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道路最大的哲学创新是为现代化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开创了一条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这一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首要源头活水，就是《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正是这个结构的不同系统组合，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不同道路。中国创新的最大希望，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从而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既彻底超越国家主体化的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又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体化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关 键 词：劳动 资本 国家 人民主体论 现代化新道路 《资本论》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首倡的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中，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当代体现和新发展。同时，马克思首倡的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更应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上，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探索新道路、新体制的理论指南、源头活水。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代课题面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来说，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无论是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古代传统国学，都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关系问题，无法指引我们开创劳动主导的中国现代化新体制、新道路。
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新阶段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突破口和生长点。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创新支撑，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势必陷入自发盲目的历史惰性洪流之中：国家垄断—官商勾结—宰制劳动。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决审慎地防止改革与发展走上这样一条老路、歧路、死路。
一、“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资本论》中蕴涵的现代史观系统结构
关于《资本论》中的现代史观，对其总体结构、哲学底蕴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究的。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特定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结构论是把握马克思现代史观的一把钥匙，甚至是不二法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比拟和不可超越的独特理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就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我们应先“回到马克思”，重温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现代史观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资本论》写出了最初三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8年《共产党宣言》——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思想主线是“劳动与资本”二元结构论，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刚开始走上社会，碰上的就是现代社会三元结构、三者关系的疑难问题：普通劳动者—土地与林地所有者(资本)—国家机构。马克思是为解决对黑格尔国家观、国家理性论的根本质疑，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加上同期写成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堪称是《资本论》创作的最初第一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成为贯穿整个巴黎手稿的思想主线。马克思笔记本上的头三个小标题就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他提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并最后落脚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上来。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开头，马克思就提到，“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1](P7，151)。
在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头两稿《共产党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1848年初马克思写成了《共产党宣言》，一针见血地把“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作为现代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开头马克思就断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273)
《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原稿只是1847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标题，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关系和主要阶级矛盾，作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2](P331)。“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1844)、《资产者和无产者》(1848)、《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1849)这三个提法虽有一点微妙差异，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现代历史基本矛盾的总体把握尚处于“二元结构论”的理论框架，“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
第二阶段，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尾声之处，马克思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构想”；1858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信中又提出大同小异的“六册计划”，两者之间共同的、崭新的特点，就是把“国家”纳入系统结构，从而构成“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并在基本完成第二大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际，马克思在1862年12月底最终明确将全书以《资本论》为正标题出版，更加突出现代史观这个核心范畴的中心作用。
在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洪水到来前夕，马克思立志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总结概括，推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而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1857年8月23日前后写成的这篇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五篇构想”，不仅肯定了劳动作为起点范畴、资本作为中心范畴的地位作用，而且把国家作为第三大基本范畴补充进来，首次形成“三元结构论”现代史观的基本思想：
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把现代国家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3](P46)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结尾，马克思再次阐发了“五篇构想”的内在逻辑、总体思路，其中头两篇分别讲体现在商品货币中的劳动活动，市民社会层面的资本运动，从第三篇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家范畴为基本内核，展开后三篇：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多余的产品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多余产品。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3](P177，178)
1858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又在“五篇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六册计划”，这其中只是对前半部分怎样讲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结构上作了某些微调，而从第三部分起转入的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国家体系，则保持不变：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P124)
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头，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并把前三项与后三项作为两个层面、两大部分。在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从资本论到国家论，资本论与国家论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构成其正副主题：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度、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5](P31)
资本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的地位是逐步上升的，先后登上了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将“资本与劳动”确定为自己唯物史观、现代史观的两大基本范畴；第二个台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确定了资本范畴的中心地位，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第三个台阶是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提出的，确定自己的全部手稿“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至此，资本更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范畴，不仅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具有重大现代哲学意义的哲学范畴。
第三阶段，1878年以后，由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资本论》第2、3卷出版受阻，马克思则借机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新探索，为今后写出“《资本论》续篇”做了系列性的晚年笔记，其中关于国家、国家体系问题的研究明显加强，更有力地证实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构成《资本论》逻辑体系的深层结构。
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主体部分与思想重心，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笔记札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包括：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第二组“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道路笔记”。这里提出“马克思晚年四大笔记”——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意在强调晚年马克思的笔记与文本，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篇或一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简要地说是“一个主题，四组笔记”。下面，先让我们对“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基本内容做些简要梳理。
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对《资本论》的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计划”复归的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因而从资本论到国家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国家的本质问题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根据这组笔记的思想主旨，应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第二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这组笔记共包括4个笔记本，构成一个整体。马克思没有命名，恩格斯给它加的标题是《编年摘录》或叫《编年大事记》(Chronlogiche Ausztige)；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1946年间把它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8卷，题为《历史学笔记》；中文译本目前沿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1992年版，2005年版)；MEGA2打算把它编入第4部分笔记的几乎最后一卷(第31卷)。整组笔记篇幅巨大，共545页，翻译成汉字约180万字左右。为了准确地再现马克思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思想主旨，本文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马克思这组笔记的主要底本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18卷本《世界史》，这也有助于证实这组笔记的名称由来。对于这组笔记的主题、主线、主旨，至今仍然研究得很不够，甚至众说纷纭。实际上，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初步理出基本头绪来：第1册笔记的起点是公元前93年，从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开始，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讲述古代西方世界国家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第4册笔记的终点是1648年，欧洲史上空前的30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等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雏形，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因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而走向瓦解，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生成，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开始形成。这里的终点，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
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组笔记呢？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理解这一点的钥匙就在《资本论》的体系构想中。马克思最初从“五篇构想”到“六册计划”的研究思路都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再过渡到国际贸易论—生产的国际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实质上主要指的就是国家，把国家列为劳动与资本之后的第三大基本范畴，完全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把国家列入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序列，不仅传承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更集中反映了德国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主旨的独特理解，对国家的特别关照、特殊重视。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转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并从属于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1](P193)。1841年，弗·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主张考虑到德国的国家特点、民族利益，建议实行国家干预，建立以保护关税为基础的经济同盟。
综上所述，以“劳动、资本、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现代史观的系统总体结构，既是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又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对政治经济学与国家问题密不可分的独特理解，更集中表现出马克思上下求索40年的独特理论创新和哲学创新。
二、三元结构的三种模式——由此决定的现代化三条道路
“劳动、资本、国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要素或三元结构。这三大要素的不同结构、不同关系、不同组合，从深层结构上决定了三条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以国家主体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专制霸权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垄断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劳动社会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理论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已经提供了基本思想，近15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更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历史例证。我们在这里不妨据此作些初步的比较研究。为方便起见，我们把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三元结构的三种选择，简称为国家主导、资本主导、劳动主导。
(一)国家主导的三元结构——专制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这种三元结构的特点，多半是在现代化过程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历史前提下，原有的古代中世纪国家过分膨胀的历史格局没有被根本打破，就假借现代化、工业化的趋势重新膨胀起来，压抑了资本，宰制了劳动，使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结构难以自由生长、充分发展，最终导致了畸形、片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强化专制国家、霸权主义为主旨的现代化道路。大体属于这种现代化道路典型代表的，首先是18世纪末19世纪前期的法国，其次是19世纪的德国，再加上1861年以后的日本和俄国。
关于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曾经先后写了3篇重要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法兰西内战》(1871)，这些都描述了国家主体化的法国现代化道路，并对过分膨胀独大的国家主体化的法国问题症结做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提示：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2](P623，624，675，676)
专制国家主体化独大，压抑了资本，更宰制了劳动，导致了维护专制、追求霸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19世纪法国病，更是19世纪德国病。也正是这个病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崛起中两度恶性发展，使德国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是基于对德国国家制度专制弊端的深恶痛绝，加上对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深刻保留，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德国国家制度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滞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理论鞭斥：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
“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6](P313，315，312)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封建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分析，对沙皇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深刻剖析，对1861年俄国改革后国家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都给予了很多关注。包括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出现了问题，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外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值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7](P436，439，440)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演了这条国家主体化的现代化老路：它打着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旗号，实质上是变相地加剧了国家垄断制；形式上消灭了资本，实际上阻塞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还是宰制了劳动，严重压抑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在和平发展时代真正充分发挥出来。
(二)资本主导的三元结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这种三元结构的特点就是资本成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能动主体，并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资本的发达形态，占据了垄断地位，从而绑架了国家、宰制了劳动。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其历史作用有相当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的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度发展，显示出资本历史作用的文明性、进步性一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本质上又是一种社会关系，造成劳动异化、知识异化、人的异化乃至社会全面异化，金钱关系成为统治一切的畸形社会关系，因而资本绑架国家、宰制劳动，造成两极分化，成为历史必然趋势。18、19世纪的英国、美国，就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两个典型国家。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真正揭示出什么是资本的秘密。由于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自主劳动或强制劳动开始普遍变成了雇佣劳动；由于垄断劳动条件的资本家用一个较低价格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由此就取得了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货币由此成为了资本；由于货币变成了资本，劳动力变成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交往的普遍化、劳动的社会化、社会的现代化就都打开了大闸门，取得了原动力，形成了新道路。马克思一语破的地点破了资本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历史作用，“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8](P19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资本的历史作用，而恰恰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在世界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作用，作了最好的历史说明：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P273，274，277)
在《资本论》第一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对资本在世界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做出了最为深刻的哲学分析。由于资本把一切要素整合进社会化大生产并构成大生产的灵魂，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世界历史新阶段的作用给予最高肯定：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P392，393)
马克思是用劳动二重性原理来分析资本历史作用的二重性的，因而在指明资本对现代化动力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社会关系上的社会实质、历史弊端和要害问题。
资本成了组织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作为物质与货币基础，就无法组织起现代化的大生产。同时，资本也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枢纽，尤其是大银行的金融资本，更成了现代化市场经济命脉。资本挂帅也成了利润至上原则的动力源泉，乃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助他人之口，描述了那个时代利润挂帅造成的资本冲动：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8](P829，注释250)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分析了资本二重性，指出资本固然通过一定数量货币形式或物质技术形式存在，但就其本质来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P834)。在《资本论》第一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5](P45)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惟妙惟肖而又入木三分地描述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元结构的畸形发展、内在机理——资本绑架国家，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权力：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难道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兑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2](P377，448，449)
只有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才能为深刻理解2008年美国引发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与深层本质，提供一把理论钥匙。
(三)劳动主导的三元结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超越资本主导、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走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实现劳动解放、个性自由的理想目标，始终是马克思上下求索的重要主题。而这需要建构劳动主导的三元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打破“资本主导、绑架国家、宰制劳动”的资本主义体系现状。究竟出路何在？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探索出的这条新路，就是在劳动社会化时代大势的客观基础上，加上工人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建构劳动主导的现代社会三元结构：劳动主导，创新国家，引导资本。为此，马克思先后同蒲鲁东经济主义、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布朗基革命家暴力专政主义展开了思想论战。
为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实现劳动解放目标，努力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哲学创新——这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时代主题。足以确凿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主题、《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主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的思想红线，还有1871年6月至7月间，在国际工人协会通过的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员宣言》之后接受《世界报》驻伦敦记者R.兰多尔采访时发表的谈话：
记者：那么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记者：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应有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记者：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实证论者。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记者：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探索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9](P374，371)
这里提到的穆勒，看来指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于1848年发表了主要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作者自认为该书的使命是祖述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将其提升到社会哲学高度，旨在解决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全书结尾的第五篇则论及“政府的影响”。穆勒的经济学、哲学基调，是使国家政府的作用从“守夜人”到“调解者”，以便用改良措施缓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之后日趋强化的劳资矛盾，旨在继续维系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与穆勒的根本不同，是要解放劳动，建立完全新型的劳资关系：
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开路先锋就是国际工人协会。[6](P19)
而在国际内部、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先后与蒲鲁东、拉萨尔、布朗基展开了持久深入的理论争论，他们之间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劳动解放的道路何在主张不同，对“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关系处理不同。这个新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厘定分歧实质。
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劳动社会化的自然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大势，加上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采取深入具体系统的组织工作，实现“经济上所有制—政治上国家制度”这两大制度创新，从而达到创新国家、引领资本，建构以劳动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现代新型三元结构。
为此，马克思同主张经济主义的蒲鲁东展开争论。蒲鲁东经济主义的问题症结在于根本忽视“所有制与国家制度”这两项制度创新，也无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根本变革，仅仅拘泥于经济主义的改良措施，如实行信用改革计划，开办人民银行，发行劳动券以代替货币流通，发行无息贷款，一切产品根据劳动数量实行直接交换。蒲鲁东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深为敌视。在他看来，国家与政权是危害自由与个性的东西；工人的命运不能由革命和取得政权来解决，相反，为了获得自由，要“把政权与垄断一齐打倒”。在他晚年的著作《革命家的自白》中，蒲鲁东宣称，“依靠政府，人民并不能自救，而是要毁灭自己”；“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蒲鲁东的结论是，“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给人民充分自由”[10](序言P11)。
为此，马克思也同布朗基的革命家暴力专政主义展开论争。布朗基与蒲鲁东正好相反，如果说蒲鲁东仅盯着三元结构中的劳动这一枝的话，布朗基则仅仅盯着国家这一块，无视劳动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无视经济生活的自发运行机制，也无视劳动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组织准备，认为可以仅仅依靠少数职业革命家，经过密谋策划，一下子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实际上，这种少数职业革命家专政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海市蜃楼”，即使一时夺得政权，也难以长治久安。
蒲鲁东主义与布朗基主义这“左”右两翼，在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有深厚影响，直至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仍是这样。理论之争，在所难免。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展开了持久论争，甚至连梅林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都弄不清这一争论实质何在。问题在于，拉萨尔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上移植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以壮门面；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上倒向国家社会主义，指望靠取得普选权、依赖俾斯麦加上国家协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德国社会主义。1864年6月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揭示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奥妙所在：
当我看伊戚希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问题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每一个字都很熟悉(虽然作了伊戚希式的乔装打扮)，而又不是直接从《宣言》等里面抄袭来的。正好，几天前我偶尔翻阅了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单纯地重印了我1847年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上所作的几次演讲。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我的伊戚希的灵感的直接来源。出于我对他的特别的友谊，我将把《新莱茵报》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注解印在我的那本书的附录里，自然要想出一个借口，丝毫不暗示伊戚希。他对此未必会感到高兴。[4](P188)
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分歧集点在于怎样对待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是主张根本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创新国家制度，还是仅限于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改良措施，甚至和俾斯麦达成妥协，让国家出资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而德国工人则支持在俾斯麦铁腕领导下，在普鲁士专制国家制度框架下加速实现德国统一。如果联想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马克思与拉萨尔谁是谁非不是昭然若揭吗？
经过上述简单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弄清楚，马克思为什么会和这三位“老朋友”展开看似无情、过于严苛的理论争论。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的道路，在三元结构中体现为：自主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或许，这就是马克思主张的劳动解放之路，也是走向现代化的阳光大道，人类解放的希望之道。
三、国家制度创新滞后——当代危机的问题症结
1875年，晚年的马克思在写作《哥达纲领批判》前后，关于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者关系问题，仍是他反复思索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德国发展道路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个重要感悟：在资本主义近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市场经济与资本发展会超前，而国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甚至严重滞后，这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和问题症结。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还是相当深刻的，他看到的这个问题症结，这不仅对理解19世纪的世界历史有启迪意义，而且对理解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历史悲剧，乃至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出现的5次经济危机，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在1871年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中，“劳动、资本、国家”三者关系问题，无疑是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1872年，马克思起草了《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读的一个报告》，最后的思想落脚点即放在“劳动、资本、国家”三者关系问题上：“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6](P129)1873年，约·莫斯特在开姆尼斯城出版了通俗解说《资本论》的小册子，不失为一个把《资本论》通俗化、大众化的最初有益尝试。1875年8月初，应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与下，马克思花了相当的精力对小册子作了修订，题目就确定为《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年4月，该书在开姆尼斯出版了有马克思亲自参与修订的第2版，但马克思本人未作署名。1876年6月14日，马克思致信给已在美国的弗·阿·左尔格时讲到了此书：
现在顺便给你寄去经我修订的莫斯特的著作，我没有署名，否则我就要作更多的修改(一切涉及到价值、货币、工资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地方，我已不得不全部删去并换上自己的话)。[11](P172)
马克思所说的莫斯特的著作，指的就是早在1873年就出版的、由约翰·莫斯特编写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在开姆尼斯城出版，这是第一本传播《资本论》的通俗读物。由于莫斯特理论水平的限制，其中有很多理解不当的地方，而当时读者特别迫切地需要这样的通俗读本，且此时仅此一本。因而在李卜克内西的再三建议下，马克思对这个小册子进行了修订，并出版了第二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经济上的世界市场”加上“政治上的国家体系”，作为把握“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世界历史背景：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6](P308)
同时，在谈到德国国家制度面临的现代变革历史难题时，马克思区分了“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认为各国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比较趋同，而现代国家制度创新却很不平衡，甚至只是一个“虚构”，如在德国：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6](P313)
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关于德国国家制度变革严重滞后的问题，实质是一针见血地点出来了，却还说得不完全充分、具体、谴责的话，那么，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间，恩格斯写成的《论住宅问题》，对此则讲得更加透彻得多：
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相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争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争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
在普鲁士(依其发展情况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国制度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状态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是假立宪制；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专制君主制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假立宪制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促成了专制君主制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状态的变革，从而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剧的程度上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1870年从法国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言以蔽之，旧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制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而且整个旧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6](P191，192，193)
“铁血首相”俾斯麦，在19世纪中期确实利用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杠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曾经严重滞后的德国一度“后来居上”。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超前，而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制度的创新却相对滞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19世纪指出的这个历史痼疾，影响了20世纪德国的历史命运与世界历史命运。正是这个历史痼疾种下的病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滋生了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
国家制度创新滞后，不仅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德国病”，而且在英国、法国也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反复复辟现象，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共和与帝制的苍黄反复，实质上都是源于国家制度创新的相对滞后。
英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充满曲折反复，充满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反复交锋，集中表现为国家制度跌宕起伏的四部曲：1642-1649年，流血革命，推翻王朝；1649-1659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社会动乱，农民起义，矛盾不断；1660-1688年，王朝复辟，反对民主，恢复君位，查理二世恢复了大地主在封建中的统治，1685年詹姆士二世更变本加厉；1688年，辉格党与托利党联手，实行政变，从荷兰迎回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继承王位，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因为没有再次流血，史称“光荣革命”。
在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经历了三次共和、两代帝国，国家制度苍黄反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1792年9月22日，创立了第一共和国，制订了宪法，后来却走向极端，发生内乱；1800年前后，拿破仑伺机上台，一方面制定“拿破仑法典”，推进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却黄袍加身，加冕称帝，号称第一帝国，四处征战，到处树敌，直到1821年第二次退位，死在柯西嘉岛上；1848年二月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又借工人革命浪潮，赶跑了国王路易·菲利普，创立了第二共和国；可惜好景不长，1852年拿破仑的侄子狐假虎威，借助其伯父余威，夺取政权，恢复帝制，号称第二帝国，直至1870年；1871年，借助普法战争，加上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扳倒了第二帝国，梯也尔等人又创立第三共和国，直至1940年。
国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近代化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近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在相当程度上似乎又合乎规律地重新上演了一回：1992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标志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创新潮头；1994年网络全球化的技术创新源头，改变世界；1994年前后世界贸易组织形成，标志着经济领域制度创新引领潮头。
正是国家制度、国家体系的创新相对滞后，导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二三十年间，相继发生了五次国际性、世界性，有时甚至是全球性危机：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3年前后，地中海周边的中近东各国连续发生颜色革命、国家剧变。这一连串危机的背后，深层实质基本上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症结——国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难以摆平“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其中特别是难以解决资本绑架国家、宰制劳动的近现代世界历史难题。
四、解放劳动、创新国家和驾驭资本——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
(一)解放劳动、解放个性——真正体现人民主体，造福人民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有人说，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讲过，也没有搞清楚。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并不准确。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原本是讲清楚了的，后来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把问题搞乱了。
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特别讲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在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上，达到两个“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两个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简称“人的解放”。马克思是这样讲的：
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
……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P130)
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末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近十年期间，列宁开辟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活生生地体现了马克思倡导的劳动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与三元结构论。问题存在于20世纪30-50年代这段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如果说，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形成这种战时体制还有一定的历史根据，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代，这种苏联模式就完全蜕化为僵化模式了。用“国家垄断制”偷换“劳动社会化”，用“国有化”偷换“社会化”，正是苏联模式得以长期流行的重要理论根源和精神实质。从列宁主义到邓小平理论，都有助于我们从理论思维的高度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传统计划经济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早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道路时，列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家垄断制”的根本局限：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12](P63)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深刻剖析，有助于把握苏联模式的实质，认清其要害是以“国家垄断制”偷换“劳动社会化”来作为社会主义本质：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3](P327，328)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有两大弊端：一是阻塞了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二是阻塞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千百万劳动者、劳动集体、企业不能充分发挥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因而改革的实质是双重的：突破国家垄断制；解放生产力、解放人。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这一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成就也伟大；然而在解放人的这一方面，却重视不够，远未尽如人意。不仅要解放生产力，更要解放人，解放劳动，解放劳动者，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空间，解放每一个人的创业创新潜能——正是这一点，应当成为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新使命，中国创新的新天地，中国发展的新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要有政治体制的相应配合，系统改革，综合创新。
(二)创新国家、人民监督——政治改革、以法治国的当务之急
在现代社会复杂系统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中，国家的作用很关键，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是劳动主导还是资本主导；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垄断了劳动条件的资本，对劳动占据着天然支配权。如果自由竞争的资本发展到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占据垄断中枢地位，那么，资本绑架国家、宰制劳动，势必成为必然趋势。而劳动要取得主导地位，仅靠市场经济中的自发经济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国家政权，才有可能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这里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叫人民民主专政；三是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制度创新，根本改变旧式国家权力、国家制度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官僚主义倾向。关于这一点，讲得最透彻的莫过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2](P249)
苏联模式的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在实行经济改革转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之后，却没有按照马克思巴黎公社原则、列宁政治遗嘱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制度创新，于是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蜕化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僵化模式，根源正是固守国家垄断制。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表现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个层面，由此决定了它有阻塞机制的两大弊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阻塞机制，从内在机理上具体分析，集中表现在“物质生产力和主体生产力”两个层面上：一是由于排斥市场机制，阻塞商品流通，自我封闭起来，自外于世界市场之外，从而使“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阻塞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之道；二是由于排斥了市场机制，国家把宏观、中观、微观经济活动决策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压抑了广大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使“人不能尽其才”，阻塞了人的主体生产力开发之道。
更进一步具体分析，国家垄断制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在经济体制层面表现为对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国家垄断；第二，在政治体制层面上表现为对政治权力、公民权利乃至个人人权的国家垄断；第三，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层面上表现为对思想资源、文化创造上的国家垄断。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产生了对社会全面发展的阻塞机制，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有与此相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因而自然而然地阻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个最重要的主动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新型市场经济、现代新型民主政治、现代新型精神文明。
中国改革，成就何在？就在于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以后近26年间，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新体制。中国问题，症结何在？就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紧箍咒，至今还在心灵深处束缚我们，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我们在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攻坚战——彻底突破苏联僵化模式深层本质上，步履艰难。究其深层根源，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很好地协同推进。官僚腐败之风屡禁不止，股市楼市的泡沫泛起、大起大落，痼疾难治，概源于此。中国问题，出路何在？就是真正实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双重总体目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与国家制度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用人民主体、造福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突破国家垄断制的苏联僵化模式，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同时用人民监督的制度创新，根治官僚腐败，发展新型民主，确保政治改革深化、国家制度创新。
(三)发展资本、驾驭资本——中国特色的双重任务
现在有不少人在讲资本逻辑，讲资本逻辑在当代的主导作用。而马克思《资本论》的根本特点，却在于从“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的现代史观高度，揭示出“劳动、资本、国家”的复杂系统运动，既揭示出资本主导的现实必然性，又指出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作用的历史可能性，甚至历史必然性。
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国家制度创新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就是如何用劳动二重性理论作为科学方法，分析资本二重性，把握资本二重性，驾驭资本二重性。也就是说，既积极发展资本，又借助党的领导，人民监督，法治国家，规范资本。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适度地发展资本，仍是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不平衡，如四世同堂一般，在总体上看还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在今后几十年间仍将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历史教训已经表明，中国的历史经验也已证明，在这种基本国情下，在如此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上，如果用强制手段，在形式上消灭资本，实质上仍无助于通过市场经济道路实现劳动社会化、国家现代化。用国家垄断制代行资本的配置资源职能，扩大再生产职能，在革命战争时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不只是窄路一条，甚至是死路一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开创现代化经济起飞并持续40年的中国奇迹、世界奇迹，一个重要奥秘、动力之源，就是打破了国家垄断制，积极发展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引进外资，如三足鼎立之势，比翼齐飞，共同发展。
那我们能不能采用自由主义方式，让资本完全放任自流呢？
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以铁的事实一再证明，完全自发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在一国范围内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从1770年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至1870年和1900年以后，则发展为两极分化的垄断资本主义。而当代世界，从1980年以后的近30多年间，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力倡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两极分化在经济全球化范围内自由泛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倡导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进外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质上是利用新自由主义抬头、国际资本向外寻求出路的历史时机，采取了积极适应、开放经济、发展资本、促进起飞的巧妙方略，赢得了中国现代化借势起飞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主流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今天从总结历史经验、提高驾驭资本二重性的角度来看，“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说明我们对自发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负面影响和历史反复认识不足，警戒不够。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本人，1994年9月，在他90岁生日前后的日子里同他弟弟邓垦的谈话中，以他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坦诚态度，指出两极分化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发生问题：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我在旁边看到成功，在旁边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走这一步，我是跟中央的同志讲清楚了的，日常的事情少管、不管，现在一点也不管，让他们放手去搞。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4](P1364)
如果对资本发展完全采取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态度，不仅会在经济上引起两极分化现象，还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异化、社会风气毒化、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深刻指出了资本逻辑放任发展的这种必然后果。
劳动创造的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社会权力，国家的异化，民主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发展成为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社会生活条件一方面日益与劳动主体相分离，另一方面却在资本家身上得到人格化的体现，并且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日趋增长。劳动异化的这种新趋势表现为：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15](P294)；资本不仅表现为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而且在金融资本、生息资本上表现为自我增殖、自我异化的神物，“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形态越来越和它的内在本质相异化，并且越来越与之失去联系”[16](P517)。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3](P486)。所谓全面异化即是：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绑架了国家，资本却变成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全面统治的巨大社会权力，反过来对劳动主体进行全面压抑。《资本论》中对异化劳动的这一新规定，对揭示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趋势，也有极其深刻的启发作用。
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金钱挂帅、金钱万能、金钱崇拜，流行一时，自由泛滥，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毒化。这一规定从经济异化回归到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中，有对金钱异化、货币崇拜的抗议和讽刺，却缺少理论上的科学说明；到了《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已经作为一个范畴序列，从劳动过程的历史特点出发，揭示了产生这种畸形社会现象的实践根源和认识根源。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政治异化、思想异化(宗教异化)溯源到最本质的经济异化(劳动异化)；而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思想行程已经反过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用最本质的劳动异化来说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中的异化现象。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和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性质之中：商品形式呈现了一种颠倒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掩盖上物的外壳，使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使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造成了商品的谜一般的神奇力量，造成了类似宗教崇拜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随着商品转化为货币，人的社会关系裹上了金银的物质外壳，变得更加炫惑，更加耀眼。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特别是生息资本的形成，货币拜物教随之转化为资本拜物教。金融资本、生息资本成了最完善的自动的物神，自行增值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起源于劳动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同它自身的关系，拜物教至此彻底完成了。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也以此作为归宿点，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回归到思想领域，从抽象回归到具体。
具体说到当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应该如何对待资本？在这里，仍然需要我们运用发展马克思《资本论》中奠基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的现代史观，用劳动二重性的科学方法，把握对待资本的两手——发展资本，规范资本。第一手，就是发展资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更加积极大胆地发展资本，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是推进劳动社会化的需要，更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力图使中国经济起飞势头再延续10来年到2025年前后的需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部分人固守僵化模式、僵化观念，对于民间资本、引进外资采取排斥异己的狭隘态度问题。要在金融体制甚至整个体制上，采取相应的制度创新，切实解决众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生存难、发展更难的问题。在对外开放的体制创新上，也应克服左右摇摆倾向，更加大胆，更加放手，更加全面。我们需要通过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让中国资本走向全球化，走向全世界，走向更广大的国际空间与全球天地。第二手，就是规范资本。下靠劳动，上靠国家，更重要的是靠紧密联系群众、掌握思想政治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了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在当代中国国情下，最重要的就是筑起一道用人民监督的制度创新、防腐败的新长城，切实防止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谋取暴利，这是造成当代中国两极分化趋势的最大弊端。这就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自发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两极分化倾向问题，更是一项命运攸关、影响长远的重大课题。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更需要重大系统的制度创新。如何把“党的领导—人民监督—法治国家”结合起来，从而让“规范资本”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命运攸关，非常重要。
五、中国创新的源头活水——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大生长点
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其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乃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新体制的源头活水；而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新国家、新制度，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代的最新运用、最新发展。在上述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作出三点结论，借以揭示中国创新之路的目标、实质和特征。
(一)中国创新的双重目标——不仅突破国家主体化的苏联模式，而且突破资本主体化的美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目标，首先是必须彻底突破以国家垄断制为深层本质、国家主体化为本质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必须对以资本垄断制为深层本质，以资本主体化为典型特征的自由主义西方模式，做出根本突破，否则就无法找到真正出路。怎样才能真正突破与超越自由主义西方模式、美国模式？在这里，要害问题是严格分清个人自由与资本放纵。个性自由、人权自由、个人财产权保障、个性解放，这些东西是反封建专制、有原创性的好东西，我们应当借鉴。而给资本以过度自由，直至自由放纵的资本主义、脱缰野马式的资本主义，势必发展到绑架国家、宰制劳动——这一点我们决不能照着学，跟着走，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症结所在。
(二)中国创新的深层实质——国家、资本、劳动三者关系的重新建构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创新之处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从根本上说，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式，开辟一条人民主体论的现代化新道路、新模式，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国家主体论的苏联模式、资本主体论的西方模式。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资本，权力系统中升华出的国家，最大多数人从事的劳动——这是现代发达社会机体的三大要素，三大支柱。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历史抉择。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体论，或称资本主体化，以资本最高利润为目的，资本自由放纵，过度膨胀，绑架了国家，宰割了劳动，带来了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现代化模式，本质特征是国家垄断制基础上的国家主体论，或称国家主体化，只是形式上简单化地消灭了资本，劳动群众、劳动集体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客体。在这里，追求国家实力、军事实力的高速增长，成了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造成了“国富民穷”的贫富分化格局，少数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大发横财，而广大劳动群众仍陷于贫困之中。
(三)中国创新的本质特征——从国家主体论、资本主体论到人民主体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中，资本不应当再成为独一无二的主体，国家也不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主体，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劳动集体，才是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主体。在这里，国家权力、国家系统、国家机构，应当首先同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为人民服务，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监督。国家与劳动相结合，这既利用了资本、发展了资本，又制约了资本、规范了资本，保证了整个社会朝着劳动社会化、经济全球化、交往普遍化的方向发展，使国家保持巨大活力，又不至于陷入资本垄断化、劳动者贫困化的历史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也是人民主体论的社会主义、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其最高目的既不是资本利润，也不是国家膨胀，而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正是在这个本质之点上，中国创新代表了公平正义的创新之道，既超越“富了资本，穷了百姓”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模式，也超越“富了国家，穷了百姓”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从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在努力探索这样一条中国创新之道。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这条创新大道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只有奋力前行！
正是在《资本论》这里，尤其是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和“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中，我们终于找到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的源头活水，那些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根本无法为之提供理论支点；也正是在中国创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国家中，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我们充分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资本论》的永久魅力，马克思新世界观、新价值观的最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