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汉奸问题
2、挺经疑云
3、圣贤与豪杰
4、李鸿章之过
5、东方俾斯麦
6、裱糊匠的衣钵
1、汉奸问题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是一副无情对，上下联内容全不相干。上联所云杨三，本名杨明玉（一作鸣玉），兄弟辈中排行第三，故称杨三。他唱昆曲，演丑角，一般称昆丑，因其出身苏州昆班，亦称苏丑。同治、光绪年间的戏剧界，有“同光十三绝”之说，其中仅两个丑角，一是京丑刘赶三（刘保山），二即苏丑杨三。“杨三已死无苏丑”，意思是，杨三代表了苏丑表演的巅峰或绝唱，只怕后无来者。下联所云李二，即李鸿章，兄弟六人，排行第二，故称李二。他不仅被骂作汉奸，还被斥为“清末第一汉奸”，甚至与古今中外的卖国贼并肩而立。杨三与李二对照，关乎一段史事，正须一一道来。
刘体仁《异辞录》云：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李鸿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李瀚章）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
伶人赶三，指刘赶三。文中交代，那天上演的剧目叫《丑表功》，这是京剧而非昆剧，所以演丑角的应是刘赶三而非杨三。与此相应，张伯驹有一首赞刘赶三的诗：“骂世敢嘲李合肥，方巾难演是耶非。赶三一死无苏丑，唯有春山唱打围。”诗后还有一段注释：“清末前，戏班皆昆乱兼演，老辈无不能昆者。苏昆以丑角特见优，故乱弹班亦极重苏丑。庚子前以刘赶三最有名，刘一日演戏嘲及李鸿章，有‘拔去三眼花翎’一语，而受责罚。甲午后，李一力主和，士大夫轻之。赶三病卒，有人为联嘲李云：‘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传之。”张伯驹似乎把苏丑和京丑搞混了，而且，“赶三”对“李二”，显然不如“杨三”工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刘赶三死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一，换成公历，应是8月1日；李鸿章因平壤之败，遭翁同龢参劾，光绪皇帝下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则在9月17日。这两个数据一列，可知问题出在哪里，李鸿章受处分之时，刘赶三已经过世了，因此绝无可能“骂世敢嘲李合肥”。
刘赶三的事，与杨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一段文字：
有个叫杨赶三的戏子，演剧《丑表功》时，在台上说：“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刚好台下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等人在看戏，勃然大怒，冲上去把杨赶三揪下台，送到官府里，打了一顿板子。不久，杨赶三惊吓过度而死。坊间流传一副对子：“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叶曙明《李鸿章大传：大清裱糊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77页）
这更好笑了。叶曙明这么优秀的学者，竟把杨三与刘赶三混为一谈，取前者指姓，后者指名，合二为一，而且将伶人之死，诿罪于李经楚，这般生拉硬扯，则在论证“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联的来历。但是，假如这副对联并无什么来历呢，按我的判断，这乃是闲人的手笔，“杨三已死”与“李二先生”原本八竿子打不着，只是为了嘲讽李二，随手引出杨三而已。那么我们何必为李二杨三生造一段故事？
最好的处置办法，则是让杨三的归杨三，李二的归李二。这里不妨抛开杨三的演技，单说李二的汉奸问题。李鸿章背负汉奸之名，罪证大体有四，一是兴办洋务，二是外战主和，三是割地赔款，四是收受贿赂。第四点特指1896年《中俄密约》谈判期间，俄国人为了促成签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一说“50万卢布和25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一事。不过此案疑云密布，一来只有俄国人的孤证，二来与李鸿章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一面坦言向李鸿章行贿，一面坚称“李鸿章当时在彼得堡没有得到任何贿赂”。对此，我们不妨追随陈旭麓、袁伟时、马忠文等历史学者的推论，暂且存疑。
第一点则可多说两句。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曾致信友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这不仅呈现了他对洋务运动的态度，还呈现了洋务运动的处境之艰。晚清时期，国门固然大开，国人却大多排外。在一些极端者——如义和团——眼里，不止办洋务的人，只要一个人与洋字沾边，譬如使节、翻译、留学生等，都是汉奸，用义和团的话讲，叫二毛子、三毛子（洋人叫大毛子）。哪怕圣贤如曾国藩，都不能免于骂名，遑论他的同乡、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不仅被骂作汉奸，被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还与李鸿章一样，被编入对联以羞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更可怕的是，他死后依然不得安宁，1900年，义和团啸聚华北之际，刑部侍郎左绍佐趁势上疏，要求清算两大汉奸：“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此时距离郭嵩焘谢世已经十年。当然现在来看，彼时的汉奸，实则为开眼看世界的先知，这不是罪名，而是荣耀。
至于第二、三点，不妨合在一起说。无可否认，不论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还是中日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李鸿章都是主和派，且为领袖。对此，我们何不追问一声：主和一定就是卖国吗，主和派一定就是汉奸吗？以前说过，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百年以来，几乎所有中外战争，都徘徊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语）的困局之中。战难，由于国力、军力俱不如人，譬如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判定“南北洋水师尚未练成，不能与法国角逐”，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淮军名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直言道：“当时我国陆军万不能敌日本陆军，海军万不能敌日本海军，稍有知识者无不知之，不待智者也。德宗景皇帝（光绪）昧于外情，轻于尝试。文忠（李鸿章）久知淮军暮气甚深，海军又属新练，厌战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必须承认，对于这一破落局面，李鸿章本人则需承担一定责任）和亦不易，除了要满足列强的贪婪胃口，还得化解朝野主战派制造的舆论压力，后者往往更艰难，所以说，时人认为甲午战争系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还是低估了他，实质则是“以一人敌两国”：日本和中国。
既然战和两难，作为国家重臣、北洋领袖，李鸿章所需考虑的问题，则在使中国的损失或牺牲最小化，如开战败北而赔款，与主和而直接赔款，哪个数目更小。以此来看甲午战争，可知其关节点，不在中国为什么战败，而是该不该开战。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对李鸿章的痛切批评：“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就此说来，主和不是罪名，不敢坚决主和才是天大罪过。把主和与汉奸挂钩，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战败之后，自然要签约，丧权辱国，在所难免。任谁去谈判、签字，都将是替罪羊，千夫所指，人皆欲杀。如果说签署《马关条约》，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兵败的责任人之一，不得不出来顶缸，以致“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那么签署《辛丑条约》，清朝的失败，几乎与他全无关系，八十老翁，扶病北上，则纯出于责任，这非但不是卖国，反而一派爱国的热忱。再如，与日本谈判，割地赔款，乃是朝廷的统一决策，李鸿章原本主张可赔款不可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到头来，他却成为最大的卖国贼，替整个朝廷买单。这已经不是奸臣为皇帝顶罪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更深的政治悲剧。
李鸿章晚年曾以裱糊匠自嘲：大清王朝如一间破屋，其一生功业，办厂、练兵等，则似裱糊匠东补西贴，勉强涂饰，将之敷衍为净室，待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番话无奈而沉痛。庚子年北上之前，裴景福问他怎么收拾残局，他答以三点：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第三则是赔款，“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岳瑞《悔逸斋笔乘》）这番话同样无奈而沉痛。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豪杰，一生被守旧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至死都不能摆脱汉奸的骂名。即便如此，其绝笔诗依旧忧国忧民，读之令人无语凝噎：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补记：有人把李鸿章的绝笔诗判为伪作，我则倾向于断定其真。李氏之诗，拙于辞藻，胜在气魄。然而他人代笔，辞藻可学，气魄不可学。Y老师教高中语文，谈到李后主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盛赞其帝王气概，非凡俗可比。此理亦适用李鸿章诗。后人多喜此诗颈联，我却更爱颔联。三百年、八千里云云，令人想起李氏少时诗作“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只是少年壮志凌云，到头来，却随沉沦的国运，化作死不瞑目的一声叹息。
2、挺经疑云
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曾国藩的孙女婿。作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李鸿章对曾家子弟，一向厚待。若非沾老婆的光，仅具中人之才的吴永只怕难进李鸿章幕府，遑论“以通家子弟相待”——所谓通家，即两家交好，如同一家——“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吴永追随李鸿章，始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过后，“晨夕左右，几逾一载”，那是李鸿章一生最失意、潦倒的一段岁月，如其自述：“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闲居于北京贤良寺中，门前冷落车马稀，年过七十的李鸿章终于有了些老人的气态，常与吴永抚今追昔，最感念的故人，便是他口中的“我老师”、吴永的“太丈人”曾国藩。
李鸿章告诉吴永，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他讲了一条。有一老翁请贵客午餐，早间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近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儿子肩挑菜担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于水塍之上，彼此各不肯让。老翁上前劝解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那人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道：“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那人道：“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通，挺身就近道：“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那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纷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李鸿章只说了一条，再不言语。吴永催他，他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事后吴永推敲，感慨道：“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既名“挺经”，主旨自然是挺，宁思一时进，莫思一时停，有进无退，宁折不屈。吴永的感悟，分作局外与局内，虽也可取，终归离题万里，由此正可见他的资质之平常。而且，他还在期待后面十七条的教诲，恐怕上了李鸿章的当。
首先，我们无法确证曾国藩写过《挺经》，其文集、日记并无蛛丝马迹，如今市面之上流传的《挺经》，都是后世编撰甚至杜撰；退一步讲，哪怕作为秘传心法，我只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引述的李鸿章这一例，可谓孤证，吴永是老实人，想来不会说谎，李鸿章天马行空，不拘小节，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至少“十八条”云云，不得当真。其次，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论成功秘诀，与《挺经》关系实在不大，而当归于黄老之学，要起名的话，可叫《忍经》。当然，有人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事理纳入《挺经》，不是不可行，只是这么一来，《挺经》变成了百宝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相比曾国藩，李鸿章显然与《挺经》更加亲近。他这一生，都在坚守一个“挺”字。对此，《清史稿》不仅有记，还拿曾国藩作对照：“（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恝然，冷淡之意。《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议汹汹，积毁销骨，几欲杀之而后快，李瀚章见状，给弟弟李鸿章写信，相约一同告老还乡，息影林泉，李鸿章不从，答以“当与国同休戚”。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待义和团之乱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国人终于意识到，唯有李鸿章出山才能收拾残局，“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按一位朋友的总结，国人对李鸿章的态度，可以形容为“无事骂他，有事用他，用后再骂，骂后再用”）。这正呼应了李鸿章的那句感慨：“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以围剿捻军为例。起初曾国藩主持剿捻事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中原战地，流寇驰骋，坚壁清野，自是正道，不过注定了一场持久战，最需时间和耐力。曾国藩只支撑了一年半，受不了舆论压力，“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主动告退，这毋宁违背了《挺经》的主旨。李鸿章接手，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几乎都师承“我老师”，最大区别在于，遇到朝旨切责、严议、夺职等，他敢于抗疏，挺上一挺——持久战的要义，恰在一个“挺”字——挺了一年半，终于大功告成，先后剿灭东西捻，逼捻军首领张宗禹投水而死。按《清史稿》所述，剿捻的战略如“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然而最终收功的却是李鸿章。这里面，除了天命或运气，与个人性情不无关系：一者知难而退，一者知难而进。由此不妨断言：曾国藩可能是《挺经》的作者，李鸿章无疑是《挺经》的行者。
李鸿章的《挺经》，第一表现为担当。如梁启超所言，无论遭遇何等风险，陷入何等风波，李鸿章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尝有畏难退避之色。吴汝纶为李鸿章作神道碑，有“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之赞词。据王伯恭《蜷庐随笔》，甲午战后，有一天恭亲王奕訢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答道：“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这一点，后来为袁世凯所继承，王锡彤认为袁世凯的一大优点，亦是担当，“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
第二表现为坚忍。空有担当，不能坚忍，断难结出正果。李鸿章不仅能打脱牙齿和血吞，吞下之后，还能继续苦战，死撑到底。继续说他与袁世凯的故事。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落难于贤良寺期间，袁世凯曾为翁同龢作说客，请李鸿章暂时告归，养望林下，让出大学士位置，李鸿章大怒道：“……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事后他告诉吴永：“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第三点表现，只能说无赖或无奈。《马关条约》谈判之际，李鸿章做好了最坏准备：“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这依稀可见《挺经》的风范。可惜败国之臣，寸步难行。等到最后一次会谈，一贯豪气干云的李鸿章，忽然转型为一个斤斤计较的小贩，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这艰难一幕，读之简直令人落泪。《挺经》再挺，李鸿章的骨头再硬，终究不敌陆沉的国运。
3、圣贤与豪杰
梁启超《李鸿章传》最后一章以李鸿章对比古今中西人物，共列举十六位，其中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中国人，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等。谈曾、左、袁，足见梁启超的见识，谈李、张，则呈现了他的偏私。李秀成固然是太平军中最杰出的人物，然而称其政治、外交“皆不让李鸿章”，未免可笑，实则二人相距不可以道里计。此后对张之洞的贬斥，更加荒唐：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在晚清，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一是左宗棠，二是张之洞（论起来，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辈，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后辈，皆非同辈人，可比性则弱一些）。左李之间，龙争虎斗，剑拔弩张，有时表现为派系、意气之战，更多则在政见的冲突，譬如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好在公论不妨私谊，1885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的挽联十分体面：“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堪比十三年前左宗棠挽老冤家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再说张之洞。他与李鸿章，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同道，无论观念，还是行动，无论洋务运动，还是东南互保。即便有所争执，远远谈不上激烈。譬如庚子国变之后，李鸿章在北京议和，折冲樽俎，焦唇干舌，张之洞置身事外，成天乱出主意，今天告诫朝廷不可拆除大沽炮台，明天建议朝廷到长江上游设立行都。李鸿章不胜其烦，斥之道：“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张之洞反唇相讥：“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无论书生习气还是中堂习气，在张之洞身上均有表现，他曾得“习气大全”之谓：“世所谓‘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官场习气’、‘滑头习气’，与夫近世之‘新界习气’，张公胥兼而有之，得不谓之‘习气大全’乎？”）此事流传开来，遂成谈资。李鸿章的话被简化为“香涛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的话则成了“少荃议和两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两句话恰成对仗（徐珂《清稗类钞》）。
我把李张并论，用意则不在这些奇闻异事，而是因为，在晚清这个过渡时代，论才具，论心志，能够革故鼎新、开辟新时代的人物，李鸿章这辈人中，唯有他和张之洞。可惜二人的结局都不尽如意。李鸿章欲作独立潮头的健者，终而不敌时代的反潮流，其功业仅止于一介裱糊匠；张之洞的才学与机运虽优于李鸿章，血性与气概却稍逊一筹，一生周旋于中西、新旧之间而不得突破。他们最终都未能开出新时代，而不得不屈就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
同为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二人不免要被置于一处，互较短长。然而评语往往对张之洞不公。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晚清有言，“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前句谓李鸿章“一切了然，但办不动”，后句谓张之洞“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这显然低估了张之洞的头脑。他对时局的判断，固然有时投机，有时迂阔，大体而言，还是一个清醒者，甚至“举世皆醉我独醒”。“懵然”二字，用在李鸿藻、翁同龢等君子身上毋宁更合适。再如梁启超对张之洞的批判，则使我无比纳闷：倘若拘泥于个人恩怨，任公何必写李鸿章传，并对其评价至公；可是，假如不计恩怨，持平立论，任公何以对张之洞这么刻薄呢？
这说到底，还得归结于李鸿章与张之洞的政治风格之差异。如梁启超所云，李鸿章的一大特长，即“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慨。这样的血性，这样的气魄，哪怕作为敌手，如伊藤博文，都对其惺惺相惜，敬服有加。张之洞恰恰缺乏这一点，而喜趋时，好讨巧，讲求利害过于是非。拿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来说。梁启超大红大紫之时，他过分热衷，如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梁启超落荒而逃之时，他则迅速切割，如戊戌政变后第二天，他致电孙家鼐：“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待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他致电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称“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请日本政府早日将其驱逐出境。如此反复，难怪梁启超要骂他无耻，并预言他的下场：“欲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败名裂”——张之洞虽未身败名裂，最终却在新旧之间进退两难，沦为不新不旧之人。
不妨对照李鸿章的表现。据孙宝瑄日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决然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如此强悍，反而令慈禧默然（李鸿章还说过：“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一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差异，使我想起一种古老的说法。先贤论人，有圣贤与豪杰之分，与不为圣贤便为豪杰之说。尽管朱熹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大意是，豪杰不必是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事实上，这二者的界限还是相当分明。拿近世人物来说。曾国藩可谓圣贤，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均属豪杰。张之洞的尴尬正在于，貌似两样都沾，实则两头不靠，作为文臣，其理想自然是圣贤，然而一生行事不脱豪杰气，以圣贤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诚”字，以豪杰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勇”字，因此只能徘徊于二者之间。
4、李鸿章之过
梁启超《李鸿章传》开篇便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一代豪杰，自然不是庸人。不过他的遭遇，要说“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却也勉强，无论当年，还是今世，落在他身上的谤议都远过于赞誉，所以不妨改作“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其所受之谤，有些纯为无稽之谈，发自闲人的私心与偏见，早已如秋后枯叶，随风飘逝；有些则属时代错位，待时代的车轮驶入正轨，国人终将发现，原来李鸿章头顶萦绕的不是阴霾，而是光芒；还有一些，却是实实在在的过错，不容遮掩与诡辩——我们说过，李鸿章是豪杰而非圣贤，即便圣贤如曾国藩，要挑毛病，不难挑出一大堆，相形之下，李鸿章毛病更多。
曾国藩以谦逊著称，李鸿章相反，素来目无余子，傲睨一世。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吴汝纶则换了一套说辞：“（李鸿章）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西人眼中，李鸿章“矜持、自信和傲慢”。不过狂傲到底算不算大毛病，只怕见仁见智，须知在乱世，谦者往往更适合守成，唯有狂者才能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与此相应的一端，则谓李鸿章心狠手辣。这特指苏州杀降一事：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八将献城投降，李鸿章进占苏州之后，不顾约定，设宴杀之，并诛其余党千余人。此事争议极大，我们且来看今人最推崇的曾国藩的评语：“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貌似一半肯定，一半否定。联系曾国藩论人的标准，譬如他评价手下大将，认为彭玉麟光明俊伟，然而本事不及杨岳斌，因为杨氏“颇狠”，言外之意，彭玉麟有时不免过于仁慈，所谓慈不掌兵，狠辣之于军人，未必是天大的缺点。而且，李鸿章的狠毒，仅仅表现于此时，纵观平生，完全当得起“仁厚”二字。
李鸿章真正的缺点，窃以为第一在贪。与其并称的晚清大佬，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著名的廉吏，张之洞虽有“屠财”之名，不过他的挥霍无度，更多在公事而非私事，正如他的谋利，更多在公利而非私利（据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张之洞的幕僚汪某曾建议辜鸿铭：“……香帅（张之洞）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张之洞闻之大怒：“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曰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其人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足见清苦。与他们相比，李鸿章的手脚便不那么干净。在他生前，曾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流言，合肥是李鸿章的籍贯，在此一语双关，暗讽李鸿章如硕鼠，攫取民脂民膏，一人肥而天下瘦。
需要注意，李鸿章敛财的主要手段，并非贪污受贿——陋规所得，属于灰色收入，不该归于此列，只要身在官场，哪怕清正如曾国藩，亦难免俗——我们试想一想，听过多少他收受贿赂的故事呢，其受贿史上最醒目的一笔，即在《中俄密约》谈判期间，收受俄国人的巨额卢布，至今犹是疑案，无法坐实；而是利用政商关系，进行权力寻租，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许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都由他一手发起，创办之初，投资入股，壮大之后，股权随之增值。据梁启超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李鸿章皆有大量股权，如电报局，创于1880年，资本8万两，二十年后，增至220万两，持有原始股者自然大发横财。对此，有人名之曰“发洋务财”，这可视为一种经济投资，然而终归是有权阶级的专利。
那么李鸿章到底敛财多少呢？关于其家产，有人列举了三种说法：梁启超《李鸿章传》云：“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称李鸿章死后“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容闳认为李鸿章的私产超过四千万。取其中者，应有千万之多。搁在今天，大概是一个市长级贪官的水准。顺道说一句，袁世凯的遗产，存款、股票、房子等累加起来，估值过三百万元，与李鸿章还是有些距离。
贪腐之外，李鸿章的第二大缺点，在于用人唯亲，这与曾国藩用人唯贤，恰成对应。所谓亲，即淮军系，只要出身淮军，足够忠诚，无论贤愚，在李鸿章手下，都有饭吃，稍具才干，便可得到重用，出了事，李鸿章还会像其家乡特产老母鸡一样护犊子，或袒护，或顶罪（如叶志超在朝鲜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狂奔五百里回国，被朝廷革职，李鸿章还试图保护他，奏请留营效力）。这么做的恶果，不难想见。试举一例。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本是庸才，因其系淮军老人，加之对李鸿章言听计从，才被重用至此，这种人，太平时节，尚可敷衍，一旦开战，便如无头苍蝇，最终杀身成仁，被誉为“死节”，实则早已误国，于事无补。
李鸿章用人，除了唯亲，还有一个毛病：惯以名利驱人。如《清史稿》所云：“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这两点，正好呼应。如果说用人唯亲，导致李鸿章的属下“非庸碌即贪劣”，再以名利驱人，志节之士更不可为其所用——袁世凯也是这个问题，“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侯毅语）。老话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利益只可能用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对一支队伍而言，依赖利益，永远无法建构坚固的认同感。北洋水师何以“一败不能复振”，原因正在于此。
谈到李鸿章的用人，其女婿张佩纶有一说法：“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这番话在两可之间，不过“喜用小人之有才”，如盛宣怀之流——在张佩纶眼里，估计得加上袁世凯——正是李鸿章的一大用人风格。话说当年曾国藩用丁日昌等，也是如此，明知丁是小人、诈人，却不得不用，因其“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当幕僚赵烈文质疑，他则感慨“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一语道尽了用人之难。
李鸿章的第三个缺点，表现于外交，在其晚年，出现了一大失误。俗云弱国无外交，晚清固然积弱，李鸿章却有外交家之名，足见其本事之大。他所善用的策略，即以夷制夷。甲午之后，日本崛起，李鸿章决定联俄以制日，驱虎以吞狼。如果具备狮子一般的实力，完全可以挑动虎狼之争，坐收渔利，如果只有绵羊一般的实力，纵使挑动了虎狼之争，最终受害者恐怕还是自己，1904、1905年间在中国开战的日俄战争，可为印证。
所谓联俄，指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赴俄之前，李鸿章在上海告诉黄遵宪：“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中俄密约》签成，他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在他死后，黄遵宪挽诗云：“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结合后事来看，此诗简直具有一种先知的力量。如你所见，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及其后裔对中国的伤害，与日本相当，如果不是更大的话。
除此三点，梁启超指出，李鸿章的见识，亦成问题，故而有“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之叹。其书有一段评语：“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这么说，近乎春秋责备贤者，然而我们既然推许李鸿章为晚清第一人，这样的责难，并不过分，尤其对比同时代的伊藤博文，更见李鸿章的思想局限。说白了，李鸿章一生成败，都局限于“晚清”这两个字的阴影之下。他终究只是时势造出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5、东方俾斯麦
古时给人起绰号，好拿先贤作参照，倘若借用文学术语，可曰“拟古”。如《水浒传》中，花荣绰号“小李广”，拟的是汉朝名将李广，吕方绰号“小温侯”，拟的是三国名将吕布，孙立、孙新兄弟，一个叫“病尉迟”，一个叫“小尉迟”，拟的是唐朝名将尉迟恭。绰号大多出自赠与，故而以赞誉为主，哪怕言过其实。不过还有一些人，自己给自己起绰号，比附先贤，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励志。拿近人来说。湘军将领当中，至少有三人自比诸葛亮，罗泽南叫“老亮”，刘蓉叫“小亮”，左宗棠叫“今亮”（一说“老亮”）。这三亮，以左宗棠名头最响，他给朋友写信，信末常署名“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平时打仗，一旦得意，便道：“今亮似犹胜于古亮矣。”据说他家的灯笼与众不同，上书“老亮”二字，往来长沙城中，人称“亮灯”（陈鼎熙《栩园藏稿》）。这则从自励发展到自恋，甚至自吹自擂。
近世以来，国门大开，人心不古。“拟古”之外，多了一招“拟外”，即用外国人来提升身价。如果我们晓得了拟古是怎么回事，那么对于拟外，更不会轻易上钩。譬如西方人把慈禧太后比作伊丽莎白一世，这顶高帽子，未免尺寸过大。只要略通历史，当知这二人并无多少可比性，伊丽莎白一世号称雄主，乃是英国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开创了英国的黄金时代，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以她命名的“伊丽莎白时代”；至于慈禧，作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虽然延缓了这间破屋子的寿命，终究不能改写其分崩离析的结局，无论才具还是功业，她何德何能，敢于比肩伊丽莎白一世？加藤徹称她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可惜这是一道残阳，她身后的帝国即将沉入永夜，相形之下，伊丽莎白一世则如英格兰的旭日。
慈禧的时代，还有一个中国人，常被拿来与外国人对比。此人即李鸿章。彼时李鸿章虽无世界级影响力，却堪称世界级名人。关于他的世界排名，我至少见过两种说法，一是“当今天下三大老”，指李鸿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四任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译格兰斯顿，见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指李鸿章、俾斯麦和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两份名单，不论真伪，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大抵便是“东方俾斯麦”。
那么，这个绰号是否名实相副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词，而是妄言，他从军事、内政、外交比较这二人：“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结论是“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不消说俾斯麦，李鸿章连格莱斯顿都比不了，在梁启超看来，格莱斯顿是“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则是“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他们相距整整一个时代。
与俾斯麦的差距，李鸿章心知肚明。1896年6月27日，他游历欧美期间，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最后那番留言，足见李鸿章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年长他八岁的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
与俾斯麦会面之时，俾斯麦开玩笑道，法国人不会认为“东方俾斯麦”是一句恭维话，因为他们讨厌俾斯麦。随后李鸿章来到法国，迎来了另一个绰号：天朝的塔列朗。法国人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一译塔莱朗），常被拿来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可参见阿·叶鲁萨里姆斯基《外交家俾斯麦》一文第四节），不过他的争议更大，哪怕在其同胞眼里，都是毁誉参半。此人与拿破仑同时代，无论内政外交，都是一把好手；论其德行，则与才具成反比，他以贪婪、诡诈、善变著称，一生屡经政权更迭，始终屹立不倒，永保高官厚禄，据说他几乎背叛了所效力的每一个政权，故而有“叛徒”“变色龙”等骂名，那句“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正是他的名言。这么一说，我们会发现，李鸿章与塔列朗并无几多相似，法国人所赠的绰号，其实是一种嘲讽。不过，塔列朗被同胞视为叛徒，正如李鸿章被同胞视为汉奸，仅凭这一点，二人的确应该惺惺相惜。
“毕相伊侯早比肩”，说罢毕相（清末民初，俾斯麦常常译作“毕士麦”），再说伊侯：日本人伊藤博文。梁启超《李鸿章传》一书结尾将李鸿章与六位外国人对比，第二位是俾斯麦，最后一位即伊藤博文。可惜，梁启超论俾斯麦相当公允，论伊藤博文未免苛刻，譬如称伊藤博文对明治维新“未尝有大功”，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之于中国，尤其“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一语，实在贬斥过甚。倘如梁启超所言，那个时代，才学如伊藤博文的日本人不下百数——其实不用这么多，哪怕有十个——东亚史与世界史只怕都要改写了。事实上，伊藤博文的时代，能与他比肩的日本人，不过大久保利通——他被称作“东洋俾斯麦”，恰与李鸿章呼应——等二三子而已。
抛开国运、成败等因素，单以雄才和大略为标尺，论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我看来，论雄才，伊藤略逊于李鸿章，论大略，似乎胜出不止一筹。所谓大略，第一表现为眼光或视野，第二表现为格局，第三表现为知识，尤其从西方舶来的“新思想”。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这岂是游学欧洲那么简单呢？伊藤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源源不断的接收状态。日本有一家老字号书店叫丸善书店，创办于明治维新初期，开业之时，伊藤便是常客，平时下班，只要没有应酬，便雇车到书店二楼，在西洋书专柜之前尽情浏览，然后挑出一大堆打道回府。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期间，他和他的团队所需要的英美政法参考书，皆来自丸善书店。当时西洋书相当昂贵，花去了伊藤大笔开支，以致他死后，家中除了藏书，几无存款和值钱的东西。
由此再来对比李鸿章。如果我们读过他的文集、日谱和年谱，不难发现，其读书生活实在乏善可陈。他的开眼看世界，还停留于器物的层面，对于政法等新知识的接受度，不比同时代的知识人好到哪里去。纵使天纵奇才，怎能禁得起这样的消磨与荒废呢？就大略而言，早在1885年他与伊藤博文初见之时，便已失却了先手，此后悬殊愈发分明。“毕相伊侯早比肩”，终于是一句笑谈。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俾斯麦死前不久，访问了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望见远洋轮船纷纷出航，他低声道：“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以李鸿章的视野，在其临终之际，终究无法像俾斯麦那样预见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从他的遗诗来看，“秋风宝剑孤臣泪”云云，所感念的无非是一个旧时代的衰亡。
6、裱糊匠的衣钵
李鸿章生命最后一年，辗转于屈辱的谈判桌与凄凉的病榻之间，最终心力交瘁，油尽灯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901年11月6日），他自觉大限将至，提前换上寿衣。追随他将近四十年的周馥从保定赶来，所见一幕，即“相国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中午，犹不瞑目，周馥帮他合上眼皮，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受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他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须臾而断气（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英雄末路，悲怆如斯，读之令人心碎。
李鸿章死前，曾令次子李经述起草遗折，这大抵可视为他的政治遗嘱。后世传言，其遗折曾举荐山东巡抚袁世凯接任他所留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如王伯恭《蜷庐随笔》云：“……遗摺命于晦若主稿，举周馥为代。杨士骧时与晦若同在文忠幕中主缮写，辄于周馥下添注山东巡抚袁世凯，于是项城遂继合肥督直矣。”电视剧《走向共和》添油加醋，在遗折当中增加了“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之壮语……由此还演绎了一种说法：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一道政治谱系。
举荐之说固然动人，却非事实。李鸿章遗折共四百余字，可分两节，前文叙述病情，字字血泪；后文交代政事，竭忠尽智，兹录如下：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优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计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这便一目了然。李鸿章遗折，并无一字涉及袁世凯，甚至未尝谈到其职务之继任。这等事，倘若皇帝不来垂询，臣下主动推荐人选，则属冒昧以至僭越，只可能引来猜忌，李鸿章沉浮宦海数十载，怎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呢；何况，即便让他举荐接班人，他也未必会选择袁世凯。
这话得从曾国藩说起。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出自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所谓替手，即接班人。当年曾国藩所选头号替手，便是李鸿章。与此相应，李鸿章一向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居，曾氏死后，其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借用武侠小说的说法，“门生长”可视为掌门大弟子，尽管论入门之先后，李鸿章只怕并非大弟子——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和大哥李翰章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如果他自称大弟子，则置其胞兄于何地——然而他偏偏这么措辞，显然志在争曾国藩的衣钵。彼时，论官位，论勋业，曾门弟子，无人能及李鸿章，一众同门纵使不满，却也不便呛声，只能由他来当“门生长”。
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同样继承了“我老师”的方略和手段。曾国藩主张办大事须选替手，他也不敢怠慢，早早留意人才。淮军当中，以张树声、刘铭传最为优异，可惜后者出身草莽，前者的功名止于廪生（而且张树声仅比李鸿章小一岁，同代人谈何接班，同样是这个道理，比李鸿章小三岁的刘秉璋、小五岁的潘鼎新，都被剔出接班人的队伍），李鸿章却希望其替手与他一样出身科甲——这是汉人入阁拜相的必备条件——如此只好把目光投向淮军之外，最后选中了曾与他“并马论兵，意气相投”的故交张印塘之子、清流大将张佩纶。不料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张佩纶并未当上他的接班人，而成了他的女婿。
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欣赏，除了下嫁爱女，还可以一句名言为证。青年袁世凯在朝鲜建功立业之时，其上司吴大瀓在李鸿章面前帮他造势：“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李鸿章一贯恃才傲物，目无余子，他称张佩纶为“天下奇才”，足见推许之深。吴大瀓和张佩纶乃是好朋友，同属清流党，为了抬举袁世凯，不惜拉老友垫背，并非纯心否定。其实袁世凯对张佩纶也是十分服气，他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三个分别是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由此再说袁世凯。他发迹于淮军，受恩于李鸿章，一向被认为出自李氏门下。不幸甲午一役，北洋沉沦，李鸿章声名扫地，举国欲杀，袁世凯为了东山再起，只得改换门庭，所结交、投靠的政坛大佬，包括李鸿藻、翁同龢、荣禄及李莲英等，从此与李鸿章渐行渐远，甚至渐生嫌隙。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甲午战后，他追随李鸿章一年，曾见李鸿章两次批评袁世凯，一是袁世凯为翁同龢作说客，请李鸿章让出协办大学士职位，被李鸿章骂作“真小人”；二是在李鸿章面前大谈练兵事宜，被李鸿章斥为“小孩子”。由这些细节，可知晚年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关系，难言融洽、亲近，遑论薪火相传。
倘以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传承为参照，那么对袁世凯赏识、栽培最有力的人，应是荣禄，“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徐一士《亦佳庐小品》）。自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便归荣禄节制，从此步步高升，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荣禄提携，尤其戊戌政变，他卷入康有为、谭嗣同的兵变阴谋，若非荣禄在慈禧面前出力担保，纵然能保住脑袋，仕途只怕到头了。故而他对荣禄，始终敬畏有加，一面感激，一面忌惮。这二人的亲密关系，不是表现于正面，而是表现于反面。据郭则沄《南屋述闻》，其父郭曾炘有一天在军机处上班，荣禄问道：“慰亭（袁世凯）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曾炘听后悚然曰：“往昔鄂文端（鄂尔泰）、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深以为然，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要言之，荣禄在世，袁世凯敬他三分，不敢造次；一旦过世，大清君臣，无人能制袁世凯，只能任其纵横。
不过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尚且谈不上衣钵相传。无论立功与立德，荣禄都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并未开创以自己命名的事业，本无衣钵可言。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相比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衣钵是否值得传承呢，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不无争议。仔细想想，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到底是什么？最具说服力的答案，当如其自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由此，李鸿章得了个“裱糊匠”的外号。裱糊匠的衣钵，有几多传承的必要？像袁世凯那样索性将其一把扯破，才是正道。
李鸿章死前，尝以孤臣自许，辛亥年的袁世凯，虽不愿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却也无一丝作孤臣孽子的心思，从他的《登楼》诗来看，“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云云，足见超越前贤的雄心壮志。要言之，袁世凯绝非李鸿章及其时代的继承者，而是终结者，李鸿章选择为大清殉葬，他则把大清送进了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