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迁居台湾的学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陆学界要么批判声讨，要么闭口不谈，他们仿佛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即便是此前在大陆地区有着较高知名度的学者也是如此，比如齐如山，他与梅兰芳的成功合作，他对国剧的精深研究，在学界是颇有口碑的。但在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基本上见不到这个名字，甚至连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都闭口不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的恢复正常，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如今齐如山的著述在大陆地区多次出版，甚至被誉为与王国维、吴梅并驾齐驱的先驱者。但并不是所有迁居台湾的学人都能有齐如山这份幸运，尽管不少学人取得颇大的学术成就，尽管当下资讯发达，仍不为大陆学界熟知。这种不熟知，也就影响了对其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里以其中一位较为典型的学人郑骞为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对大陆地区的不少学人来说，郑骞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因此，要准确、公允地评价他，需要使用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郑骞属于第二代学人，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到过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与他治学经历相似且有着相同学术理念的学人还有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冯沅君、卢前、王季思等。他们虽然没有像王国维、吴梅、姚华、齐如山等第一代学人那样得到开疆拓土、引领风气的机会，但他们有着自身的优势，那就是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入门早，起点高，治学更为精深，大多以自己不俗的研究实绩自成一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巩固、完善和拓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谓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另一个维度是台湾现代学术史。在台湾现代学术史上，郑骞是有着首创之功的第一代学人。他1948年到台湾任教，将词曲之学的学术薪火从大陆地区传播到台湾，从此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几十年，不仅撰写了一批扎实厚重的学术著作，也为台湾地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曾永义、罗锦堂、林玫仪、吴宏一等皆出自其门下。他与张敬、汪经昌、卢元骏等学人一起，开创了台湾地区词曲研究的新局面，也为台湾地区培养了一批词曲研究的专门人才，现今活跃在台湾词曲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出自他们的门下。谈到台湾地区的词曲之学，不能不从郑骞这一批迁台的学人说起。
这两个维度正好代表了郑骞不同的人生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燕京大学阶段。尽管他曾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过教，但其学术训练及任职主要是在燕京大学。后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台湾大学阶段，因为其学术研究及教书育人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两个阶段虽然在地域上相距甚远，一在都城北京，一在宝岛台湾，实则一脉相承，有着内在的联系。经过郑骞等学人的传承，台湾地区的词曲研究逐渐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学术力量，与大陆地区的词曲研究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个联系的纽带，就是郑骞这一批从内地迁台的学人。
从前一个阶段来看，郑骞之所以从事词曲之学，显然是受到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虽然明清两代不乏造诣精深的词曲行家，但没有人正式将其作为一门学问。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吴梅1917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词曲为标志，词曲之学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可和学术制度的保障。受此影响，一批青年才俊从事词曲研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这些人有些是吴梅的及门弟子，如任半塘、唐圭璋、卢前、钱南扬等，有些则是受其影响，比如郑骞。他虽然没有直接师从吴梅的机会，但曾向许之衡学习过词曲，而许之衡曾师事吴梅，两人在曲律方面志趣相投。郑骞在治学过程受到过吴梅的影响和启发，对其治学的得失也深有体会。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相比，郑骞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学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合理完善，发展全面。从其涉及的学术领域来看，从诗到词，从散曲到剧曲，中国古代各体韵文皆有涉猎；从研究方法来看，从创作到理论，从文本到文献，各种方法皆能熟练运用。他没有其他学者在知识或方法上的那些偏颇和缺憾，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种全能型的学人在当时并不多见，不少学人往往专攻一个领域，或南戏，或杂剧，或词学，或散曲，或侧重于某一种方法，往往存在一些局限。
就郑骞平生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词学，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辛稼轩先生年谱》、《辛稼轩词编年校注》、《词选》、《续词选》等；二是散曲，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北曲新谱》、《北曲套式汇录详解》、《曲选》等，有学人称其为“台湾学界第一位就散曲加以概要说明介绍的学者”（游宗蓉《诗人论曲——郑因百先生的散曲学》）；三是戏曲，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等。其散见在各报刊的学术文章则结集为《景午丛编》、《龙渊述学》等。
从上述这些著述来看，依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和体会，郑骞词曲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本与文献并重，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文学，也喜欢考据”（郑骞《〈燕台述学〉序》）。郑骞注重对词曲内部的研究，从作者、文体、语言、风格等角度进行探讨，同时也注重词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他认为“取稀见之曲籍，考其作者，述其内容，评论其文章，鉴定其板本，固当今之急务”（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在此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比如他是最早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全面整理校订的学人。众所周知，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戏曲文献新发现之一，是研究元代杂剧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该书印刷粗劣，宾白不全，大量使用俗体字，阅读相当不便，在此情况下，整理一个可信、便于阅读的文本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相当难度的。郑骞于1932年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直到1960年才全部完成，撰成《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世界书局1962年版）一书。该书态度严谨，体例完备，每剧“有他种版本者，均据以参校”，附有十分详尽的校勘记，注明据以参校的版本。书后还附有何煌据李开先抄本所校的《王粲登楼》1卷。其校订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字的校订，包括正误、补缺、删衍，共有3500多条；一是格律的校订，包括曲牌名目和曲文格律，共有140多条；一是依据它本增补全曲16支。“有问题需要说明或存疑者，都写入校勘记，共一千五百余条，分附于各剧之后”。每剧依照臧懋循整理校订《元曲选》之例标明楔子、折数、宫调、用韵、区分宾白曲文。经过精心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成为一般学者可以阅读之读本”。后出的几种整理本大多参考了该书，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可见该书的奠基之功。再如其《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该文具有戏曲性质，著录《四美记》、《双红记》、《清忠谱》、《化人游》等10种善本传奇。按照“考其作者，述其内容，评论其文章，鉴定其板本”四项，“逐一叙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这一特点正如其弟子曾永义所总结的：“治学则以诗词散曲戏曲为主，虽是属于韵文学范围，但根柢经史考据。”（曾永义《郑师百因的曲学及其对我的启迪》）
二是创作与理论结合。郑骞不仅研究词曲，而且还进行诗词曲的创作。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写诗填词，笔耕不辍，作品多达上千首，曾先后出版《永阴集》、《清昼堂诗集》、《桐阴清昼堂诗存》等专集，此外还写有一折杂剧《李师师流落湖湘道》。正是因为有着如此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对词曲的各个方面才能谈得如此到位，对一些难以言传的细微之处才会有精准的把握和体悟，可谓真正的行家里手，避免了隔靴搔痒之弊，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点，其弟子林玫仪也是深有体会的：“他不但研究词家的作品，评鉴古人的词论，同时也是词人及词论家，是以深知个中三昧。因此，他论词及评词时，便能有高超脱俗的见解。”（林玫仪《郑因百师的词学》）
三是文体与声律兼顾。对于词曲的研究，郑骞不仅注重文体的比较与辨析，而且重视其声律。在此方面进行了相当精细的探讨，颇有建树，特别是对北曲的研究。明清以来，曲家辈出，相关著述也有不少，但多重南曲而轻北曲。郑骞通过自己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以其《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版）一书为例。该书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北曲套式汇编，汇辑现存元代及明初杂剧套式659种、795例、散套258式、369例。全书按宫调分类编排，每一宫调又由概说、联套法则和实例三部分组成，十分详尽地介绍、分析了各个牌调在套数中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较之几十年前蔡莹所写的《元剧联套述例》一书，不仅套式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精良。该书是对北曲套式的一个总结，对研究者和初学填曲者都有很大的指导、参考价值。郑骞本人对该书与《北曲新谱》是十分看重的：“于是北曲格律研究之两大项目皆已完备，或能对治曲学习曲艺者有所贡献。”（郑骞《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序）
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阻碍，如果不是长时间地域隔绝造成的信息闭塞，郑骞的上述学术成果在大陆地区应当会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名字也必定为学界熟知，但直到今天为止，其《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北曲新谱》、《北曲套式汇录详解》等代表著作都未曾在大陆地区出版过，这无疑会影响到大陆学界对他的评价。当下有关词曲研究方面的学术史著述出版有不少，但提到郑骞这个名字的并不多，更不用说详细介绍了。
郑骞这个名字不为学界熟知，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及信息闭塞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治学兴趣、研究方法与当时的学术风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郑骞研究词曲，尽管也从文献入手，讲究考据，但他同样重视艺术实践，喜欢旧体文学的创作，注重辩体及音律，这与吴梅、顾随、卢前等学人的治学理念和路数较为接近。但时代文化风气的变迁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一些人来说会显得十分残酷，在白话文学成为主流的时代里，包括词曲在内的旧体文学创作只能处于文学创作的边缘，成为少数文人雅士象牙塔内的把玩之物，不管如何提倡，都不可能再呈现明清时期的那种繁盛景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尽管词曲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学术制度的保障，但旧体文学的创作则被视作保守、落后之举，鲜有年轻人涉足，像卢前这样从新文学的写作转向填词谱曲，实在是当时的异类。至于音律之学，更是无人问津，渐成绝学。
吴梅虽然相继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两个高等学府授课，被时人誉为曲学大师，但选修他的曲学课程的学生并不多，其曲律课甚至没有一个人去听，他本人对此也颇有感慨，曾不无伤感的告诉自己的弟子卢前：“唐人歌诗之法废，而后有词，词之歌法废，而后有南北曲，今南北曲又垂废矣。执途人而语之，虽瘏口焦唇，吾知其无益也。不如与子，拍浮高呼，寻味于酸咸之外，而自得于晓风残月之间，誉之勿喜，嗤之亦勿怒，吾固无望于今世之赏音也。”（吴梅《饮虹簃所刻曲序》二）。从吴梅这种故作放达的语气中不难感受到其背后蕴涵的凄凉和无奈，其行为也就带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色彩。曾向吴梅学习过词曲的浦江清对此则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三百年前是南北曲之全盛时代，三百年后则为整个古文学艺术衰微之时代，一般人之趣味殊不在此，故虽学问才情皆高出于数子之上，又讲学于南北著名之大学，登高而呼，列桃李门墙者甚众，亦不能挽曲学之厄运，则时代限之而已。”（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
除吴梅外，有着这种治学路数的学人如顾随、卢前等长期不为学界重视，更不用说迁居台湾的郑骞了。直到近些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学人才逐渐受到重视。吴梅尽管名气很大，但学界过去对其评价也并不高，往往将其视作旧派文人，强调其守旧的一面，如今学界将其与王国维相提并论，这在过去是很难获得认同的。
其实，吴梅等人名声的隐而不显并不仅仅是个人评价客观公正与否的问题，在其背后是词曲研究格局、范式的形成与改变，吴梅与王国维、齐如山等人同为词曲研究的开创者，但他们的学术理念、治学兴趣及研究方法差异很大，代表着不同的治学范式。但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地区的学人多奉王国维为正宗，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注重词曲的文学性，但同时也延续并放大了王国维的局限，那就是仅仅将词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进行研究，忽视了其作为音乐文学和表演艺术的各种特性，将本应立体的词曲研究人为平面化，使本应丰富多元的研究格局和范式单一化。吴梅、齐如山等人开创的研究范式在卢前等人去世、齐如山、郑骞等人迁台后，在大陆地区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这种研究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
幸运的是，郑骞迁居台湾之后，继续在高等学府从事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未像大陆地区的学人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迫害，被迫人为中断，保持了薪火相传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吴梅开创的治学范式在台湾地区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并形成这一地区词曲研究的特色。前文说过，郑骞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人，这种全能型的学人毫无疑问是非常适合培养年轻后进的，可以将相关知识系统、完整地传授给弟子，毕竟当老师的不能过于偏执、偏激，这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郑骞到台之后，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他的这种知识结构和治学特点对学生是非常有益的。他培养的弟子如曾永义、罗锦堂等也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并将其传承下去。
需要强调的是，在从大陆迁居台湾的研究词曲的这批学人中，郑骞曾师从许之衡；张敬出自俞平伯、顾随门下，长期在台湾大学执教，爱好昆曲，喜唱小生，著有《南曲连套述例》、《明清传奇导论》；汪经昌得吴梅真传，长期在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善吹笛、制谱、清唱，著有《曲学释例》、《南北曲小令谱》、《曲韵五书》；卢元骏则师从卢前，长期在台湾政治大学执教，擅长填词谱曲，著有《四照花室曲稿》、《曲学》、《诗词曲韵总检》。将这四位学人的师承关系放在一起，可以画出一张从吴梅开始的学术谱系图，可谓机缘巧合。个人的学术理念和治学特点经过弟子们的传承、弘扬和光大，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独特的学术传统和风气，具有了学派的特点。将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的研究词曲与大陆地区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两地学人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治学特点上的差异。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学者多能填词谱曲，更加注重艺术实践，关注声律问题，既能案头研究，又懂场上演出。究其根源，这与郑骞等第一代来台学人的培养和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总的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尽管其著述甚多，学术成就卓著，多次到海外讲学，但对大陆地区的不少学人来说，郑骞这个名字还是显得有些陌生，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除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其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著述是比较难看到的。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随笔集《永嘉室杂文》，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第一次出版郑骞的著述。如今，商务印书馆独具慧眼，出版《从诗到曲》一书，将其代表性著述《景午丛编》、《龙渊述学》汇为一编，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该书由郑骞弟子曾永义编集，分上中下三编，收录包括学术札记在内的各类文章一百多篇，是郑骞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一部。除专书外，郑骞散篇的学术文章皆备于此，颇能反映其治学的成就与特点。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厚重的学术著作，也弥补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缺憾，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从诗到曲》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同时出版了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这同样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据悉，该社还将陆续推出一批台湾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尽管当今资讯发达，交通便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阅读台湾学人的著作还是存在一些不便，对商务印书馆此举无疑是应该点赞的，自然也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