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3年4月8日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评为研究员， 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科学家。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发展理论、福利社会学、时空社会学。

独著：《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 (1981年), 《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 》（1990年）, 《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002年），《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2009年），《底线公平福利模式》（2013年）；合著：《福利社会学》（2010年）、《发展社会学概论》（2011年）、《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2012年）、《普遍整合的福利体系》（2014年）等。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普遍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和设计研究”、民政部委托课题“中国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等十余项课题。

1993年，专著《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首届优秀著作一等奖，专著《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获得2012年度社会学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二届社会学优秀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合著）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5年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4年，论文《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一、学术历程

我于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哲学所工作，1995年调到社会学所工作至今。回顾以往35年的学术历程，我在哲学研究方面先后致力于社会本体论、社会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提出了劳动起点论、认知系统论、科学基础论；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涉足了时空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提出了时空压缩论、超越进化论、福利社会论、底线公平论。前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从事社会学研究时，我又致力于其在社会政策上的应用性研究。这样，我就先后涉及了哲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三个层次。现在回顾起来，似乎对这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多少有了一点感悟。

（一）关于劳动起点论

恩格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列宁认为它是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成果。但在后世的若干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却被归结为那么几对范畴，显得很单薄。而这些范畴又被孤立地加以抽象地规定，忽视甚至割断了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公式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历史唯物主义恣意割裂和曲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读研究生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已经开始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等错误观点，但并没有触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问题。我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上发表的“历史唯物论的逻辑起点”一文认为，“历史唯物论不应该是几个范畴和原理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是各范畴、原理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个范畴都是这个科学认识之网上的纽结，这些纽结不是杂乱的，而是有顺序的。这种范畴的体系是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所应有的存在形态。”《哲学研究》在发表该文时，专门开辟了“哲学学论坛”专栏，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予以支持。《哲学研究》在发表拙文时，特别注明我是一名研究生，那时哲学界大师云集，我一个二年级的硕士生能在国内顶尖的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是罕见的。这表明《哲学研究》编辑部高度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问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他们奖掖后学的精神令我至今不忘。

我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研究的切入点，借鉴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演进”方式，以劳动在不同时期主要历史形态的演变，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后又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上发表了“建立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的基本原则”一文，进一步探讨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我的硕士论文《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于1981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从劳动理解社会”。我以“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劳动自主化”等劳动的展开过程来阐述其与社会和人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把劳动视为形成社会有机体的机制，以对劳动的逻辑展开为线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并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以劳动运动呈现出来。该书从劳动出发，具体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诸如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这一研究对于当时深受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束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钥匙》一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关注。当时，在有的大学图书馆，借阅该书需要预约排队。我也因为该书而于1982年受到了时任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我的观点，有些习惯了前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人是不愿接受的，那一波争论大约持续了五年时间。

（二）关于认知系统论

我从1983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研究社会认识论，此后数年间，我先是与几位系统论和控制论专家交流与合作，继而参加钱学森教授亲自主持的系统学讨论班，深受他关于科学系统的卓越思想的影响。那时我精力充沛，又心无旁骛，而且兴趣广泛，潜心阅读了大量有关科学技术哲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宗教学和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著作。例如，为了探究人是如何认识宏观世界的，我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若干著作，在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方面，我读了量子力学和物理学史；为了探究宗教和艺术是如何把握世界的，我不仅读了不少书，还拜访了有关领域的专家。大量阅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启发了新的思路。我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迟至1987年才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将它推荐列入胡绳主编的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无论是答辩委员会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未提出修改建议，但当出版社准备付梓时，我却把书稿要回来修改加工，这一修改就持续了2年多，到1990年该书才面世。我一拖再拖交稿日期，出版社不仅耐心等待，时任总编辑郑文林还多次在社里表扬我，这种宽容和尊重作者、鼓励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的教育也很深刻。

我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主要观点和主要工作是：

1．建立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模型

贝塔朗菲依据对生物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一般系统论”；钱学森致力于将“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学）以及当时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和如航天等巨型工程技术学综合起来，创立“系统学”。我在系统学讨论班中是一个外行，人家讨论的许多话题我不懂，我就把心思聚焦在社会认识能否建立一个系统模型的问题上。《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一书把整个社会认识看作一个系统，把社会认识划分为七种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技术认识方式、艺术认识方式、价值认识方式、宗教认识方式、日常认识方式和哲学认识方式。过去总是认为，这些认识方式旨趣和性质迥异，根本没有什么内在的统一结构。其中，诸如科学和宗教、哲学和日常认识是对立的；价值认识是主观的，科学认识是客观的，二者正相反。我却把它们都归结为某种主客观结构，区别是在于结构方式各异。并且探讨了诸种认识方式相互联系和相互过渡的机制，由此建立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的认识正像太阳有七色光一样，由这七种认识方式而形成一个连续的谱系。

2．提出了社会认识系统的悖论

以往，悖论研究和社会认识论互不相干，悖论被看作纯粹的思维现象，甚至把它的产生归结为主观错误，不从社会认识论上思考悖论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认识论中也缺少悖论研究的视角．而是用“矛盾分析”取代了悖论研究。

我认为，尽管悖论表现为一种思维现象，但它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社会生活和社会认识中自我涉及性的循环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产生悖论；悖论也不是逻辑错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悖论确与形式思维和形式化方法的局限性有关，但不一定就是形而上学。悖论发生在人的思维想要明确、固定地把握事物的辩证本质的时候，它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清晰性与模糊性、变动性和静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在社会认识论研究中引入悖论研究，有利于揭示社会认识因主体自我相关、主客体相互纠绕和相互转化而引起的特殊性质，有利于通过分析社会认识的综合性、概括性和多层次性的悖论，而使社会认识的本性以更尖锐、更集中的形式暴露出来。从而展示出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条新思路。

3．提出了整合性思维概念

我认为整合性思维将是符合现代科学本性的一种辩证思维的新形式：（1）社会认识论并不是一般认识论在社会认识领域的简单推广，社会认识论也不再局限于研究认识的来源、认识和对象的关系、社会客体的一般特征之类的传统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要研究与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联系更为密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般地把社会当作客体来研究，而是从主客体的统一出发或者就是研究主客体统一本身。（2）它不再是纯粹思辨的研究。而是努力在哲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之间、在哲学抽象和具体实践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并相互过渡的中介或桥梁，从而发展为新的综合性学科。（3）“整合”(integration)是相对于分化、分解而言的，在近代科学长期分化发展，各门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概念语言、理论定式、对象范围的情况下，要实现整合，就必须解决各种概念语言的相互沟通、各种认识方式的相互转换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的重合和交叉等问题。这也就是我致力于研究社会认识的七种认识方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转换的机制的原由。

整合性思维的特征是：（1）综合统摄分析，即综合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但每一步综合都伴随着分析；（2）分析和综合不是分别进行的，而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分析不以失去对象的整体性为代价，而是以综合为指导的；综合也不以失去对各个部分的精细考察为代价，而是以分析为基础的。（3）在表现形式上是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相结合、科学和经验相结合。（4）在表现形态上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形态和从理论具体到具体实践的应用形态的统一。

可以说，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艰苦开拓，构成了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哲学领域转移到哲学和具体科学、哲学和生活实践的过渡地带，从依靠抽象思辨转向依靠广泛的具体科学知识基础。这一转折促使我“朝着‘哲学——专门科学——社会技术学’的方向努力，建立纵深的研究层次。……脚踏实地，上下（不同研究层次）贯通，虚实相应，似亦应为当今治学之道。” （《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第11～14页）。

我的博士论文从写作到出版，花了7年时间，而且正值我的盛年，下的功夫很大。该书出版后，我的学术研究随即开始转向经验研究，我带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全体同仁到安徽省企业和农村调查一个月，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调查报告；我邀请社会学所科研人员参加我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本人也参加了社会学所的课题研究，例如黄平主持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农民工迁出地调查等等。

（三）关于科学基础论

我迈出的哲学与社会学结合并进而走进社会学领域的第一步，是从科学方法论到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和顺畅的。在参加钱学森系统学讨论班前后，我认识了钱老的几位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比我还年轻的几位研究生，并与他们一起做课题、写书。一项成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的几篇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的论文；另一项，就是合著《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

康德早就提出人的认识的预设基础问题，被称为“基础主义”。此后，关于数学的基础问题、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多有讨论，争论不休。我认为，其实“基础”问题在社会科学中表现最为尖锐。“基础”是一门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据，社会科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我提出“社会科学基础”包括方法论基础、观念基础和技术基础三个方面或层次。

1.社会科学的基础问题

社会科学自诞生至今，就没有摆脱过基础问题的困扰。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应该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应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面对的人的世界是“价值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因而不可能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必须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构成了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社会世界”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事实的世界”，又是“意义的”、“价值的世界”。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各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道理，但都未能恰当地对待社会世界的二重性，它们把二重性搞成了“二元对立”。要想克服“二元对立”，必须代之以“层次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2．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我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由以下三大方法构成的整体： （1）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的“支柱”之一，不在于其强调通常意义下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具体方法，而在于强调一种系统研究方式，即通过建立研究主体的系统结构也就是组织结构、知识结构上的系统组合优化，以及研究过程、研究程序上的系统综合效应，把理论和经验工具结合起来。这样就造成了足够复杂的“认识主体系统”，其复杂性不亚于作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从而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从传统水平推进到现代水平。

（2）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我尝试用“层次过渡模型”具体实现社会生活个体性和整体性的辩证综合。这一模型大致包括三个概念层次：①个人动机，潜在可能性的概念层次；②社会行动，外显的事实性概念层次；③整体联系，意义性概念层次。三个层次的概念是相互过渡、相互规定的。

（3）实证性和评价性相结合的集成研究方法。集成方法是摆脱“二元对立”的可行方法。所谓“集成”，就是不把实证性研究和评价性研究看作互不相容的东西，但也不是折衷，不是消融它们的特异性，而是使之相互过渡、相互补充，在互为根据中得到统一。实施集成方法的途径有两条：①专门化认识的途径；②日常认识的途径。

3．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基础

社会科学现代化的观念基础，其核心是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属性和作用。社会科学是客观真知的体系，是人的行为和决策的理性根据和智力支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不是一种舆论，一种“意见”，也不是社会过程的一种观念性附着物。从认识方式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从结构和功能统一的角度可以具体地理解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内在根据。

4．现代社会科学的技术基础

实现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的转化，是社会科学现代化过程中尚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大有希望的社会技术正在发展，这就是综合集成技术。它的特点，是把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把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结合起来，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在有层次结构情况下还要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这些结合需要不仅具有信息管理系统(MIs)、决策支持系统(Dss)的功能．而且具有综合集成功能的计算机的支持，这就构成了一个高度智能化的系统。

我从对社会科学基础问题的探讨转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大约是从1988年开始的。那时，我不仅与时任社会学所科研处长的沈原讨论社会学问题，还与杨音莱合著了《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个体与整体》一书。该书实际上是社会学所立项的一个课题，我当时设想了一个较大的计划，“个体与整体”只是第一册，还有第二册“结构与过程”、第三册“事实与价值” 。这个计划已经写到第一册的“后记”中了。但因杨音莱出国，我调到社会学所后忙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新课题，第二、三册被搁置了，我很惋惜，几次想独自完成原来的计划，与出版社的协议都签了，终因忙于其他课题而作罢，实在是一个遗憾！

（四）关于超越进化论

从1989年开始，我的学长、早些年已经转到社会学所并且担任所长的陆学艺教授就动员我到社会学所工作。他为此花了五六年功夫，这期间，他拉我参与社会学所的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参与他主编的《社会学》一书的写作、出席社会学学术会议，我作为哲学所的研究员却担任了社会学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最令我过意不去的，是他想尽办法为还在哲学所的我解决社科院当时最为困难的住房问题。在老陆锲而不舍精神的感动下，尽管哲学所把两个研究室合并为一个大研究室让我当主任，我还是带着我的三位博士研究生一起转到了社会学所。我很平常，绝对不敢自比古人，但老陆对我绝不只是“三顾茅庐”。陆学艺是我进入社会学界的引路人，在他1998年退休时，又把社会学所交到我的手上，这份信任和情谊我是终生难忘的。

在1990-1993年期间即我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之前，国内哲学界，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吉林大学，就有一批人转向社会发展研究。这期间，我们在北戴河召开了首届社会发展理论讨论会，推动哲学研究转向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问题研究。因此，我调到社会学所后也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以“发展社会学”为专业，并带这个专业的博士生，申请的第一项课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

然而，我越是钻研当时译介过来的发展社会学文献，就越是感到它们的解释力其实有限。我从一开始就反感早期现代化理论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对立起来，以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我虽然赞同其后的依附理论，欣赏世界体系理论，但也觉得用它们来解释中国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有点隔靴搔痒。那期间，曾有出版社约我写发展社会学的书，我迟疑了。冥思苦想了几年，想出来一个“超越进化的发展”概念，到2000年，才主笔写作了《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一书，把“超越进化的发展”概念加以展开。又过了几年，终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写了一本教材《发展社会学概论》，系统阐述了一种以东亚现代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新发展社会学”，核心概念就是“超越进化的发展”。

“超越进化的发展”，归结起来，一是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二是超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三是超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四是超越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我从199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观》一书开始，直到最近用“超越进化的发展”概念，解释“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致力于把这个概念具体化、实用化，希望它能够适合解释中国和非西方发展经验的需要。

（五）关于时空压缩论

为什么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现代化理论，尽管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却越来越无力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呢？重要原因之一，是时空场域转换了。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对象的发展社会学，却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创立的，而且是在冷战初启之际，一些西方学者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主流发展理论承袭了欧洲殖民时期的思想”（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2002/2011）。

继拉美学者率先对发展社会学的一些基本信条发起冲击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等重要问题也都被重新讨论。而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更促使人们从新的时空视角解释中国经验。我在1999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文，首次对中国发展的时空特征做了概括，并重新定义了“时空压缩”概念。该文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时空特点是时空压缩——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这三者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是制度机制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

鉴于当时鲜有译介过来的国外时空研究著作，我和北师大朱红文教授利用同时到剑桥大学访学的机会，征求剑桥教授的意见，精选了10本著作，主编了迄今国内惟一的一套《时空社会学译丛》。稍后，我和几个学生合作撰写了《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国内第一本。这些研究尽管还是探索性的，但在学界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该书系统研究了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理论的时空视角、社会研究的时空分析方法，并将时空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结合起来，具体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问题。

最近几年，国内时空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可喜现象，也可以视为一个研究的热潮。一批后起之秀做出了高质量的成果，一些名刊也乐于发表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论文。2014和2015年，先后由陕西省社科院《人文杂志》社和北京工业大学举办了时空社会学讨论会，今年，计划举办第三届，今后还要继续举办。我还在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时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这样，这个新学科就算是在中国兴起了。

（六）关于底线公平论

2002年，我首次提出要把“守住底线”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2004年在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正式论述了底线公平理论。在2009年出版的《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书，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为焦点，追问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提出了“作为公正的发展”的“底线公平”概念。该书以“底线公平”为概念工具，在对调整利益关系、增进社会福利、实现协调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的经验分析中，论证了“底线公平既是政府责任的底线，也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的论断，界定并探讨了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共担关系，总结出了底线公平的原则和机制、制度和体系、责任结构和实现条件，形成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刚性与柔性相结合、体系内外相协调的福利模式，逐步使“底线公平”从一个概念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

底线公平理论主要内容如下：

1.底线公平作为核心概念

底线公平，不是在保障水平高低的意义上而言的，它的基本含义是强调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上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界线，政府责任的底线，市场作用的边界。在这里，底线不是指“低水平”，而是指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里面的责任底线、制度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底线是强调必须坚守、必须做到、不可含糊的意思。至于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高低，那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只有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守住底线，社会才能安宁，才可能真正实现普遍公平，才可能走出发展和公正相统一的切实可行的道路。所以，底线公平就是保障大多数人基本权益的公平。

2.底线公平的指标体系

一般公平是难以测量的，底线公平却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确定的量，建立起以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的公平性为一级指标，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为二级指标，应保尽保率、义务教育完成率、医疗可得性等九个指标为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3.底线公平的制度结构

（1）体现权利一致性的底线福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公共福利制度等。（2）体现需要差异性的非底线福利制度，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个人账户”制度、完全积累制度和商业保险制度等。（3）兼顾权利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跨底线福利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社会互助、社会服务制度等。每一项制度都包括基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这样，就容易明确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便于形成多元主体的责任结构，可以实现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运行过程的有效调节。

《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战线》、《中国社会保障》、《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媒体，载文介绍和评论了底线公平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有独创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逻辑自洽、模式适用，是包含了社会福利的理念、福利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等四个层次的成体系的理论。在近年来的学术文章和政府文件中被引用次数很多。

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肯定底线公平理论的应用价值，并得到实际应用。（1）2007年5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专门报道中称：“这一理论为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2）“底线公平原则”被作为“导向原则”之一，写进2012年广东省委向第十一次党代会所作的大会报告（该报告提出：“要以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底线公平为导向，加强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同年，“底线公平社会保障体系”被写进浙江省有关部门文件。（3）底线公平理论对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区养老服务等制度以及“十二五”社会保障发展规划的制订发生了实际影响作用。

（七）关于福利社会论

中国能不能建设福利社会？学术界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展开了公开争论。我对此持肯定的看法，并在一系列论著中论述了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区别，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是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所能，都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能够公平地享有社会福利，合理地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其特点是：普惠性福利与工作福利相结合、权利与义务（即享受福利与承担相应的缴费义务及相关责任）相结合、无差别的公平与有差别的公平相结合。经过全体人民的不懈努力，逐步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助，贫有所济”等民生目标。

在《福利社会学》和《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等著作中，我提出了判断福利模式适当性和适用性的标准。认为判断一个福利模式好不好的标准，要看能否保持四个基本均衡：一是经济发展与福利支出的关系能不能均衡；二是福利支出中的基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关系能不能均衡；三是福利机制中的刚性与柔性的关系能不能均衡；四是福利责任结构中的政府与市场、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均衡。这四个基本关系如果均衡了，那么福利制度就可以健康地运行，否则就可能发生危机。

我还从社情人情、文化传承、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福利模式的制约条件，提出以教育为基、劳动为本、服务为重、健康为要，应该是中国福利模式的四大特点和优势。这一福利模式把形成福利的功能内化在模式之中，而不是作为模式的外在条件；它把福利支出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使二者由相互抵消转变为相互促进；它把难以调节的刚性需求置于可以调控的柔性体系之中，防止陷入福利危机；它把源于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结合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后者的优势不是遭到弱化而是得到发挥。

与前述六个领域相比，我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出版的著作较多，除了较早的《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合著，2001年）以外，近几年出版的有独著：《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2009年）、《底线公平福利模式》（2013年）；合著：《福利社会学》（2010年）、《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2011年）、《普遍整合的福利体系》（2014年）等。

当年形成上述七个理论的时候，并未想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近年来，我不无惊喜地发现，这些理论之间有一条线索，贯穿了哲学——社会学——社会政策这三个层次。

二、感念与感悟

2013年3月，我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先进个人”。获得这个奖，我确实很高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当时已经70 岁了，每年的科研成果还能不比年轻人少。2014年年终考核时，一位研究室主任说，我一年的成果，相当于他们研究室当年的总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准确与否不必当真。2015年，创新工程年终计分，我的分数在全所名列前茅。我出这些成果，不是因为身体特别强壮，也不是脑力比得了年轻人，体力脑力当然是必备条件，但不敢自恃，更主要的是靠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是哪里来的？是1978年踏入社科院大门以来，我所受的教育、熏陶，潜移默化的。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任哲学所所长的邢贲思教授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王锐生教授，感谢把我从哲学所引介到社会学所的该所第三任所长陆学艺教授，感谢不论我在哲学所还是社会学所都一直关心我的、长期担任我院副院长的汝信教授。我还特别感谢曾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最坚定的支持，感谢先后分管社会学所的李慎明副院长、朱锦昌秘书长、长期分管科研工作的江蓝生副院长，他们都给过我宝贵的帮助和支持。还特别感谢陈奎元院长和院党组各位领导，正是依靠他们的决断和努力，才终于建立了学部制度，已故陈佳贵副院长对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当然，我也感谢哲学所、社会学所、院机关的所有同仁。正是这一代一代社科院人的不懈努力，包括原哲学社会科学部老一辈学者的精神遗存，使我院经年累积而形成了极为宝贵、极具品位的中国社科院精神。

中国社科院精神是否已经成型、怎样表述？我说不好。但我可以请能说得好的人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胡乔木院长的写作班子，我本来对自己的文字能力很自信，却不料我写的那部分稿子被他批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文章大家令我体会到什么叫“严谨”。

——我也曾听胡绳老院长说，一个学者不要对自己专业以外的、或者虽属专业以内却没有专门研究过的问题随便发言，也听他转述过郭沫若先生的话，什么是学术领导？学术领导就是拿自己的书来领导，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严肃”。

——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曾教育我：“文章要写得像哲学一样深邃，像数学一样严密，像文学一样感人”，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严格”。

——享誉海内外的钱钟书先生说过，社科院是他永远的爱人。我体会他说的这个永远的爱人就是学术，对学术这个“永远的爱人”要忠贞不渝地追求、不舍不弃地追求、死乞白赖地追求，用心、专心、一心一意地追求，一生一世穷追不舍，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对学术志业的执着亦即“严守”。

以上所说的严谨、严肃、严格、严守，无非一个“严”字，这显然只是中国社科院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精神内涵还很丰富。老先生们以他们的精神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位学者，怎样当中国社科院人。传承社科院精神是我们的天职和本分。我曾修改李大钊的话，原话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改为：肩不铁也要担道义，手笨拙更勤著文章。

几年以前，我到商店买衣服，售货员举着一件衣服对我说，这一件特别适合你的身份。我吃惊地问：你看我是什么身份？她不仅断定我是做科研的，还猜测我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她显然是依据外在的表象，我戴个眼镜，一看就是很少到商店，不会买东西的。但我希望，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人，能够更根据内在气质来评断我们，当他们看到一个人，特别敬业和执着、特别严谨和勤奋，特别有操守和风范，特别有见地和成就，他们就说：“这个人肯定是中国社科院的。”或者问：“这个人是社科院的吧？”不论用的是肯定句还是疑问句，表明中国社科院精神不仅已经形成了，而且已经化作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追求、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依靠这种精神，中国社科院就肯定能够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最高学术殿堂，肯定能够成为党和国家倚重的思想库智囊团！

做学问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学科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不同，加之学者的风格和做派不同，做法自然就不同。做法不同，感受也就不同。

我对做学问的体验，来自我在中国社科院38年的经历。1978年考入社科院读研究生，称为“黄埔一期”，从此再没有离开社科院。这个单位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在2000年左右，高校的待遇大幅度提高，北大、清华教授的工资大约相当于社科院研究员的2倍。当时高校扩招、扩编，清华等理科大学也纷纷成立文科院系，全国高校社会学系像雨后春笋般暴增，教师奇缺，于是就到处挖人。到哪里挖？首当其冲的就是社科院。我们所的优秀人才就有被挖走的。当时我非常紧张。我的前任陆学艺所长把社会学所发展到90多人，一派兴旺发达的势头，刚交到我手上就遇到了这种被挖的困局，我自己也是被挖的对象，仅北京就有3家高校来挖我。我知道大事不好了。如果我连人都拢不住，那我这个所长还怎么当？正在我忐忑不安之时，却无意中发现，所里在走了2个人以后，竟然安稳下来了，而外面“挖人”之风并未消停。这我就奇怪了，什么原因？我甚至忍不住去问估计可能被挖过的同事，怎么想的？回答是：社科院毕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钱拿的少一些，但是科研时间充裕，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花钱买不来的。社科院不像高校那样需要讲课，也不像机关那样必须天天坐班，对于愿意潜心做学问的人来说，可以自由支配的科研时间是最宝贵的。

除了自由支配科研时间之外，社科院还有什么魅力，足以留住在职三四千名、退而不休几千名不说是才高八斗也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关于社科院的定位，现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是正式提法。我的感受是，社科院是一个“强大的学术气场”。几千学术精英围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学术气场，它具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或者说魅力。在这里，什么都是高端的，至少说，什么都追求高端——论文必须高水平，发言必须高质量，会议必须高档次，刊物必须个个是名刊……总之，除了穿戴不要求是名牌以外，人们内心里有一个无声的命令——“国家级”。

当了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研究员、副研究员，自己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在单位内部也觉得平常，可是走到全国，人家要求我们的发言、我们的论文，要有“国家级”的水平，应是一个学科的带头人，要有国内最高水准；参加国际会议，要能代表国家水平。我们个人可以很谦虚，不把自己当成是个什么“人物”，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学术界却对我们要求很高。这把尺子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顶上，审视我们、苛求我们，令我们感受到危机，感受到威严，不能不兢兢业业。我当了学部委员之后，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尽管每年有十几场会议邀请我参加，但是，只要没有准备好参会论文或发言稿，我都不参会。自己水平高低，另说，那可以努力提高，但首先要抱持一个认真的态度，让人觉得我们是严肃的学者。不能“赶场”，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到处“露脸”。当然，水平确实很高的例外。我在哲学所时，曾听过李约瑟讲中国科技史，到社会学所后，也听过吉登斯的学术报告，他们都没有稿子，那是人家水平高、口才好，我不好比。在学问上有时候我也感到惊奇，所里的年轻学者，明明具备申请高级职称的资格了，可就是不申请，宁愿推迟三五年、甚至五六年，直到拿出高质量的专著了，自己掂掂分量够了，才申请。这是显示自己的一种自尊、一种对职称的敬畏。在社科院，再张狂的人都不敢随口声称自己的成果填补了什么“空白”，因为放眼一望，道行高的人比比皆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极少，为什么？不屑！大家心里自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追求智力的挑战，有那么多尖端的难题，等待我们去破解；追求理性的愉悦，在研究室、在讨论会、哪怕是在闲谈之中，随时都能碰撞出绚丽的思想火花，令人陶醉，感到满足。这就是学术无穷的魅力，它吸引人们甘愿一门心思地去追求！

用什么方式追求学术？修炼。炼学术的内丹，修学者之身，养学术之性。在社科院，你看一个个也许其貌不扬，也许不善言谈，可一旦谈起学术来，一个个立马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这是在这个学术气场里长期修炼的结果。所以我说，做学问也是一种修炼。前几年我曾到一所寺庙小住，老和尚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感觉我和你差不多，你天天念经，我天天念书；你天天打坐，我天天写作；你天天吃素，我天天喝粥。

怎么修炼？方法和途径当然很多，人各不同，各有门道，也各有体会。我的体会是，表面上社科院的科研人员不天天坐班，老师与学生也不经常见面，但是外松内紧，实际上天天都有把尺子在量你，而且标准很高很严。我体会就是前述的“四严”：严谨、严肃、严格、严守，是历代老先生们言传身教我们的，传承这个“严”字，不仅是我们的天职和本分，也是一个学者的修身之道。

我常对学生说，其实做学问不一定需要多么聪明，只要做到严谨、严肃、严格、严守，心无旁骛，日积月累，总是能做出好学问，乃至大学问。有些大学问家确实天分很高，但未必尽然。而有些人即使天分再高，如果终日心浮气躁，追求“短平快”，也难成大器。所以，做学问，方法固然重要，但是所持的态度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修炼的目的是什么？道家修炼是为了成仙，佛家修炼是为了成佛，儒家修炼是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修炼是为了发展中国学术，对我从事的这个学科来说，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下，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中国社会学怎样实现崛起？西方社会学是在学科分化中实现崛起的。中国社会学当然不排斥学科分化，而要以学科分化为基础，吸取学科分化的成果，但是不能耽于学科分化。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是长于综合，各个学科是在综合中发展的。我体会费孝通先生暮年非常强调“扩展社会学的学科界限”，这实际上是要我们冲破学科藩篱，致力于学科贯通，在贯通中实现综合，在综合中实现崛起，我感觉这是费先生为我们指出的一条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学术传统的，又是便于吸收西方学术经验的，我认为，也是继承了近代以来探索实现中华复兴的先辈们的遗训的。谭嗣同创立《仁学》，倡导“通”，“道通为一”。通有四义——“中外通”，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上下通”，破除等级地位观念；三曰“男女内外通”，破除“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通”是富国富民的“相仁之道”。这里的“通学”，既是通中西之学，也是通学科之学，或可另加一“通”，称为“学科际通”。

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哲学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的路径，当时的提法是“上下贯通，虚实相应”，1990年正式宣示“朝着‘哲学——专门科学——社会技术学’的方向努力，实际走过来的是一条“社会哲学——社会学——社会政策”的道路。从2010年以来的六年间，我还培养了9名社会工作硕士，这是更具实践性和技术性的学科。这样，我就从最抽象的思辨层次，贯通到了最实际的技术（工作）层次。2015年，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短文“加强学科际学术创新”，从中国学术传统到现代学科综合化，结合自身经验，探讨了不同学科层次概念语言的贯通问题，以及实现学科间贯通的引证案例（事实或数据）和基于案例（事实或数据）的两种研究路径。就权作本文开篇所说的对不同学科层次的相互关系及其贯通方法的一点感悟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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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从事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

韩民青 夏永翔 编：《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景天魁主笔：《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

景天魁、邓万春、何健：《发展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彭华民 顾金土：底线公平理论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9年04月28日。

谭嗣同：《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王锐生：社会认识方法论的创新之作——读景天魁的《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哲学动态》1991年第9期。

许国志主编：《系统研究——祝贺钱学森同志85寿辰论文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张海焘 主编：《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钟国兴：《社会选择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穗明：受到启发之余的思考——读《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哲学研究》198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