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立功”、“立德”、“立言”并臻的重要人物，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志于学，一生勤于修，在做人、做事、做学问和建功业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之所以能够由一介书生而登侯秩，成为中国近代的近圣伟人，除了他认为“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的天命因素外，其人力因素可能要得益于他与众不同的读书之法。他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家书中是这样告谕儿子曾纪泽的：“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曾国藩把读书分为看、读、写、作四门功课来做，每一门功课都有其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如看书涉猎要广，像兵家攻城略地一样多多益善;读书既要高声朗诵读出其雄伟之概，又要密咏恬吟领会其深远之韵;写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但每日要求作楷书一万，如果加上磨墨铺纸等功夫，仅这一门功课每日耗时就可想而知;至于作文，则要求词赋诗文，不仅要一一试之，而且要有狂者进取之趣。曾国藩的看、读、写、作之法，虽然笨拙，但于勤奋中也不乏大智大勇的灵动。所以他在写给友人宋滋久的信中说：“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我们读书人，大约失之于笨拙，既然如此就应该安于拙笨，而通过“勤”去弥补，以“慎”去摆脱，不应该卖弄技巧和聪明，如果这样所产生的危害就更加严重。

曾国藩一生都是奉行这样的读书之法的，他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21岁中秀才，27岁中进士，29岁入翰林，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他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他认为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且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继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他在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字谕纪泽儿的信中告诫儿子：“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曾国藩一生不仅恪守勤奋的学风，而且一生笃定明确的治学志向。他早年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一文中写道：“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他后来在写给李幼泉的信中说：“坚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无大小，必有所成。”为了明确矢志不移的治学志向，他甚至在一篇日记中发下毒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他留下的《曾文正公家训》，比美国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的励志故事更加振奋人心。所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人生十论》的序言中写道：“凡属那些有关人生教训的话，我总感到亲切有味，时时盘旋在心中——待到中学大学去教书，许多学生问我读书法，我总劝他们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训》和《论语》那一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