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通过《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经历了反复的轮回后，一个直指城市病根的良方终于落地。
近10余年来，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多中心”“组团式”“分布式”等新概念迅速成为城市理论研究和媒介传播的高频词，并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可这些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难免“嘴上说说，墙上挂挂”。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城市的功能安排和资源配置从古至今都是“以"城"为主，以"市"为辅”，因此，不是“经济”和“市场”，而是“政治”和“行政”成为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和资源配置不均的主因。如果不能把“行政功能”分散或转移，所谓的“疏解”和“减负”根本无从谈起。通州建“市行政副中心”，从“行政”着手解决问题，是对症下药。
通州行政副中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新城”，符合世界新城规划建设的一般规律。通过择地另建“新城”解决城市病，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和基本手段。目前，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超过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号称“首堵”，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同时，在“行政中心不动其他想动也动不了”的背景下，规划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以此实现城市的“多中心”化和“分布式”发展，实属迫不得已。
通州行政副中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合力行为，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城市化”的基本特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通州新城交通压力巨大、人口增速过快、产业和居住不平衡的批评不少，认为它是“行政指令”而非“市场演化”的苦果。然而，实际上中国城市化有其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没有机械照搬“市场主导”的“欧美模式”，也不同于“依附欧美”的“拉美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政府”和“市场”分不开，并同时发挥作用。相比于西方，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明显具有易管控风险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这也是为何随着一个行政副中心战略定位的制定和实施，以前大家担心的“鬼城”“产城分离”等都会迎刃而解的原因。
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十月怀胎”和快速启动，也是中华民族应对挑战的固有文化模式的感性显现。中国自古是人口大国，问题和矛盾不胜其多。当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叠加了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和地域面积大等因素，每一个看似很小、很简单的问题，都会因加入多种参数而被无限放大，变得无比复杂。在这种社会土壤和现实背景下，无论要形成共识，还是动手解决问题，都不能轻易达成。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也是如此。
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正式提出这一战略构想，却一直“推不动”。可是一旦当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为彻底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和机遇。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行政方面造成的障碍，最终还是要通过行政来破解。
此前已有城市将其政府机关迁往新城新区，但通州行政副中心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凡是符合城市化规律的，不管道路怎样曲折终会成真，也表明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价值在深度参与着中国的城市化，这是我们反复强调西方理论、方法和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要对中国城市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