·罗蒂、萨义德，他们和德日进有一样的理想主义，这没有问题。他们的思想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理论，去分别、分离和分析人群，也各有自己的道理。不一样的是，他们主张的“多元主义”（Pluralism）经常分人群为“多”，而不是融人类为“一”。和战前思想家德日进相比，战后成长的一代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之“多”上胜过前辈，他们对东方文化更同情，对弱势群体更关心。但是，老派的德日进对维护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即一种基于信仰的人性尊严，有着更加坚定的持守。德日进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在演化论上坚持科学观点，与权威教义并不配合。《人的现象》在他生前不得出版，他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今还没有得到教会的公开承认。他对天主的信仰，是他自己的信仰;他对欧洲文明传统价值观的维护，也是一种向着未来的预测;他基于古人类学的“创世论”（Genesis）让他关注人类精神本体的同一性。他的“合一”思想，用来维持人类的基本尊严。在“反思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对德日进的这种积极的保守主义思想应更加重视。
当我们回到现实，发现“二战”以后的全球化运动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人性之善在推动人群融合，生命中的恶也在分离人群，制造冲突。例如，二0二一年东京奥运会比赛，让我们看到这个曾经最为成功的全球化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遭遇了巨大挫折。国际旅行限制，赛场上没有观众喝彩;民族主义泛起，比赛成绩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国族内不同群体分歧，不再联名组团;性别、年龄和药品辨识标准逐渐模糊，令比赛分组和成绩记录更加困难……奥运会如此，世博会如此，WorldBank、IMF、WTO、WHO、UNESCO莫不如此，连联合国本身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总之，“二战”后建立起来，曾经很有希望的全球化体系，经过五十年的运行，在二十一世纪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全球化仍在延续，而全球化实践中的弊端也必须加以限制。德日进所说的“智力结合”仍然是人类历史的趋势，既然人类具有智慧，能够掌控自身命运，那就应该行动起来，对恶性全球化加以限制。目前阶段，我们应该用一个Limitedglobalization（有限全球化）来纠正过度、放任和滥用的全球化。提出这个“限制”，并非消极，更不是否认德日进的预言。按照德日进对全球化进程的描述，二十世纪的人类受自身理性的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同时人类的演化也有目的，最终是与天主的会合。有目的，就有方向;为遵循方向，就有自我限制，限制来自我们对于终极发展方向的瞄准和校准。
“二战”以后的“多元文化”实践，强调的是民族独立，社群分立，欲望释放，对其负面效应不加限制，造成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令“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以来具有共识的“现代性”（Modernity）普世价值相对主义化。这一波的全球化，常常是把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合法化，以致出现了西方人为了完成“政治正确”，把东方社会一些落后、反人性的传统当作“文化”来欣赏;而亚洲、非洲和中东一些政权，又以自己的“多样性”为凭借，抵制普世价值在当地社会的实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德日进在北平。我一直疑惑一个问题，不解于德日进的“多元文化”观：德日进同样是一位耶稣会士，一九二三年来华，一九四六年离开，在北平生活了二十三年，曾和一群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翁文灏、丁文江、杨钟健一起工作，却从来不说汉语，也不像耶稣会的前辈利玛窦那样热衷和赞美中国文化，太不“中国化”了。现在我是这样理解：在北平腐朽、落后和混乱的状况下，德日进是在坚持文明准则，不赞赏愚昧，不屈从权威，他坚持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事实标准和价值判断。虽然我觉得德日进可以区分文化和政治，对中华文明稍微温存一些，但他对普世价值的持守，对科学和信仰的追求，确实令我更加佩服。
我认为德日进说的“奥米茄点”上的终极力量，仍然是一个隐喻，是“一个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点”。它是寓在人性中的神性，是与主体相关的客体，是在人的欲望之外，也在其上的超越性理性。我们说，德日进的全球化思想在二十世纪的展开是浪漫的，在二十一世纪挫折性结果中也是现实的。德日进在今天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你们今天的全球化挫折，来自进步目标的丧失，民族—国家的强硬，人性欲望的膨胀，人群分离学说的泛滥，这些问题在德日进的《人的现象》，以及他的演讲、谈话、书信中都有表现。近几年的畅销书作者、以色列历史学者赫拉利（YuvalNoalHarari）的说法很接近德日进。他在《人类简史》中讲“大爆炸”（BigBang）是一个“奇点”，就是德日进讲的万物开始的“阿尔法点”。他在《未来简史》中提到“数据主义”对人文主义的冲击，显示出一种无奈和恐慌，却不及德日进对“超人”具有信心。
每次读德日进，都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来自把人作为类（Sapiens），拉开距离，将它推向历史深处后产生的巨大空间感。如同在太空看地球是一个整体，从两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历史看個人、城市、民族、国家，人更是一个整体现象，随之就获得了一种泰然自若的大局观。德日进认为，生命从细菌、细胞到人类、“超人类”的演化过程，最基本的方式是“配合”（Conjugation，《人的现象》，58页）。低等级生物的无性生殖，高等级生物雌雄相配，都是生命要扩展自己规模的“联结”方式。人类的繁殖、配合、联结，受生命本性的驱动，始于大爆炸（阿尔法点），更是先于人类发生，因而人类自身对于这种聚集的趋势并不能加以遏制，也就必定会走向“融合”（Convergences，《人在自然界的位置》，128页）。如果我们把“配合”“融合”看作“人性善”的一部分，那当前的全球化被德日进承认的那四种“恶”给暂时摧毁了。“二战”以后，随着一系列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各种跨“民族—国家”组织方式的运作，人们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充满信心，德日进的乐观主义成为UNESCO、WHO等国际人道组织的基本精神。
作为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直认为世界不同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属于同一来源，也都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心智现象，即“智人”现代人。智人的出现，是一个本体论现象，它把人类自身从“生物圈”（Biosphere）提升起来，形成了“智慧圈”（Noosphere）。最主要的是，人类心智的高级形式，如思想、文明、民族、人种都处在同一个向“奥米茄点”竞奔的过程中。德日进最早提出“超人类”的预见，他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智能的全球联网，人类会形成更高的统一性。如今，埃隆·马斯克说德日进的“奇点（Singularity）是一个蛮正确的词”，人已经是“超人”（superhuman）。但是，爱因斯坦警告了可怕的原子弹，霍金、马斯克又警告了AI比原子弹更可怕，华大基因CEO也在视频中说现代科技掌握在怀有“恶意”的人手中，会极端危险。一个想要摧毁人类文明的单个分子，已经比前来阻止他的大国总统更有权力。更糟糕的是，我们不断争执，而其实又不太明白当今全球化的挫折，到底是民族—国家、技术垄断寡头、超级金融集团，抑或是一些具有分离意向的“多元化”群体意识造成的。演化的现象杂乱无章，演化的力量包括了人和人类的“恶”，一时间令演化无目的，无方向。德日进“奥米茄点”理论，是一个神学目的论，他认为在最艰难的阶段，生命仍然会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向，给人类以最后的信心。
我不是研究德日进的专家，只是喜欢他那些精辟而有灵光的思想，常常阅读。从一九九一年在旧金山大学做访问研究到现在，我收集他的著作，赞叹他的传奇，佩服他对人类历史的预言，长达三十年，算是一个“德粉”。更早的时候，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在徐家汇的一次会议上，从与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一位博学而经历坎坷的耶稣会士金鲁贤（AloysiusJinLuxian，1916-2013）神父的谈话中获知，“北京猿人”的发现者德日进还是一位重要的神学家。此后，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时候，我从马爱德（Rev.EdwardMalatesta，S.J.1931-1998）所长那里又详细知道了德日进在巴黎、天津、北平、纽约的生活经历，马神父还答应带我去纽约找他的墓地，去巴黎看德日进协会。对我这样一个中国学者来说，遇到德日进，是人生中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