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酷爱电影，为了看一个电影，不惜从东郊跑到西郊，穿过整座北京城。有个暑假，家里从外地来了一个表妹，我邀她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她说：我不爱看电影。我当时觉得万分讶异，因为根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不爱看电影的人。

1977年认识了王小波，开始谈恋爱，我们的一项重要拍拖活动就是一起去看电影。记得有一回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夜场的露天电影，那是一种好几个电影连放的活动。在一块屏幕之前，几百人黑乎乎地坐了一大片，因为是席地而坐，我的手撑在地上，结果被一个女人的高跟鞋跟踩了一下，疼得几乎疯掉，你想想，一百多斤的重量，集中在二厘米见方的鞋跟上，那压强得有多大呀。王小波抱着我的手一阵紧揉搓，心疼坏了。

记忆中，小波很少夸过哪部电影好，唯一的例外是一部写文革的《枫》，是根据郑义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写的是文化革命中某中学一对初恋情人阴差阳错加入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在武斗中，男孩的组织逼死了女孩（好像是把她逼得跳楼了），清算文革时，男孩也被当作杀人犯枪毙了。王小波后来也写过文革武斗，那都是他亲眼所见，他在人民大学校内的家曾在武斗时被大学生征用，成了战场。他的小说以一个孩童的眼光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一个小孩躲在树上，看到一个大学生被长矛扎了一个对穿，在树下做临死前的挣扎，小孩心说：这个人已经只能发元音，发不了辅音了。小波之所以喜欢《枫》，恐怕跟他的文革记忆不无关系。

那时，小波常常嘲笑我的观影品位。有一阵，全国人都迷朝鲜的《卖花姑娘》——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全国除了八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大家都快憋疯了，突然间看到这么一个能让人从头哭到尾的电影，一下子就疯魔了。记得当时有个说法：中国人看《卖花姑娘》流的眼泪都能把整个朝鲜淹没了。此言不虚。小波后来把这类电影戏称为“催泪弹”，很不以为然。有一回，我看《庐山恋》也哭了，因为我只要看到电影里的人哭就会跟着流眼泪，结果被小波这一通嘲笑，他哪里知道，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看到人家害眼睛，我也会跟着流眼泪的。

1982年我去美国留学，一下子就掉在电影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小波1984年也来“陪读”，我们专门订了电影频道，每天24小时连着播放电影，每月保证有60部未播放过的新电影。尽管学业繁忙，我们还是保证每天晚上至少看两部电影，好几年下来，得看了多少电影啊。感觉上把所有的美国电影都看遍了，对那些影星，从约翰韦恩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从费雯丽到斯特里普，全都达到耳熟能详如数家珍的程度。可是电影看多了，也就知道，好莱坞电影全都有套路，而且真正的好电影只是凤毛麟角，就像人们对郭沫若的诗的那句戏评：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美国电影多数平平，真正能令人由衷叫声“好”的，也是寥寥无几。

小波最喜爱的一部影片是《美国往事》，这个电影的拍摄和成功本身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传奇。那个跳舞的女孩是所有青春期男孩的最初的梦想，一个纯真的玫瑰色的美梦。而影片所涉及的男孩间的友情也让人动容。小波在他的随笔中好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电影，我也亲耳听到过他对这部电影的由衷喜爱。

另外听过他叫好的是《低俗小说》，那个片子把黑色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老黑杀手每当杀人之前都要背诵圣经语录；一对小混混打劫了一家快餐店（还有打劫快餐店的！），而被打劫的人里竟然有一对杀人如麻的杀手；一个黑社会老大阴差阳错被两个小混混当成了虐恋的施虐对象爆了菊花；最令小波拍案叫绝的是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男人受越战战俘朋友之托把他珍藏的怀表去交给他儿子（儿时的男主人公）时，满怀深情地怀念了他们的战俘营生活，他告诉那孩子，知道你爸是怎么躲过搜查保藏住这块怀表的吗？他把它藏在了屁眼里。再往后就不必联想了。

小波已经驾鹤仙去，我依然迷恋着电影，只是在看的时候只能独自痛苦和快乐，有时候独自流泪，再也没有人跟我分享这些感觉，再也听不到他对我观影品位的揶揄的评价。

（文章写于201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