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国教授《战国秦汉简帛与文学关系研究》由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该书近55万字，包括四编十七章，多数章节作为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已引起学界很大反响。该书以新出土的文献为主，就其中若干重要问题进行细致研讨，多有学术创获，让我深受教益。在此借先睹之便，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学习感受。

第一、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深刻的问题意识。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对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文献本身的丰富性。本书共设“简帛与诗乐”“简帛与楚辞”“简帛与子学”“简帛与《易》学”四编十七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当下的先秦两汉学术研究中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一类是由出土文献而引起的相关学术思考。前者如安大简《诗经》的性质，屈原生年的推算，《远游》文本的生成，《九歌》产生的时代，《庄子》的“卮言”何指，《山海经》产生于何时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传世文献材料不够，作者依据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言之有据，持之有理。后者如出土文献对《诗经》诠释的启迪与效用，隶变与楚辞问题的生成，孔子观周考辩，占 卜学与上古文学之互渗论等论题，思考深刻，颇有方法论意义。

第二、通过出土文献的新发现，寻找解决疑难问题的新途径。我们知道，在《楚辞》研究中，有关屈原生年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楚国从战国到秦汉间的历法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作者根据出土金文、楚竹书、楚帛书的证据，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采用夏正，拥有一套完整独特的历法，其纪年方式采用太岁纪年。同时，他还借助汝阴侯墓出土六壬式盘以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结合《史记·历书》中《历术甲子篇》，用太岁纪年的基本原理，验证前贤诸说，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庚寅日的说法最为正确，可以与屈原生平事迹相吻合。表面看来，他的这一说法并非独创，但是他利用出土文献却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而且总结出来的推算方法也很简明。运用他的方法，将相关太岁纪年转换为公元纪年，验证汉高祖刘邦元年为公元前206年，与《汉志》一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服（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为汉文帝六年（前174）夏历四月二十三日之事，与《集解》引徐广说、《淮南子·天文志》说一致。验证《汉书·礼乐志》记载《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马》一诗为太初四年（前101）获大宛汗血马而作也毫无问题。由此，作者又对前贤在屈原生年讨论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憾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认为这篇《战国楚历与屈原生年的推算问题》是全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近几十年来关于屈原生年研究中的力作。

《隶变与楚辞问题的生成》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篇。本文主要探讨秦汉隶变对屈原与屈原赋二十五篇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楚辞》最初由战国后期屈原所创造、是用楚文字书写的特殊诗体，所以“用楚字”就是战国屈宋作品的典型特征。“但在秦始皇时代‘书同文’之后，在西汉初年，屈原、宋玉等楚地诗人的楚辞作品经过全部隶变传抄，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战国楚辞的许多文字特征因此失去，造成了解释的歧义，如《离骚》《怀沙》的题名就与隶变有关；二是汉世楚辞作品与隶古定后的战国楚辞因为文字都采用今文隶书，由于简帛古书‘不著撰人’‘随文附益’等编辑体例，造成了楚辞作品的缀合现象。”作者认为这是造成近代以来对楚辞作品归属问题大讨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循此思路，作者依据出土文献《鄂君启节》以及上博简《李颂》，对屈赋中的《哀郢》《涉江》《橘颂》诸篇归属做出新的讨论。作者还发现，“今本《九章·悲回风》就由屈原《悲回风》与扬雄《畔牢愁》附益而成，《远游》由淮南王刘安《远游》原作与扬雄《广骚》附益而成。以出土文献为依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主要是根据金匮石室中关于屈原及楚辞的汉初隶变以后的材料写成，其真实性不容怀疑。”我认为，作者将“用楚字”作为研究楚辞作品的重要原则，这一看法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他以此为基础而对《哀郢》《涉江》《悲回风》《远游》等几篇文章所作的考证也颇富新意，这同样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

第三、以精审独到的眼光，在子学研究上做出开拓。作者对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不仅熟悉掌握，而且眼光独到，他总能在这些文献中发现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观点，这一点在第三编的几篇文章中表现最为明显。这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漏卮与〈庄子〉卮言探源》一文。我们知道，在《庄子》一书中，“卮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自晋代郭象注《庄》以卮为酒器，直至现代已产生了几十种说法。这些说法虽然皆有所据，但终觉不太圆融，甚至多有不通之处。作者独辟蹊径，他结合考古发现汉文帝时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卮器以及马王堆汉墓遣册关于卮器的记录，认为这些卮器并非酒卮，而是刻漏记时的漏卮，从而认为这是《庄子》中“卮言”之所本。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计时的“漏卮”的运行原理正合于《庄子》思想的表达，这在《齐物论》等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透露。作者由此而对《庄子》全书的论理风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庄子》“卮言借助漏卮注水表时原理，隐喻论辨语言的流动（verbal flow），体现为思辨语言的循环、无穷、不言之辩、自然流露等重要特征，与宇宙及其生命形态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奇妙的相喻关系，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表现力，为庄子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在庄子与名辩学派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辩难中显明。卮言与寓言、重言相互组合，构成了《庄子》一书独特话语体系。”我个人认为，在诸家说法中，“漏卮”之说可能更符合《庄子》的语言表达，而作者的分析在诸家说法中也最为细致，这应该是近年来在《庄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

第四、文史哲相融合的现代治学理念。这部著作四编十七章，分开可以看成是17篇单独的论文，将其合在一起，又鲜明地体现了当下治先秦两汉学术将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特征。作者立足于文学，更关注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些基础学科，关心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关注地理、职官及天文历算等古代专门知识，研究的问题则紧紧围绕着重要的先秦经典而展开。在论证材料上，除了关注出土简帛文本之外，对于其他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材料也特别关注，如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卮器、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以及鄂君启节等，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的高度重视，这在全书中都有体现。如《洛图演义及秦汉时期的科学祛魅》一文，认为《洛图》实际上来源于六壬栻盘“天地盘”之“地盘”，将一年时间确定在365又1/4日，是建基在历久观测基础上的原始科学，是秦汉时期科学主义“祛魅”运动的结果。全文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术语“祛魅”（disenchantment）与“复魅”（enchantment）来阐明这个问题，可谓别开生面，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国际视野。

新世纪以来从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已经离不开出土文献，但是像作者这样对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做出如此深厚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用陈寅恪的话讲，他是新世纪预此新潮流的一位优秀学者。作者思维活跃，眼光敏锐，往往发人所未发，多有新见，作者有扎实的传统学术功底，有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良好基础，有对当代的考古学成果的熟练把握。更重要的是，他有在传统学术与新材料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本书每一章节的学术征引中，我们才能看到他的博学与精专，看到他的学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这同样是体现本书学术厚重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