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国人纷纷撰文悼念。李普先生的悼文，称李慎之为“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文中提及一个重要细节，有一次二人通电话，李普说起近来读到一篇文章，主题是抗战时期胡风联合朋友批判姚雪垠（应指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从姚雪垠为何无缘第一次文代会谈起》一文，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由发表时间可推断二人通话时间，当在2003年初，此后不久，李慎之便告别了那个风雨仓皇的世道），随之谈到胡风、鲁迅等故人，李慎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句话公开之后，风靡至今，看似预言，实如口号，时人谈胡适，常常引用，为自己的观点加持，为未来的征途鼓舞。
不过细究起来，这一名言只怕有待推敲。李慎之这么说，大概受彼时流行的抑鲁扬胡之风气影响——话说回来，抑鲁扬胡能够成其为一种风气，李慎之正是推波助澜者之一——推崇胡适，必拉鲁迅垫背。为了印证“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则先引出“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以为参照。然而，这个参照系站得住脚吗？如果能够把鲁迅从巍峨的神坛拉回“可怜的人间”，祛除其身上的种种政治粉饰，不难发现，真实的鲁迅，绝不能代言二十世纪之中国，毋宁说，作为那个时代最勇敢、最深刻的批判者，他的方向与中国的方向恰恰相反。要从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人中寻找一个代言者，也许郭沫若更合适一些。
当然，不管二十世纪是谁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依然可能是胡适的世纪。只是胡适的世纪该是什么样子呢？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眼看即将过去，中国的表现与趋向，符合李慎之的预言么，抑或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所谓胡适的世纪，如邵建先生所云：“……取决于胡适身上所体现的那套价值。如果说自由、民治、宪政是胡适一生的诉求，显然，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所要争取、所要兑现的内容。并且‘胡适的世纪’还要求我们以胡适的方式实现胡适的目标。胡适的方式是尽可能地不革命、不暴力，他不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暴力摧毁，而是以分长寸进的努力把这个制度往法治框架里逼。这就需要时间，甚至很长。”需要补充的是，胡适的价值诉求不仅包括自由与民主，还包括多元与宽容。在其所生存的年代，宣讲自由、民主，其实大有人在，有些人比胡适更激切（如殷海光），有些人比胡适更深刻（如张佛泉），然而论对多元与宽容的宣讲，无人能出胡适之右。所以说胡适的世纪，不仅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世纪、民主的世纪、还将是一个多元的世纪、宽容的世纪。
另外，胡适还有一大特色，使他区别于同时代人，甚至区别于他的同道，此即其所秉持的怀疑精神。他的怀疑，不仅指向权威，更指向一切宏大的事物，如各种抽象名词、各种主义。1930年4月10日，他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随后的解释，则成焦点：“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这一通“不在内”，把胡适的怀疑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时代，哪些人不曾使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这样的宏大概念呢？胡适如此立论，简直要把自己置于千夫所指的孤绝境地，终而引来左右交攻，鲁迅嘲笑他（指《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此文系瞿秋白代笔，以鲁迅之名发表，后来收入《伪自由书》），梁漱溟质问他，不过这恰恰印证了他的独立与独一无二。
在我看来，相比自由、民主与宪政，胡适所主张的多元、宽容与怀疑精神，更易说明，为什么二十世纪不会是他的世纪。前三种价值，至少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一度引领风骚，后三种价值，纵观整个世纪，从未有过出头之日。拿怀疑精神来说。胡适一贯号召“少谈些主义”，对主义话语充满疑虑与警惕，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大抵是所有主义当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淡漠的一种。然而二十世纪之中国，正是一个主义至上的时代，用周泽雄先生的话讲，一个耳光都能打出八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之流大行其道，成为国人的日常词汇，不仅支配政治，而且侵占生活。胡适置身其中，注定格格不入。
如果把视线拉向全球化语境，那么二十世纪之中国，正符合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定义的“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所撰“年代四部曲”，包括《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国的极端，更多表现在革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莫不倾向急进、专断、彻底，以至疯狂。胡适的姿态，与此完全背反，如改良之于革命，渐进之于急进，多元之于一元，宽容之于仇恨，怀疑之于信仰，说理之于宣传……对极端的抗争，使他渐渐趋向中庸，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刘仲敬语）。
从根本上讲，二十世纪之中国，乃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无论前半期还是后半期，革命都是主流，差异仅限于方向与方式。在刀把子上数人头、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年代，胡适这等书生，不仅缺乏用武之处，而且几无容身之地，“终信文章胜甲兵”云云，更像是知识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这里可说远一点。今人批评胡适，认为他代表的是一种寄生式自由主义。对此需要辨析，这到底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呢，还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须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组织性与战斗力一直备受诟病。据王鼎钧回忆录，《自由中国》杂志曾反思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结论是：“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方法。”换言之，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作战，只能提供理论，无法提供方法，只能限于观念，无法进入实战。这清晰呈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困境。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无力争雄于血与火交织的革命乱世，不得不面临“两害相逢取其轻”的两难抉择。此中问题，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寄生”二字。
倘若能够明确，二十世纪何以不是胡适的世纪，那么则可预测，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是胡适的世纪。就二十一世纪过去的这些年来看，它对二十世纪，更多是延续与继承，而非背叛或超越。除了改革取代革命（事实上，中国改革之路照旧由革命思维所主宰），我们所处的年代，依然是一个主义横行的年代，一个极端以至撕裂的年代，甚至孳生了许多新敌人，如权贵资本、雾霾政治、犬儒主义、娱乐至死。在此语境之下，胡适的追随者及辐射力还是偏向小众化，胡适的思想非但不曾化作常识与共识，有时反而被视作毒素，就像他的名字，在一些领域，竟沦为不可言说的禁忌。这一幕，与胡适所处的年代十分接近，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一言以蔽之，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并未出现明确迹象，预示这个世纪将成为胡适的世纪。李慎之的预言，只能视之为一种美好的祈愿。
需要注意，李慎之做此预言，“尊胡”背后，还有一大因素，即他相信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所谓历史三峡论，指中国从帝制转向民治，从专制转向民主，如过三峡，惊涛骇浪，万水东流，其航程大约需要两百年，从1840年开始，至二十一世纪中叶结束。转型收功之日，便是胡适价值诉求达成之时，中国由此进入“胡适的世纪”。在致许良英的信中，李慎之表示认同唐德刚所预判的转型期。许良英则持异议：“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我的历史观，更近许良英，故而对李慎之的乐观预言，不无犹疑。
不过退一步讲，不管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胡适的世纪，并不影响我们追随胡适的足迹，成为他那样的人，正所谓“读胡适，做公民”——也许这更契合胡适精神：“这就是胡适：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混乱时代的理智主义者，一个革命时代的非暴力主义者。……在纷乱的时世，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既未流于偏激，也未堕入保守，以他的稳健，显出时代的冒进，以他固执的立场，显出整个中国被席卷而去。”（胡文辉《胡适就站在那里》）
2016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