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观点，常常听人提起，前些天我在上海讲胡适，再度耳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堪比春秋战国。当然，这话还有尾音：我们所生存的时代，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时代。

在一些论者口中，北洋时代实在美轮美奂，令人神往：“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英雄群起逐鹿中原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这是一个说真话出大师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时代……”这五点，除了最后一点容易引起非议，前面四点，大抵都可成立。基于此，今人总结北洋时代，最爱用一个词语：自由。

我们以前谈过，大时代必须具备哪些特征，其中一点，正是自由。不过，享有自由的时代，未必就是大时代;何况，北洋时代的自由，究竟是谁之自由，何种自由：自由属于全体国民，还是少数人;自由表现为一种权利，还是一种气质;自由背后是规则还是混乱?

追问至此，不难发现，北洋时代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时代。除了自由，以及相应的开放、包容，它还拥有什么呢?大时代一应元素，如富强的国力、自信的民众、光明正大的气象，一个都不具备。细说起来，北洋军阀执政这十六年，论外交，与晚清一样，依然陷入列强宰割，处处仰人鼻息;论内政，只怕还不如晚清，袁世凯当国那些年，尚属安定，他一死，天下再无磐石，随之四分五裂，战乱频起，胜者通吃，谁打赢了，谁便执掌国柄，谁打输了，谁便黯然下台，成王败寇的丛林逻辑，导致朝局动荡如走马灯，制度、法度的良辰美景，都成虚设，执政者的清廉和节制，大抵是唯一的遮羞布。经济方面，并未出现袁伟时等人所言的“黄金十年”，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提供的数据，北洋时代经济增长相当缓慢，的确给人以“低沉”之感，要说黄金十年，那也是国民党执政的1928-1937年。由于内政紊乱、经济沉滞，“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仅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已”。

再说自由。北洋时代的自由度之大，诚然是百年一遇，然而其自由的背后，不是大治，而是大乱，不是政府有意放任，而是不得不放任，以中央政府之孱弱，更新换代之频繁，根本无力管制，只好放开手脚。这样的自由，绝非大多数人的福音，因为一无规则保障，二无责任约束，自由不是被搁置，就是被滥用，遭到侵犯，却无处维权。

为什么这样一个暴乱的时代，会被誉为“大时代”?厚古薄今，只是一端。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时代的命名者：知识人。如你所知，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掌握了对历史的诠释与对时代的定义。由知识人命名大时代，他们自然会追寻最适合知识人生存、知识人地位最为尊崇的时代。北洋时代之于知识人，第一有自由，第二重文教，第三，在那个激变年代，传统摇摇欲坠，新生正在孕育，供知识人发挥、驰骋的空间异常辽阔，倘有创造力，自当开宗立派，退一步，则可引进西学，开一代之风气，领百载之风骚。扬名立万、成为大师、令后世顶礼膜拜的机遇比比皆是。这样的时代，知识人怎能不爱，怎能不梦寐以求，愈是求之不得，愈发寤寐思服?

不过，我们今天说，北洋时代是知识人的乐土，这里的“知识人”，恐怕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主要指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知识人，那些大家、名流。能够青史留名，终归少数，他们在当时的知识人群体当中所占比例，自然不会太大。更多的知识人，默默无闻，无权无势，与贩夫走卒一样卑贱，同呼吸而共命运。生活在茅屋、亭子间里的他们，不曾享受北洋时代的荣光，却必须承担北洋时代的苦难。

大知识人与普通知识人之间存在差异，正如知识人与普通百姓之间存在差异。一旦这些差异不可转化、祛除，那么必将导致他们对大时代的理解出现霄壤之别。有些时代，对知识人而言是大时代，对老百姓而言则是小时代，反之亦然。若把大时代换作“盛世”，小时代换作“乱世”，正适应这一论断：“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同理，北洋时代只是知识人的大时代，绝非老百姓的大时代。平头百姓最期盼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那个时代无法给予;所给予的自由与解放，于他们却如浮云。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第一是温饱，第二是安全，第三才是自由、尊严云云。如此，便有了那句名言：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但凡乱世，都是老百姓的小时代。

话说回来，知识人就一定喜欢乱世么?我看未必。如果投票，他们对乱世的接受率，也许还比不了武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与其说呈现了诗歌的幸运，不如说呈现了诗人的困境：当国家与诗家不能两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情。毕竟，还有更佳选项：国家强大，诗家盛大，“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对比“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单论气概，便胜一筹。

基于身份差异、价值差异，知识人与老百姓对大时代的想象和向往发生了致命的冲突。话语权在谁手中，大时代便由谁来定义。就此而言，北洋成为大时代，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现实情怀。这种情怀令人感慨，却也需要警惕。我们不必再要求今天的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不过，他们心底，起码要有一点公理与公义，他们的知识与思想，不可局限于一个群体或阶级的私欲，而遗忘、抛弃了芸芸众生。恕直言，把北洋时代塑造为大时代，我只看见知识人一己的得失，而无万民的忧乐，我只看见一派一系的安危，而无天下苍生的兴亡。

我奶奶生于1915年，正值北洋时代;死于2009年，则属和谐社会。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时而陷入谵妄，此前一直清醒，当然这只是一个老百姓的清醒，难入知识人的法眼。她常说，自己这辈子，最享福的年头，还是1985年从农村返回县城之后，最困苦的年头，无疑是文革十年，至于民国，则处于两者之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起来，她对文革的深恶痛绝，估计不亚于知识人。恰恰在这一点上，知识人和老百姓难得达成共识：文革是一个令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小时代。

2015年8月12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