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继承北大农村研究和农村调查的传统

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农村经济领域的研究。北大的各个院系的老师，也有很多从事农村经济或农村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客观来说，从整个北大的角度而言，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整体氛围还有待改善，整体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与历史上北大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辉煌相比，当下的情况不能令人乐观。是不是北大的学者不关心农村研究，不关心农村发展？绝对不是。北大实际上还是有一批农村学者，但是可以说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氛围和气象，这种风气和团队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塑造起来。

北大历史上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且出现了几位农村研究与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大家。北大有四个前辈学人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1893-1988），他30年代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试验，是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二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1897-2004），他27岁就在北大任教，后来带领薛暮桥、孙冶方先生等进行农村调研，其研究成果至今在国外有重要地位。第三位是于树德先生（1894-1982），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3年在北大任教，后来又任教于燕京大学，他是李大钊的挚友，并曾受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合作社理论，是公认的我国农民信用合作运动的先驱。第四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他在3、40年代写出《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传世名著，一生倡导田野调查，关注乡村发展。可以说，北大有悠久而深厚的农村研究和农村调研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有很多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偶然性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势以及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关，而必然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与偏好有关。我选择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偶然之中有必然：我从小在乡村生活，一直保持着与乡村的密切联系；从秉性上来说，我倾向于松散的生活调子，摆脱不了浓厚的小农生活习气，故格外偏好乡村方面的研究与观察；从学术训练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在作发展金融领域的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融发展理论，自然会关注到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因为这是在中国探讨发展金融时绕不开的问题。所以选择农村金融作为学术研究方向，有学术理路和个人经历秉性方面的必然性。

偶然的原因是2001-02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习的经历。在明大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博士论文，其间看了一些农村研究领域的文章。在明大，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前沿的，美国很多农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都是出自明尼苏达大学。看得多了，不免要进行一下对比。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在农村研究方面应该有像样的成就，但现实是北大的农村研究与北大这个学校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占最大国民人口比例的农村经济进行研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擅长农村医疗研究）有一次在聊天中开玩笑说：“原来好些搞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都‘农转非’了”。回国之后，我的注意力逐步转向农村金融研究方向，在农村金融文献以及农村金融理论准备方面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在着手进行农村金融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个是必须开展与农村金融相关的田野调查，运用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进行较为科学深入的农村金融研究，而不是就政策谈政策；第二个事情是应该在北大尽快开设相关的课程，以培养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人才，否则仅仅招募一些学生过来充当田野调查的体力劳动者，是做不好真正的农村金融研究的，那些田野调查工作者必须是经过农村金融方面的专业训练的学生。这些年，田野调查每年都在做，农村金融学的教材出来了，每年一册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农村金融学术界和业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影响。

二、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

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做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可能求得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对于不同的经济学研究命题，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其研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

你如果研究汇率问题，可以没有田野调查；你如果研究资本市场价格，也可以借助公开的股市数据；但是做农村研究，没有田野调查工作是很难作第一流研究的。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没有来自于田野考察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觉把握，就很难有优秀的农村研究，很难有准确敏感的问题意识。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基石。但并不是说有了田野工作就可以保障研究成果的高度，农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度除了靠扎实的田野工作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理论训练、敏感的问题意识、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能力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自信心。

有些经济学家习惯于深居书房，构造精致的经济学模型。闭门造车的结果，是生产出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的纯学院式的学问。不能说这种纯粹学院派的“形式主义”的学问毫无用处。在某些领域，这种纯理论或纯数理的建模方法是有价值的。

但是，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吃饭的独特口味一样，每个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作学问的“口味”。不同“口味”的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因而形成不同的学问风格。

当年萨缪尔森讥笑科斯的学问是“作散文”，可是30年后科斯因为其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那种19世纪哲学家式的经济学论述方式也不为时人所喜，可是在若干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也戴在了他的头上。加尔布雷斯是出名的另类和经济学界的“牛虻”，可是有哪个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能跟加尔布雷斯相提并论？

坚持自己的学问风格，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研究最本土的经济现象，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有了这样的内心价值判断，农村金融这个领域也就自然走进了我的学术视野。

农村金融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一定的情感。作学问要客观，但并不妨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份独特的感情，有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关怀和认同。

我在北大首次开设了《农村金融学》课程，在这门课的第一节课上，我就对选课的同学们说：“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所有课程里面，这门课可能是唯一一门需要投入些感情才能学好的课程。”

研究中国农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农村问题之复杂，牵涉领域之广阔，纠结历史之繁琐，都是其他学术领域所罕见的。研究农村问题，既要有一份对田野和乡村的感情，要有来自经验的敏锐直觉，也要有对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批判性梳理，当然也要有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灵活运用。

我始终认为，农村金融研究应建立在一种多元的、不带学科偏见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在学术范式上海纳百川的风格。只有脚踏真实的乡村土地，深入草根阶层，才能获得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学术灵感。

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融合

我一直服膺科斯所标榜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要有对真实世界的真实观察、科学提炼和独特体悟，就要有对真实经济现象的一份敏感性。而农村问题的研究，特别需要这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方法论。

理由不必细讲。一个研究农村的人，如果没有田野调查的习惯和工作方法，如果没有在乡村实地考察所获得大量鲜活的经验和数据，如果没有在农户和村落间行走和深入访问的锤炼，你怎么研究农村呢？就靠那些年鉴和统计数据？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做农村经济研究，就一定要学习和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田野调查方法。

研究农村，首要的问题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而要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不能仅仅凭借逻辑上的理性推演，而更依靠历史和经验的研究，在这方面，农村经济研究者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和参考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举例来说，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的时候，如果不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及其结构特征，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农民会选择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而拒斥另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金融机构在农村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有些金融机构却负债累累乃至于倒闭。

作为一个在农村金融领域浸淫有年的研究者，我的体会是，社会学在农村金融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社会学研究成果那里获得的研究灵感，可能要比从正统的经济学理论那里还要多。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学者，会对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理念一无所知[1]；也很难想象，我们会绕过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富有启发力和持久影响力的著作而得以了解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与特征[2]。另外，我国早期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著作，甚至在现在仍然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及其变迁有极大帮助[3]。

在农村研究中，社会学方法获得广泛的运用，其中最主要的社会学方法是社区研究、社会调查，也就是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对所要研究的农村社区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实地调研、田野考察，应该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普遍运用的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遗憾的是，经济学在迅速发展它的逻辑分析工具和数学描述语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优秀的传统。经济学仅仅依赖那些来自统计年鉴的总量数据，进行数理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建模，而忽视了研究者直接从真实世界获得鲜活的理论灵感和真实的数据，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誉。现在，应该是经济学向社会学学习，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的时候了。

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门主要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正在重新描绘，从而为全面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4]。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农户的借贷行为及其社会行为等等，这些研究资料的获得，仅仅依赖官方统计数据和现有研究成果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应该尽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调研。笔者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多次调研，我的感受是，在农村研究中，如果没有那些感性的亲身参与式的实地考察，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当然，实地调查不仅是感性的认识的获得，还是获得第一手科学数据的重要方法，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

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有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具备某些基本的元素或特定的语言，构成一项具体社会研究区别于其它社会研究的明显特征，同时，每一种方式可以独立地走完一项具体社会研究的全部过程。

调查研究的基本要素包括抽样、问卷、统计分析、相关关系等；实验研究的构成要素包括操纵与控制、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刺激、因果关系等。实地研究包括参与观察、研究者的角色、投入理解、扎根理论等；而文献研究则包括内容分析、编码与解码、二次分析、现有统计分析等。

这四种方法反映了不同的方法论倾向：以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倾向；而以实地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则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倾向。类似地，不同研究方式也分别被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调查研究最常被用于描述一个大的总体的状况，以及探讨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实验研究则主要被用于探索和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地研究则更多是在深入理解社会现实，以及在提炼和建构理论方面发挥作用；而文献研究常被用于帮助研究者去探讨那些既不会引起研究对象的任何反应、又是任何其它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达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5]。可以说，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用途，还是我们在前文所强调的，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而不要局限于某一种方法。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方法论是居于统帅地位的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不同的方法论观点不仅影响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同时更直接影响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

举例而言，具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研究者，通常采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献研究的方式，以凸现研究的规范性、精确性和客观性。从建立研究假设、变量操作化、数据资料收集、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直到依据结果的解释和假设的检验，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尽可能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而具有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则更经常地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以及定性的研究方式，以凸现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和主观性，在研究思路上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的主观体悟，方法上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的参与和对情景的分析[6]。

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都是可以应用的，而且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就实证主义方法而言，问卷调查、访问调查、观察调研、抽样方法、测量方法、统计分析方法以及比较新的计算机应用分析技术等，都可以应用[7]。这些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是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比如要了解农村信用社的运作情况，我们可以采用问卷的方法，设计出一套比较简明而有效的问卷，对所在社区内的农民和农户进行调查，了解其在农村信用社存款和贷款的情况，了解农户参与农村信用社业务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农村信用社对三农的支持情况。访问方法也很有效，我们可以访问一些比较典型的农村中小企业，了解它们对农村信用社信贷的看法，也可以访问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和管理者，了解农村信用社的运作过程和经营理念。至于统计分析等方法，更是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对农村信用社存款、贷款、不良贷款等指标的统计分析以及结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村信用社的基本业务状况和素质，判断农村信用社的竞争力。

一些人文主义方法，在农村金融学的研究中也是有用的，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一些对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的研究。这种方法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农村社会及其文化根基的感性的认识，对于理解农村社会运行是非常有益的。比如说，民间金融的研究就不能脱离对于传统农村社区风俗文化的影响的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米塞斯语），而人类社会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个比较具有持久性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这种规范和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于文化的研究，农村研究也是如此。

当我们分析和考察一个村落和农民的借贷行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将这个村落里的农户和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去看待，更要将它看作是一个巨大文化群体的一员来看待，农户和农民的借贷行为更多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这也决定了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信贷行为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场主的借贷行为不一样。文化人类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已经成为我们研究传统社会的必须参考的经典，比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等著作也可以看成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一个经济学家，必须是一个眼界开阔的研究者，而不能只是囿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对其它的领域的优秀成果和方法采取封闭的拒斥的态度。

五、农村调查的意义

在暑期或者周末，带着一帮学生，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几乎成为这几年我的学术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研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域，其魅力也许更多地来自于接触土地与人民的亲近感与真实感、一种经验与理论相互交融观照的学术快感。

在《草根金融》一书的序言《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中，我曾经强调了田野调查在乡村研究乃至于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说：“一个作乡村研究的人，是不能仅仅蜗居研究室构造模型的，他们的位置，应该在乡村的田野里。对于那些“用脚作学问”的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8]

   前几天有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过来看我，他是讲金融的，他说这么多年来讲的东西，都是按照课本和文献来讲的，从来没有机会到任何一家银行、证券公司、农村金融机构去做过调查。我想他很诚实，他说的是大部分老师的情况。做经济学这个学问，大部分老师是从书本到书本，构造模型，发表文章，这样的做法在经济学界和大学实属正常。做社会科学，有一部分当然是可以用模型来做的，不用出去做调研，是一些纯理论的东西，很难做实证研究。但是，大部分经济领域是必须做调查的，做企业研究，做关于资本市场研究，做银行研究，做人口、收入或贫困问题研究，如果没有田野调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呢？如何才能把感性的认识跟理性的认识结合呢？我的这位朋友讲到，他现在正在研究互联网金融，但是讲了两年，一直在照着别人的文章和书本来讲。我说你搞互联网金融怎么不到互联网金融企业去看看呢，不但要看他们的企业，而且要看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客户，包括城市的和农村的客户，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是怎么服务的，从供方需方两方面来探讨，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田野调查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它能够给我们一些感性的认识。你到了真实的场景之后，你的认识比在图书馆当中，比在实验室当中所看到的文献、数据更为真实，更为真切，更接地气。

第二，通过田野调查，你可以获得大量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帮助你进行更准确的判断。很多人说，研究农村金融，我直接用农业部的数据不就行了吗？直接用人民银行的数据不就行了吗？那个数据是经过很多技术处理的数据，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处，但是如果能接触到真实的数据，也许更好，能弥补那个数据的不足。我今天不讲那个数据为什么不好，这么多年以来，我写文章从来不用他们的数据，我几乎全部的文章都是用我们自己田野调查所获得的问卷的数据。这个数据尽管样本量比较小，尽管也存在一些偏差（因为只要是社会调查，一定会有偏差的），但是相对来讲它能锤炼我们对于现实的真实感，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能把你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对于真实世界的感觉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自己田野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理论的分析，你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和体悟也许更深。有些经济学家买别人的数据进行研究，这在农村研究方面是不太可取的。

六、田野调查的三个疑惑

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农村研究者的田野体验。尤其是参与式调查，你生活在真实的农村当中，与真实的土地和农民在一起互动，你的感受会十分鲜活而丰富。但是，这仅仅是乡村研究的方法论的一部分。接触真实的土地，获得丰富而多元的田野体验，从而在学术研究中更多了一份学术直觉与敏感性，这还不能说是完成了乡村研究。

有同学在跟随我做农户调查之后，谈到几点困惑：第一个困惑是，我们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跟农民差别太大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也摸不清他们的话语逻辑，访谈了半天，如同火星人见到了地球人，两个人交谈，总感觉如在云里雾里一般！

第二个困惑是，在与老农谈了半天之后，发现我们课堂所学的东西，在这里简直毫无用处！那些模型，那些理论，突然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好像与乡村的真实生活根本不搭界！

第三个困惑是，要回来写调研报告、考察随笔或者学术论文了，发现自己在笔记本上记录的东西杂乱无章，理不出一个头绪，难以从这些芜杂的现实素材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出来。材料一大堆，而且都是第一手的数据和材料，可是如何进行理论升华，却令人挠头！

这些疑惑和苦恼，在初次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而言，都是非常常见的感受。这其实涉及到乡村研究中田野调查与理论梳理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第一个感受，我的体会是，我们一定要熟悉农村里生活的人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要抛弃我们在课堂上或者学术论文中的话语习惯和思维习惯，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回到真实的土地上来。用一种书呆子式的、文绉绉的方法、夹杂着生僻的学术名词、用很蹩脚的书面语言跟农民交谈，是大部分初习田野调查的大学生们普遍的毛病。

在《爱情呼叫转移》这部戏中，葛优扮演的农村青年以这样的口吻问一个老农：“大爷，您家今年的GDP是多少？”老大爷满脸困惑：“什么……P？”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并不少见，绝对不能仅仅当笑话来看。最好的田野调查，是调查者完全融入到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把自己当作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农民的一部分，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发问，以他们认同的方式行事。这是一种最高明的调查，可以称为“参与式访谈”。只有使调查者自己成为乡村的一部分，我们才能不以一种“鸟瞰式的视角”（a bird’s eyeview）而是以一种“蚯蚓式的视角”（a worm’s eyeview）来看待乡村和农民，才可以获得最真实的学术感受。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我们获得真实的信息是一种最大的妨碍。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到了乡村，你首先要抛弃你的优越感，抛弃自己是外来人的旁观感。

关于第二个感受，涉及到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如果你发现现成的理论与乡村的真实境况存在着矛盾、隔阂与疏离，这实际上是一件幸运的事。这就表明，这正是我们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式梳理的开端，同时也须是新的理论创新的开端。很多伟大的理论就是在反省现实与既有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鸿沟中诞生的。所以，在真实的乡村场景中，不断地映照和反思既有的理论架构，不断地以一种质疑的眼光来审视主流的理论模式，是一个乡村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学术姿态。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乡村与农民的现实逻辑与理论相悖，不要怀疑现实逻辑错了，因为现实总是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而是应该反省既有的理论（包括前提假设、预设条件、推论进路以及具体时空环境）。

关于第三个感受，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学术创造。这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关乎田野调查的最终成果。田野调查获得的素材必然是零碎的、开放性的，它从真实的乡村生活中获得，未经理论的耙梳，好像一块待琢的璞玉。要把田野调查获得散乱材料进行一番理论的梳理，最后有进行理论的升华，这才算完成了田野调查的任务。这个问题下面细讲。

七、问题意识与田野调查

做农村调查的第一步，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调查对象的一种敏感性，调研者并不是带着空洞的头脑来进行田野考察，而是带着一种敏锐的问题意识进行田野考察（当然并不是带着理论的成见来进行考察）；在考察中，调研者也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芜杂的素材，而是围绕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围绕自己敏感察觉到的问题展开田野调查。没有问题意识，在考察中提炼不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我们的田野调查就是失败的，就是一堆没有用的素材，没有雕琢的璞玉就是石头而已。问题意识浓厚的调研者，会处处发现调研的乐趣，调研的结果无论与现有理论是相悖还是相合，都可以引起他的理论思考，或触类旁通地对既有的理论有崭新的认识与理解，或者根据自己的困惑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当然问题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空穴来风，我天生就知道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不是这样的。你要获得对一个事情的问题意识，要经过详尽的文献调查，包括对现实和历史文献的深入考察。通过对这些文献调查，通过思考相关的资料，你能梳理出一些基本问题。当然要注意，这个问题跟现实问题有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有可能跟现实比较贴近，这都有可能。

假定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你就要把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脉络做一个梳理，从古代到近现代以来土地问题的演变大体搞清楚，然后把最近以来关于中国现实土地问题的争论做一个梳理，看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假定你梳理出来十个问题，比如说土地流转问题、土地确权问题、农民被征地之后的福利问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当你把问题梳理出来之后，你就心里有底了，这些问题可能是中国目前土地问题当中最关键的一些问题。我只是说“可能”，因为你还没跟现实碰撞，碰撞之后你会接触到你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但是这个梳理的过程很重要，培养这种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课堂学习是干什么？课堂的学习就是培养大家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学习，通过理论的学习，知道这么多问题是很重要的，哪方面问题应该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要迫切加以解决的，这是农村调查的第一步。

八、调查提纲和问卷的设计

在做一个农村调查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调查提纲。如果是进行数据的抽样调查，还要拟写一个问卷。你去做一个调查，比如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农村借贷问题，关于民间金融问题，关于中国的合作社问题，关于农村医疗问题等等，需要根据你所研究的问题列一个调查提纲，这个提纲是根据你在读文献过程当中的思考和梳理而写出来的，一般来讲，代表着你最感兴趣的若干问题。如果是一些定性的调查或者访谈，或者是参与式观察，写调查提纲就够了。如果要搜集系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那么就非得进行问卷的调查，这就要针对不同的人来确定调查的问卷。

设计问卷当然要根据你要研究的主题来展开。比如你要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你就要了解关于利率制定的问题，金融供给规模的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问题，以及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等等。比如你要研究农户的信贷需求问题，你就要了解他心目中的合意的利率水平的问题，他的信贷需求的期限的结构，他的抵押物和担保的问题，他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他参与民间借贷的情况，以及他对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的看法。当然你也可以针对乡镇政府和村政府设计问题，来了解一个乡镇和一个村的金融需求和供给情况以及那里的产业结构。

你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哪些信息是你必须得到的？也就是说你的研究中需要哪些重要的信息，才能支撑你的研究。你要对自己需求的数据有数，你获得的数据是有针对性的，不是漫无边际的。因为你的问卷是有限的，不可能包罗万象，不可能设计一个几十页的问卷。而且问卷越长，被访问的农民或其他对象就会越不耐烦，所以问卷的长度是有限的，最好是极其精干，要言不烦，只包含最最需要得到的信息，而没有多余的信息。这就需要你在调研实施之前，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很好的把握。切忌问卷做得太长，很多数据又是浪费的。

第二，我向谁了解这些信息？你要了解你的对象，对被访问对象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和判断。你要了解你所研究的对象在你研究中的位置和特征。比如你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当地的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你就要特别注意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要考察这些变量或因素对于当地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有些问题，需要向不同的对象询问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公允的答案。比如高利贷，你要问民间金融机构的观点，要问当地正规金融机构的观点，要问地方政府的观点，还要问当地农民的观点，他们的心目中对高利贷的高低的判断以及高利贷的作用的判断，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的问卷要根据对象进行调整，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

第三，我拿到这些信息有什么价值？同学做完问卷，出去调研之后才发现，这个问卷当中，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信息反而得不到，该问的很重要的问题没有问，有些问过的问题反而废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对信息的未来预期价值还不清楚。你设计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变量都应该是有作用的，不应该是浪费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变量都应该在未来的文章和理论建构当中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的话，说明这个问卷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预想这个提纲或者问卷的变量，对于将来的调查报告或者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价值在什么地方。比如最近我们正在做关于今年夏天西藏问卷的整理，现在发现，有些重要的信息没有问，很可惜。比如说在西藏那边，一般借贷的利率多少呢？这个问题没有问，我们只问人家你们那边有没有农信社，有没有农行，要借贷能不能借到这些问题，结果忘了问非常关键的利率高低的问题。

所以，一张好的调查问卷，是成功的农村调查的基础。问卷的长度要合适，问卷中的问题要简明易懂，问卷所包含的内容要与你的研究目的和理论分析相结合，不要散漫无章，不要面面俱到。

九、沟通的艺术决定调查的成败

有了调查问卷，就可以展开调查。调查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学问，调查的学问主要是沟通的学问。同学在学府里面待久了之后，跟别人沟通，很多问题，不知道如何把对方的真实信息勾引出来。人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信任你，我就愿意跟你敞开谈，跟你边谈边骂都可以，他觉得很放松，把真实信息都暴露在你面前，都跟你讲，因为他觉得你是他的朋友，可以跟你敞开谈。但是，有些同学出去做调查，人家不愿意跟他谈，为什么呢？调研者的表情，让被调查者感觉不适合跟他谈，这说明这个调研者的沟通艺术不够。

   还有一些同学和老师因为长期受学术训练，提的问题不够贴近老百姓，就像上文说到的那个问大爷家里的GDP的例子，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调查当中经常会遇到。实际上，即使你问一个农民的收入是多少，看起来不会引起歧义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农民与一个公务员、一个企业员工、一个教授是不一样的，农民对自己的收入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在教同学们做调查的时候，往往教同学们与被访问的农民一起算家庭收入，这是一个诀窍。你要跟他在一块儿算的过程当中，知道他们家一共多少产业，比如有 50头羊、种了25亩地、还有儿子和户主在县城打工的收入，你要分别问这三块的收入，然后就大概清楚了他的家庭总收入。因此调查问卷上那一个空白就叫家庭总收入，但是这个家庭总收入并不是他能够直接提供给你的，你得帮他算。这就是沟通的技巧，你要学会诱导这些被访者能够跟你披露真实的信息。

你还要及时调动被采访者的情绪。很多农民在跟你交谈过程当中，往往走神了，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不重要，虽然对你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农村妇女跟调研者交谈一会儿之后，就会很不耐烦地说：“对不起老师，我要去喂猪了”，因为她的生计比你这个问题更重要。所以你要让她觉得有兴趣，聊得很有意思，让她在这40分钟当中不走神，你就要具备沟通的艺术，要有亲和力，而不是让人感觉是公事公办、例行公事。我们做农村调查的学者或者学生，一定要谦逊，要谦卑地向农民学习，不要高高在上，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居高临下。你要学会与农民打成一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风格，用他们熟悉而感到亲切的肢体语言跟他们交流。

定性的访谈和参与式的调查更需要这种沟通艺术。相比于问卷调查，我更喜欢做参与式的访谈。这就需要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真正融合在一起。此时，你不是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和采访者而存在，你要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真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我曾经在很多村子里住下，住在老乡的家里，与基层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农民在炕上彻夜长谈，整日相处，这样你在他们眼里就不是简单的访问者，而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朋友和亲人。在这种亲密的真实的参与式调研中，你得到的信息一定更丰富，更真实，更鲜活，因为你作为调研者得到了被调查者的信任。我从这种参与式调研中获益良多。我在《守望田野》一书的后记中说：

“我要深深感谢那些支持我田野调查工作的朋友们，那些素昧平生的朋友，既是我田野工作中的向导与同伴，也是我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启蒙者。我常常对学生们说，作为一个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我们的一只手与往圣先贤们握在一起，是他们通过那些经典的文献传达了他们对历史和世界的深邃思考与睿智判断，在历史的纵深维度上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的另一只手与那些生活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人民握在一起，那些看似平凡的农民和基层农村工作者，以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而精彩的思想，在如此辽阔的空间维度上给我们的科学工作以深刻的启迪。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每一本农村金融著作的后记中，都会有长长的致谢名单，这种感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鸣谢，而是发自衷心的深厚情感。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农村金融研究。”[9]

十、初步梳理思想和整理调研笔记

在阶段性的调查结束之后，你就要整理调研笔记，把自己在调查之前梳理的问题、预先的想法、文献调查中的理论观点，与自己在调查中遇到的真实的信息做一个对比，这个理论和现实、头脑和土地相互对比、观照、碰撞的过程，也就是初步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创新过程。你的头脑和现实的土地发生碰撞，有些时候感觉被撞得头破血流，原来头脑中的观点和理论预设被撞得七零八碎，这是好事，这正好说明，你的理论创新的机会到来了。

调研笔记的撰写与初步梳理应该每天进行。这就要求调研者特别勤奋才行。我在农村调查过程当中，一般要求我的学生在调查的当天晚上就要整理自己的笔记。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第二天还有第二天的事，要是五天之后再整理，那么很有可能你当时全部的鲜活的感受和灵感都忘了。在每天调研结束之后，在当天晚上，就要把那种鲜活的理论灵感记下来，进行初步的加工与梳理。这个成果本身，比如说当天晚上整理出来1500字，这1500字也许很粗糙，但是它像刚煮出锅的玉米或者花生一样，极其新鲜，是你今天刚刚得到的成果，初步加工出来的产品，还带着生活的气息，带着土地的味道，那是无比宝贵的。

   这些初步的感觉，要跟当初读文献的时候，设计问卷时候的感受做一个对比，不一样本身就是一个收获，因为你会发现，现实跟文献有抵触，你就开始反思文献。当然有时候也要反思现实，是不是现实只概括了一个局部呢？也有可能你得到了一个片面的、局部的印象。然后你才知道，原来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调查，而不能仅仅凭借一些简单的经验下结论。

   比如说2008年，我和一组同学在江西和贵州做调研，主要是入户做农村合作医疗的问卷调查，同时又做了大量关于村卫生站、乡镇卫生院的调查。那次调查非常非常冲击我平时的感觉，给我很大的震撼。我第一次看到，乡下的卫生条件如此之差，到了夏天奇热无比，四十二三度的高温，在乡镇卫生院的产房里竟然没有空调，所以孕妇从村里跋涉几十里路到县城去生小孩，坐车两三个小时，成本非常高。很多乡镇卫生院竟然还是五六十年代毛主席那个时代盖的卫生院，当时看起来是极为豪华了，但是过了五十年之后，那些房子已经极其破败。我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总是每天写一篇调研札记，把我看到的情况记录和梳理出来，七八天下来，我有七八篇调研报告写出来了，而且今天看来，那个报告十分鲜活，十分宝贵[10]。当天整理，当天反思，当天梳理，不要偷懒，这是我田野调查的一个经验。不用说，这个过程需要点毅力和坚持，但也是充满乐趣的。

十一、调查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

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大量数据，要进行科学的处理，处理的方法基本上以统计学分析和计量经济学分析为主。

统计分析主要用于整体性的分析、结构性的分析和动态变化分析。整体性的分析就是通过统计分析洞察一个地区的农民的基本生活数据，比如平均的消费水平、平均的生活成本、平均的土地收益、平均非农收入等等。将这些数据进行区域差异对比，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的结论。

结构性的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结构特征。比如你通过对一个地区的农民收入和支出各个项目的分析，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区的农民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这对分析一个地方的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获得很多政策性很强的结果。再比如，你如果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知道在一个地区的农民的借贷成本结构中所包含的具体项目，你就可以分析这个地区农民所承担的利率的基本构成，比如除银行利率之外，还要有送礼的费用、交通的费用、进而就可以分析这个地区发生高利贷的具体原因。再如，你如果知道一个农民合作社内部的成员结构状况和资本结构状况，就可以对这里的合作社的性质作出很好的判断，也可以用于研究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中所娴熟运用的，主要是结构分析方法。

动态变化分析主要是通过数据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来观察某一个事物的演变，这就要依赖你问卷中的时间变化数据。比如你可以询问一个农民连续三年的非农收入的数据，这样如果样本量足够大，你就可以发现这三年该地区农民在非农收入方面的变迁。

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程度。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发展很快，这可以帮助我们洞察我们以前依据简单的统计方法看不出来的数据之间的微妙关联。但是，在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时候，也不要迷信计量，不要仅仅运用计量技巧，通过修改计量结果来“硬造”理想的计量结果，这就陷入了数学形式主义，而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运用计量分析可以很好地理解不同变量的相互关系。比如你要研究一个地区信贷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就要把农民获得信贷的概率作为因变量，而可能把收入、抵押品资产总值、生产性支出或农业投资规模、年龄和学历、社会资本等作为可能的自变量，从而构建一个计量模型，并用田野调查数据做检验。当然，你要注意“可能”两个字，也就是说，你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并不一定都是合适的，不一定都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如果通不过，你还要对这个模型进行调整。

计量经济学的分析要基于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重视计量经济学研究，构建科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发现变量之间的隐藏的相互关系，并了解不同变量相互影响的深度；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为计量而计量，不要迷信计量，不要生硬地运用计量。计量的技术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要有科学的理论框架，要有理论抽象的能力和解释能力。同样的计量结果放在那里，有些人构建了很有新意的解释框架，甚至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极有价值的重构和突破，而有的研究者在这个计量结果面前无动于衷一筹莫展，这就看得出理论水平的高下。

十二、农村调查的理论分析和提炼

一次完整的调研周期结束之后，你就要根据你的问卷数据分析、调研笔记等，进行理论的思考，你就要有一个理论的升华。这个理论的升华要求你不断提炼你在调查过程当中的一些观感，把调研中的感觉以及数据分析的结果上升到理论高度，用系统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比如你问了农民、民间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者等关于利率定价的很多问题，那么农村金融的利率定价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总结一个理论出来，这就要求你有很好的理论建构能力、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你不能被现实的五花八门的回答所困扰，也不能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遮蔽，你要揭示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你有理论提炼的功底，使你不停留在调研中所得到的印象，而是要把这些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问卷调查本身也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有些是让你匪夷所思的，与你的预想或现有的理论相悖，你就要想办法解释，拿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年做农村金融调查的时候，回来对问卷的数据做回归分析，发现一个特别难以置信的结果，即贫困人群比富裕人群的信贷需求强度要大。这个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穷人，自己没有扩大再生产能力，他的信贷需求强度反而大？还有一个结果也是出乎预料，我们发现西部贫困地区比东部富裕地区的信贷需求强度反而更大。这些意外的结果，实际上是很宝贵的，逼迫我们反思其中的机理，跟以往文献做对比，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

十三、反思、创新与批判精神

一次调研是否成功，其标准要看你是否通过田野调查对现有理论提出了颠覆和创新的观点。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具备一种批判精神。在《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一文中，我曾经说：

“批判意识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大学是创造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的殿堂，然而知识创造的前提是知识者有着足够活跃的带有批判性的心灵，这颗心灵能够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断，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科学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条与成说。”[11]

对于乡村研究者而言，尤其要对国外的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成果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反省、辨别、汲取、批判。具备了批判精神，就可能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对照、梳理、甄别、剔抉，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框架。

要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做第一流的学术创新，还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学术自信心。乡村研究与田野调查，不是为已有的理论作注脚，不管这个理论是来自于国外还是来自于国内的经典或者权威。尤其应注意的是，乡村研究和田野调查不能硬套现存的理论模式，要树立研究者的主体心态，不论什么理论，总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国内学者所亟待树立的，正是这种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信心。现在国内很多学者意识到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避免中国农村研究落入“被要求到西方社会科学中找空格填空”的命运。

十四、结尾：不枉用双脚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2010年1月15日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科研工作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行行重行行——关于农村田野调查和农村金融研究的一点体会”。“行行重行行”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诗，用这句诗来形容农村田野调查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农村田野调查工作无非是“行走”，在乡村的田野间行走，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味在里头。

以上讲的，实际是农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其中涉及到田野调查与理论创新的一般框架。我们平时总是讲“体悟”，我体会，所谓“体悟”，实际上是厚重的真实的“体验”之后所诞生的学术升华与理论“顿悟”。没有体验，何来顿悟？没有顿悟，体验有何意义？

自然，田野调查是很辛苦的工作，相比于在办公室下载统计数据和查阅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无论在体力和精神上对一个研究者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但是田野调查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必备的素质，是必需的功课，也是他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的阶梯。调查工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当然也是当政者制定决策的基础。

我想与年轻同行们分享的是，当你确定了你的研究方向之后，不能回避任何艰苦的工作和基础性的工作，只有把那些最艰苦、最基础性的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在这个坚实的地基上盖大楼。田野工作是很艰苦的基础性工作，不能绕开它们，仅仅去做一些比较容易短期见效果的工作。短时间依靠闭门造车发表论文固然似乎重要，但是当你把那些看似很艰苦、很基础的奠基性工作完成之后，你的研究将更深入、更系统、更坚实、更有方向感。你将有更开阔的学科视野和更长远的研究目标，你的研究将是延续性的，而不是仅仅为发表论文而作的“点状”的分散的研究。现在的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往往激励和逼迫年轻学者去做短期见效的学术研究，而不鼓励他们把根扎得更深一些，把基础夯得更宽广更坚实一些，把学术做得更从容更长远一些。这不能不说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幸。我奉劝我的年轻的同行们要耐住性子，扑下身子，把自己的研究与真实的土地联系起来，把学术创造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基础之上，这样你的研究才有生命力。

“行行重行行”，作为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漫长的旅行。旅行要有行者的心态，不要太急功近利，拍几张照片就打道回府逢人招摇；一个好的旅行者，应该慢慢走，从容欣赏，愉悦体悟，充分享用旅途之景致、旅途之哲思、旅途之妙处。把自己当成一个背着行囊的旅行者，虽然有高远的目标，却不避险远，一站一站耐心地品味，一景一景地从容地鉴赏，如此这个旅途才有味道，才不枉用双脚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1] 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梁漱溟：《乡村建设大义》，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运动，可以参见：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载《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晏阳初、赛珍珠：《告语人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费孝通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著作包括：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其中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是杨开道先生、李景汉先生。参见：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1933年6版；杨开道：《农村社会》，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3年6版；杨开道：《农村组织》，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1年4版；杨开道：《农村自治》，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初版，1931年4版；杨开道：《农村政策》，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初版，1932年再版。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重印版；李景汉：《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4] 关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参见：[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5] 参见：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同上。

[7]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及其应用，尤其是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分析方法等，在唐盛明先生的著作中有详细的介绍，读者可以参阅。参见：唐盛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8] 王曙光：《草根金融》，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9] 王曙光：《守望田野——农村金融调研手记》，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

[10] 王曙光：《社会参与、农村合作医疗与反贫困》，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 王曙光：《问道乡野——农村发展、制度创新与反贫困》，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