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是一个在社会上极度流行过的词汇，特指66、67、 68级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升学，这些学生于 1968年底、1969年初被上山下乡运动遣送到农村当知青。他们的文化知识不足，但社会经验丰富。用王小波的话说：“本来该念书的时候，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两千万的知青规模，使得老三届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和历史价值，他们的优点和局限直接影响了社会。
我国社会的多变、浮躁，以社会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们的观察，几乎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即使以历史学家如唐德刚的观察，也是十年一变；任何人群、同龄、代际等等，要浮出历史社会的水面，几乎都是被动地借势而为。就是说，他们的人生经验里必须有着政治经济关系的强大烙印，才会为社会接纳，并反过来影响社会。无论主动被动，用启蒙运动的大师们的话来说，现代社会的人是借政治来实现自己的。老三届如此。老三届主动自新图变的名誉：四五一代，以及后来的几代人，如 80年代的新一辈、八九一代，也都如此。而七十年代生人，虽然有余杰、王怡、许知远、许志永、郭玉闪、林国荣、林江仙等等在行为及阐述领域的大才、高手或读书种子，虽然渴望在汉语世界和社会舞台上亮相，但他们仍迟迟未能进入社会主流。
由于老三届的强大存在，其由蛹化蝶的四五一代名称至今少为公众所运用。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意识、社会角色或文化身份意识，也因此至今晦暗不明。不特于此，由于老三届的规模和声势，使得后来者的身份认同，也以其为参照来命名。借老三届的名称，新三届在社会上也一度流行，一种说法，新三届是指 66、 67、68级的小学生，按许纪霖的说法，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于狂热的实践。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在理性层面不易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而在感性层面更亲近非古典的、非先锋的大众流行音乐。”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美学硕士、神学博士刘小枫，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王岳川、艾晓明，历史学家雷颐、杨际开，政治学者邓正来，经济学家樊纲、钟朋荣、刘伟、范恒山、何清涟，社会学家李培林，哲学家李小兵，语言民族学博士纳日碧力戈，戏曲史博士孙玫，小说家王安忆、莫言、方方、池莉、铁凝、陈村、刘震云、张欣，诗人顾城、王小妮、欧阳江河、汪国真，演员刘晓庆、卢奇，漫画家康笑宇等。
第二种说法，新三届是指77、78、 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主流社会对这一新三届寄予过很大的希望，人们都以为这三届大学生网罗了中国的人才，文革十年撒落到社会的才俊之士都集中到这三届里了。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也解渴了的新三届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带入到一个繁荣富足的境地；人们希望，这个新三届中能够为我们贡献出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师级学者。全社会都同意并进行制度安排，新三届理当是我们社会里的“国家干部”，他们是我们的“天之骄子”这个新三届确实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家中就有李克强、袁纯清、李书磊等人，专家学者中有胡平、季卫东、王绍光、汪丁丁等人，可以说，今天社会上最活跃的知识型人才几乎都出自新三届！
但是，按照这一群人中最有身份意识的思想家顾则徐的说法，这个新三届是有严重残疾的，“它蹶着腿，没有拐杖可依，如小头或大头症患者在马路上甩着手徘徊一样，在新与旧、闭国与开放、蒙昧与开化之间痉挛。一方面为作为‘骄子’而自得，一方面则哀叹失去过太多美好时光。一方面以为成了知识人，一方面则只能背诵有限课本上的几点教条。一方面怀疑、否定着‘文革’笼统的过去，一方面则固守着‘文革’的养成。一方面期待善良，一方面则习惯了残忍。一方面追求着和平，一方面则随时一激动而诉诸暴力。一方面渴望着美好，一方面则以为进步着的一点一滴已经是最美好。一方面盼望着物质的一己占有，一方面则摆脱不了对马主义、毛思想的内在崇拜。一方面已经失去了固有的信念，一方面还要用美好的言辞打扮那些固有的教条。一方面为新输入的任何观念狂热，一方面还是习惯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尺度划分其敌友、是非。一方面为失去了共产理想而轻松，一方面坚持这个理想的美好性，并为不能实现而忧愁。一方面欢呼新事物，一方面又视花衬衣、迷你裙为洪水猛兽。一方面痛恨陈规陋俗，一方面服从、拥护、执行着几乎所有腐朽、专制的指示、指令。一方面 ...... 一方面 ...... 集体患着无法摆脱的精神分裂症。”
在这两种新三届的说法之外，近来开始流行新的说法，即以新三届指称86、87 、88级的大学生们。这几届大学生毕业于1990到 1992年我国社会的停滞观望时期，毕业于他们的国家干部身份被悄然忽略时期，毕业于小平南巡，市场社会来临之前，他们有着不同于此前“天之骄子”们的精神结构，也有着不同于后来市场弄潮的学弟学妹们。用我的说法：“例如对上一代人，四五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我们是悲悯的，觉得他们的青春虚掷得可以；而对后生小子大抵是轻视的，觉得他们接近物欲，他们大部分都俗得可以。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悲剧，我们仍觉得自己足够坚实足够自豪，我在《哀朱海军》一文里就这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凉心眼要么看兄长一代们帮忙帮闲，要么看新人类们莺莺燕燕。”
这个新三届，或说新新新三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经过了十多年的放逐，做了我们社会的旁观者。但他们比在社会上折腾的几代人更值得自豪，甚至比被动进入社会的老三届自豪，因为他们曾主动参与了历史。他们幸运地在青春的自觉时刻进入了历史。但今天他们面临一个时代的喜剧，跟老三届或其他新三届相比，他们最想承担却无承担的条件，就像七十年代生人急于表达、现身，却苦无表达的形式和现身的机会一样。
原载《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