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郑朝宗老师逝世的消息后，我独自坐在窗前，面对崇深的落基山呆呆地想念着。无尽的缅怀不知从何说起。自从1961年听他讲授“西洋文学史”至今，将近四十年里，我的生命之旅就一直连着他的名字。他是一个真正影响过我、真正在我的心坎里投下过宝石的人。他写给我那么多书信，可惜大部分都留在沧海的那一边。尽管如此，他的名字还是伴随着我浪迹天涯。无论是飞行在白云深处，还是航行在波罗的海的蓝水中间，我都会突然想起他的名字。在天地宇宙的博大苍茫之中，他的名字和其他几个温馨的名字就是我的故乡。那时想起他是欣慰，此时想起则是悲伤。这么好的一位老师就这样远走了，满腹的心事再也无法向他诉说。

在北京时，我收到他的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他最动情的信，这是他告诉我师母去世消息的信。郑老师平时给我的信如同他的文章，总是把热烈的心包藏在冷静的文字里，可是这一回，他却放声哭泣，每一行字都充满着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内疚之情和感激之情。百日后，他又把悼念的文章《怀清录——一个平凡人的一生》寄来给我，其痛哭的泪痕犹在。在我的经历中，还没有见过一个人对妻子之死如此悲痛，如此把它看作是大事件。几十年的社会教育使我习惯于生活的革命状态，也习惯于把个人情感放在偏远的角落，而郑老师这封信却给我一次惊醒，一次人性教育：人间常情如此之真，真情真性如此之美，这种个体感情怎么可以忽略呢?郑老师是一个唤醒我人性底层美好部分的导师，他的教导不是通过他的言说，而是通过他的眼泪与深情。

郑老师在《怀清录》的哀悼文章中说他和师母乃是姨表兄妹。他们订婚后的第三年准备成婚，却有人散布流言说他有悔婚之意，这话传到师母那里，她异常镇静，只要求见面问个究竟。郑老师说：“云消雾散之后，她带着一颗真诚纯朴的心来到我家，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颗心始终是坚如磐石的。”这几句话，移用到郑老师身上也是极其恰当的。郑老师说鲁迅是个“仁人”，他自己也正是个“仁人”。他的仁厚之核，就是“忠诚纯朴”，而且这核是坚如磐石的。郑老师到了晚年名声已很大，至少是福建人们公认的一个大教授、大才子了，但他对妻子依然像初恋时那样忠诚纯朴。他对妻子忠诚纯朴，对朋友学生忠诚纯朴，对事业也忠诚纯朴。他和钱锺书先生的友情，已成为中国文坛的美谈佳话，其中的美，就是“忠诚纯朴”四个字的无限光彩。

郑朝宗老师和钱先生相处的日子大约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开始是清华园同一学系的一般同窗，到了1942年他赢得一个机缘，才成为钱先生的朋友。一经交往，郑先生立即进入钱先生的深层世界，并成为钱先生的莫逆知音。这不仅是因为郑先生眼光如炬，知道这位博学的朋友未来前程无量，更是因为郑先生有一颗纯朴之心，使他天然地排除骄傲、嫉妒等人性障碍，很快就发觉面前这位大才子身上有一种品格，即对人“不存势利之见”。“不存势利”，便是高洁的人品。郑老师发现，钱锺书虽然天分高，但好学不倦，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手不释卷。勤奋，也是品格。这一年郑先生和钱先生两人真是以心发现心。一年之后郑先生离开上海时，钱先生赠予他的三十行五言古诗：“清华曾共学，踪跋竟相左……”就足见他们的友情之深了。这之后，郑先生和钱先生一别十年，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历史沧桑，直到1953年他们才重新见面，可是到了1957年郑先生却陷入政治劫难，而钱先生也常处忧患之中。然而，不管世事如何浮沉，他们的友情始终坚如磐石。什么政治风烟都侵蚀不了他们的情谊。80年代，知识分子重见天光，郑老师把三十年积淀下的仰慕之情化作对钱锺书学问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别开生面地招收《管锥编》硕士研究生。能想到这一点，正是历史的结果，即1932年郑先生进入清华园之后就开始形成的既深邃又纯朴的眼光洞察的结果。招收《管锥编》硕士研究生，不仅是郑老师人生精彩的一笔，也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精彩的一笔。在北京时，为此事我多次自豪地对朋友说：我的老师郑朝宗真出手不凡，一笔开了一代钱锺书研究的风气。郑老师写下这一笔，与友情有关，但绝不仅仅是友情。《管锥编》深邃如海，一个只是在海边徘徊的朋友是不可能认识它的渊深的。郑老师不是海滨虚泛的赞叹者。他走了进去，并投下晚年最成熟的生命，实实在在地下功夫阅读、钻研，用全部学识去领悟、去开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你对《管锥编》一定要“天天读”。我听了郑老师的话，从1982年至1989年几乎天天读。到了海外之后，我写作《人论二十五种》，其中的“肉人”、“忍人”概念和许多例子都得益于《管锥编》。在郑老师启迪之下，我两次读破《管锥编》，这确实使我的学术素养有所长进。我常想，郑老师自己更不知是如何天天读、天天思索?否则，他怎能写出《但开风气不为师》、《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钱学二题》、《〈围城〉与〈汤姆•琼斯传〉》等《管锥编》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都是高水平的“质”，都是《管锥编》精华的提炼，说它是《管锥编》的研究纲要，绝不过分。在《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第三节中，他列举的《管锥编》八项新义，倘若不是深邃扎实的研究者是绝对说不出来的。这八义包括：(1)学士不如文人;(2)通感;(3)以心理之学释古诗文小说中透露的心理状态;(4)比喻之“二柄”与“多边”;(5)诗文之词虚而非伪;(6)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7)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远而复;(8)译事之信、当包括达、雅。郑老师也许正是受到“学士不如文人”的影响，因此喜写至情颖思之文，不喜欢作学士那样卖弄学问姿态的高头讲章，包括各类复制性很强实无多少见地的大部小说史、文学史，而他写的这几篇仅有六七万字的文论，其价值绝不在百万字的高头讲章之下。

80年代里我和郑老师不断通信，而督促我细读《管锥编》、学习钱先生学品人品是老师信件的主要内容。他几乎每封信都要叮咛此事。郑老师还写信给钱先生，说我是他“最可靠的学生”，他用“最可靠”这个词，使我感动不已，至今难忘。后来钱先生对我格外关怀格外信赖(以后我会在纪念钱先生的文章中细说)，除了我自身的心灵倾向与心灵状态得到钱先生的挚爱之外，自然与郑老师的竭力推荐有关。郑老师在给我的信中对钱先生一往情深，他对钱先生的评价与描述，每一句都是真挚的冰雪文字。这些年我多次为这些信件的下落而焦虑。人生的挫折与磨难我不怕，北京一群强人打劫我的居所也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可是师长与友人给我的玉石般的书信如果丢失了，却会让我心疼到死。幸运的是，在1989年离开北京的那个清晨，我于慌乱中抓了一把信件恰好有三封是郑老师的。其中有1986年1月6日的一封信，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尝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〇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这封信中的意思，郑老师叮咛过我几回。他的提示我记在心里。一个品学兼优的文化巨人就在附近，高高的山岳就在身边，我记住了。郑老师对钱先生的崇敬之情感染了我，使我更认真地读钱先生的书。1986年初，我已经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一年多了，有许多事我都去请教钱先生。每次到钱先生家里，他和杨先生都非常高兴，除了谈工作，我们总要提起郑老师。郑老师的名字显然是条洁白的纽带，它的洁净与纯朴，使钱先生对我格外信赖，从为我题签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开始到破例地出席我主持的三次大会(他从不参加任何会)，都不同寻常。郑老师要我好好向钱先生学习，而我从他的教诲中首先学到郑老师的品格：他的朋友之爱这么真、这么纯。说知音难求，是像郑老师这种知音才真的难求，这是一种品格、学识、情感、境界都集于一身的知音，这是时间、空间、人间邪恶无法动摇与影响的磐石般的知音。

郑老师对妻子、友人、学术的真诚纯朴使我感动，而对于我——一个学生的真诚纯朴，更是让我感激。我在下笔写这篇悼念文字的时候，情感是双重的，一重是伤感，另一重则是自豪感。郑老师的去世带给我的忧伤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抹掉?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母校厦门大学的海滨，在沙滩上悄悄落泪，那一定是我想念着那些爱我但不在人世的老师，其中首先是郑老师。除了伤感，我便觉得自己有幸成为郑老师的学生，一个有许多弱点和缺陷但却得到他的厚爱的学生。1988年，他已到古稀之年，而且身体很弱，但他还是要借文代会机会到北京。他说他不是想来开会，而是想“到北京看一老一少”。老的自然是钱先生，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钱先生也在想念我，多年朋友至少得再见一次。”少的就是我。到了北京，一进我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要见一老一少。看到老师稀疏的白发，看到他挤在我书房(兼卧室)的小角落里说着这句话，我马上转过身去偷偷抹掉眼泪。妻子见我伤情，就连说郑老师精神很好。和他一起到我家的有陈荣春(泉州市长)、刘登翰和中新社的林华、王永志等好友。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很想对郑老师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可是说不出，反而是他老人家一再劝我：人到中年，工作又多，可千万要注意身体，不可太劳累。过了两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我们单独交谈，他对我说了许多“私话”和“知心话”。每一句都真的是“语重心长”。他说的话很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要懂得“壕堑战”。他说：你生性率真，敢于直言，不留余地，这是好的，但屡屡赤膊上阵，一旦中箭倒下，反倒可惜。这一意思倘若是别人劝我，我可能要辩白几句，可能要说“我不赤膊谁赤膊?!”但由郑老师相劝，我便觉得他从情感最深处关怀我，而且有道理。我的确锋芒太露，说话总想说个痛快、彻底，完全没有设防，这一面是失去自我保护能力，另一面也没想到别人能不能受得了。到海外之后，我身处异国校园草园，心境平静，想起郑老师，更觉得他的话是对我的至仁至爱，格外宝贵。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以为郑老师在劝解学生明哲保身。不是的。郑老师对我的仗义执言，敢于批评社会黑暗是衷心支持的，他的信件常常给我力量。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他返回福建立即给我写信说：

近在人民日报上见君一文，其中颇多创见，敢言别人之所未言，此种胆识至堪钦佩，想钱先生必与鄙意相同。目前国内为人门户之见仍极牢固，前途当仍有连续恶战，为维护真理，死生以之，此亦我国传统美德之一，宜加继承。所宜注意者，即勿让两面二心小人乘机撩拨，从中取利，是高明人，自知保卫，无庸愚之喋喋多言矣。

郑老师劝我注意“壕堑战”，并非让我回避真理，而是教我如何更好地“为维护真理”去作“死生以之”的奋斗。这与鲁迅主张“壕堑战”而铮铮硬骨犹存是一个道理。

郑老师对我的关怀与厚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大学三年级，他开始讲授“西洋文学史”。尚未听课，我就听到其他老师介绍说，郑先生有学问，但他是个摘帽右派分子，只能接受知识，不要私下交往。我当时是个乖孩子，绝对听党的话，也就不敢私下拜访。这一点使我离开厦大之后几十年一直悔恨不已。年轻轻为什么就这样胆小、听话、坐失求教的大好时机?太没有出息了。今天我更是把这一点视为青年时代的一个错误。幸而在课堂里，我洗耳恭听郑老师的课，常常听得入迷，课后又绝对按照他的指教阅读所规定全部必读的书目，从《伊利亚特》、《奥德赛》到《神曲》、《浮士德》、《唐璜》等等。下课时间我总是要到讲台前问他各种问题。有一回我问到“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有没有道理?”他愣了一下，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的温馨和喜悦，永远使我难忘。郑老师对学生极为严格，必读的书非读不可，他的考试也极严格而别开生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会出一系列的填空题，例如《俄狄浦斯王》的作者、《复活》的男主角，都属于填空对象，倘若没有认真阅读就混不过去。期末考试时他出了更多难题，结果得五分的同学极少。我因得益于高中时就读了许多西方作品，加上特别喜欢郑老师的课，就学得特别开心，成绩优异。期末考试时，我分析哈姆雷特形象，把背诵的段落加以引证，使得郑老师非常满意。他甚至激动得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考卷背后题了诗。此事是考试之后许怀中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这次你的“西洋文学史”考得特别好，郑先生高兴得题起诗来。然而，因为郑老师是个“右派分子”，不可接触，我竟然无法到郑老师家去问及此事。这件事一直鼓舞着我，赴北京时，我把郑老师的“西洋文学史”讲义装进箱子，在大北方的灯光下，我一次又一次翻阅。一捧起讲义，就想起郑老师题诗的事。这不是为自己受到欣赏而自美，而是我从中看到一种人与文化的炬火：一个老师可以为一个学生的好成绩如此真挚地兴奋，可以如此热血翻腾而难以自禁，这是何等伟大的教育者人格?何等伟大的教师性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