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已在江南：早期全球化

“江南文化”最近很多人讲，选大家没有讲过的，就想到了“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其实也讲过，学术圈不少讨论会在谈这个事情，不论在上海、北京、广州、澳门、德国、意大利。学者埋头做研究，外界也有自己的话题。舆论是舆论，学术管学术，两不相犯，但是两者都不能太违背。学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结论，跟外界媒体、影视节目的宣传，可以有点落差，有点时间差，但两者总归要统一起来，而且应该统一在学术研究上。

现在把“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并列，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差别。一般都讲“海派”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所谓“海纳百川”，国际化，全球化，向世界开放，这完全正确。讲“海派”是一种大都市精神，Metropolitan spirit，有一个暗指的意向，似乎是说清时期的“江南文化”是传统的，是地方的，是属于中国，意思和外国不搭界，都是自己的。我们好几个研究群体都觉得这样说不对劲，需要纠正，全球化早就开始，欧洲已经在明清到达江南。比如，今年6月份在鹿特丹大学开会，我们就是把江南文化和莱茵河文化做比较，发现很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都连在一起。欧洲在十七世纪已经来到中国，你不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不改变江南已经是全球世界一部分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并不仅仅就是传统的、本土的，它也是全球的。江南早就进入欧洲，有些事实和结论，即使在学术界也还没有被认识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和读者、听众等一般人士讨论，反过来也敦促学者解决这些问题，一起来澄清一些困惑和疑问。

明朝万历年间上海已经达到繁荣的高峰，是登峰造极的江南文化，这个状况可以看卜正民教授写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2004，三联书店）。万历年间松江府的繁华和1930年代上海的“黄金时代”是江南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万历年间，江南从海上和韩国、日本、东南亚这些民族都联系在一起，“倭寇”大家都知道。但是，和“大西洋”、“泰西”的欧洲有没有关系呢？有的，今天就是来讲这个问题。

上海确实是近代才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五口通商”后，1843年11月17日开埠，英国、美国、法国商船第一天就冲进来，急吼吼地从舟山群岛起锚，抛在十六铺。很多人从此讲“上海（原来）是个小渔村”，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通商、传教，传教士进来传教，商人来做贸易，才开埠发展成大都市，成为一个“大上海”。我一直在纠正这个错误观念，1991年就提出上海“以港兴市700年”（收《文化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你说香港是小渔村，人家也不开心，但是还必须接受，因为鸦片战争以前港岛只有赤柱一带住有3000居民。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南吴壮县”，人口几十万，十六铺一带早已“五方杂处”，决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大码头。过去殖民者说上海原来是小渔村，是夸耀他们的功绩；今天外界贬称上海渔村，是打压自信心。作为新、老上海人，不自大骄傲，不妄自菲薄，但不能接受没有事实的说法。上海不是小渔村，上海历史博物馆藏一幅“丹凤楼下”画卷，万樯林立的景致。一季有几千条船从福建、广东、东南亚进到黄浦江，“南货”中夹带着很多“西洋货”，怎么就是小渔村？

上海和欧洲的关系早就开始了，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徐光启。有一幅《利徐谈道图》，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藏版本，画中的徐光启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边上是利玛窦（Mateo Ricci, 1553-1610）意大利人，老家在马切拉塔。利玛窦在1598年到达了南京，他是马可波罗以后再一次发现江南的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写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是欧洲人初识江南。300年之后，终于有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进到南京，看到了苏、杭以外另一个江南大都市。利玛窦是1582年到澳门，1583年到肇庆，1589年到韶州，这些地方地理上叫做“岭南”、“华南”。1595年，利玛窦住到了江西南昌，算是到了江南的边缘。说到江西，顺便说一说我们今天怎样来划定“江南”。江西，是唐朝的江南西道，广义上属于“江南”。顾炎武《日知录》说“（唐）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西尔。”但是，明、清人所称的“江南”意义有变化，主要指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东道，是狭义江南。明、清实行两都制，南京附近划为南直隶，又称江南行省，包括民国后分开的安徽、江苏全省。最狭义的“江南”又排除了苏、皖两省的江北部分，倒是把浙江北部几个州、府包括进来，这样就形成了同属环太湖平原（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苏、松、太、常、镇、宁、杭、嘉、湖、宁、绍的“江南”。这一地区在地理、交通、语言、产业、祭祀、习俗和文化上一体化，跨行政区划，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江南”。

利玛窦1598年到南京，这事件具有历史意义。欧洲文化进入了江南，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开始活动。我们说“欧洲”，不说“西方”，当时美国、加拿大、澳洲，北美、南美的文化还没有成型，“西方”还没有出现。印度、东南亚、阿拉伯的文化夹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自元朝崛起以后不再影响中国，佛教、伊斯兰教作为文明交流的媒介已经中断。欧洲人跨越大洋，“梯山航海”地越过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土耳其，跨过所有的王国、部落、村镇……，来寻找中华、日本和东方。利玛窦把欧洲带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欧洲”直接交往的关系，这就是《利徐谈道图》的意义。一边利玛窦，一边徐光启。徐光启戴乌纱帽，他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利玛窦穿儒服，一般的儒生不能穿绸缎，布料只能用棉布，或者葛布，一般叫布衣。利玛窦humble，不敢穿丝绸，江南有钱商人僭越礼制，绫罗绸缎，还坐轿子，他看得惊讶，记在日记中。

二、从西洋名字说起：利徐谈道的意义

利玛窦客气，徐光启礼貌。利玛窦起了中文姓名，用字“西泰”。徐光启也对应地起了一个欧洲名字“Paul”（保禄）。今天华人也有两个名字的，一个中式，家里父母叫；一个西式，公司同事叫，这个风气是从徐光启开始的。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人起洋名字是崇洋媚外，我说这个是弱者心态。徐光启是朝廷一品，怎么会媚外？崇洋有的，媚外没有。起个欧洲名字，一是礼貌，和洋人汉名对等；二是新鲜，称呼起来有一种异域（exotic）风情；三是亲切，互叫小名拉近双方关系。我们知道，异文化的对话，文明之间的交流，礼貌、好奇和亲切的态度都是必要的，徐光启代表了江南文化中温和、文雅、宽容的性格。

在明末的江南地区，好多人都有欧洲名字。徐光启儿子徐骥是雅各伯，孙女叫甘第大。不光徐光启家族，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进士，工部主事，也是个京官。他叫Leo，翻译成“凉庵”，非常巧妙，读起来就是Leo，不露痕迹。很多外国朋友起中文名字，也是不露痕迹，我在复旦本科时有个美国人同屋，起名“孟大为”（David M.），看不出是老外的名字。大为每周去豫园，找书法家徐伯清练小楷，比我们班级大多数人更爱上海，更喜欢江南。另外一个叫杨廷筠（1557-1627），也是杭州人，欧洲名字叫Michael，翻译成中文是“弥格尔”、“弥格子”。他招待欧洲人，还捐出了一块土地作墓地，在西湖西北方向的大方井，安葬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15个欧洲人，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到杭州玩，应该去看看。还有一个嘉定人孙元化（1581-1632），也是上海很重要的人物，在嘉定城中有一大片房子，是徐光启的学生，名字叫Ignacio。按上海话读拉丁文，就叫“依纳爵”。上海的徐汇中学（1851）原来叫依纳爵公学，改名徐汇公学，也是Ignacio。徐家汇大教堂也叫依纳爵主教堂，1905年建的。

从这些洋名字看，明末江南地区已经开了风气，“西学”流行起来，欧洲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农业、水利、造炮、练兵，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知识都有人研究，都有著作留下来，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全国只有在江南地区，在这一个群体中形成了风气，翻译、研究和出版欧洲人著作。所以，我们说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最早是在江南扎根的，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和马可波罗提到的江南一样，利玛窦也发现，整个中国文风最盛的地方是江南。江南富裕，文人多，喜欢读书，对知识最为渴求。《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带来的，李之藻看见了就出钱翻译、改编、印制，这是第一份中文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知道海外还有欧洲、非洲、美洲，世界并不是“天圆地方”，而是“地圆说”。江南人看到一个新世界，所有人都很兴奋，影响非常大。欧洲来到了江南，必须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展现出来，相互比赛，这是良性的竞争。看《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也有贡献，他把“大明一统图”放进去了，结果使得利玛窦地图在东亚的部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一大片地方就完全了。按李约瑟的说法，“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地图整体上更正确，明朝地图只是局部准确，有“计里画方”的比例概念。换一句话说，十六世纪欧洲人的大局观对头，江南人精细，但还停留在江阴徐霞客的足迹之内。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欧洲也是刚刚完成，我在他的家乡马切拉塔看他读过的世界新图母本，是1550年代的版本。根据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的航海经验画的，这是人类知识的大跃进。“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的世界观、宇宙观率先突破，产生了思想革命，这一点被敏感的江南读书人发现了，赶快学习。

五大洲、地圆说、地心说、四行说、三魂说，欧洲人把这些学说带到中国，中国士大夫开始是怀疑的。江南读书人有客观的，他们不盲从，用各种各样方法去检验，最后敲定了，那就承认。比如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1587-1666）还写了一篇《谈天》，说中华人和美洲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脾矣。”这位江西人怀疑“西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江南人经过仔细验证，就不怀疑了。杨廷筠写了一本书，他说你先不要怀疑，我帮你怀疑，把所有疑惑提出来，一一答复，所以书名为《代疑编》。疑惑心需要解答之外，还有自尊心需要照顾，利玛窦说中国人知识丰富，一般看不起外国人，很是骄傲。给他们看地图，还要顾全他们的面子，我把中国放在中央。欧洲地图的中心点在意大利，是“欧洲中心”，那么《坤舆万国全图》就是“中国中心”了。把中国转到中心来，需要花精力重新绘制，确实是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利玛窦的谦逊和勤奋，换来了江南人的惭愧和宽容，欧洲最新的自然、地理、天文、人文知识都传播到江南。江南士大夫思想在明末有很大改变，“西学”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现“江南”：杭州、南京、扬州、上海

我们看一看十七世纪的欧洲怎么认识江南。十六世纪欧洲商人受“禁海”限制，只能蜷缩在澳门。传教士不满足，他们说澳门没有读书人，拼命要到文化核心地区江南来。这说法对广东人有点不恭敬，但这确实是利玛窦的感受。这个感受也是有统计的，明末清初的进士广东人很少。直到清末康、梁的时候，广东文风才有改观，这是梁启超自己说的。明清的进士、举人大概三分之二都出在江南，北方也很少。北京的考试叫顺天乡试，一大半还是江南人占籍去考，是高考移民。全国最大的考场在南京应天府，叫“江南乡试”。这样，利玛窦一进南京，就发现了异常发达的江南文化。利玛窦脑子里一定有一个马可波罗，因为他总是把马可波罗描述的江南，与他的所见所闻作对应的介绍。欧洲人把欧洲带到中国，同时还把江南带到欧洲去，“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一个双向的文化传播。可惜的是，欧洲人来的多，中国人去的少。明清时期，欧洲人到江南来了数百个，江南只出去过几个人。中国人裹足不前，交流主要是欧洲人在做，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欧洲人从十七世纪开始，详细了解了江南，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这些都慢慢的介绍到欧洲去。江南，江之南，首先跟长江有关系。我查到关于长江的翻译最早是1618年的时候，出现在当年的耶稣会年报告。长江，当时叫“江”、“大江”，当时的翻译是“扬子江”（Yamcukiam）。扬子江，得名于扬子镇，是长江下游扬州附近的一个地名，结果就变成了整个长江的名字，现在的英文还是Yangtze River。关于“扬子江”的解释，说是“海洋之子”，这是个错误，大约他们听信的传言，不是扬州的扬，而是大洋的洋，变成了“洋子江”。这个翻译到1639年由《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5）用拉丁文公布，出版以后“长江”和“江南”在欧洲传播开来。全欧洲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就已经知道中国中部有一条大江，叫扬子江。而且知道这个地方非常富裕，文化也很发达。

我们老讲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文化，欺负中国人，其实完全相反。欧洲人后来看不起清朝政府是真的，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却从来没有轻视。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当高卢、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个北欧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门正培养良俗美德，制定法律，只承认一个上帝。”对中华文明大加赞美，如“历史悠久”、“礼仪之邦”、“鱼米之乡”都是从利玛窦开始的，他描写的江南，说：“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什么这么喜欢讲丝绸？因为欧洲人把中国丝绸看成性感、神奇之物，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罗马帝国衰亡史》考证说査士丁尼（Justinian, 483-565）时代，一磅丝绸在罗马曾卖到12英两黄金。这种疯狂的奢靡之风，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难怪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商人、百姓僭越规定，穿着绫罗绸缎，会那么样子吃惊！

明朝最重要的江南城市是南京，利玛窦以前西班牙人门多萨写《大中华帝国史》（1585）已经从福建人口中知道了“南京”，他没有到过江南，便按照福建人的发音，翻译成“Lankin”。福建人H和F不分，读福建如胡建；L跟N也不分，南京读成“蓝京”。这个词被利玛窦纠正过来了，这个很重要。因为国际市场上当时流行一种布匹叫做“蓝京布”（Lankin）。以前学者搞不懂蓝京布，又有说是“蓝青布”，其实就是南京布。上海在松江府、江南省里面是最大的棉布出产地。经济史学家统计，全国80%的棉布是松江府出产的。有一句话说是松江府“衣被天下”，松江布大宗是上海布。上海布在南京向全国各地和日本、朝鲜、东南亚市场销售，最远至印度。福建人叫做蓝青布，进到江南的欧洲人纠正说是南京布。上海、江南就这样和小西洋、大西洋连接起来了。

欧洲人进到南京城，都被它的壮丽辉煌吸引。还是拿《利玛窦中国札记》作例子。他们说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座都城叫‘南京’（Nankin），但葡萄牙人是从福建人那里知道这座神奇城市的名字，所以把该城叫做Lankin，因为该省人总把N读成L。”南京“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确实没有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1600年利玛窦去了北京，发现北京不比南京。利玛窦在南京遇到了一个特殊时期，万历年间“王学”流行，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上海，士大夫结社、雅集、讲学，非常热闹，江南人人都讲哲学。欧洲刚刚经历了“文艺复兴”，人人崇尚文化，随之对江南的好学风气很佩服。

在欧洲人眼中，南京是一座和古罗马同等的城市，它的城墙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1816年，英国德庇时爵士（Sir George Ritche, 1795-1890）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游历中国，在他的《中国闻见录》（Sketches of China）中写道：“南京实在太像是一个现代的罗马，尽管它的城墙更高，也更长，大约绵延了20英里。”明代南京有一百万人口，超过古罗马。十七世纪欧洲最大城市巴黎人口只有十多万，确实不能比。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把几乎所有的城墙都拆掉了，上海拆了，北京拆了，西安保留着。南京保留三分之二，基本上还看得出一个样子。当时欧洲人跑到南京，都要到城墙上转一圈。两队人骑马，背向而行，信马由缰，如果是闲庭信步的话，大半天才能会合，南京城墙之大确实超过古罗马。

宋、元、明、清江南城市发展的时候，正好是欧洲中世纪的衰败期，中国城市的规模和繁荣很容易胜出。欧洲人看江南城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杭州、南京、扬州、上海，提供几本书和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它认为江南和中国最好的城市是杭州（“行在”）。《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他城市轻描淡写，一到苏州、杭州，就浓彩重笔，说人人绫罗绸缎，天天澡堂洗澡，反衬的是中世纪欧洲人不洗澡。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写过一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顺着马可波罗的行踪，对临安的繁华竭尽描写之能事。城内有两、三百家澡堂，几千座古桥，到处都是河道、湖泊，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就像威尼斯一样。就凭这些留在欧洲的印象，1980年代苏州就去找威尼斯做“姐妹城市”。后来苏州的河道都填了、干了，唐振常先生对苏州人开玩笑说，你们不就成了干姐姐吗？真可惜，现在的苏、杭不复江南意象了。

在江南，元代最好的城市是杭州，明代是南京，清代是扬州，近代就是上海。《马可波罗游记》写了杭州，《利玛窦中国札记》记了南京。清朝因为盐业生产和运河运输，扬州的商业崛起了，被认为是江南和中国城市最好的城市。对扬州和大运河的着力描写，出现在《马嘎尔尼使团报告》中。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问北京，他们沿运河南下，“扬州画舫”被记录在报告中。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驻跸扬州，竭尽奢华。扬州虽然在江北，但在满洲人眼中却代表了江南繁荣。鸦片战争以后，代表江南的城市自然就是上海了。1850年代以后，江浙的财富、人才、产业和交通都辐辏到上海，上海为江南城市的引领。要理解江南城市这次转移过程，推荐另一本书，不是游记，而是学者专著，是美国地理学家罗兹·墨菲写的《上海：进入中国的钥匙》（1953）。这是我研究上海史的入门书，他试图说清楚上海和江南的关系，引发思考。

上海是一个通往西方的城市，也是一个从江南而来的城市。过去的中国近代史作者，都讲上海是“十里洋场”，是殖民地，无非就是羡慕嫉妒恨吧。这种贬抑的说法，是想轻视上海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小渔村”，全靠殖民统治才兴起。我认为这样外在地批判上海的“西方化”很成问题，上海在鸦片战争前已是一个古今中外复合的城市。因为徐光启，上海在明清时融入了“西学”传统。同时，西方资源之外，江南城市给上海提供的资源异乎寻常。不是说“江南”比“西方”对上海更重要，而是说比较东南沿海其他“开埠”城市没有获得江南的多方支撑，上海独占鳌头，超过了其他。上海附近，江苏、浙江有二、三百个市镇，近一点的七宝、朱家角，远一点的南浔、乌镇、震泽，一起烘托出近代大上海。当年张仲礼先生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1），我就写了“在吴越文化圈”，受墨菲的启发，加上了我的体会。

旅游江南古镇，每每发现它们都参与了近代上海的发展，镇上都有很多人，很多商号，很多货物移到上海去。乡人们又把上海各种新事物引回到镇上来。朱家角镇人夏瑞芳（1871-1914）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897），本镇人从上海搬来了邮局（1875）、发电厂（1902）。洋务干将马建忠（1845-1900）更早，他在朱家角镇建立了招商局码头，联通传统码头，一下子把长江、太湖、运河等内河航运系统现代化了。高密度的聚集和辐射，给上海造成了广大江南腹地，一个超级的大都市，连接起江、浙地区发达的市镇、乡村，成为一个密集网络，这就是上海开埠以后的江南“一体化”。这样完整广大的区域共同体关系，在全中国没有第二个地方。

江南的市镇密集，有些村庄也是非常庞大，看起来像是城市。这些市镇、乡村靠在一起，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就是连片的城市群，所以十七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插画都把江南画成了一个整体，插满了房子、亭子、宝塔、桥梁。他们说江南遍地都是城市，不像我们的城市是分散的，这个当然很夸张。现在有研究提醒说，马可波罗这个人喜欢吹牛，回国后一度被俘虏，关到牢里，跟人讲故事，把中国讲得天花乱坠。

前几年大英博物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写了一本《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怀疑他在胡编，比如说他居然没有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考证下来觉得，不写长城很自然，因为长城是明朝重修的。他描写苏、杭，尽管有些夸张，大部分还是有依据的。他讲的“行在”，就是南宋首都临安，繁荣超过大都（北京）。“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良非伪语。”（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这里说的“天城”，马可波罗没翻译好。他把杭州说到天上去了，明朝的欧洲人纠正了这个词，找到中文原义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400年前欧洲人对江南做了很多考证。我们看《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江南地区，长江标注为“扬子江”，江苏为“南畿”，另有浙江。南京、杭州是江南的两个省会，全国的一线城市。这张地图上还没有松江、上海、苏州、扬州，当时它们属于二线。图是杭州李之藻画的，如果是上海徐光启执笔，松江和上海有可能会上去。前面提到的卫匡国《中国新图》（1655），他把上海（Xanghai）加上去了，还有松江（Sungkiang）、嘉定（Kiating）、青浦（Cingpu）、金山（Chinxan）、平湖（Pinghu）等。注意，这些拉丁文拼音和今天英文注音不同，而且是松江话的发音。还有，明朝松江话、上海话不受满洲人尖团不分的影响，发音有明显的尖音，比如青浦的“青”，金山的“金”。方言一定要保存，不然文化就会失传。卫匡国意大利人都学说方言，住在江南，葬在杭州，熟悉吴语，他用吴语标注《中国新图》。他第一次把中国地图画全了，还画精确了。这是第一张用了测绘技术的地图，使用望远镜测量计算，还初次使用了经纬度。

《中国新图》上有吴淞江（即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改称的苏州河）和黄浦江（Hoangpu）。黄浦江明朝仍然称“黄浦”，是“黄歇浦”的简称。浦，就是大河，重叠了称呼“黄浦江”是清末的事情。看《中国新图》，黄浦在陆家嘴以东这一段很开阔，还未正式成陆。明末招垦，开发浦东，徐光启也响应了，派家丁张氏去垦殖，就有了浦东张家楼。我觉得吴淞江画得有点细，吴淞口、杭州湾岸线也有点不准。金山境内的山丘标了五座，我原以为错了，一般说“金山三岛”，即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今年年初去張偃镇访古，亭林籍的金山教育局长蒋志明先生告诉我，确实还有两座山。其中一座是秦山，就是刻《守山阁丛书》的金山钱氏发誓要据守的那一座小山。

明、清两朝，欧洲人对江南土地很熟悉，一寸一寸了解得透彻。除了徐光启这一群敏感的江南士大夫，大部分人连法国、英国、美国都分不清楚。有“欧洲在中国”，也有“中国在欧洲”，但是没有中国人在欧洲，中国文化在欧洲是由耶稣会代理的。这不能怪人家“欧洲中心论”，只能怪有些人太自我。欧洲对江南文化那么感兴趣，不断邀请，请求通商，清朝顺、康、雍、乾皇帝都是断然拒绝的，直到道光朝“洋艘”入华。近年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汉堡大学亚非学院合作一个博士培养项目“欧洲在中国-中国在欧洲”，就要研究这段历史。

鸦片战争发生前，欧洲了解中国，中国不了解欧洲。北京的满大人颟顸无知，林则徐倒退到不如徐光启。很多人不相信有五大洲，俞正燮听西洋人说男人有二个睾丸，他偏说中国人是四睾丸。只有几个江南士大夫还在延续“西学”，如嘉定钱大昕（1728-1804）担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教授历算学；仪征阮元（1764-1849）做官有钱，找人编《畴人传》，给西洋科学家树碑立传。数学对科举没有用，江南好歹还有人去学，一直到海宁李善兰（1811-1882），居然在上海开埠以后来到租界，和英国人伟力亚利（Alexander Wylier,1815-1887）一起把徐光启没有翻译完的《几何原本》后九卷给补译了。但是，到鸦片战争之前，“西学”在整体上都失传了，因为断了欧洲的来源。

四、江南印象：深刻的洞见

很多人讲西方“汉学”家浮皮潦草，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我以为不是这样，可能还是相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对江南文化已经有深入的认识。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赫（Donald Lach）写过一本《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1965），比九十年代左翼学者更早说到海通以后中国经济、文化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他比较客观，并不像“中国中心论”者那样，为了从意识形态上贬低西方，说欧洲的中国观都是偏见。像伏尔泰那样的赞美，有一点夸张，但肯定不是偏见。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严厉剖析，你也不能说是歧视，因为他所用的史料还是充分的，借助不少人的研究。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包括在华耶稣会士孜孜不倦的著述，也包括欧洲在华商人的描述，还有好几次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国王派出的使团来华考察后写的报告。当时没有照相机，使团都备有画师，把中国的实况画回去。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图像中看到一个甚至还比明、清山水画更真实的江南。我编过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2002，上海古籍出版社），这里介绍几幅。

琉璃塔：欧洲人跑到南京，发现了一座非常壮观的宝塔。好像是今天看到了迪拜塔，惊呼为世界第八奇迹，和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罗马斗兽场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并列。第八奇迹有很多，都是自己续貂封的，西安的兵马俑也被称为第八大奇迹。这个宝塔叫报恩寺塔，因为宝塔覆盖琉璃，民间称“琉璃塔”，各角挂满了铜铃，在风中奏鸣。琉璃塔是永乐皇帝建的，据说是他用了江南那么多的钱，还要迁都到北京，不好意思，就给江南人造一座宝塔，算是报答。这座塔九层八面，80米高，耗资250万两，是当时世界的超高层建筑。1613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amedo)到南京，留居三年。他用葡萄牙文写了一本《大中国志》，后又翻译成法文、英文等文字，说：“这是一座足以和最著名的罗马古代建筑相媲美的豪华建筑。”他在中国住了45年，到过南京、北京、杭州、西安、南昌、嘉定、上海等城市，并不是一个少见多怪之人，这样高度评价南京琉璃宝塔，不是虚言。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也见过这座九层巨塔。在著名的《中华现势新志》里说：“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东方地区最好的建筑，最高贵的大楼。”安徒生童话中有一篇《天国花园》，写到南京琉璃塔。举琉璃塔这个例子，是说欧洲人了解的江南是很深入的，有细节的。反过来说，中国人对正在建造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完全无知，那就失衡了。琉璃塔在鸦片战争中受损，太平天国把它给烧了，后来又遭了几次雷劈，遭遇比杭州雷峰塔还惨。最近南京市政府又在原址重建了。

南浔丝商：这个是湖州南浔，湖州最大的镇不是县城，是南浔镇。江南古镇很神奇的，很多镇并不是县城，可是产业、商业、人口，甚至他的繁华程度要超过县城。吴江的震泽镇大过县城，嘉定的南翔镇也比县城大，宝山罗店镇、奉贤南桥镇、青浦朱家角镇、金山枫泾镇，都比县城发达。这个现象最早是费孝通先生发现的，还真是证明江南文化遍地开花，到处繁荣的局面。南浔镇是“湖丝”产地，明、清时期一直是世界丝绸业的中心，是全球丝绸贸易的源头。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湖丝是金奖展品。一直到1930年代，上海的丝绸行业大多是湖州人开的。缫丝业、丝织业、丝绸贸易都移到上海，超过苏州、杭州、湖州，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丝绸业中心。

江南人家：典型的江南风景，也是欧洲人画的。每家每户都有码头，家门在前街，后门出行，备有小船，“人家尽枕河”。出生在上海的城市人，回到江南古镇，就看到祖先的生活。按这幅江南图景描述的，一般人家也是生活平稳，家道殷实。明、清时期，只要不是战乱，江南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强盛。河道交通是江南经济、文化崛起的重要条件。我们误以为现代化起步的条件是公路、铁路，其实早期现代化都是从河道运输开始的。荷兰低地地区，伦敦泰晤士河流域，北德汉萨同盟河海体系的崛起，都是水路贸易推动的。

缫丝工场：这是一个工场，中间有个水池子，这个是在缫丝，这个应该也是在湖州南浔什么地方，就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当时江南不开放，有机会进入长三角的欧洲人就会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当时没有照相机，他们就是用绘画，这种绘画是写实的，注重真实性。我们不能照抄萨义德“东方学”理论，说是一种“想象”和“捏造”。这些图画刻成了铜版画，流行于欧洲，普及了关于江南的知识。

画家描绘出江南形象，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记载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综合了许多在上海生活的传教士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很生动，也非常真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错的，他说万历年间“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指上海）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它省份。”这段话显然就是对“衣被天下”的翻译，这没有错。错误在“织工有二十万”，上海一县的织工没那么多。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利玛窦、金尼阁的笔误，还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转译中的错误。最近周士良翻译高龙槃《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把这个数字订正为“织工二千余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稣会士的数字，上海县人口三十万，两万人在织布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还有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男耕女织”。欧洲人对上海记录得很清楚，虽有误计，但并不是想象，更不是萨义德式的“凝视”（gaze）。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这里的人，特别似乎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第598页）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传言，“府邸”这一条是指潘允端“奇秀甲于东南”的“豫园”，不是徐光启宅。另外，欧洲人发现上海人“头脑聪明”却“不大稳定”，说的应该就是“精明”、“头子活络”的意思，《上海县志》里的说法是“民风浮华”。耶稣会士不是笼统地说“国情”，他们记录的民俗已经下沉到县一级，说的是对的。开埠后，英、美商人真的就发现上海人勤奋、动脑、实惠、性格温和，不排外，还喜欢做生意。

欧洲人还发现，上海是长寿之乡。“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第598页）这一条观察又是很仔细，比一般的游记准确多了。上海人确实长寿，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63岁了，全国第一，世界领先。长寿有很多因素，经济发达、文化和谐、地理环境、医疗条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虚传。还有一条观察也是可以核实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上海“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第598页）这里的中文回译没有做好，“粮税和货币税”，其实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县除了上缴稻米“本色”之外，还要把另一部分的粮食税折合成等价的银两、布匹、器物上缴，称为“折色”。这个话题，就是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在《苏松二府田賦之重》讲到江南人不堪重赋的事情。为了挣到银子交税，上海人必须努力纺纱织布，贩卖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五、江南特殊论：孟德斯鸠的评价

我们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极力赞美。孟德斯鸠比较冷静、客观，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评价，我们就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严复翻译成《法意》，在中国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间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反对伏尔泰，认为对中国文化不能太赞美。他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第313页）这是有问题的。他分别世界上的政治体制有三种：共和、君主和专制。他划分三种政体的时候，把“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第103页）作为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勤劳”、“节俭”是共和政体的特征。根据他获得的中国历史“二十二个连续朝代”的研究，中国是介于君主和专制之间的政体。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评价不高，但对江南文化的评价不低，近乎是赞美。

孟德斯鸠不但是一个政体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地理环境论者。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民族-国家”概念，他是按“地域”来分析文化的老祖宗。其实，按地域差异来分析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并不是“地域”不正确。“后现代”学者提出那么多的新理论，性别、阶层、阶级、民族、信仰、身份等等，就是很少再去深入研究地域差异，这是很奇怪的。可能正是因为“地理环境”太有道理了，天经地义，“后学”家们都要别出心裁提出反对意见，才能引起注意。《论法的精神》分析地域，比分析政体更犀利，它明确提到长三角，用的就是狭义的“江南”概念。不是比较珠三角、环渤海，他是把江南文明和另外两个地区文明相比较。他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地方，是突出的富裕、发达和文明区域。在古代，最发达的地区是尼罗河三角洲。在近代，是荷兰地区的莱茵河三角洲。

十六世纪以后，低地尼德兰地区首先发展起农业、牧业、商业、金融、手工业。荷兰变成“海上马车夫”，占据南非开普敦、印尼巴达维亚，通商日本长崎，一度还占领台湾。一个城市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帝国，强大辉煌。为什么荷兰人有此成就？孟德斯鸠提出的原因是说这地方的人勤劳、节俭，不奢侈，还有新教的信仰纯洁。荷兰农田、牧场都低于海平面3、4米，他们用大风车抽干湿地，三角洲民族的开垦精神是多么的了不起。马克斯·韦伯顺着孟德斯鸠，说人民的节俭、勤奋，来源于“神召”，是一种“新教精神”，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对江南的评价更高，他讲尼罗河三角洲是古代繁荣，荷兰低地是近代繁荣，只有一个地方，它是从古代到今天一直繁荣，这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吴越文明。江南文化，从古至今，从吴越到明清是延续性繁荣，这是孟德斯鸠一个发现。

江南文明为什么有长期延续性？因为江南人勤劳、努力，尊重理性，结果他们在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面，还能有出色的成果。“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属于这一类的，这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第282页）把江南和尼罗河三角洲、荷兰低地相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孟德斯鸠注意到马可波罗、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对江南的着力描写，他就敏感地加以分析。他说江南人勤劳、节俭，不奢侈是有道理的。江南种水稻，水作比旱作艰苦得多，要灌水、排水、耕地、插秧、捉虫、收割，据说种水稻要比麦子多十几道程序。还有，江南的土地大部分是“圩田”，和荷兰人从水里开垦土地一样，都是从长江边上，太湖周围，还有泥泞海滩里围垦出来的。江南人固然因富裕而文雅、文弱，但从唐朝到今天一直都在开垦“圩田”，湖上如东山人，江岸如江阴人，海边如川沙人都保持勇武。

江南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生产力发达以后形成分工。不止是水稻，还有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生产。长三角西部“低乡”湖荡地区普遍种植水稻，附以桑植（苏州、湖州、杭州）。东部“高乡”靠海，土地还没有脱去盐碱，就大量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宝山、嘉定、崇明）。丘陵地带不宜水稻、棉花，就种植茶叶，生产陶瓷（苏州、杭州、常州）。最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和十六世纪荷兰一样，形成了地区内部产业分工，每乡每镇都有自己的出品，于是迫切需要交换，因此商业发达。十六到十九世纪，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美洲，真还没有三角洲这样繁荣的社会局面。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十八世纪的“地理环境论”者，但伏尔泰看东方，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一种文化。孟德斯鸠不同，他谈论中国的时候，把江南做了单独处理。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差别，是笼统的博雅学者与专精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孟德斯鸠对细节差异更加敏感，他说：“（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省份的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鸠说这是一个假象。在中国，江南是特别的，“对（江南）的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只有在江南，“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权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以上均第283页）因为当地人民是“勤劳”、“智慧”的，而且并不“奢侈”。

孟德斯鸠如此精心地区分江南和中国，我认为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江南特殊论”。中国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江南地方却发展出一个他所认定的开明的士绅社会。这里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大家勤劳勇敢、节俭奋斗，知书达理，尊重社会规则，比较有理性，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江南是一个宽和社会，可以实行开明政治，这个结论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授权刊发，本文为“最‘艺’江南文化十讲”之第六讲“明清的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2019年7月26日于上海世博会博物馆WE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