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重视经验，但不止于描述；强调实证，却不耽于事实。社会学追求的是对社会的理解。要理解，就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探寻正确的途径，确定合适的方式。为此，首先就要明确作为起点的概念，建立概念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社会学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流派，结构主义也好，功能主义也好，其解释力主要来自各自的概念及其概念关联。例如，帕森斯是从功能主义出发研究社会行动的，他的“行动理论”，径直从“行动”(单位行动)概念出发，而展开“行动结构”，而及于有各种功能的“社会系统”[1]。受业于帕森斯的阿兰•图海纳①，却在批评帕森斯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他也研究社会行动，但却从行动主义出发，而他于60年代初创立的名为“行动社会学”的理论，其起始概念却不是“行动”，而是“劳动”。“从劳动理解社会”是他的行动主义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为什么研究“行动”却要从“劳动”概念出发，“行动主义社会学”是如何“从劳动理解社会”的，这个理论逻辑给社会学理论贡献了什么新思路?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一、劳动与行动
阿兰•图海纳明确地宣称：“由于明显地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功能主义情感的激励，我一直以来都明确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思想。”与帕森斯不同，“我要指出的是，社会生活并不是根据人们称之为社会的整合和效益的需要来管理的，而是根据那些既有创造意义又想支配其创造物的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的强烈要求来管理的；他们就好像劳动者一样，感受到自己在参与某种集体的创造，为使工业化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和自由而斗争。”[2]6-7基于这一理论立场，阿兰•图海纳在《行动社会学》(修订版)前言中强调：“历史质、主体、社会运动这三者是我出版的所有著述的中心论题……作为劳动与历史质的行动这个命题，即社会自身通过劳动而表现为社会生产，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至于主体观念，它始终是我思考的主要问题。”[2]5这样，阿兰•图海纳针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是一个外在的、静态的“秩序”?是一个“理性”处理的对象?还是主体“创造”的产物?如果说社会是由主体创造的，那么，主体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由劳动形成主体
“主体”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物体或事物的主要部分，构成要件，例如讲一个建筑物的主体构件，这里的“主体”是相对于“附体”而言的。另一种也就是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学术上讲的“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前者是主动的，有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的行动者，后者是被动的、受动的，作为对象和产物的存在物。在阿兰•图海纳的行动主义用语中，特别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创造能力。一种过于粗浅的说法是，社会是由人创造的。可是，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人的“活动”有多种类别，人的生物“活动”(更不用说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活动”)并不能创造社会。即使具有社会性的人，也并非所有活动都具有创造社会的意义。人要创造社会，首先要成为“主体”，“主体”怎样才能形成?主体是通过劳动而形成的。之所以要“从劳动理解社会”，首先是因为正是劳动形成了“历史主体”。“劳动尤其是一种历史行动。它既不是一种境遇，也不是一种意志，而是一种人类活动；通过劳动，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不仅改变了其物质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或这个社会意识到了自己是历史的行动者，即一定历史变革的创造者。”“劳动首先被界定为人与其创造物的关系和行为取向的起源，理由很简单，因为劳动者使得创造物的创新有了更大的价值；同时，他要求这种创造物被视为他自己活动的产品，而不是一些事物。”[2]前言5因而在行动社会学看来，“行动就是劳动，就是改造世界，就是创造和控制的意志；主体就是把理性化模式即工业生产精神和劳动者的意志结合起来的意志，这里所谓的劳动者既监督其劳动条件又不断改造生产。”[2]前言7
劳动之形成主体，不仅有物质生产的方面，也有精神塑造的方面。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劳动，形成了主体化观念。这一观念的意义在于：“主体(个体或集体)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参与经济和技术社会的管理相结合来寻求自我的建构，而这种文化认同是由集体继承和精神生活的个体形式所构成的。主体的这种认同与参与的结合只有在显示出某种独特的个性，并作为个体化意志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主体不再把超越人的认识的道德标准与社会秩序对立起来，但它把建构自己生活的愿望作为一个蕴含它自身意义的整体来设计。诸如‘被尊重和自尊’这类词语就是对个人主体运动的很好描写。”[2]前言8
可见，在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中，主体和劳动者是一体化的，这一点是《行动社会学》一书的“中心框架”。
(二)有主体才有“行动”
如果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知识”，那么，问题首先在于怎样界定“行动”。阿兰•图海纳认为，行动不能被只界定为一种对社会境遇的被动反应，这样的界定是“缺乏任何基础”的，是贫乏空洞的。行动不是自然地“反应”，而首先是主体的创造、革新和意识赋予。那么，主体的创造、革新和意识赋予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被认为是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的要素。劳动的界定本身就包含着“创造”和“检验”的双重愿望。
阿兰•图海纳的行动主义社会学旨在超越那些存在于19世纪的社会学自然主义与置身于社会文化系统中只分析其功能而无意明白其存在理由的社会学的矛盾。实现这一超越的途径就是由劳动规定主体，将“行动”看做是主体的行动。在这里，劳动是人类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这种经验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后设社会的，而是文明事业和社会组织形式得以被“理解的起点”。这就是说，既然通过劳动形成主体，有主体才有“行动”，人的活动才称得上“行动”，因此，在概念关系上，劳动先于“行动”。
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面对的是一些实体，如人们所称的社会、文化或文明。他们是社会学要解释的对象，而这些实体原则上没有任何说明性价值。如果将社会本身置于分析的起点，那么就必须求助于社会演变这一概念来解释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社会演变只能依赖于进化论或类型学，进化论又重将非社会学的研究(例如生物有机体观点)嵌入分析中，而类型学只是对于既有对象的分类，事实上很少能够明确地阐述历史的转变。
同样，社会学是要解释“社会行动”，而“社会行动”自身并没有对自身的“说明性价值”。用“社会”解释“社会”，用“行动”解释“行动”，均属同义反复。只有对劳动概念的思考才能够确保对“社会事实”、对“社会行动”的认识有所推进，“因为劳动既是状况也是行动。如果没有创造出劳动成果，就谈不上劳动。这些劳动成果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劳动者意志为转移的，就像工人生产出金属，企业家创办企业；反之，劳动所创就不被承认，至少不会被当成劳动成果来看待。历史行动标准的取向直接受劳动状态的左右，即受制于技术环境中劳动者创造和检验的意愿”[2]275。
因此，阿兰•图海纳将劳动置于行动主义分析的中心。“如果设想的现代社会不重视劳动，那么除了劳动作为参照，即人类历史特性自身的原理外，人们不可能确定行动的历史意义。”“正是劳动这一概念，或人们更愿意称之为‘创造’，才构成行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人只有真正从事物质和非物质成果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才能理解和研究自身表现出的自然和文化的矛盾。”[2]276
(三)主体行动形成“历史质”
阿兰•图海纳在论述劳动怎样形成主体，什么才是“主体行动”的时候，提出了“历史质”这个概念，用它来界定社会生产的行动、变革及其历史。在这里，他指出：“劳动既不是纯经济事实，也不是道德原则；它是社会历史质的表达，即社会自我生产的能力。一个社会是通过物质生产、服务或信息来实现其自身的生产的。”[2]12
“历史质”也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主体意识”。“社会整体，包括其宗教、政治、经济系统，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由劳动界定的存在世界，它不只是一种境遇，而且也是一种感受。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一切社会现实、家庭和生产的社会关系，都不是自然地与某种劳动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表明人们在劳动中并通过劳动对自我的某种意识方式。”[2]11这里所说的“意识”，就是主体意识。
在阿兰•图海纳看来，“传统的社会”是“重复繁殖”的，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没有历史质的社会。“历史质”之得以形成，是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并非被放置于历史之中，而是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现代社会，通过欧洲工业化的特殊经验，才意识到它们是自己劳动的产物。
劳动自身的诉求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自觉地表达出来的。这些诉求确定了工人的意识，或更为广泛地说确定了历史主体。历史主体是社会学概念而不是凭经验观察到的某种现实，历史主体不再是神力，而是集体态度或超我……只要人们不把劳动这一明显的社会现象确定成历史主体问题的本源，我们就无法引入劳动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哪种社会机构或文化行动形式(至少在标准取向中)都离不开历史主体的直接参考。尤其是在各历史社会中，政权冲突、阶级冲突以及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至上的异化、科层制异化或政治异化都必须从劳动出发，用社会行动而不是给定的状态加以解释。
这样，通过“历史质”这一概念，阿兰•图海纳论证了什么是(主体)行动，以及劳动是历史主体的本源。
二、用劳动演变解释历史主体
阿兰•图海纳所说的“通过劳动来理解社会”，关键就在于用劳动演变过程解释历史主体的形成。
(一)历史主体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者
如果从劳动开始确立历史主体，那么历史主体既不等同于个体也不等同于社会。因而，历史主体并不是在人之外而是在人的行动中才能被理解，历史主体辩证法也是创造和检验辩证法。正是在创造和生产中，人才能作为历史主体被理解。
历史主体是历史质的载体。“它是指每一个个体或集体，只要他们通过社会对社会生产作出贡献，只要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历史质的载体，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本身得以改变的投资、知识和道德的文化模特儿，他们就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主体生活于信念伦理之中，但也同样处于劳动分工或社会控制的社会关系之中，由于这些社会关系，历史质具有了社会形态……历史主体远不是一种个体的自我反省以及他对个人境遇的清醒的认识，而是总的历史境遇在个体身上的反映，是一种集体经验的表达，更是一种在由劳动界定的场域里对个体行动的界定方式。”[2]4
(二)历史主体是由其实践和劳动来定义的
劳动怎样定义历史主体?人们只有从对劳动的思考出发才能形成对于社会现实的历史尺度的认识。劳动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是劳动者与其创作物的基本关系的定型化。
首先，劳动是改造自然界的历史性活动。从大自然开始并且针对大自然，人通过劳动和各种形态的历史质形成一个社会性的和人类劳动成果的世界。人与劳动成果之间始终是创造和依赖的双重关系，人在这样的关系中意识到自我。劳动似乎既由社会条件所决定同时也是社会条件的决定因素……对劳动成果的解释不仅反过来求助于生产力状态，而且在人与劳动成果关系之间的主观意义上也要求助于历史主体的境遇。历史主体由它对大自然的控制和对自己劳动成果掌控的程度来决定[2]63-64。
其次，历史主体作为行动者是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而自我意识是在人与劳动成果的关系中形成的。关于历史行动的分析以“文化”即人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为对象。在人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中，每一个劳动群体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某种集体认同，这种认同有可能与历史意识形态、与界定为权力而斗争的社会运动发生冲突。劳动也一样，虽然与历史主体的定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绝对不能说与存在意识毫不相干。它作为一种自然活动(体力的或脑力的无关紧要)，迫使我们既要研究劳动与其劳动成果的一致性，又必须具有把它们两者分隔开来的矛盾意识。
再次，历史意识是历史主体的意识，并不是经验论意义上的一个生命体。历史主体就是对历史质的呼唤，历史质是社会文化的根基，它在整体上受到人们的重视，包括冲突和矛盾。
劳动想要战胜的困难并不仅仅是物质短缺，而是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的真实状况。物质短缺越严重，悲惨越深，人自身越不愿成为劳动者。因为人的资产只能通过他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如果他的劳动成果极其微弱且分散，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面对自然环境，人不会被定义为创造者，也不会这样来理解创造者。历史主体只有通过其劳动成果才能更为直接地被视为创造者。
历史主体不是个体的反省意识，而是历史行动者的取向体系。这些取向不是被选定的，它们与劳动状况是不可分割的。劳动状况并不仅仅是所有具体确定的内容：职业、收入、不安全性、类型等，它也是行动，它确定人自身采纳的信仰，因而它确定社会生活的所有组织。
(三)劳动发展与阶级矛盾的出现
在谈到历史主体时，不能不谈到可能作为历史主体载体的阶级。阿兰•图海纳认为，劳动的历史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出现。在原始社会中，人对大自然的征服过于弱小，尤其是进步过于缓慢，因而由人的改造行动引起的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不出来。那么，阶级矛盾就不会出现。只有当劳动产品不断扩展，只有当既是创造者也是从属者的人意识到创造者主体并且将主体视为只在人类世界之外作为超自然力量体现时，阶级矛盾才会表现出来。随着人类的劳动不断征服大自然，自尊意识获得特定的内涵，成为社会诉求和发展原则。这时，阶级、社会团体都可能成为历史主体的载体。
个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主体的载体，这是因为个体是劳动者，同时个体也位于阶级关系或利益群体之中。由此，人们可以认为，正是集体境遇的经验才使得个体除了其人格和社会角色之外被理解为历史主体。正是劳动经验以及劳动冲突和工人互助友爱的经验才使得劳动者透过反对统治阶级、领导者或科层者被确认为劳动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正是有组织的行动才从“自在之阶级”过渡到“自为之阶级”。
社会阶级的概念与历史质的概念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质体现在历史行动系统里，历史主体在历史行动系统中的取向取决于历史质模式，同时也取决于与其对立阶级行动者之间是冲突还是合作的关系。
从社会学而言，行动可以被看成是由劳动确定的历史主体的体现，被看成是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表达。最复杂的机构也可借助阶级体系中可见的四种历史主体取向加以分析，这四种历史主体取向是自尊意识和神圣意识、思想意识和征服意识。
劳动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较为明显的历史质。劳动者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发现了这些阶级关系，这就出现了越来越纯粹的阶级冲突，此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机构也不断加强。
(四)阶级异化取决于劳动对非劳动的服从，取决于历史主体在劳动者之外的强势地位
如果阶级权力不是用在人的活动和劳动的产品上，而更多的是用在对人的统治上，那么阶级异化就可能发生。阶级关系也是生产关系，它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由越来越严密的技术环境界定。在工业社会，大量的劳动不再在自然条件下完成，也不再依赖自然界的资源，而是更多地利用人化的自然，生产的社会技术特性从头到尾得到加强：劳动较少的被运用在原材料或自然产物上，而是较多地被运用在机器或信息上。劳动不再是人与大自然的交融，而是人与劳动成果的交汇。
工业文明越发展，生产者和劳动成果之间的中介就越多并且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意识属于集体，因而确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要比确定个体的生产显然更加容易。技术环境越扩展，作为创造者的人越不依赖于大自然，人就会更加依赖于他人、更加依赖于集体领导的社会和技术组织。劳动者的依赖性不仅仅存在于工业社会中，但只有在工业社会里，依赖性才会构成异化的特殊源泉[2]63。
人及其劳动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与历史主体自身是分不开的。技术环境越浓厚、人的生活越依赖集体劳动成果，那么个体在社会产品中越难看到自己的劳动。这是新的异化源泉。
“科层制”和“技术”的异化都是劳动者面前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人类劳动环境、劳动成果而不是由物质的稀缺和无能为力造成的。工业社会里的个体、劳动者什么时候意识到必须融合到发展的社会里，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才会求助于自己以及行使自己的权利。
如果技术异化、科层制异化和政治异化体现的是各式各样的剥夺劳动者的形式，那么，创造意识自身也就遭到打击并发生异化。
阿兰•图海纳指出，阶级异化共有四种大的异化类型：经济异化(缺少发展意识)、政治异化、科层制异化和技术异化。在异化的阶级关系中，具体的个体或团体不会轻易地总能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主体；它较易察觉到的是他的相对境遇、工作特性以及领导特性。
当这四种基本异化类型一致，四种异化类型都同样重要和可见时，革命形势将会形成。也就是说，服从最大异化程度的个体不再承认他们的社会境遇有任何的合法性。为了反对某一类型的异化，劳动者将会支持能够消灭这个异化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又再次轮到它自己引起新的异化，人们只好再寻求另一新的政权来反对这个新的异化[2]84，91-92。
所有利益团体的行动都取决于认同性原则、对立性原则和全体性原则。只有这三个原则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关联时，人们才能使用历史行动，更为具体地说才能使用社会运动一词。
压力团体、抗议运动和观念运动形成最初级的形式，也是社会运动最脆弱的形式。当社会运动中的上述三个原则中的至少两种原则相结合时，人们将会看到较为重大的历史主体运动。
当社会运动不再支撑传统的统治形式，或当传统的统治形式被推翻以适应演变和经济发展时，革命危机将会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从主体的一种境遇向另一种境遇、从一种异化类型向另一种异化方式、从这种类型向其他类型进行过渡[2]98，107。
三、鼓舞与启发
(一)“从劳动理解社会”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我在1981年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一书(以下简称《钥匙》)中，在完全不知道《行动社会学》，甚至未听说过阿兰•图海纳其名的情况下，论证了劳动是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3]。该书出版33年之后，我才读到《行动社会学》修订版的中译本(该版中译本出版于2012年)，发现我和阿兰•图海纳虽然学科背景不同，生活和学术经历也有很大差别，但却各自独立地得出了一些相似和相近的观点。阿兰•图海纳的劳动论述，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惊喜之余，更受到鼓舞。
在《钥匙》一书中，我首次提出了“劳动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也就是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提出要从劳动出发，理解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也就是理解“历史主体”；提出要用“劳动展开过程”解释社会发展过程；提出劳动展开过程、社会发展过程、人的发展过程，这三者是统一的；提出从劳动到社会总体的逻辑进程和方法论原则。《钥匙》一书的上述观点，与《行动社会学》的许多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两个互不相知的人，在不同的国度，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直接论述的问题也有差别，但在许多观点上却不谋而合，对于这种情况只感到惊喜是不够的，它促使我思考其中的原因。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表明了“从劳动理解社会”的普遍方法论意义。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特殊的，只在个别场合才存在的，而是说明在劳动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种关联性是客观的，它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条件为转移的。
恰如阿兰•图海纳所言，“劳动概念是我们分析的中心问题，因为劳动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境遇，它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自然前提条件，而是一种把自己的标准取向引向自我的实在性”[2]17。我和阿兰•图海纳在“从劳动概念出发”，“从劳动理解社会”这一基本思路上是大体相同的。但是，他在纠正了帕森斯关于“行动结构”的功能主义分析之后，却走向了主体意识、主体感受、主体行为、历史主体这一主观化的方向，他自己声称从劳动研究导向了行动主义。而我则从劳动出发，在对社会的理解中，侧重于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从异化劳动到自主劳动的历史演变，以及由劳动发展史所形成的社会总体，这是更为客观化的理论方向。《钥匙》一书的副标题也表明了我所致力的“从劳动理解社会”，是要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目的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大概与行动主义的理论旨趣就渐行渐远了。
(二)学科之间有区别而无区隔，有界限而可相通
尽管理论旨趣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研究经历表明，不论在社会学、社会哲学，还是历史学等学科，都可以从劳动理解社会，这条路都是走得通的。这既说明“从劳动理解社会”是一条宽广的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也说明社会学、社会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并没有那么森严的壁垒，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它们之间应该是相通的。
正如阿兰•图海纳指出的，劳动不仅界定一个事实，而且界定行为的标准取向。如果我们不马上提出劳动者的行为可以作为一种双重要求——成果的创造及其检验——的话，那么劳动的存在就是不可理解的。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哲学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对劳动的社会学定义[2]17。
人类劳动作为创造性活动是丰富多样的，它的多样性在于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与“人性”的关系，它们都只能借助同样的概念来表示，并构成行动取向的各种独立的原则。各个学科的研究取向尽管不同，但劳动概念是相通的，它的适用性，它作为“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的意义，是不受学科界限束缚的。
1981年，国内大多数学者是在经历“十年动乱”后刚刚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当时新著如凤毛麟角，《钥匙》一书的及时出版，不仅在哲学界，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之为“劳动起点学派”，大家认可它是对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过程的反思。这种反思，当然具有哲学反思的性质，就此而言，《钥匙》是一本哲学书；但就其研究对象、回答的问题、反思的层次和引起的社会反响的范围而言，它也可以说是一本“社会理论”性质的书，而“社会理论”通常被视为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像美国的社会理论家帕森斯、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等人，无人怀疑他们作为社会学家的资格，他们的书也无可置疑地算作社会学著作，被当做大学社会学基本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如果撇开学术水平的比较不论，单从研究对象、回答的问题、反思的层次而言，《钥匙》和他们的著作大体属于同一类型；如果与社会理论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一些著作相比，《钥匙》一书的抽象层次可能还要更低、更经验一些。
我的社会学基础主要来自马克思的著作，而马克思即使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也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的理论，但并不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著作，或者出现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的正文中，或者出现在参考文献中，这都被社会学界很自然地默认了。那么，是马克思哪样一些理论和著作出现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呢?是他的关于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和政治权力理论、社会运动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等。而这些内容，在国内，恰恰同样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如果除掉了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那么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还剩下什么?如果除掉了在国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那就真的如当年俄国的尼•米海洛夫斯基所问的那样，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学思想又在哪里?[4]当年，尼•米海洛夫斯基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发问的，难道我们今天还要重复历史上许多人犯过的错误——或者肯定马克思社会学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而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学?我们可以在学术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作这样或那样的理解，但不管持何观点，都不可否认一个基本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他的社会学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我们总不至于去犯那样的错误，非要把不可分割的东西割裂开来。
一般认为，《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胡乔木却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我们也可以说，《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明、应用和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著作。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说成几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这是极其严重的简单化的错误。《钥匙》一书用劳动发展的不同形态和阶段，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劳动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深层结构，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抽象的静止的形态还原到活生生的社会历史演变的逻辑过程之中，使它们由干巴巴的教条转变为与社会发展的经验现实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有血有肉的“社会理论”或曰“实践理论”。这种理论其实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核心内容的范围。
有些人并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因为它属于哲学，就以为它和“社会理论”一定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实，正是马克思发起了一场“哲学革命”，宣告了纯粹思辨的旧哲学的终结，而对他自己创立的理论从未贴上“学科”的标签。他有时称之为的“新哲学”，其实已经不属于被他自己终结了的纯粹思辨的旧哲学了。现在西方社会学界所指的马克思社会学，其实基本内容就是包括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社会理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被简单化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几个教条，而是依据社会实践，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过程、趋势和规律的“社会理论”。而我的《钥匙》一书，正是力图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用劳动发展史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钥匙”的。
(三)“从劳动理解社会”既适用于研究工业社会，也适用于研究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过程
阿兰•图海纳从劳动出发，提出了历史质、主体、社会运动等中心议题，形成了“从劳动理解社会”的概念关联和基本理路，目的是理解工业社会，在其中具体贯彻行动主义的理论路线。
什么是工业社会呢?工业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在大多数西方文献上，工业社会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这个社会从不同的角度下过许多定义。阿兰•图海纳从行动主义社会学的立场下了这样的定义：“如果一个社会满足以下条件，人们可称之为工业社会：①将生产的合理发展视为劳动力的标准取向及其主要任务；②将公共机构视为对经济活动进行社会检验的一种形式。在这样的定义下，人们很容易重新获得创造和检验的辩证法。历史主体由这一辩证法得到确定。这不是科技的或经济的定义，而是社会学的定义。”[2]83阿兰•图海纳为了展开这个定义的内涵，从工人意识、组织、工人运动和大众文化四个方面铺展了对于工业社会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劳动出发理解工业社会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对组织的分析为例。
对于工业社会中的组织，阿兰•图海纳从劳动出发，做出了与功能主义不同的分析。因为改造大自然的劳动是人类的活动，那么个体在工业文明中只有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被视为历史主体的承载者。无论是劳动者还是领导人都不可能作为历史主体在组织之外进行行动。例如企业组织，它可以被视为帕森斯意义上的功能“集体”，因而对它进行功能主义的分析；但是企业同样也是历史主体行动和实现的场所，为此，组织也属于行动主义的分析范围。
从行动主义的角度看，组织根本不像功能主义那样视为围绕某些交往规则和权威标准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体系。组织运作的最高境界，也不是如功能主义所说的是该组织最大限度的整合及所有成员最大限度的参与。阿兰•图海纳从劳动出发，运用四个概念——参与、首创精神、整体化和诉求，分析组织成员的行动和领导人的行动。组织成员的参与能否达到较高层次，首先取决于组织的性质，即组织主体性责任是否清晰。最大程度的参与就是最大化地调动个人主体的社会创造意愿。而科层制同工业文明特有的其他异化形式一样，理性化规则体系从外部要求个体必须服从，因而也就使个体失去了主体责任。在工业社会，工人或职员借助理性化反对技术官僚和官僚化，技术至上主义和科层制人员将合理性局限在组织中的同时，自认为他们就是合理性的化身同时也是合理性客观的体现。此时，组织在工人的眼中将会失去它的合法合理性，而被判定为一个非理性的权力组织。
在工业文明中，历史主体不再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确定人与其工作成果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此获得的自主性要比它们在工作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获得的自主性大，工作是创造性意识的载体。
阿兰•图海纳指出：“对组织的研究可以具体地应用到历史主体思想中，组织不仅是一个集团、联合会或企业，而且也是一个集体行动体系、一个由它与价值关系确定的特殊的整体。这些价值体现的就是历史主体。”[2]188
阿兰•图海纳以经验研究的路径，从劳动解释了“工业社会”。这对我们的重要启发是，完全可以同样以经验研究方法，从劳动出发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既然阿兰•图海纳可以成功地从劳动理解工业社会，我们当然也可能成功地从劳动理解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作为讨论，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进行思考：人们总是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外贸。这种说法准确与否，就由经济学家去斟酌吧。那么社会学呢?也只能这样人云亦云吗?投资的另一面是什么?是劳动的流动，是劳动就业，如果没有劳动，光有投资也是枉然。改革开放前期，一方面是大量资金投向东南沿海，一方面是中西部一亿多农民工“东南飞”流动就业，这才演出了一场经济腾飞的“大戏”。现在，农民工又往中西部家乡飞，到底是劳动就业的方向带动投资，还是投资方向带动劳动就业，也就两说了。说到“消费”，不能不问消费什么，谁来消费?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者，消费既找不到来源，又找不到去处，岂不成了“一场空”?至于“外贸”，说到底无非是劳动的交换，劳动产品的交换，不然岂不成了“说空唱空”?由此说来，所谓“三驾马车”其实就是劳动就业、劳动交换和劳动力再生产。当然还会有许多其他因素参与进来，但是，作为实体、作为基础、发挥直接作用的是劳动。如能从劳动分析出发，引入历史主体这样的概念，或者如阿兰•图海纳所做的那样，分析劳动的境遇、劳动形式的演变，分析工人意识的变化、劳动态度和劳动满意度，或者研究劳动与其成果的关系、劳动报酬、劳动制度等等，均可揭示出中国实现工业化历史过程的丰富内容，研究前景是可期的。
(四)探寻理解社会的多种理论逻辑
阿兰•图海纳的学术成就告诉我们：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以及其他理论之外，探讨新的社会学路径是有必要并且值得尝试的。
我们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问一句“社会事实是怎么来的”?是给定的、既成的，还是被形成的、被创造的?我们同样习惯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的”，那么，所谓“研究”是描述既有的社会结构，还是解释它的形成过程?我们也会不经意地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是一个功能集合体”，那么这些功能是机体本来就有的，还是首先在劳动分工中形成的?即使我们接受“行动理论”，也好像很自然地就以为“行动理论”当然要从“行动概念”出发，那么，从“行动”谈“行动”难道没有原地打转、难以展开之虞，乃至逻辑上同义反复、自我缠绕之嫌吗?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下面，功能主义思想就是社会有机论的思想，它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每一个器官都保证着一种特殊功能。事实上，由此很快就会导致同义反复的效果——由功能来定义器官(结构)，由器官(结构)来定义功能。在实在无路可走之时，只好求助于“需要”——每当碰到社会性的特殊类型，就提出存在新的需要。莫名其妙的“需要”，总能成为功能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阿兰•图海纳看来，“帕森斯讲行动，是指社会制度的功能；马克思主义者讲行动，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力的解放之间的矛盾。关于现代性的一切社会哲学都在寻求如何减少主体的责任自由，首先，要么为了追求功利和个人的快乐；其次，要么为了社会生活的整体理性化；最后，要么为了现代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助。”他申明，他的行动主义，是在对以上“三个学派，即自由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才得以不断成熟和确立的[2]前言9。
阿兰•图海纳指出，功能主义思想的模糊和弱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没有基础的、把社会关系系统的功能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要求混为一谈的现实主义，这就造成方法简单而难以掩盖同语重复的弱点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似乎由于功能的需求，每个成分都可能和其他所有的成分联系在一起，而从分析来看，这种需求只是一个空洞无物、同语反复的概念；然而，社会学倒像是一个行为模式的构成体，因为其存在的理由，是在最深的层面上研究具体的个体行为，这种行为所创造的社会经验是有意义的，而这种社会经验就是劳动的经验，即境遇与行动；但是，人类的这种劳动经验在改变社会性质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
技术的进步、工业的突飞猛进是否冲击和降低了劳动的主要作用?确有部分人认为，目前从事的劳动甚至简单的行政工作将会消失，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技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随着自动化带来的各种益处，常规的劳动将消失。换句话说，所有的劳动者都将直接参与理性化工作，公司里的劳动问题将会消失。在阿兰•图海纳看来，“这些解释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他指出，“现代生产系统不但没有使我们的分析原理过时，相反恰恰指明了它们的益处。”理性化越发展，越是通向企业运行的高端水平，工作中对劳动手段和理性化劳动结果进行检验的对抗问题出现的也会越多。通过创造和检验的双重演变，历史主体得到确立，这种双重演变越来越直接地构成劳动社会关系的含义[2]125-127。
我们视劳动为一种行动，而对劳动的社会分析则首先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分析。但是，在工业社会，劳动会异化，技术也会异化，技术和工业生产对于劳动的压制，其实是社会制度使然，技术本身、工业本身其实正是劳动进步的结果，也是进步的条件。
再如，工业文明意味着个体的作用将被融入集体的创造活动之中，那么，如何保障个体的自主性?在工业社会，一方面，技术介于生产者和产品之间，需要一个集体的生产机构。创造者对其自身劳动的检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可能是个人的，只能是集体的。工业文明越发展，劳动组织机构从广义上说越具有集体性并且自愿地接受引导，个人劳动问题就更加是从属的问题。首先要从属于社会集体和社会系统作用的分析，其次尤其要从属于对权力、社会变动、道德生活形式等的研究，因为历史主体越来越直接地进入集体性组织机构和集体社会中。历史主体的集体化，人和劳动成果即人和自身之间越是间接的关系，当它们创建所有工业社会中越来越常见的情形时，每个社会都形成一个社会关系范畴。在技术、行政或政治机构中受到广为关注的劳动体现了历史主体的行动：技术领域产品就地增值，最简单的原因是这些产品体现的是集体创造，代表的是进步意愿。个体自身或个人主体如果体会不到创造性意识的成功，那么这一成功毫无意义。但在这同时，个体愿意更多地参与集体劳动。这正是这类社会最深刻的矛盾所在。有些社会优先考虑共同体的参与形式，而有的社会则优先考虑个体的自主性[2]280。
然而，这种矛盾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新问题，只是表明新的社会类型的出现，要求提出新的社会学分析原理。面临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新的社会运动。“哪种类型的社会运动在后工业文明中将会起到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全速发展阶段和在工业化及工业社会之初、民族独立运动期间曾经起到过的作用?”《行动社会学》一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协助人们对未来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该书的最后这句话告诉我们，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的不是固守现成的结论，而是探索和创新。
注释：
①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当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生于1925年，对工业社会学、行动社会学和后工业社会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曾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法]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M].卞晓平，狄玉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景天魁.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俄]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