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魏晋到清末的汉代诗歌研究回顾
要全面总结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成果，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汉诗研究状况。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对其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关于“古诗”中有枚乘之作的说法，在刘勰时代已有传说，但今日已不见著录。现存最早题名有“枚乘杂诗”的诗集，是南朝陈徐陵编的《玉台新咏》）。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
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以上引文并见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第1页、第4页），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中册第409页）。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诗，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鳞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十四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
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以上这些著作，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都分别出版了新的标点本，可参阅）。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古今乐录》清时辑本主要有两种，一是王谟的《汉魏遗书钞》本，一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其后，则有唐人吴竞的《乐府古题要解》、刘兢的《乐府古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乐府古题要解》，今人可以参考的最为方便的本子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刘兢的《乐府古题解》，可见《说郛》卷一百）。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崔豹《古今注》，今有四库丛刊影宋本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重编百子全书本）。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二 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20世纪初始的二十年中，汉诗研究只有几篇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值得称述的成果。从1920年算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到20世纪末。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一页，也使20世纪的汉诗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胡适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对汉代乐府诗评价极高，在1921年拟定的讲义，也就是后来出版的《白话文学史》里，说它们表现的是“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并认为这才是“一切新文学”的起点（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第12页）。
胡适的这部书对汉代诗歌虽然并没有进行多么深入的研究，却是本世纪的汉诗研究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向人们预示着，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汉诗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关注汉代诗歌中具有平民文化特色的东西，从大众文学创作中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在成为汉诗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方向。
出版于1924年的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就是在“五四”文化革命大潮影响下产生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以鼓吹、横吹和相和歌辞为代表的汉乐府诗的产生源渊、与音乐的关系、艺术特点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府诗本是汉代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都有研究者，但是，像胡适、徐嘉瑞这样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却是从“五四”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在2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汉乐府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1925)、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1931)、王易的《乐府通史》(1933)、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书，都有关于汉乐府的深刻论述。后出转精，这其中，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36)、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1931)（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虽然出版较晚，可是写成却在罗书之前，罗根泽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曾说他本书的写作参考了他的老师梁任公先生的著作）、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最值得重视。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胡适等人看重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新观念，同时又逐渐克服了过于贬低贵族乐府的偏激观点，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渊源、发展流变及其艺术成就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孔德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东方杂志》23卷29期）、朱希祖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学报》4卷2期）、黄节、朱自清的《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卷8期）、王越的《汉代乐府校释》（《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卷4、5期，2卷1、2期）、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2卷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汉乐府诗的研究做出了成绩。另外，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讨论和考证，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汉诗研究史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产生时代、李陵苏武诗的真伪等一直是研究的难题。在“五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20年代以后，学者们试图用新的考证方法来攻克这些难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
争论从陈仲子1924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东方杂志》23卷20期）。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此处可参看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75-76页）。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24卷18期）。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再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1页）。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捷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河南中山大学文科季刊》第1期，1930年1月）。
由此看来，梁启越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篇，在汉代的其它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3页）。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
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汉代妇女文学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诗篇里，女性诗作占有比较醒目的位置。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哪一个研究家对汉代的妇女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本世纪初，谢无量先生独具慧眼，率先于191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书中虽然只是对汉代诗歌中的妇女之作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以后，梁乙真、谭正璧、陶秋英等人在30年代先后写出了多部中国妇女文学史，汉代的女性诗作，自然更受他们的重视。如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就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对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歌》、汉乐府的《陌上桑》与《箜篌引》、班婕妤的《怨歌行》、传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王昭君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以及乌孙公主、徐淑、苏伯玉妻和蔡琰等人的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但有的人却对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山夫人的诗表示怀疑，把班婕妤的诗视为后人伪作。对此，萧涤非给予批评，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否定根据不足（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第103-104页）。其实，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文选》、《诗品》和《玉台新咏》都明确题为班婕妤，西晋人傅玄、陆机分别有题为《怨歌行》和《班婕妤》的拟作，所咏之事与诗中用词都与传为班婕妤的诗作及其身世相关，只有刘勰提过一句有人怀疑的话。在这些历史记载面前，如果我们没有铁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班婕妤之作这种传统说法的。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这首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1920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王耘庄的《七言诗起源考》（《两周评论》1卷1期）、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师大月刊》1933年2期）、王盈川的《七言诗发生时期考》（《学艺杂志》13卷5期）、余冠英的《七言诗起源新论》（1942年）、余冠英、李嘉言的《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1944年，以上两文并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等，共同促进了对文学史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入进展。另外，关于汉诗文本的整理注释等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夏敬观的《汉短箫铙歌注》、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闻一多的《乐府诗笺》、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1941年6、9、15期）、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都是比较好的著作。
三 1949年到1976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汉诗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对汉代诗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五四”以来的汉诗研究，无论是在五言诗的考证还是在乐府诗的评述上，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不足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侧重于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汉代平民文学的艺术形式特点，对丰富多彩的两汉诗歌内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汉诗研究在这方面的深入恰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思想武器。
追溯历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汉代诗歌，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版于1935年的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939年出版），对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分析。50年代以后，这种注重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如郑孟彤的《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文，就从反战争、反饥饿、反压迫、反礼教等四个方面对汉代乐府诗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郑孟彤《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3期，1955年2月27日）。王运熙的《汉代的俗乐和民歌》一文，除了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的“民歌”大都产生于东汉之外，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指出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传统和高度的艺术成就（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复旦学报》1955年第2号）。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对汉乐府内容所作的论述，代表了50年代汉代乐府诗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水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50年代的汉诗研究中，杨公骥的《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章（杨公骥《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光明日报》1950年7月19日）。汉有《巾舞歌辞》一篇，因为声辞杂写，其内容自东晋以后就无人解晓。杨公骥先生发千载之覆，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让人们一睹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文字原貌，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90年代以后，这篇文章的巨大价值，才逐渐被人重视。
王运熙先生关于汉代乐府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时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沿革的考略，关于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杂舞曲辞的考证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1962年1月出版）。此外，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对《宋书•乐志》里所列的15首汉大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丘琼荪《汉大曲管窥》，《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陈直的《汉铙歌十八曲新解》（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人文杂志》1959年第4期）、游国恩的《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游国恩《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教师报》1956年9月11日、25日、28日）、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阴法鲁《汉乐府与清商乐》，《文史哲》1962年第2期）等，是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中的好文章。
50、60年代中，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56年出版）是代表性成果。此书除了对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外，在前言中还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有相当深入的介绍分析。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杨公骥、马茂元、王运熙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乐府诗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对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的阐释，是这一时期在汉诗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它说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取得成绩的根本。可惜的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这使得在当时的汉诗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例如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过于夸大了这些诗的产生和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却没有注意从汉代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它们。在乐府诗的研究中，只注意那些反映了民生疾苦的叙事诗，却很少去研究那些别具特色的抒情诗；以对“乐府民歌”的研究取代了对包含各阶层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汉乐府”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在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其中尤以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等关于《陌上桑》、《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作品大讨论的批判为典型（以上并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这样的学术研究，是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教训。
四 新时期（1976年以后到20世纪末）的汉诗研究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停滞了十多年的汉诗研究又得到恢复，1979年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汉诗研究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学术道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回顾20世纪以来的汉诗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五四”至1949年这一阶段，汉诗研究的热点基本是在从平民文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价值评估和对于文人五言诗的辨伪考证两个方面；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则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价汉诗中哪些作品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新时期以来，汉诗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体现出一种全面深入的良好态势。如关于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问题，自20、30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张茹倩、张启成二人则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研究几个方面，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期”（张茹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赵敏俐又从分析钟嵘的《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热（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和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谈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解决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可看成是在这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再如乐府诗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也得到全面的展开。如郑文先生关于《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的研究，从创作缘起的考辨到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及其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郑文《安世房中歌试论》，《社会科学》〔兰州〕1985年第2期；《汉郊祀歌浅论》，《文史》第23辑）。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一文，先从文献考证中说明汉代乐府主要是为郊祀天地、上层娱乐所需而设立，接着从乐府的“娱乐”职能及上层审美爱好对乐府歌诗的渗透，娱乐需要对乐府歌诗表现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那些民间歌诗何以在乐府中得到保存、又何以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审美趣味，以及乐府诗那种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何以形成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钱志熙的《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汉乐府的娱乐化问题作了新的阐发（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赵敏俐发表的系列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入手，对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汉诗创作、两汉诗人思想变革、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先秦到汉以后的转折、两汉社会思潮与文人五言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汉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和思路（赵敏俐《论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论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诗歌创作》，《沈阳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第二是学术思想的更新与理论思考的加深。新时期以来的汉诗研究，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纠正50年代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分析模式，试图从历史文化多方面全面地评价汉代诗歌，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主导倾向。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盛行，在汉诗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也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评价。这首诗，在20世纪各个时期内一直都是人们研究的热点，讨论的重点则是它产生的年代和反封建主题问题。可是新时期以来，这种“传统”的看法却受到了挑战。有的人认为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婆媳不和造成的家庭矛盾，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兰芝夫妇的无子嗣，其性质是强调感情的比较进步的婚姻性爱观与传宗接代的种族婚姻性爱观之间的冲突；有的人认为焦母与刘兰芝的冲突是母爱与妻爱的冲突，应该从作为寡妇的焦母的“变态心理”或“倒置了的俄狄普斯情结”即“母恋子”的潜意识中寻找答案（见《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的再探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论孔雀东南飞心理结构的矛盾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还有的人从刘兰芝和焦仲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所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上分析其悲剧的原因，在强调社会政治背景之外还要看重人物的个性因素，包括对于焦母也应该这样去认识其可悲的一面（潘啸龙《孔雀东南飞主题、人物争议论略》，《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这些不同观点不一定都能服人，但是它却说明当前学术思想的活跃和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多元化倾向。
《古诗十九首》作为20世纪汉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在新时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进展。除了有关的考证继续深入之外，关于它的美学特色研究、语言形式研究、抒情艺术研究、修辞技巧研究，都有专门文章论述。新时期开始不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就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以后，赵敏俐、钱志熙等人也对《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所不同的是，李泽厚认为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只有在汉末才能得以产生，而钱志熙则从先秦就已存在的生命意识观说起，对汉代辞赋、诗歌中存在的生命意识，从汉初到汉末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与汉代生命观的联系（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赵敏俐则不同意《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末的说法，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有关考证还不足以证明其说，反过来却有相当的证据说明它有产生于东汉中期或早期的可能。所以应该从整个汉代社会文人的遭际和命运角度去认识它。这种思潮之所以在《古诗十九首》中得到突出表现，则是因为古诗从广义上属于乐府，是文人士子抒发他们世俗之情的艺术，这种对于《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的重新阐释，显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理论思考的深度。
第三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和前两段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著作，都是最多的，这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从论文方面讲，除了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之外，如邓乔彬的《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郑祖襄的《汉代鼓吹乐的起源及其类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葛晓音的《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第2期）、费秉勋的《汉乐府杂考》（《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钟来因的《同声歌简论》（《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秋枫的《试论乐府民歌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齐天举的《由〈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的解、艳和趋》（《文学评论丛刊》第31期）、《古乐府艳歌之演变》（《阴山学刊》1989年第1期）、杨公骥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阮忠的《汉乐府叙事诗的戏剧性》（《南都学刊》1996年第1期）、张宏的《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叶岗的《汉郊祀歌与谶纬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张家英的《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姚小鸥的《巾舞歌辞校释》（《文献》1998年第4期）、《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公莫舞与王国维中国戏剧成因外来说》（《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章培恒、刘骏的《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等，在汉诗的研究上都有创获。特别是杨公骥先生和姚小鸥关于《巾舞歌辞》研究的一组文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汉代歌舞表演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关于汉诗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姚大业的《汉乐府小论》、王汝弼的《乐府散论》、徐仁甫的《古诗别解》、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郑文的《汉诗选笺》、《汉诗研究》、张松如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赵敏俐的《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叶嘉莹的《汉魏六朝诗讲录》、钱志熙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汉代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徐仁甫的《古诗别解》对汉诗中的疑难之处进行了多达88条的解释，对我们阅读汉诗具有相当大的帮助；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以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汉代的歌舞艺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汉代诗乐的演唱状况及其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郑文的《汉诗研究》以对汉代诗歌作品的具体资料考证见长。书中对汉代朝廷乐章、杂言诗、四言诗等的研究，补充了以往学者只重视民间乐府和五言诗的遗漏（郑文《汉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征引材料丰富，可以使读者对汉乐府的起源、汉乐府的音乐性、汉乐府的分类和编集、汉乐府的特质等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平版）。赵敏俐的《两汉诗歌研究》，则从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两个方面，结合作家思想与诗学观念，对两汉诗歌的发展与变化、时代特色、独特艺术成就以及它在中国诗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详细的论证。其《汉代诗歌史论》一书，又从史的角度对汉代诗歌的发展变迁大势及各种诗体的发生发展和艺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五 20世纪港台和国外的两汉诗歌研究
汉代诗歌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是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港台和国外等在汉代诗歌研究上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在20世纪初，日本的汉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编写曾早于中国，早在1903年，上海中西书局就翻译出版了日人世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在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里，也有对汉代诗歌的介绍，分为乐府、汉诗、武帝以后的诗、汉的女流诗人、后汉的闺秀诗人几部分，显出与中国人著作的不同（泽田总清著，王鹤仪编译《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文章，早在1929年就有铃木虎雄关于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铃木虎雄著，王馥泉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期底的疑问》，《语丝》5卷33期，1929年10月，《小说月报》17卷5号，1926年5月），儿岛献吉郎则对汉代戚夫人、班婕妤等的诗作进行了论述（儿岛献吉郎作，木华译《两汉之巾帼文学》，《益世报》1929年12月17日、28日）。5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于汉代诗歌的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其中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生命主题的研究、小西昇对两汉乐府的研究、增田清秀对《郊祀歌》中邹子乐的研究、乐府历史的研究、泽口刚雄对乐府游仙诗的研究、乐府诗表现形态、声调、音色的研究、汉魏乐府传承的研究、道家春代对古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系的研究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另外，韩国学者车柱环也有关于李陵诗的研究（论文出处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
前苏联汉学家对汉代乐府诗十分重视，著名汉学家瓦赫金以研究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论文获文学副博士学位，并翻译出版了一本《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在前言中介绍了乐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代意义及乐府诗特点。法国学者戴密微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中，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这种五言诗体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艺术技巧”。他的弟子桀溺的《古诗十九首》(1962)一书则是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十九首的重译，第二部分是对每首诗的详尽注释，第三部分是“结语”（评论）。说《古诗十九首》“进行了一种文学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纪。它们深深植根于过去，不仅追溯到《诗经》，而且也追溯到《楚辞》。不仅就其民歌的形式，而且就其哲学思想来说，这些作品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古诗十九首》成功地综合了所有这些特点，创新出新诗体和新精神。它们把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意识溶为一体。在这种结合上，古典诗歌萌芽了”。桀溺剖析了《古诗十九首》“离别”和“死亡”两大主题，分析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和《楚辞》中主人公的异同、景物描写的特点、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等，还把它与法国文学作了比较（此处介绍参考了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二编第二章《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3-100页）。在美国，周英雄在他的博士论文《木铎：汉代的采诗运动及文学的功用》(1977)一文中，从汉代社会政治的角度论述了乐府的功用及其对民间歌谣的采集，《郊祀歌》的创作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意义，乐府民歌的经验模式，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界定了乐府民歌中随口即出的重复方式与近代诗中反复推敲的对句之间的区别等。其研究问题的视点和方法，与国内学者有明显的不同（见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46页）。从以上论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研究汉诗的水平。
港台地区的汉代诗歌研究比较活跃，从6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潘重规的《乐府诗粹笺》、方祖燊的《汉诗研究》、中国语文学社编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二）》、张寿平的《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陈义成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江聪平的《乐府诗研究》、胡洪波的《乐府相和歌与清商曲研究》、张清钟的《两汉乐府诗之研究》、《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歌诗研究》、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等。在这些论著里，方祖燊的《汉诗研究》较有影响。此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对那些名列西汉的虞姬、枚乘、无名氏、卓文君、李陵、苏武、辛延年、班婕妤、宋子侯及其它佚名的优秀五言诗进行了全面的订伪和考证，认为对这些诗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文人五言诗到东汉才算成熟这种流行观点也是错误的。方氏的这种研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性。其后，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前有对每首作品的详细评注，分诗旨、注释、作法、评介、赏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言简意赅，颇得诗之旨趣。后有对《古诗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绍了关于十九首产生年代的三种基本观点的24种说法、关于作者的16种说法，最后的结论也是：“古诗十九首是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152页）。此说虽过于宽泛，但是在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出现之前，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态度。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对汉代女性诗作有独到的体悟（张修蓉《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以上，可代表港台等地在汉诗研究方面的成就。
六 存在的问题和今后预测
20世纪的汉诗研究，无论在文献考证还是在艺术分析和理论阐释上，其成就都是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但是和对中国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诗歌研究相比，汉诗研究却相对落后。时至今日，还没有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汉诗研究组织，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有关汉诗研究的学术会议。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里，专门从事汉诗研究的学者为数极少，也没有形成一个汉代诗歌的研究中心。这既与从事汉诗研究困难较多有关，也与人们重视不够有关。即便从汉诗研究本身来讲，目前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考证方法上存在着偏差。由于汉代距今历史久远，保存下来的资料极为有限，关于汉诗的实际创作情况已难以弄清。两汉前后共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段，在这一时段中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曾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可是，对于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段的诗歌，大部分我们还无法确定比较准确的产生年代。这对于个别诗篇的艺术赏析来说，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要想探究汉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却是莫大的障碍。特别是那些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由于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作者和产生年代，我们也就无法明确文人五言诗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不敢奢谈五言诗的创作规律。文献资料的不足大大影响了我们对于汉诗的研究。
但就是这有限的资料，我们在实际研究和考证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由于受疑古之风的影响，一些论者把前代传说中的虞姬的《和项王歌》、枚乘的《杂诗》、李陵、苏武的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行》、甚至傅毅的《冉冉孤生竹》等，都看成了后人的附会和伪作，于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渐渐地被大多数人视为“定论”。这种说法大大束缚了研究者的头脑，阻碍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在反思，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冠英、吴世昌、沈玉成诸先生，近年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以上诸文分别见《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1985年第11期、1994年第2期）。曹道衡先生在《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一文中，明确表现了对于苏、李诗和虞美人诗真伪问题的慎重态度，因为他已经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诗篇几乎异口同声的否定结论根据不足，希望发现新的证据（曹道衡《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章培恒、刘骏也认为，关于李陵的《与苏武诗》，“仔细研究前代和‘五四’后的学者提出的否定其为李陵作的证据，实都不能成立”（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既然如此，当我们对20世纪的汉诗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时，就应该对这种研究倾向进行一下深深的思考了，这是推动21世纪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二是缺乏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学科领域对于汉诗进行系统综合的探讨。综观20世纪的汉诗研究，其重点始终在文人五言诗的考证和乐府诗的部分篇目分析上，这里又表现出两种倾向。在“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时期，考证和一般性描述的文章著作较多，深入进行艺术分析的较少；在建国后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受政治批评模式的影响，过分地抬高了一部分乐府诗的政治思想价值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作品。同时，由于认定文人五言古诗的成熟年代是在东汉末年，对这些作品产生原因及内容的揭示也只是从“所谓汉末政治黑暗”的角度做直接因果关系式的解释，没有把它们放在广泛的汉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认识。新时期以来，这两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和角度逐渐多样，但大多数学者所做的工作仍显得琐细零散、不成体系，拘谨于一诗一句之一义的争论和发明，选题重复的低水平之作颇多。两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四百年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后世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四百年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诗，值得我们从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美学、艺术等多方面展开研究，但所有这些，又须要在扎扎实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相当艰巨。
20世纪的汉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21世纪，汉诗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起码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上的收获，我们预期21世纪会发现有助于解决汉代文人五言诗产生年代问题的重要证据。20世纪秦代乐府编钟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乐府产生于何时的争论。21世纪如能发现有关文人五言诗的出土文物，将会对汉诗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思想的变革，21世纪的学人在汉诗研究方法论与批评模式上也将会产生新的变化，这将使汉诗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产生一批代表21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著作，促使汉诗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第三是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扩大，汉诗研究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国际化的局面。在20世纪中，苏、德、美、法、日、韩等国的汉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果，并以其新颖的视角给我们以启示。21世纪，这种局面必将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必将对我们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