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0日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当我提笔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时，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他辞别人世时的一幅画面——
1989年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举行。
追悼会结束，我和几个同志乘坐一辆小面包车跟随队伍，送耀邦的灵车去八宝山。一出北门，只见长安街南北两侧大街上，早已挤满了为耀邦送行的人，密密麻麻的人群组成南北两道人墙，一直绵延到万寿路、五棵松……
当时，我直觉得胸口发闷，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连我自己也闹不清，那泪水是酸的，咸的，还是苦的；那画面，也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本来，我和胡耀邦根本搭不上关系。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他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我是这个党的区区一分子，他位居云霄，我栖身泥土。然而，机缘擘画，际遇安排，当他还在总书记位置上的时候，我奉调进入中央办公厅，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当秘书。命运让我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步跨入高层政治生活的圈子。那时，我的办公室也在勤政殿，距耀邦同志办公室不过十来米远，而组织关系和耀邦同志及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编在同一个党支部，也算是到了耀邦同志身边。由此得以近闻謦欬，面获亲炙。后来又眼睁睁看着他从总书记位置上倒下来。
岁月易逝。转瞬之间，耀邦同志已溘然长逝26年了，但迄今依然音犹在耳，容犹在目，教犹在心。他的思想、道德、人格、情操，对于我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已悄然化为魂魄，凝成筋骨，融入血液和生命，成为终生的心灵指南和精神导师。
最初知道胡耀邦这个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中。那时我是一个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青年大学生。从街头散发的各式传单中，知道团中央揪出了“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对胡耀邦有什么罪状不甚了了，却记住了胡耀邦15岁就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心中不乏钦敬。
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并心生敬意则是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企图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和错误，在全国大搞“全面整顿”，和江青“四人帮”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胡耀邦被派到中科院任负责人。他坚定地执行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和当时权倾朝野、恣意横行的江青一伙对着干，尽力遏制和纠正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政策是非，把科学院的整顿搞得有声有色，深获科技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他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文革中疯狂的极“左”路线背道而驰，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扬。他和当时铁道部部长万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成为邓小平麾下搞整顿最积极、最得力的几员干将，在全国声名远播，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记忆。我那时在天津一家报社当记者，对“四人帮”的淫威造成的恐怖岁月，以及他们推行的一套反动路线给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感同身受，因而也深切关注着中央高层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对邓小平、胡耀邦的不惧横逆、无私无畏、敢做敢当的战斗精神深怀崇敬。在我心目中，胡耀邦是个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斗士”。
不久，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再度打倒，胡耀邦也再度销声匿迹。
1976年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的契机。先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是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位置上的胡耀邦，在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团结一批人，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干了在中共历史上称得起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情：一是发起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推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反省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实现历史觉醒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再次显示出少有的英雄胆略、卓越眼光和博大胸襟。当他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并进而担任总书记之后，我心里感到，黑暗的日子总算结束了，中华民族正在从泥淖中走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归正途，中国将回复到一个正常社会，胸中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
1983年秋天，我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此时校长已是王震将军。当时正批“精神污染”，思想理论战线首当其冲。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到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党校的气氛已不一样了。教员们说话、讲课都很谨慎。党校教员中有许多是从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去的，私下里和他们交谈，依然是耀邦在时如何如何，耀邦同志说过什么什么，让人感到若论及精神一脉，耀邦仍是校长。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动态》，我们每期都能看到，上面依然会有一些外面看不到的好文章；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些讲话，也在我们学员中广泛流传。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耀邦让青年干部要认真读书，说一个地市级干部一生至少要读2亿字的书。他还说，人一生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平庸之辈，二是昏聩之徒，三是有为之人。希望青年干部不甘平庸之辈，更不能当昏聩之徒，要努力做有为之人。就从那时起，我给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即到60岁退休之前，用20年时间，再读2亿字的书。分解这个计划，每天至少要读够28000字，一个月要读84万字，一年要读1000万字。我一生立过许多志愿，有些因主客观原因都没能坚持到底，但耀邦提出了读2亿字书的要求，我做到了，直到今天，仍在坚持阅读。当然，他说的人生三种可能，我自忖不是有为之人，但也还不至于沦为昏聩之徒，是虽不甘平庸而终归平庸吧。
鉴于中央党校前几届毕业生有过耀邦接见并发表讲话的先例，到我们这一期，学员们都普遍希望毕业时能请耀邦来讲讲话。那时我任支部书记，心里也有这个愿望，把这个想法与培训部十几个支部书记一沟通，竟然是一致赞同。于是就把学员们的要求反映给培训部领导，培训部答应将此报告校方，但校方总是泥牛入海无回音。到了1985年夏天，离毕业越来越近了，这事还没定下来。于是我就直接去找陈维仁副校长（陈在耀邦任党校副校长时兼任耀邦秘书），希望他能转达本届学员希望耀邦接见并讲话的请求。那时我完全不知道王震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白陈维仁同志的难处。维仁同志说，现在是王老当校长，要讲也应该由他讲，具体谁讲，要由中央定。我把维仁同志的话给学员们一传达，大伙都有些悻悻然。但仍然要求我继续反映，强烈要求耀邦同志接见并讲话。于是，我也不讲礼数，三番五次地找陈维仁同志，别的话也不好说，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学员们还是想听耀邦同志讲话。维仁同志最后给我说了一句：正在联系。
毕业的日子到了。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耀邦同志将参加毕业典礼并跟大家讲话。那时，王震校长出国了。
7月15日，耀邦到党校出席毕业典礼，和毕业班全体学员照完相，在大礼堂做了《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的报告。在谈到形势时，耀邦说，对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怎么看呢？
他说，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讲我们好得不得了，简直什么都好。另外一种，是另一个极端，认为我们什么都糟，除了一切落后、振兴无望之外，还有什么“修正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我赞成这么一种估计：这几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所谓之一，就是可以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媲美了。他说，对于那些极端的议论，我们的方针有两条。一条方针是：对国外那些说我们糟得很的，一般不予批驳，为什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都要驳起来不胜其烦。第二条，我们也不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强加于人。同国外朋友谈话，我们反复讲，社会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到现在只有60多年，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长期实践来回答。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间，谁都不能认为自己完美无缺，要允许和鼓励大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去探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说，改革这个大方向，要坚定不移，不要模糊。抓住局部现象，以偏概全，或者从某种抽象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都是不可能正确判断客观形势的。只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我们现在这种事情可多啦！
耀邦这个话，其实是话里有话，当时我没能听懂，只是后来进到中南海，了解了一些事情，才知道从概念出发，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是什么意思。
在谈到理想时，耀邦说，理想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只能讲个方向，讲个大概，那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好些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我们在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讲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不能离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代表我们的根本立场。第二，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我们的目标同现实的斗争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要经常想到我们在此时此地究竟应当怎么走，才能领导广大群众朝着我们的最终目标前进。今后几十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分三大步走。第一大步是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小康之家”；第二大步是下个世纪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党成立100周年之后，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然后再走第三步，到下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以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第一流繁荣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在我看来，这个三步走，就把我们的最高理想同新中国成立100年内的现实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了。
耀邦这番话，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感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改革开放事业紧扣在一起了。
接着，耀邦谈到了纪律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谁做了不准做的事，就查到底。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有个经验之谈，不可忘记，叫作“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领导上搞亲疏关系，下边就会闹派性；领导上讲情面，下边就会搞对策，践踏原则；领导上搞特殊，下边就会搞严重的违法乱纪；领导机关不努力工作，下边就会自由散漫。整顿纪律要先从党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
他说，我们要下决心，用两三年时间把党风搞好。如果不争取在今后两三年使党风有个根本好转，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一是党风一定要搞好，二是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不是有个口号，叫作“从我做起”吗？就是要自上而下，以身作则，不抓紧自己不行。我相信，只要党风真正搞好了，社会风气也就好办了。他说，中央、省市这两级机关，讲空话的太多了，讲套话的太多了，一般号召太多了！现在，“表彰”大会多得不得了，一人一块奖牌。必要的会可以开一些，但现在开得实在太多了！有的完全是走过场，搞形式，劳民伤财，而且还都提出要首长题词。今后一定不要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东西了！不能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到无穷无尽的空话、大话、套话上去。
最后，耀邦勉励大家要实事求是，做有胆有识的干部。什么叫有识？他说，第一，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有科学知识；第三，对实际情况了解很透。什么叫有胆？正确的，敢坚持；不对的，敢说；违法乱纪的，敢纠正。他说，今天在座的多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年轻干部。今后几十年内要三步走，你们不单是走第一步，还要走第二步的人，你们要把老一辈手里的接力棒接到下个世纪去的。人民对我们年轻的干部充满希望，年轻一代的同志们一定要争气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面听耀邦同志讲话。撇开他讲话中的道理、逻辑不论，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真。纯真，率真。真实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语言，没有装腔作势，故作神秘，也没有居高临下，谆谆教导，他是自然本色，敞开心扉，和你做朋友间的交流。但就是在这种轻松交流中，你会感受到高山巍峨，大河奔流，他燃烧的热情和雄辩的逻辑不知不觉就征服了你，让你愿意现在就站起来，跟他走。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前夕，我调进了中南海。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总书记也有种种麻烦和无奈。他身处政治矛盾和旋涡的中心，置身于几重夹缝之中，他雄心勃勃想要推进的全面改革，哪怕前进一小步都要碰到重重阻力，他个人也时时处于误解、谣言、攻讦的风雨之中。那个环境和氛围，让我这个书呆子体验到了“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的况味。是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淡定，还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身边的风险？胡耀邦像一棵大树，坚强地挺立着。
1985年9月18日，也就在党代表会议开始的同一天，北京大学突然爆发了一次学潮，波及部分高校及其他省市。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学潮，虽然没形成什么气候，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党代会一结束，最高核心层就开会研究北京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事。邓小平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他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示威喊喊口号，没什么了不起。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指胡耀邦）是光绪，这是侮辱，是挑拨。胡耀邦说：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游行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啊！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地方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对游行示威进行必要的限制。邓小平总结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来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就群众游行的问题通过一个地方法规，条文由中央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发。
此后，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开会研究学潮的事情，就学潮的性质，发生的深层原因，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提出来在全国开展形势教育，加大对于改革的宣传，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胡耀邦比别人想得更多些。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讲了这么一番话，说：看来，今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乱子恐怕少不了。至于他们喊打倒胡耀邦（国家教委的负责人汇报学潮中喊出来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号）也没什么，不要老盯着抓几个坏头头，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路线搞正确，把党风搞好，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在大大小小的动荡和纷争中，提高和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靠民主和法制来处理各种乱子，化解各种矛盾和纷争。这段话，我是从书记处会议纪要上看到的，当时还将其转抄在笔记本上。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我对学潮的发生感到意外，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带来民族大进步、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改善的时候出现学潮。二是在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和文革极“左”路线之后，该怎么分析和处理自发的民众诉求？耀邦的这个谈话如醍醐灌顶，让我思想为之一震：耀邦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大目标、大视野来看待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诉求，对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共产党人如何执政的问题做了深层思考；对如何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有了新的思维，这就是靠民主法治道路，靠把党自身建设好，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作为党的领导人，敢于提出打倒胡耀邦也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说过类似的话，没有第二个中央领导人说过。这种共产党人真正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实在是大音希声。
在中南海工作，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大领导讲话。作为工作人员，我们自然都是恭而敬之，仔细谛听，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努力消化。但实在说，多数场合领导人只是念讲稿，脱开稿子讲的不多；二是他们讲的都对，都正确，但似乎都曾听到过，过后还能留在脑子里的不多。耀邦不大一样。尤其是在一些讨论性的会议上，他极少照本宣科，总是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他每次发表意见，总是在帮你打开一扇窗，启发大家思考，让大家无拘无束，畅快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需要召开一次全国理论工作会议。中办主任王兆国召集我们几个同志在勤政殿小会议室研究这个会该怎么开，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耀邦也早早来到勤政殿，他是要到外地去调研视察，等车来接他去机场。趁这个空当，耀邦走进小会议室，问：你们开什么会？王兆国说，商量中央部署的几件大事，议论全国理论工作会议怎么开法。耀邦听说理论工作会议这个话题，来了兴致，问我们：哎，我新请来了一个理论司令，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耀邦指的是朱厚泽。那时朱刚从贵州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时间不长。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不错啊！耀邦说，他最近讲了个“三宽”（指宽厚、宽容、宽松），听说有些不同意见，你们怎么看？
耀邦要听的是真话，我们在他面前说话也没什么顾忌，我们也真的很欣赏朱厚泽这个新部长，于是就坦诚发表了我们的看法：
“‘三宽'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内在要求”；
“这个提法有利于推动思想理论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开拓创新”；
“‘三宽'是我们党处理和广大知识分子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正确方针”；
“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
秘书、秀才们说话习惯讲究个逻辑、层次，耀邦也不时会意地点点头。我们中有一个同志刚从广东、江苏、天津等地就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回来，向耀邦反映说：在这些省市对中央分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有些意见，认为不是积极支持改革开放，而是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一套，挑毛病，抓辫子，打棍子……这时耀邦接过话茬，说：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条件嘛！如果我们天天去争论，好多事情就干不成了，我们也陪不起啊！有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现在争也争不清楚，我们把改革开放搞好，把特区搞好了，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出来了，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小了嘛。所以我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不要迎面相撞，要超越飞行。你飞你的，我飞我的，你飞八百，我飞一千……
话还没说完，警卫秘书进来说，车到了，该走了。耀邦站起来，说，好吧，你们接着议吧。看得出，耀邦对“三宽”的说法是赞赏的。他的“超越飞行”说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理性和包容。后来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一次提到了“三宽”，万里、习仲勋、胡启立也都认为讲得不错。万里还冲着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不无揶揄地说：你就讲不出这个话来。
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常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方面的东西，根子深，积弊重，影响大，又常以“正统”“革命”的面目出现，成为阻挠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威胁。对此，耀邦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有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1986年，为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耀邦出席并讲话，后来耀邦让启立去讲。会议讲话稿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我奋斗了一个星期，将稿子先送启立同志过目。通常像这类代表中央的讲话都要送常委及相关领导同志审阅征求意见。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到启立办公室，两人准备把稿子通一遍再送审。启立拿着稿子对我说，咱干脆直接到耀邦那儿去，当面听他意见。我说，那你自个儿去？启立说，走，一块去。于是我又多拿了一份稿子，随启立去见耀邦。
这是我头一次进耀邦办公室。趁启立和耀邦说话，我把办公室扫了一眼，耀邦办公室和其他书记们并无其他不同，只是他屋子里书格外多，一面墙的书柜里除了经典作家的大部头，各种大辞典之类工具书，还有些历史、哲学类的著作。他的写字台上也有打开正在看的书，书里夹着一支红铅笔。启立跟耀邦说稿子是我起草的。耀邦冲我点头示意。我们围着耀邦的写字台，启立坐耀邦右侧，我坐耀邦对面，三人呈品字形坐下。我把讲话稿的主旨、逻辑及结构向耀邦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由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们俩各拿一份稿子，看哪儿不合适了，就停下来修改。没想到，念完第一段就卡了壳。文章开头，通常总有几句礼节性的话，我也习惯性地写了几句。当我念到“代表党中央向辛勤战斗在外宣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和致以崇高敬意”时，耀邦就叫停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停了下来。耀邦说，“我怎么听着这个什么战斗在，什么战线啦，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和平年代，搞经济建设，搞各项工作，都要讲规律，讲科学，和打仗不是一回事，当然也要艰苦奋斗，要牺牲精神?，但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什么战斗队呀，冲呀，杀呀，那么一股火药味?。”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长期以来受文革遗风濡染久了，一不小心这种文革语言就会习惯性冒出来。经耀邦点拨，我马上就来了句，那就把“战斗在”改成“辛勤劳动在”或“勤奋工作在”，把“战线”改成“外宣工作各个岗位”，耀邦马上说，这个好，这个好。启立也笑了，说这么改也显得亲切了，朴实了。耀邦连鼓励带告诫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嘛，写文章要有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嘛！我向耀邦检讨：是我粗忽，用心不够，说套话成了习惯了。
就这样改文章，好处是推敲得仔细认真，但速度慢，效率低。改了约一个小时，中间不时有电话打进来。耀邦说，这样吧，这个稿子给我留下，看完后再把意见告诉你们。于是我们退出来。第二天早晨一上班，耀邦修改后的稿子就送来了。在头页左侧位置上耀邦竖着批了一行字：“退启立同志：此件我已看过，内容和文字都很好，只在第8至9页上动了几个字，供参考。”
此前，我也听同事讲过，说耀邦交办的活儿不好干，原因是他标准高，要求严，一个文件不改十遍八遍根本过不了关。后来便有了亲身体会。记得整党运动之后，中央下决心端正党风，强调从北京做起，从中央机关做起，力争两三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由耀邦讲话。
当时我和中办调研室两位同志，还有从中纪委、中组部借来两位同志共5人，承担初稿起草任务。我们5个人白天调研，开座谈会，拜访党内外各界人士，听意见，晚上碰情况，务虚议观点，最后拉提纲，定思路。起草小组白天黑夜连轴转，奋斗了40天，写了1万多字的初稿送上去。1986年1月9日，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八千人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报告，这个报告只采用了我们起草报告中的3000字。我将初稿和耀邦最后的讲话稿做了认真对比，立刻找到了差距之所在，从中领悟出来许多东西。
在耀邦身边工作，无论是一次谈话，一个批示，或是一处文字修改，他总能给你一种思想的启示，给你点亮一盏心灯，同时又总是充盈着一种浓烈真挚的人文情怀，会感染你，温暖你，净化你，让你变得心地纯净、澄澈、光明。
一次午饭后，我和两个同志从食堂出来，打算到瀛台去走走，快到石拱桥了，见耀邦正由警卫秘书陪着也在瀛台散步。怕打扰他，我们就扭头往回走。谁知被耀邦叫住了，我们便停下脚步，耀邦边向我们走来边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躲我干什么哟！我们都笑了。因为虽然也没谁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平时的习惯，见了中央领导一般都只点头示敬，或站下让领导同志先走，不赶上去主动搭讪。耀邦走到跟前，突然提问：哎，你们说说，中国的农业究竟怎么搞，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几亿农民尽快富起来啊？他是满脸的认真，我们则是瞬间脑子短路。一是有关三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一般由国务院和中央农研室做专门研究，我们平常系统的考虑较少；二是刚吃完饭，脑子也不在状态。好在我老家在农村，多少知道点情况和信息，就信口说了几条：三中全会以来的惠民政策，农民是满意的，他们的顾虑是怕变。虽然农村出现了一些专业户、种田大户等新的苗头，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还是要长期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生产方式还是千百年形成的一套老办法，要让科技下乡、下地，向农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培养各行各业的能人和高手，起致富的示范带头作用；长期以来，农业基础比较薄弱，这些年生产条件改进不大，像水利灌溉、土壤保护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政府要向农业倾斜，加大投入，加强为农业的服务；工业发展之后要考虑反哺农业，改善生产条件，引导、帮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我对三农问题研究很少，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耀邦听得很认真，不时还点点头，最后叮嘱我们说：农业问题是个大事情，是篇大文章哟，你们多做点调查研究，要把农民致富的事放在心上啊！我当时想，耀邦心中有个“平民心结”，天下苍生唯系念，万家忧乐挂心头。他把老百姓的事看得比天还大。
谈起耀邦，很多人都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我领略过，感受过这种赤子之心。
十三大之后，耀邦成了一个不分管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参加政治局会议，他不再到勤政殿来上班，我们也很少再看见他的身影。启立同志是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常委。按照党内规矩，他把该送的文件照常送耀邦看，该征求意见的照常听取耀邦的意见，心中依然视他为师长。1988年秋天，中央准备向全国发一个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文件征求意见稿出来，启立同志就给耀邦送了一份，请他审阅修改。过了两天，耀邦就给启立来电话，说，文件看完了。启立让我到耀邦家里去，专门听他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我沿着中海顺东墙出一扇小门到耀邦家。耀邦正在小会客室等候。那时天已经有些凉。耀邦穿着一件蓝色中式小棉袄，脸色有些苍白，神态略显疲惫。坐下来，开门见山。耀邦说，个别字句的修改我都写在稿子上了，你们参考就是了。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这些年，我们对思想工作并非重视不够，也使了很大劲，但效果不那么好。战争年代，我们积累了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很有效。今天时代不同了，任务变了，历史条件也不同了，所以要研究适应今天的新形势。今天我们干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要适应这个，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更不同于文革十年，反修防修，全面专政。把这个大背景、大形势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目标才讲得清楚，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不改进就没法加强，改进了，也就加强了。战争年代，我们有一条过得硬，就是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发扬，你让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四化，你在那里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腐败，这个不改变，发多少文件也不行。我总是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做，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但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谓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不大相信党的领导，当然也可以跟他们讲些道理，但光讲道理恐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线政策搞对，首先中央机关带头，把党风搞好，带动全国，等到两个文明抓上去了，人民得实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很廉洁，思想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什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就自然消除了。把工作搞好，把路线搞对，把党风搞好，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嘛。这件事你们研究，当然也不一定要写进文件了。还有一个队伍问题。现在全国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多少？恐怕要以百万计，百万大军啊，这些人对党忠心耿耿，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有好多“左”的东西，这支队伍因为听党的话，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在实际工作中伤害了一些群众。现在这些人名声不好，群众说他们是“只会耍嘴皮子”，“搞假大空”的“嘴把式”，把人搞得灰溜溜的。过去的错误在我们党，在中央嘛！这些替我们做工作的同志是在代党担责，代党受过。群众中有看法，有情绪，可以理解，中央要说句公道话，千万不要再伤害他们的感情。
这就是胡耀邦。一方面，痛彻反思和纠正过去“左”的一套的遗毒，毫不掩饰地承认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和过失，一方面，毫不推卸地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从执政党自身找原因，找办法。这就是从胡耀邦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这与我们通常那种出了问题、犯了错误，要么就是归结为敌对势力的阴谋，要么就是责怪下面执行出了偏差的惯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不同。而后者正是我们长期“吃堑不长智”，在同一个地方多次摔倒的重要原因。
从耀邦家里出来，耀邦送我到门口。我请他留步，他执意要送。我顺便告诉他：这一两年，我们出差到下面去，各地的同志都很惦记你，一再托我们向你表示问候。耀邦说，那谢谢同志们?！说这句话时，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似乎受他情绪的鼓舞，我压在心头很久的一句话终于憋不住了，说：耀邦同志，在你面前，我是个后生晚辈，有句话不该由我来说，但我还是想说给你。这时耀邦凝神望着我，显然是鼓励我说出来。我说：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希望你想开些。历史最终会给你以公正的评价！耀邦沉吟片刻，说，哦，这是句好话嘛！谢谢你哟！不过我个人微不足道，不评价也没什么了。我说，也不单是你个人的事，历史会说话的。
说完，和耀邦握手告别。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听他谈话，也是最后一次单独听他谈话。
回到办公室，立即将耀邦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启立同志。启立同志当时看完，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因为耀邦谈的，远不是一个文件修改问题。
1989年春天，我到苏南调研。4月15日凌晨，从广播里听到耀邦逝世的消息，顿时脑子像遭到电击。尽管知道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但总觉得这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轻易走的。没想到他还是急匆匆走了。
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第二天一早到启立办公室。自从耀邦住院，启立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耀邦逝世，他在医院守护耀邦遗体一宿，也刚回到办公室，显得很疲倦，脸色很难看，见了我，说，耀邦家里设了灵堂，你们可以去家里吊唁，然后又轻轻吐出三个字：少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悲痛之外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日，我和中办几个同志去耀邦家里为他送别。当看到他灵堂里那张面带忧郁的遗像，想到几个月前还在听他谈话，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外流。从灵堂里往外走时，只见院子里堆满了花圈，前来吊唁的人排着长队，一拨刚走，一拨又来。也就在那两天，天安门广场上已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群众。空气显得沉闷而凝重。
我对形势有些忧虑。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越来越多。我关注着耀邦的丧事。一天早晨上班，我走进办公厅一位主任的办公室，道出了我的担心。他告诉我：耀邦的悼词中“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条没通过，一位老人不同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提议，在北京组织十万干部群众及市民向耀邦遗体告别，也遭否定，因为耀邦只不过是个政治局委员……
我哑然无语。心里搞不明白：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分子，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拥护他，爱戴他，愿为他送行，这不是共产党的光荣吗？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必要漠视和压制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这份情感和心愿呢？
身在高处，不敢造次。只能把很多疑问都吞咽下去。然而，耀邦的下台和辞世，对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不得不再一次审视和校正自己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评判体系。
耀邦逝世两年后，我走出红墙，回归泥土，再作冯妇，重为报人。这使我可以渐离中心、自解缧绁，更从容冷静地去追寻耀邦的足迹，探寻他思想的脉络和人生的轨迹。我去了湖南浏阳苍坊村那简陋的农家土房子，找到了他的起点；我去了江西共青城含鄱口耀邦的墓地，拜谒了他的归宿；我去了前人称为“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在那片干涸的黄土地上听乡民们讲胡耀邦让他们反弹琵琶，念“草木经”，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我去了兴安岭林海，去了乌苏里江畔的边陲，去了贵州的民族地区，去了天山南北，去了雪域高原，耀邦去过的一些地方，我也去了。所到之处，几乎都听到了他许多的故事……我重读了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触摸了他和时代共振的脉搏，和人民相同频率的律动……
正是从耀邦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政治家，什么叫人民公仆，什么叫光明磊落，什么叫刚正无私，什么叫道德操守，什么叫清正廉洁，什么叫赤子之心，什么叫善良仁厚……我以为，胡耀邦之在共产党队伍里出现、存在和离去，都有某种符号意义。他以自己的人格在权力场重塑了一个参照系。透过胡耀邦，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何谓高尚，何谓卑劣；何谓正义，何谓邪恶；何谓君子，何谓小人；何谓真善美，何谓假恶丑……
一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史，胡耀邦笃定是抹不掉、绕不开的人物。
重新认识和评价胡耀邦，不仅关乎历史真相，也关乎未来的方向和路径。
大树百年，风范永矗，伟哉斯人，精神万古！
（2015年夏·北京西山）■
（作者为《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