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自面世以来，屡有文人的点评论析，但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金瓶梅》研究却是开始于近代。在当时西学东浙、交流融合的文化语境中，《金瓶梅》作为能够和西洋小说相提并论的少数几部中国古典小说之一而受到重视。然而，长期以来，《金瓶梅》一直被视为淫书的代表，受到明清历代朝廷的查禁，许多重要的版本失传，人们所读到的只是带有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本（以下简称张评本）和刊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崇祯本）。由于这两种版本刊刻较晚，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等问题所知甚少，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便成为《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使《金瓶梅》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此，《金瓶梅》研究出现全新的局面，“金学”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专学和显学。
一
1931年左右，北京琉璃厂个体书商张修德于山西省平遥、介休附近的农村里收购到一部《金瓶梅》，并以百元的价钱出手，转卖给文友堂书店。文友堂书店得到这部与常见版本迥异的《金瓶梅》后，如获至宝，马上标出800元的高价，几经波折，最后被北京图书馆以500元购藏（注：具体内情，参见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载其《金瓶梅考证》一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载《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两文的记载略有差异。）1933年，当时任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的藏书家马廉出面集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这部小说影印100多部，分送订购者，供研究者研读。其后，不少影印本、校点整理本据此而出。自此，这部珍贵的奇书始广为流传，为海内外学人所知，它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金瓶梅》版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新刻金瓶梅词话》，10卷100回，全书保存基本完整，仅缺第52回第7、8两页。卷首依次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万历丁己年东吴弄珠客序。无图。半叶11行，行24字。该书原藏北京图书馆特藏部，1947年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注：也有研究者说是抗日战争期间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不知孰是。），1975年又归台湾双溪故宫博物院收藏。
其实，早在1917年，就有日本学者发现，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普陀洛山志》所用的纸褙竟是《金瓶梅词话》的残页。后来逐回编订成3册。全书共残存21回，全部完整的不超过7回。其行款版式与中国山西所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本相同（注：参见鸟居久靖《关于京都大学藏〈金瓶梅词话〉残本》，载《中国语学》第37期，1955年4月。）。因该书过于残缺以及信息交流不便等原因，知者甚少，影响也不大。
继中国山西发现《金瓶梅》词话本后，1941年，日本学者丰田穰氏在《某山法库观书录》中披露，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也藏有一部《金瓶梅》词话本（注：丰田穰《某山法库观书录》，《书志学》第16卷第6号。此前，孙楷第先生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也曾提及。）。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慈眼堂不对外开放，就连研究专家也被拒绝披阅，人们只能知其书名而不知真实。直到1959年，慈眼堂将此书对社会公开，人们才得以见到这部词话本的真面目。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词话》，100回，装订成16册。首欣欣子序、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正文半叶11行，行24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所藏《金瓶梅词话》缺少的第52回第7、8两页，在慈眼堂藏本中是完整的。因此这一版本也就成了海内唯一完整无缺的《金瓶梅》词话本。
1962年秋，研究者又在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的栖息堂书库中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这部词话本100回，分装18册。其卷首序跋的顺序是：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正文半叶11行，行24字。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5回第9页正面第10行第7字起的这一页在文字上与其它词话本不同，属异版。此外，该本略有缺页（注：有关毛利本的详细情况，参见上村幸次《关于毛利本〈金瓶梅词话〉》，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1963年，日本大安株氏会社将慈眼堂与栖息堂所藏词话本补配完整，影印出版。
研究者多认为上述4种《金瓶梅词话》属同一刻本，仅栖息堂藏本第5回中的第9页为异版。尽管是同一刻本，但刊印的时间却有先后之别。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认为慈眼堂藏本出现在明崇祯年间。美国学者韩南更进一步认为，慈眼堂藏本和京都大学所藏残本都是北京图书馆藏本的重刊本[1]。这样，在中国山西发现的北京图书馆藏本便成为《金瓶梅》词话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现在，研究者一般将《金瓶梅》的版本分成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词话本系统，主要包括上述4种《金瓶梅词话》版本。一个是崇祯本系统，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现存约有15部。张评本以崇祯本为底本，有大量批语，在正文文字上稍有改易，故也归入崇祯本系统，现存约12种几十部（注：也有不少学者将《金瓶梅》的版本分为3个系统，即词话本系统、崇祯本系统和张评本系统。本文着眼于版本特征，故采用王汝梅先生的2分法。参见其《金瓶梅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词话本主要流传于明代中后期，明末清初已较少见，清顺治后不传。崇祯本则主要流传于明末清初，自康熙间张评本面世，风行一时，崇祯本亦不传。因此，除词话本号称海内珍本外，崇祯本亦弥足珍贵。
研究者之所以十分注重词话本，除它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外，更因为它在文本形态上与崇祯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提出“两部《金瓶梅》，两种文学”的说法[2]。总的来看，两种版本系统间存在着如下较大的差别：
词话本的卷首有欣欣子序、开场词，而崇祯本则没有。
词话本的回目有不少处字数不等、不对偶；而崇祯本则回目整齐工巧。据统计，两者回目文字全部或大体相同的，不超过全书的3分之1。
两种版本第1回前半部分内容不同；第53、54回的内容大部分不同；词话本第84回有一段吴月娘清风寨受袭扰、被宋江搭救的描写，崇祯本中也没有。
词话本中有大量的韵文唱词、回目诗，崇祯本中则大量刊落，保留较少。故此，又有一些研究者称崇祯本为说散本（注：“说散本”最早当是由孙楷第先生提出，见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后来为一些研究者所采用。）。
两种版本的用语也多有不同。比如词话本中山东方言俗语较多，而崇祯本则多加以删改。再如，词话本中，“俺们”、“你们”多作“俺每”、“你每”，而崇祯本则多用“们”。
其它尚有不少细微差别，这里不再赘述。但对研究者来讲，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结论由此而出，它们是重要的证据。
二
《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谱写了《金瓶梅》研究的新篇章，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首先，词话本为人们进一步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及主旨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那篇独有的欣欣子序明确交代：“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尽管直到如今还不知道这位“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但它毕竟透露了小说作者的有关信息。从此，研究者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特别关注，新说迭起，争论不断。词话本所独有的卷首的4首《四季词》和4首《四贪词》，也使张竹坡的“苦孝说”发生动摇。在此之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之说很是盛行，几成定论。尽管鲁迅先生提出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词，不足信据”[3]，但缺乏必要的证据。词话本发现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其《〈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和补记的基础上，于1934年撰写《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以确凿的材料和严密的考证证实，《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其创作年代当在明万历中期，廓清了一些流传较久的谣传和错误。其后的作者、成书、刊印等问题的探讨，正是由此而起步；对小说的创作主旨，也有政治讽喻说、暴露说、探讨人生说等种种提法。
其次，词话本的文本形态真实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演进轨迹，为人们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由积累成书到个人创作的过渡衍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词话本中抄录保留了大量的前代及同时期的通俗文学材料，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比如，它使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金瓶梅》与《水浒传》之间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这表现在词话本中有多处情节与《水浒传》相同或相似，或直接抄写，或改头换面。此外，它还抄了《水浒传》中的大量韵文（注：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痴云，他在《〈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一文中将《金瓶梅》与《水浒传》故事情节方面的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文载姚灵犀编《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这方面的研究参见王利器《〈金瓶梅〉之蓝本为〈水浒传〉》，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载《水浒争鸣》第1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蔡国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载其《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水浒传》之外，《金瓶梅词话》还对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这些在崇祯本中多被删削或刊落。这一现象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考察。在文体上，词话本还保留着较多的“词话”的形式和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大量韵文的插入，还表现在“看官听说”这类说书语词的保留上。这种较为原始的文本形态，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由积累成书到个人创作的过渡轨迹，这对把握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是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最后，词话本对人们深入了解明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可供研究者多角度多层面的开掘。例如，词话本中有关戏曲、曲艺演出情况的描写记述十分丰富、详实，这有助于对明代戏曲声腔、剧目、程式等问题的探讨。再如，词话本中许多宴饮娱乐场面的描绘，无疑为我们了解明代的饮食文化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珍贵材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词话本中了解到明代的衣饰穿着、宗教信仰、乡音俗语、风土人情等情况。而这些在后来崇祯本中或删削，或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金瓶梅》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是因为词话本有如此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自发现以来，一直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和青睐。
三
《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围绕着这个版本及其有关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探讨，有的问题得到解决，有的则众说纷纭，难以定夺。总的来看，研究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作者与成书年代
词话本发现以来，因作品中抄录保留了大量的通俗文学材料，人们对其成书方式是积累成书还是个人创作有着不同的看法。1954年，潘开沛首倡积累成书说，他撰文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其主要理由是：《金瓶梅》是一部平话，处处可见说书人的语调；全书每一回都穿插词曲、快板及说明；正文内容粗陋矛盾，回目不整；从全书结构、故事和技巧看，也是经许多人编撰续成；从作者直接描绘和淫词秽语中，也可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4]。其后，赵景深、徐朔方、支冲、蔡国梁、刘辉等人分别撰文，进一步补充完善，支持集体创作成书这一观点（注：参见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金瓶梅〉成书新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支冲《〈金瓶梅〉评价新议》，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潘开沛的文章发表不久，徐梦湘就提出不同看法，他明确指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5]。其后，也有一些学者撰文论证《金瓶梅》为个人创作说，如张鸿勋先生认为“作者很可能是一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很爱好民间文艺的人”[6]。随后，朱星、杜维沫、黄霖、李时人等也撰文支持个人创作说（注：参见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载其《金瓶梅考证》；杜维沫《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载《文献》第7辑；李时人《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李时人的文章从对词话这一民间文艺形式的体制把握入手，指出“从形式上判断《金瓶梅》是说唱文学，或改编的说唱文学作品，是难以成立的。《金瓶梅》形式体制上和说唱文学的一些相似，只能说明中国古代作家初次尝试独立进行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还不得不借助于传统的形式”。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结论还是颇有说服力的。在《金瓶梅》成书方式的争论中，还有一种折中意见值得一提，那就是周钧韬所提出的“过渡说”。他认为：“《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它依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大量痕迹。因此，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7]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完善。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个人创作说显然占上风。许多研究者抛开成书方式的争论，根据欣欣子序及作品所提供的线索，提出一个个作者候选人。一般来讲，将《金瓶梅》的作者定为某一个人等于默认该书系个人创作而成。据说现在《金瓶梅》的作者候选人已达到50多个（注：具体情况参见何香久《“兰陵笑笑生”知多少》一文的介绍，载其《〈金瓶梅〉传播史话》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其中影响较大、较有说服力的有吴晓铃、徐朔方、赵景深、卜键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黄霖提出的屠隆说等。但由于都缺少足以说服人的过硬材料，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肯定还要长期持续下去。而如果没有新的过硬材料发现的话，恐怕难以取得大的进展。
对《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先前人们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词话本发现后，人们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万历年间成书说。这一观点最早由郑振铎提出，他认为“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8]。随后经吴晗充分严密的论证而产生较大影响，他将作品描写的内容与史实进行对照，并得出结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9]这一观点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万历元年(1573)之前。”（注：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徐扶明先生通过对书中所引时调、戏曲的考察，也认为“《金瓶梅》的写作时代，大约在嘉靖中叶到万历初年”。见徐扶明《〈金瓶梅〉写作时代初探》，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周钧韬则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隆庆前后。魏子云更是大胆提出：“万历丁巳叙的《金瓶梅词话》，其成书年代，最早绝不会上越于天启元年。”（注：参见周钧韬《金瓶梅新探》一书相关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魏子云《屠本峻的金瓶梅跋》，载《书目季刊》第19卷第3期。）还有一些学者坚持原先的嘉靖年间成书说，如孙逊就认为“《金瓶梅》成书于嘉靖中期不是没有可能的”[10]。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随着发现和掌握材料的增加，还有更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二）词话本是不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
《金瓶梅》词话本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即初刻本吗？对此，研究者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早在词话本发现后不久，吴晗就明确指出：“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认同，其后他们做了更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认为在今所见到的词话本之前，有一个初刻本。如刘辉就认为“沈德符和薛冈看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绝对不是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他还通过辨析《天爵堂笔余》中有关材料，撰文反驳马泰来的观点（注：参见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载1985年11月5日《光明日报》。）。与刘辉观点类似的李时人也认为“《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传。现存世界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00回系初刻之翻印本”[11]。
但有不少反对的意见。早在1959年，日本学者小野忍就提出：“《金瓶梅》的初版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或者更大胆一些地推测，将《金瓶梅词话》作为《金瓶梅》的初版也未尝不可。”[12]其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如美国学者马泰来通过考察诸城丘家与《金瓶梅》的关系，又补证王重民从《天爵堂笔余》中钩稽的有关材料，认为《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注：参见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是一条资料》，载1984年8月14日《光明日报》。）。吴晓铃也“始终认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早刊本，亦即第一个刻本”。其他如魏子云、卜键等研究者也持相同观点（注：参见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载《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一书；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卜键《“词话”辩正》，载《金瓶梅研究》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对有关材料的不同理解是产生歧见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对材料的详细辨析与新材料的发现。
（三）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
词话本发现后，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词话本是崇祯本的母本，两者之间是母子关系。其中郑振铎的看法最有代表性：“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来的本来面目。”[13]
后来，随着所见版本的增加和探讨的深入，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台湾学者魏子云认为，词话本和崇祯本各有自己的底本，两者应该是兄妹关系，只不过词话本在前，崇祯本在后刊印而已（注：参见魏子云《金瓶梅的幽隐探照》一书有关论述，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美国学者韩南也认为崇祯本不可能从任何的词话本中派生出来，他假设有一种较早的祖本，词话本和崇祯本“均有可能从其中单独衍生出来”[14]。香港学者梅节亦持类似观点，他甚至认为崇祯本刊于词话本之前[15]。
针对上述观点，大陆学者王汝梅和黄霖分别撰文提出异议。王汝梅通过比较两种版本间的异同，认为“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以《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底本进行改写评点，它与词话本之间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姐妹关系”[16]。黄霖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崇祯本当以已刊词话本（所谓‘原本’）为底本，又参照了另一‘元本’修改加评而成”[17]。王、黄两先生均见过多种崇祯本，对《金瓶梅》研究多年，所谈意见较有说服力。当然，这一问题似可继续深入探讨。
（四）词话本的素材来源
袭用抄录其它通俗文学作品，这是词话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据研究者多年的探讨，《金瓶梅》的素材有5个主要来源，即宋、明两代的史实、《水浒传》、宋元话本、明代戏曲及民间散曲时调等。自《金瓶梅》词话本发现以来，有不少研究者做了大量的钩稽和梳理工作。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冯沅君，尽管她的目的只是在“凭借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探索、推论戏剧、散曲、小说等文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并非专门寻求《金瓶梅》的素材，但其卓有成效的研究给后学者以示范和启示[18]。后来用力最勤、最有成绩者当数美国学者韩南，他的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除版本研究外，还对《金瓶梅》的素材来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颇多新的发现，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起到推动作用。受其启发，美国学者陆大伟、中国学者周钧韬对《金瓶梅》所引公案小说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补充[19]。这方面的探讨，一直有人在做。
值得一提的是周钧韬，他专门撰写了一部长达35万字的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来研究这一问题，该书吸收了先前的研究成果，逐回编排，共考证了近300个问题，或纠正前人偏失，或阐发新论，是这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注：具体研究写作情况参见周钧韬《为伊消得人憔悴》，载《我与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类似的著作还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该书对《金瓶梅》中的词曲进行钩稽和笺校，颇有发现。
（五）《金瓶梅》有无窜伪
这也是一个与《金瓶梅》词话本有关的问题，最早由朱星提出。他根据前人的记载，认为“《金瓶梅》初稿决没有淫秽描写”，“加了许多淫秽不通的诗词后，才改名《金瓶梅词话》”。他一一指出被窜改之处，并分析了其原因[20]。朱星的文章发表不久，即有人撰文反驳，如黄霖就认为此说论据不足，他通过分析材料，从语言、篇幅、文体等方面证明“《金瓶梅》原本初刻无淫词秽语说是难以成立的”[21]。徐朔方也认为“《金瓶梅》原书就有猥亵描写”[22]。研究者多赞同黄、徐两先生的意见，因而争论也就没有持续下去。
（六）词话本的多方面文化价值
除上述5个方面的探讨外，许多研究者还根据词话本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等特点，进行了与之相关的多方面开掘，如冯沅君通过钩稽《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探讨古代通俗文学发展的有关问题，阿英研究小说中所表现的灯市风俗等[23]。这些研究都是在词话本发现不久后进行的。
后来，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聊举几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范围是多么广泛。如蔡国梁的《磨镜•画裱•银作•雕漆•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注：载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蔡国梁对这类研究较为重视，同一书中还有《〈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商业》、《〈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城市经济生活》等，可参看。）、戴鸿森的《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人的饮食风貌》、戴不凡的《〈金瓶梅〉中的戏曲和纺织史料》、李昭恂的《〈金瓶梅〉中的游艺活动》、朱越利的《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教描写》、田秉锷的《〈金瓶梅〉与中国酒文化》等。
在《金瓶梅》词话本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研究者们围绕这一最接近原书的刊本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对小说的版本、素材来源等问题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小说的成书、作者等方面尽管争论不断，莫衷一是，但在所涉及的深度、广度上，亦远非半个世纪前所能相比。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必须在新材料的发掘、现有材料的梳理辨析、文本的仔细推敲等方面狠下功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成语也许可以拿来与研究《金瓶梅》的同行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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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黄霖.《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质疑[J].复旦学报，1979,(5).
[22] 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J].杭州大学学报，1980,(1).
[23] 阿英.灯市篇[A].阿英.小说闲谈[C].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