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3年3月29日《中国科学报》
吴益超
曾经是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研究员,如今是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同时还兼顾专栏写作、书评、性学、文学及科幻研究,很难想象众多领域的不同身份,竟能集于58岁的江晓原一人。
而自认为“智力中等”的他,生活心态或许正趋近于某种平衡——每天读书,乐于分享新知,并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有原则的“80分”
他喜欢用“不务正业”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尽管这是个贬义词,也有人据此认为江晓原有些“自鸣得意”。但江晓原坚持一个原则:不妨碍主业。
江晓原提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律”,“通俗地说,就是比如学好一门课的80分需要100小时,学到90分就需要200小时,那能不能换个角度想,花200小时学两门课的80分?”
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后,江晓原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40岁之前,“科研成果、研究员职称、博导,该有的都有了”,他又开始思考自己正业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在江晓原位于上海的家中,藏书3万余册、藏电影5000余部,难以想象这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人士的“私人图书馆”,这让不少好书之人颇为羡慕。喧嚣都市之中,宁静小楼之上,江晓原在书的世界里无尽遨游。
而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的重要来源,除了著有《天学真原》、《随缘集》、《天学外史》、《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几十种书籍,江晓原还长期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文汇报》、《南方周末》、《新发现》等报刊杂志撰写个人专栏,并主编着《我们的科学文化》丛刊。
但江晓原却不喜欢用“表达”这样的词汇形容向他人传递知识的过程,他更希望用“分享”来解释。
“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江晓原说,“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未尽相同。”他认为分享知识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使命,也不需要“表达”这样的高姿态。
浪漫主义混合理性思考
“你有如此经历和精力,为什么会自称‘智力中等’?”记者问。
江晓原认为,自己的知识广博和“智力中等”并不矛盾,他认为用“机缘”这个词更能解释这些。
生于1955年,江晓原的少年时光在“文革”中度过。但他却是幸运的,因为某种“机缘”,他通览了不少古典与近代、中国和西方的书籍。尽管那个时代读书活动式微,但高考一经恢复,坚持学习的人就容易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1977年,有着五年多工龄的“老工人”江晓原成为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的本科生。
在当时,江晓原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年轻人会选报文科专业。多年后,江晓原在博客中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为什么非要学理科,倒不是因为我喜欢理科(我甚至隐隐知道我最终会以文科为业),而是因为我一直幻想要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人。”
随后,江晓原慢慢印刻着自己“行走在文理交界上”的人生轨迹。打开他的新浪博客——尽管这个博客因为只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被他自己称作“伪博客”——江晓原会拉上你“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又会唱唱“南腔北调”,比如“科普应该加入反科学主义”之类的论调;甚至还会穿越百年,给牛顿写信。
“文科有浪漫主义的发散思维,理科有理性思考的缜密逻辑。”而这两者的混合,或许正是江晓原在上海天文台的时候,能够承担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的原因。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但这样的一个江晓原,在面对“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iPad等一些新事物时,却有着谨慎而保守的态度,尽管他的新浪博客的累计访问量已经突破了261万次。
江晓原的上网经历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个属于“瀛海威”的时代(“瀛海威科技公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
),从早先的OICQ、MSN,到今天的QQ、飞信、他都尝试过,但从未驻足停留。
江晓原说,他工作的电脑平时是与网络断开的,只有写博客、查阅信息和收发邮件的时候,他才会把电脑连上网。尽管这种习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有些不可想象,但他有着非常朴素的想法:今天我们的信息严重过剩,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对文化是有害的。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是王维《过香积寺》的末两句,被江晓原借以形容自己看待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的想法:“毒龙”指垃圾信息,它们令人妄想丛生、邪念蜂起,“安禅”意喻远离之,就像他认为,乔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毒苹果”,我们必须远离之。他甚至将自己在《文汇报》上的专栏取名为“安禅制毒龙”。
江晓原说:“现在的诱惑太多,人怎能静下心来读书?”为了远离“没有用的信息”,他甚至不看电视,基本不看畅销书,了解新闻则主要通过报纸。江晓原还告诫年轻人:要以“out”为荣,以追赶潮流为耻。
持这样观念的人,是不是过时了?
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或许只愿意挤进热闹的人群,让感官沉迷于网络,收获各类情绪,并奢望心灵能得到片刻安宁。
但江晓原正尝试着提醒人们,在这种“主流”观念之外还有些什么:人们通过安静读书,能够将心灵从蜷缩的角落中释放出来。或许效果微乎其微,但他仍希望至少让我们了解:“在地铁上用iPad读亚里士多德”并不合适。
而这似乎也让记者感受到某种或许很难存在于今天的“净手焚香,读书养气”的诗意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