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朱熹及其精心建构的理学体系至今对我国乃至东亚文化圈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格物论则是朱子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作为“格物致知”之一途，读书尤受朱子推重，他曾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卷十）后学叶采曾以“致知莫大于读书”（《近思录集解》卷三）解释朱子的格物论。朱子去世后，弟子辅广蒐集相关言论纂成《朱子读书法》，后学编纂的《朱子语类》中亦专设有“读书法”条目。可见，在朱子的强烈影响下，其门人也将读书视作通向“格物”的要途。随着元代之后朱子学说的官学化，“朱子读书法”的传播范围也逐渐扩大，被此后历代读书人奉作圭臬。直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从学理上看，朱子“读书致知”格物论的形成，自然是得益于他对《大学》元典及二程相关学说的精思。但若从思想的生成过程上看，可以看到易学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也是朱子读书法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朱子自幼便对天地万物产生强烈的好奇，尚在咿呀学语时，他就曾问父亲朱松“天之上何物”，后来又常常烦恼“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这类问题，甚至到了“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的程度（《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孩童天真的问题往往最具哲思，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年幼的朱子对“弥纶天地之道”的《周易》产生了懵懂的兴趣。黄榦《朱子行状》曾记载一件轶事，说朱子童稚时曾“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这个故事虽出于后人追述，但是撰者黄榦作为朱门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又与朱子有翁婿之亲，其说必有所本。这反映出早在开蒙前，朱子就已经开始通过阅读《周易》来“观自然之理”。

少年时期，在朱松的引导下，朱子开始系统阅读经典，对《易》的理解日益加深。《南宋馆阁续录》所收“实录院同修撰”就有“[ 朱熹]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同进士出身，治《易》”的记载，朱子年仅十九岁便以治《易》登第，其对易学用功之勤可见一斑。后来，他曾回忆当时考题为“刚中而应”，同场有考生说《易》中共出现过七处，但他默数后发现只有五处，待翻检原书查验，果然只有五处。这个事例不仅说明他对《易》的熟稔程度，还从侧面反映出，通过熟读讽诵书本以获得知识早已成为他的学习习惯，对其日后认识论和读书法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

登科后，脱却场屋的朱子更能恣情徜徉于书海之中，阅读范围宽广而庞杂，也未形成系统的读书法度。他回忆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唐宋之际，三教合流为大势所趋，杂糅佛老以谈性论理成为风尚，朱子受此影响，倾心佛老之学，常作援禅解《易》之语。后来他常提起自己“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晦庵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某旧来爱问参禅底”（《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便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

这种泛滥无边、醉心佛老的状态在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开始改观，这一年，朱子经吏部铨选得授同安主簿一职，上任途中经过延平（今福建南平市），拜访了当地著名学者李侗。这位李侗世号“延平先生”，是其父朱松的同窗好友，二人曾共同从学罗从彦，而罗从彦又是程门高弟、道南学派创始者杨时的弟子。不过，这次故人相逢却并不投机，朱子在席间大谈释学，禅气十足，李侗提点他道：“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赵师夏：《宋嘉定姑熟课本延平答问跋》）这是以“理一分殊”提醒朱子，不应当只看到三教看似相同的“理一”，而不去分辨儒与释道两家实际上在“分殊”处就已经有别，他还提醒道：“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这说的是儒家有一套完整的下学上达工夫，而释道却整日“悬空理会”，期盼着一夕之间超然成佛（仙）。朱子虽然仍有不服，但开始反躬自省，不再读佛老之书，“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朱子语类》卷一百四），遂幡然醒悟，拜入李侗门下，从沉溺释老的青年士子转变成为宗仰伊洛的儒林新秀。

李侗拈出“理一分殊”四字，本意是勸导朱子回归儒学，但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架构，则塑造了朱子读书为学方法的形成。“理一分殊”最先由程颐提出，用以描述仁与义的关系（《伊川先生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杨时进一步阐释道：“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夫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仁”作为道德基本原则属于“理一”，须得从日用间的具体践履（“分殊”）中去获得，故应当“为仁由己”，身体力行。由“分殊”推认“理一”的为学方法也成为杨时所开创道南学派的一贯立场，为李侗所继承，并尝试传授给朱子。

在一次问学时，朱子提到程颐《易传》的经典命题“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并说尹焞视之为全书“切要处”。延平却指出：“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提醒朱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固然是高论，但必须落实到《周易》中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去理解，若无由“分殊”之处去“子细理会”的过程，却空谈形而上的“理一”，便是在误人子弟。对此，朱子的反应是“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朱子语类》卷十一）。可见，延平的教诲令他切实意识到，自己虽已决意尽弃异学，但是读书为学之间，仍有好谈空论的弊病，从此之后，更加在意由文本去推见义理。多年后，朱子曾将当时的情形“亲书示书堂学者”，要求前来问学的众人都铭记延平传下的读《易》之方。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自此读书益加详细”的理解实际上与延平本意间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基于道南学派的立场，延平更重视对于形而上之“理”的直接体认，如他常常“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晦庵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即通过静坐使心灵复归思虑未产生前的宁静状态，以求在应接事物时能符合中道。这种修养方式源自杨时，被朱子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晦庵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因而，道南学者更多是将读书讲论看作进入直接体认状态的一个途径，如延平曾说“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延平答问》）。他要朱子仔细读《易》，也是希望他通过读卦爻辞领会一些道理，以期在静坐中进入思虑未发的状态。然而，朱子一直以来养成的思维方式却通过读书和思考，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一方面获得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实现德性的修养。他自述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晦庵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又说从学延平以来方“刻意经学，推见实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可见他对于道南学派由“分殊”体认“理一”的修养之方，理解的是由经义训诂和读书讲论去推导出义理的思路。

虽未能尽得“道南指诀”，但朱子一直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好也在“ 理会分殊”的思路下逐渐规范化、系统化。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鹅湖之会后，朱子曾反思自己与陆九渊学问的差别，并说：“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点检。”（《晦庵文集》卷四十四《与吴茂实》）可见，在此之前，他一直都遵循由讲论文义去“积集义理”，较之陆学的“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此为学理路便是由延平“理会分殊”之教推得。同年十二月，朱子又提出“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晦庵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的大胆主张，这在当时普遍以《易》为圣人说理而作的思想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当然，这也离不开他对于《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经传文字一直以来的反复涵泳和深刻领悟。

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大学章句》新定本完成，朱子格物致知的学问规模基本确立。同年，作为《周易本义》前身的《易传》也基本完成，其中贯彻“《易》本卜筮之书”的观念，立足卜筮，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得到新的训释。直至晚年，通过读书以穷理仍是朱子学派的重要准则，如朱子曾教导门人说：“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朱子语类》卷十）这不仅是朱子平生治学经验的精当总结，其早年“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的影子亦闪烁其中。

读书是朱子格物致知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独到的“朱子读书法”更是早就与易学结缘。延平“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的易教，不仅启迪“《易》本卜筮之书”这一“石破天惊”（钱穆：《朱子新学案》）之论的提出，由“分殊”推认“理一”的理论架构还成为朱子读书法和格物致知论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周易》性质和本来面目的揭示，还是格物致知工夫论的建构，都离不开读书以穷理，这也是朱子读书法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原因和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