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晚，江绪林悬梁自尽。与其同日死亡的还有戴煌、安伯托•艾柯、哈珀•李(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等。这一份黑色名单当中，江绪林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个。
除了死亡，这一天的中国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如“央视姓党”与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如果后世书写编年史，这必定是要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形之下，江绪林的死亡依然微不足道。
邹思聪写道：“这就是刚刚过去的一天，这一天好像在隐喻许多年。”
我和江绪林只有些许交往，至今缘悭一面。最早听说这个名字，大概在2003年，当时我所关注的两个领域，基督教与政治，皆可见他的踪迹。2000年5月底，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他，在三角地等处贴出海报和文章，以基督徒的身份，纪念那个即将到来的禁忌之日，并呼吁用基督教的和解精神纾解那场风波的政治后遗症(郭玉闪《自由是封锁不住的》曾写到这一节)。想来许多人知道江绪林，都是源于此事。那一年他25岁。
江绪林的形象从此被政治重重围困。尽管后来他说，关心政治而不热衷政治，由于“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他更注重个体灵魂的拯救与安妥，然而那篇半是声辩、半是声援的文章《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悲伤的原因依旧在于政治，他的作家校友所遭遇的政治碾压之残酷，使他“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如其所言：“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江绪林与政治无可化解的纠结，导致世人对其死亡的议论，不免沾染了政治色彩。读过他的文字与遗书，我觉得大抵可以推断：其抑郁与政治有关，自杀则与政治无关(这样一个纯粹、真挚的思想者和信徒，若其弃世之念，起自对国事的忧愤，遗书必定有所表达，而非一字不提)。不过，如果我们把死亡视作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自杀的短短一瞬，那么对江绪林之死进行政治化解读，未尝不可成立。
进而言之，我们谈论他人的死亡，落脚点未必是他人的死，而是自己的生。从江绪林身上看到什么，则可反证你在乎什么，渴慕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死亡只是一面镜子，不论生者选择正视，还是逃避，所见只能是自己。
听说江绪林的死讯，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却是三年前辞世的王科力。科力与我同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基于信仰之故，他的死亡极其安宁、祥和。那篇《病中碎语》，我一读再读。他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恐惧只持续了三十秒，因为上帝早已把平安放到了他心里，爱里没有惧怕。最后他劝告亲友：“不要对离别太过悲伤，也不要对生命太多沮丧，因为我们对生命一无所知;更不要对上帝太早失望，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旨意还知之太少。”
以王科力为参照，同为基督徒，信仰则令江绪林焦虑、撕裂。其遗书写作貌似平静，对身后事的交代有条不紊、细致入微，不过细读之下，会发现平静背后，别有一种狂暴，尤其对上主的祈祷，惊心动魄，有如约伯的旷野呼告：“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我以前爱说：有信仰的人有福了。然而，即使是同一信仰，即使信仰同一神灵，因个体不同，造化则有异，福与祸的转化，生与死的抉择，端看个人修行。说到底，信仰的根本，不在所尊奉的对象，而在自己，你与神的距离，取决于你自己能够走多远，而非相反。有时不是神来拯救你，而是自己救自己。有时你需要的甚至不是信仰，只是信心。
读江绪林遗书，我忽然想起2002年下半年，我和姚伟在歌乐山上的农家，租了一间地下室，苦读哲学和神学。彼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与地下室的环境一样逼仄、阴冷、终日不见阳光。我曾不分昼夜，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最后，俨然与书中的伊凡合体，灵魂逼近虚无之境。为了化解精神紧张，姚伟常去勾搭隔壁的川外女孩，我则借助酒精，令神经迟钝、麻痹，从而停止思考，以防走火入魔。诗仙太白六元一瓶，佐以油炸蚕豆、花生米，不止一次将我从虚无的深渊之中拉拽而出。所以当我读到遗书结尾，江绪林说：“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不由潸然。我能体味他写下这一行字的心境。
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不是自虐么，为什么要去读那些书，思考那些问题呢?我竟无法正面反驳，只能归之于造化弄人。不过，如果可以模仿那句庸俗的名言：“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不妨说，未曾拷问死，不足谈生;未曾追究生死的界限、存在的意义、爱欲与公义的关系，不足谈人生。我不求明断生死，只希望战胜死亡的恐惧;我不求彼岸的救赎，只希望克服此岸的虚无。
回头想来，我与江绪林的路径恰好相反：他从积极投身政治，到尽量远离政治，主张不要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尤其是当下政治变迁之上，若借用传统话语总结其转向，即从“兼济天下”回到“独善其身”;我在歌乐山读了一年书，下山之时，虽不再迷恋哲学与神学，若论思想旨趣，则在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不无隔膜，此后数年，才一步一步走向形而下，走向公共空间，走向无法回避的政治生活。也许在途中，我们曾擦肩而过，现在他停止了行走，我还得继续跋涉。
哪条路更好呢，谁知道?友人曾劝我：忧国忧民太伤身。我答：人生苦短，但求心安。“心安”二字，也许浅薄了些，然而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脱之道。江绪林之死迫使我反思：假如当年不曾下山，或者下山之后不曾改辙，结局如何，会不会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不敢想象。就我的性情而论，像江绪林那样祈望从个体身上寻找“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应是一条不归路;安身立命之处，落在了家国天下，虽常愤然、黯然，终归有所寄托。
江绪林去世那日的微博，记录了他死前的精神挣扎。其中两条，一问一答：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
他的死因，正写在这里。纵使肉身坠入幽暗的虚空，精神始终向往光明的美好。就此而言，这个人并不犬儒，亦非苟且，他的死亡依然是勇者的选择，是对末法时代的反击。这一点，足以使他灵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