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金瓶梅导读》，是我在出版了《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红楼梦导读》之后的一个工作，可是，在2010年以后，先是去澳门应聘副院长，后来是别的专著一直在写，这本书的出版也就遥遥无期了，因此，先把2010年写的第一讲放在这里吧）
出版一本《【金瓶梅】导读》，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中国文学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和《金瓶梅》。因为，在我看来，前者是中国的爱的《圣经》，后者，则是中国的悲悯之书。它们堪称中国文学的双壁。
遗憾的是，关于《红楼梦》，我已经出版了一本“导读”，这就是:《【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而关于《金瓶梅》，却只是在我《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做过专章的介绍，但是，仅仅一章的篇幅，毕竟无法把我多年来研读《金瓶梅》的体会完全讲清楚，同时，因为只是“揭秘”四大奇书的专着中的一章，也不利于喜欢《金瓶梅》的同行与读者阅读与购买。因此，这未免不是一件小小的憾事。
现在，上海文汇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完成自己的宿愿的一个机会，实在是非常珍贵的。
可是，要讲《金瓶梅》，也实在并不轻松。
比如说，就是一个开头，就令人踌躇万分了。一部《金瓶梅》，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开始讲起呢？
多年来，我在讲《金瓶梅》的时候，都是从《金瓶梅》之外的一本书——《万历十五年》讲起。《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写的，这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叫黄仁宇，他的学问在美国不太入主流，美国的历史学界一直不买他的账。而他自己也自甘于做野史的非主流身份，青年时代逐鹿沙场，军旅足迹远及滇缅边境，中年退伍，人称“年过三十不学艺“，他却英姿焕发，闯进了历史学界，可是，他所任教的大学的历史系却中途解散，最后，他隐居赫逊河畔，以著述为乐。而在他的著述当中，无疑以《万历十五年》最为著名，但是，当时在美国却一直难以出版，最后，他不得不拿到国内来出版，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以后，一时洛阳纸贵，直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还仍旧是历史学的经典。
《万历十五年》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用形象的方法来再现中国历史的非常值得关注、也值得继续走下去的学术道路。最早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史学界的琼瑶”。实际上不是，“史学界的琼瑶”无疑应该是易中天，而不可能是黄仁宇。黄仁宇绝对不是“琼瑶”。黄仁宇跟易中天不一样，易中天是在电视上讲故事，故事后面却什么也没有，更不要说他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陈旧与平庸了，不过，关于这些问题，可以参见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在这里我就不去多说了，可是，我必须强调的是，黄仁宇与易中天完全不同，讲故事，对于他来说只是手段，对于历史的洞察，才是他的真正目标。而《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奥秘也恰恰在于：通过皇帝万历、政治家张居正和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道德家海瑞、哲学家李贽等几个人物，就写出了一个王朝的崩溃。几个人物的勾勒，就把中国历史中最内在的东西展现了出来。
我看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还是在80年代，它给我的震撼，可以与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相提并论。同样都是两句话，一句是：“令人惊艳”，还有一句是，“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万历十五年》只写了中国的1587年，按照中国的叫法，应该是岁在辛亥，属猪，这一年，尽管从表面上看实在平常，但是它的背后，随着黄仁宇的条分缕析，却逐渐呈现出一幕最为惨痛的场景：到了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中国在不断的内耗中已经丧失了所有再生的力量。现在，任何一个力量都不能使得这个民族再生，中国的整个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莫名的黑洞，无论好人、坏人，无论是想拯救这个国家还是想破坏这个国家都无足轻重了，因为，最终都要被这个黑洞把你吸进去。最终得到的命运都只有一个，就是——失败。无疑，洞察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就洞察到了中国历史的拐点。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开始沦入死亡之年和悲剧之年呢？1587年。这，就是《万历十五年》最最深刻的地方。所以，我经常推荐学生去看这本书，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有的书写得像美学书，却偏偏不是美学书，有的书写得不像美学书，却偏偏就是美学书；有的书写得像历史书，却偏偏不是历史书，有的书写得不像历史书，却偏偏就是历史书。《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它写得不像历史书，却偏偏就是历史书。
但是，我现在提到这本书却不是为了要去讲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是，很可惜，黄仁宇先生没有提到《金瓶梅》。其实，我觉得他在讲“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还应该提到《金瓶梅》。要“以管窥豹”， “万历十五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可是，却应该是五个人和一本书。因为就在那个时代，一部今天在我们看来堪称绝唱的长篇小说已经横空出世，这就是——《金瓶梅》。
或许有人会说，不论皇帝万历，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还是海瑞，还是李贽，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而《金瓶梅》却只是文学作品，《金瓶梅》中的人物也只是文学人物，其实不然，西方著名的小说家昆德拉说过：在历史之外还有历史，那就是小说陈述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小说所揭示的，同样也是历史，而且更是历史之外的历史，也就是小说陈述的历史。而《金瓶梅》作为一部经典的小说，它的成功也恰恰就在于：揭示了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昆德拉所关注的“历史之外还有历史”、“小说陈述的历史”。因为这恰恰提示我们，不论皇帝万历，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还是海瑞，还是李贽，与《金瓶梅》相比，事实上还有大为逊色之处。《金瓶梅》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历史，而且还有历史之外的历史、小说陈述的历史。
就以前面提到的“黑洞”为例，借助皇帝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与李贽，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的“黑洞”，可是，借助《金瓶梅》，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黑洞”，而且还看到了中国人性的“黑洞”。由此，假如我们意识到，历史的黑洞无非只是人性的“黑洞”的折射，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样会意识到，能够真正把“万历十五年”完全写出来的，其实，首先应该是《金瓶梅》。
再从《万历十五年》回到《金瓶梅》本身。在我看来，《金瓶梅》之为《金瓶梅》，它的重大意义与美学贡献，其实也就在于：把我们民族的人性“黑洞”揭示得淋漓尽致。在我的《【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后记”里，我曾经感叹：“《红楼》在侧，觉我形秽”；其实，在很多场合，只要提到《金瓶梅》，我也往往会说：“《金瓶》在侧，觉我形秽”。当然，彼“形秽”不同于此“形秽”。面对《红楼梦》，我们会发现，自己距离美好的人性是何等之远；面对《金瓶梅》，我们则是发现：自己距离丑恶的人性是何等之近。不过，在这当中，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性的揭示。
而这，也就是《金瓶梅》的伟大与不朽了。
《金瓶梅》如此重要，可惜，国人却很少有机会读到它。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长期的片面宣传所导致的阅读障碍，人们往往误以为它是一本黄色小说，类似于文革期间的《少女的心》，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金瓶梅》这本书太难觅得。因此就是想看也没有机会。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一直久闻这本书的大名，但是，真正看到这本书，却已经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了。1982年，我作为1977级的中文系毕业生，毕业留校，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的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规定，教师因为教学的需要，在系里开证明，是可以借阅《金瓶梅》的。于是，我刚刚留校，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系里开了证明，到学校图书馆把《金瓶梅》借了出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几天的阅读经验，完全是我一生中所从未有过的，也完全不同于我当年上山下乡时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少女的心》时的感受，实在是只能够用“震撼”来形容。不过，由于各个方面的局限，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理解毕竟还是十分有限。后来的20多年里，由于自己的学识逐渐地提高，更由于自己身处的时代的急剧变化，以至于运河旁的西门庆、潘金莲与今天市场社会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相比，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于是，我对《金瓶梅》的理解才开始拨云见日，甚至，简直可以说是豁然开朗。
提到《金瓶梅》，当然首先要提它的作者。
《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谜。现在我们只知道他叫做“兰陵笑笑生”，即便如此，这也还是别人这样介绍的，而不是他夫子自道。而且，这个介绍也姗姗来迟，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那个词话本上署名为“兰陵笑笑生”而已。而在整个的清朝，再加上民初的20年，《金瓶梅》都是没有作者的署名的。或许，他并不叫“兰陵笑笑生”？或许，别人这样介绍本身就只是一个烟幕弹？何况，我们知道他叫“兰陵笑笑生”也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谁又是“兰陵笑笑生”呢？目前，学术界关于“兰陵笑笑生”的候选名单已经开列出了50多个人，但是，最终却没有定论。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研究的难度。它的作者是一个大文豪？还是一个乡村的土秀才？或者是……？这一切，留给我们的，都是无尽的遐想。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作品。在《【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里，我就说过，当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我管它是谁“生”的呢？应该更重视作品，更重视作品这个文本，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过分重视作者的人，往往关注的都是作品的“意谓”，或者叫做“本义”，也就是“作品想要说什么”、“作品是怎么说的”，等等。因此，当然要去首先去追究是谁“说”的，可是，其实作品想要说什么、作品是怎么说的等等问题完全就是伪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弄清楚，也永远不可能弄清楚。
关于文学作品的讨论不是考古，你就是把作者请出来，他说的也不能算数。因为他“要说什么”和作品“说了什么”，这完全就是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关注作品的什么呢？“意义”。陶渊明曾经形容自己的读书生活是：“奇文共欣赏”，而且，“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的“会意”里所“会”的“意”，应该就是我所说的“意义”。同样，作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才是一个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真正能够了解的问题。至于作品是“张三”写的还是“李四”写的，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考虑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作品这份被“生米煮成了熟饭”后的“熟饭”，需要面对的，也首先是，作品已经是一个世界，一个独立的世界，其中也蕴涵着它对于人生的阐述和理解。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看，作品在解释人生、解释社会上究竟有多好，究竟有多深刻。以及为什么会如此之好，如此之深刻？这，是我们在读作品时首先就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在读《金瓶梅》时首先就要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就把“兰陵笑笑生”看做一个符号，犹如我在讨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的时候所称呼的，“这个被叫做曹雪芹的人”，现在我们也可以如此来称呼《金瓶梅》的作者：“这个被叫做兰陵笑笑生的人”。至于这个“这个被叫做兰陵笑笑生”的人究竟是谁，在我们一时无法将他弄清楚的情况下，也不妨暂时忽略不计。因为它毕竟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于作品的“意义”的把握，换言之，它毕竟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于作品的“奇文共欣赏”。
在作者之外，《金瓶梅》这部作品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
例如，《金瓶梅》问世于何时? 在《金瓶梅》的研究史里，有一个著名的“袁宏道问题”。这就是：“《金瓶梅》从何得来？”在《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里，从来不存在何时问世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上逐渐流传下来的，尽管可能说不清楚具体的完成日期，但是也毕竟可以把其中的流传脉络讲得清清楚楚，但是，《金瓶梅》就不同了。它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也就是说，之前毫无迹象，然后突然就问世了。袁宏道是明代的大文人，1596年，他第一次看到了《金瓶梅》手抄本，以至不由惊奇而问：“《金瓶梅》从何得来？”就好像事先一无所知，在酩酊大梦中一觉醒来，却发现枕边多了一件稀世珍宝。
根据学者的长期研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大致轮廓是：《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年），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至于它的正式出版，则已经是在袁宏道看到这本书的21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已经是1617年的事情了。
而且，这本书的写作似乎也不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的，而是一边写一边发表的，例如，谢肇制（？）说，自己曾经在袁宏道那里抄得“十三”(十分之三)，显然，袁宏道看到的只是最初发表的一部分，也就是前面的十分之三，前三十回。他又说，自己后来又在丘诸城那里抄得“十五”（十分之五），可见，丘诸城看到的也只是最初发表的一部分，也就是前面的十分之五，前五十回。
更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金瓶梅》的艺术水准的并不均衡。很多学者都发现，尽管从整体而言，《金瓶梅》无愧于一部传世名作，但是，却也并不是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处都完美无瑕。例如，《金瓶梅》的开头和结尾，就写得不太理想。小说的开头，人人都知道是从《水浒传》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私通故事脱胎出来的，其间，作者也确实加入了自己的改造，而且也改造得比较成功。不过，从整体上说，也并非经典，真正地显示出大师气象，应该说，是从第十回前后开始的。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就已经给人不同的感觉，此后越写越好，到了第二十二回，“蕙莲儿偷期蒙爱，春梅姐正色闲邪”，就已经充分展示出了大师的风范。然后始终保持着大师水准（当然，第五十三回—五十七回是个例外，一般的看法认为，这几回的原稿丢失，是后人补写的），一路乘势而上，直到第八十回，最后的二十回，作者似乎已经没有了兴趣，潘金莲之死写得还差可人意，春梅之死就意味全无了，敬济之死，则只能说是匆匆急救。
同样是个不解之谜的，是《金瓶梅》这个作品的名字。有人认为，“金瓶梅”，就是美丽的金瓶中插着盛开的梅花。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遐想。而且，也可以在作品里找到佐证。例如第十回、第三十一回描写西门庆举办宴席，其中的摆设就都有“花插金瓶”。不过，一般认为，这个名字是代表了三个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在我看来，这大体没有问题。例如鲁迅先生就说过：“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至于为什么要以这三个女性来命名，《金瓶梅》的含义到底指什么？有人说，是代表着作品所关注的“贪嗔痴三毒”，其实，作者的想法可能还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他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而从小说的角度，作品的名字其实是完全可以空泛、空灵一点的。例如，《春江花月夜》，不就是作品眼中的春、江、花、月、夜吗？而在《金瓶梅》之后，不是也有《玉娇李》、《平山冷燕》之类的作品名称吗？仔细想想，作者无非是要写“一个男人和他的几个女人的故事”，而他的视角无疑又是男权的，这样，男性在其中无疑是“看”的主体，自然会深藏不露，而女性则显然只是“被看”的对象，自然会走进表演舞台的中心，于是，他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来泛指所有“被看”的对象，这是完全顺其自然的事情，毫无唐突，也并不生硬。
还有一个与作者、作品、书名都有关系的问题，就是版本。
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金瓶梅》，尽管名目不同，但是却无非就是出之于两大系统：《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那么，这两种系统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手稿-─甲抄本--编辑整理--崇祯本；手稿—乙抄本--编辑整理--词话本。还有人认为是：手稿--抄本--词话本（或崇祯本）--崇祯本（或词话本） 我们把第一种情况叫做兄弟关系，把第二种情况叫做父子关系。现在一般的看法，是认为《金瓶梅词话》早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的序文，这显然要比《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时间要早，而且《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有避讳明代皇帝天启与崇祯两兄弟名讳的痕迹，这也说明，它的刊刻时间是晚于《金瓶梅词话》的，还有在目前传世的多种《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卷前题名多有误刻为“词话”的，像第七卷，本来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七”，可是却被误刻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还有第九卷，也被误刻成了“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可是，在《金瓶梅词话》里，卷前题名却一次也没有出现”绣像“的字样。但是，既便如此，却不能因此而轻率得出两者是父子关系的结论。
比如，在《金瓶梅》词话本第五十五回，讲到潘金莲与陈敬济偷情，其中潘金莲有一句：“自从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破了去后”，可是，翻建《金瓶梅》词话本前面的各回，却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在第五十三回，他们首次偷情，地点是在“卷棚后面”，与“屋里”对不上，他们的分开则是由于听到狗叫，慌乱之中，误以为以为是西门庆回来了，其实却“是书童、玳安两个”小厮。还有一次，同样是在第五十三回里，西门庆为儿子祈福，潘金莲“乘众人忙的时分”，倒是真的把陈经济“扯到屋里来”了，可是，却是她自己“怕婢子瞧科”，于是就让春梅把陈经济带了出去的，仍旧与小玉无关。可是，我们再看看《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却不难发现，就在第五十四回里，西门庆被应伯爵请走之后，陈敬济就想与潘金莲偷情，可是，跑到屋里，刚刚把潘金莲紧紧抱住，就发现出了问题：
窗缝里隐隐望见小玉手拿一幅白绢，渐渐走近屋里来，又忽地转去了。金莲忖道：“这怪 小丫头，要进房却又跑转去，定是忘记甚东西。”知道他要再来，慌叫敬济：“你索去休，这事不济了。”敬济没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教金莲描画副拖裙送人，没曾拿得花样，因此又跑转去。这也是金莲造化，不该出丑。待的小玉拿了花样进门，敬济已跑去久了。
在此基础上，再看《金瓶梅》词话本第五十五回“在屋里被小玉撞破”那句话，就真相大白了。
这说明，尽管《金瓶梅》词话本在时间上早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但是，它却并非后者的父亲。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两者都是以某一个更早的版本为父本。而且，既然《金瓶梅》词话本叫做“新刻”本，那或许就还应该存在“初刻”本，又或许，这个“初刻”本才是它们共同的父亲？简单加以表示，那么应该是这样的：手稿—某抄本（或“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本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
至于在阅读时应该看哪个版本，以我多年的体会，也综合了学术界很多学者的看法，我始终是坚持应该以《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主的。
我的理由，来源于两个版本的不同美学贡献。
关于两个版本的比较，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课题。
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只要一谈到版本，往往都是把视线集中在对写作年代的孰先孰后问题的讨论上，但是却很少对这两个版本做具体的文本分析，更不要说去进而探索其中的美学差异了。可是，在我看来，这些才恰恰是最重要的。
简单说，我一直认为，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两部《金瓶梅》。你们看，世界就是这样诡秘莫测，世间只有半部《红楼梦》，但是，却又世间偏有两部《金瓶梅》。用《金瓶梅》中的话来说，就是“陈经济弄一得双”了。这两部《金瓶梅》名称与内容都大体相近，但是，从美学取向上看，却截然不同。《金瓶梅词话》是以儒家文化为纲，是儒家精神的文学文本，但是《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却是以佛教文化为核心，是佛教精神的文学文本。在《金瓶梅词话》，处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道德判官的身影，你只要看到“看官听说”，就知道，这个冬烘先生又要出来喋喋不休地说教了，犹如《红楼梦》中的宝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一部《金瓶梅词话》，就犹如一座道德训练营，一切的一切，都是早已规定好了的，小说里的人物故事，都被生吞活剥地塞进了抽象的道德框架，而他们的生生死死，也无非是要为儒家的种种道德清规戒律作证，一派“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神态。而《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却不同，这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精神文本，作者的目光隐含在作品的背后，对于其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不干涉，更不居高临下，有时候，他是西门庆，有时候，他是潘金莲，他为瓶儿哀，也为蕙莲悲，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其中，犹如《红楼梦》里的香菱。也因此，其中的人物故事都是完全敞开的，不受任何的道德框架的束缚，而且也冲破了所有的道德框架。相比之下，任何的道德框架也因此都显得苍白、虚伪，也无法借之去“说教”其中的人物故事，因为，重要的已经不是道德框架，而是——他们就是这样地生活过了。
聂绀弩有一篇文章—《忆萧红》，其中谈到女作家萧红曾跟自己谈到她的作品与鲁迅的作品的区别：
鲁迅是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
“从高处去悲悯”，其实也就不是“悲悯”了，在鲁迅，固然可以以其大师的气度做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一般的作家可能就要落到“看官听说”的说教的份上了。而萧红就不同，最初她也是想“从高处去悲悯”，但是逐渐发现，她无论如何都无法作到这种“有高度的深刻”，不但做不到，而且写着写着就扛不住了，发现自己实在是一个力不从心的启蒙者，因为自己不但不在高处，而且甚至还在更低处，于是，她就从高处下来了，去与作品里面的人物同哭同悲、同病相怜，去用心灵平等地感悟作品里面的生命，于是，那种遮掩不住的爱意和暖意、那种生命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悲悯，也就成为她的作品字里行间的藏不住的底色。为此，肖红还干脆把自己比作《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言下之意无疑是说，她更希望以香菱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香菱的情怀来感悟人生。
以香菱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一直特别欣赏萧红的这一感悟。我觉得，这正是萧红超出鲁迅之处，也正是我们需要向萧红学习之处。
令人欣喜的是，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以《金瓶梅词话》和《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回中的卷首诗词的对比为例：
《金瓶梅词话》一开始关注的就是“情色二字”对于英雄志气、豪杰精神损害，无非是儒家的那一套，所谓“美女祸水”。为了说明这一点，它引用了北宋的一个叫卓田的文人所写的一首词。这是他游览苏小小旧居的时候有感而发的：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然后，进而概括出“虎中美女”这样一个儒家的比喻，再进而把目光从男性拓展到女性，指出“情色”是男女共同之大敌：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敷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难怪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里面会褒奖《金瓶梅词话》：“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
可是，“情色”难道不正是生命之本源吗？“情色”又怎么能够与生命本身如此地对立起来呢？令人欣慰的是，《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回的卷首诗，口吻就全然不同了：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需要提示的是，“豪华去后行人绝”，原为“君王去后行人绝”，这首诗出自唐朝女诗人程长文的乐府诗《铜雀台》。铜雀台，稍微熟悉历史与文化的人都知道，是三国曹操在邺城筑的高台，“铜雀春深锁二乔”，是他的一场春梦。而他临终的时候，也确实留下遗嘱，要求他的小妾们都要长住台上，到了初一、十五，就要对着他的灵帐，为他歌舞奏乐。由此我们想到，西门庆临终前也有过类似的遗愿，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妻妾们不要分散。同时，再联想到西门庆其实与曹操颇为相似，例如，两个人都酷爱女色，曹操一下班就会问：城中有女色否？而且，还为了女色而导致长子与爱将的丧生，西门庆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一看到美女就会立刻想到上床。而且，更为相似的是，两个人都“闻腥即上”，而不太关注女性的容貌与出身，哪怕是妓女，他们也照样明媒正娶地养在家里，丝毫也不估计外界的看法。由此，我们不难推测，作者不难没有了冬烘的道德说教，而且还在暗示我们：西门庆就是曹操一类的人。在三国，西门庆就是曹操，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曹操就是西门庆。那么，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何在？显然，就在生命力量的充盈。
非常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把这生命力量再生硬地塞进道德框架，而只是客观地加以呈现，犹如《春江花月夜》只是把春、江、花、月、夜客观地呈现出来，这生命力量曾经是“当年歌舞”，但是，也是今日的“西陵灰”。类似希腊的一句著名的墓志铭所说：来过、看见过、爱过。于是，接下来，作者又了一番精辟的议论：
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两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高堂广厦，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
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金刚经》上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繇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肩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
在这段话里，隐含着一个中国思想历程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转：作者显然深知“持盈慎满”的道德说教，而“持盈慎满”也无疑是儒家试图在道德框架里去裁剪“情色”这一生命本原的某种尝试，但是，从一开始，作者就在淡化着这一说教，而是在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角度来观察“情色”，于是，就有了“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的彻悟，这事实上也就是对于“情色”的客观存在的默认，那也就是说，生命力量的充盈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为之寻求一个理想的归宿，那么，该如何去做呢？是沉迷于“一件也少不得”？还是执着于“一件也用不着”？然而，这种种选择其实还仍旧是立足于有限这一端，于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转过身去，直接与无限同在，这，也就是所谓的 “参透空色世界”。
关于“参透空色世界”，我们不妨放到第四讲里再说，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的彻悟。其实，整个一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是对于人之为人的在“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之间的挣扎、争夺、挣脱的吟咏与感伤。而这，也正是文学在从道德的框架里超越而出后的对于生命的真正观察。由此，我想起《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石头记》里面的一段话，这段话也说得同样精彩：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倏痛倏悲，缠绵不了。一段石火光阴，悲喜不了。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一段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划计算，痴心不了。一段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苦争，喜惧不了。总收古今亿兆痴人，共历幻场，此幻事扰扰纷纷，无日可了。
脂砚斋实在是很懂得《红楼梦》的深刻之处的。“缠绵不了”、“悲喜不了”、“贪婪不了”、“痴心不了”、“喜惧不了”……四个“不了” 说尽了《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所谓的“一件也少不得”，这，就是“无日可了”。它说尽了世间的一切不幸。由此，我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说过，哪怕是对“有过者”、“有罪者”，曹雪芹也往往能够去同病相怜、同哭同悲，能够常怀悲悯之心，去体恤同情世间的一切。《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的“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自然也是着眼于此。所以，它也才会紧接着前面的那句话就再发一浩叹：
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持盈慎满” 关注的是“三寸气在千般用”，是“万事”，那么，“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关注的，就是“一日无常万事休”，是“无常”。这意味着，从对于“万事”之类的有限的固执，到对于“万事”之类的有限的“无常”的彻悟。
从这样的角度，再看《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最后一回《题头诗》，就不难领悟到其中的奥秘了：
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
黄芦晚日空残垒，碧草寒烟锁故宫。
隧道鱼灯油欲尽，妆台鸾镜匣长封。
凭谁话尽兴亡事，一衲闲云两袖风。”
生命犹如没头的苍蝇，也犹如热锅的蚂蚁，日夜劳碌，惨淡经营，可是，最终却“旧日豪华事已空“，何况，在无尽的追逐中，又已经“隧道鱼灯油欲尽”了。这里的“隧道鱼灯油欲尽”用的是秦始皇陵墓中的人鱼膏油灯之典，拼命追逐而不得，何况，又将要油尽灯枯，这实在是所有人命运的写照。有意思的是，我每次读到这首诗，就会想起孔尚任的《桃花扇》最后的那一曲《哀江南》：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风流觉，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生活在南京的人，是很容易被《哀江南》中的感伤所触动的。因为，南京实在就是一座伤感之城。南京，也就是生命感伤的象征。而《题头诗》的“话尽兴亡事”，也与《哀江南》“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一样，已经没有了“善”、“恶”的说教，而只是深长的生命感伤。
要讲清楚《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之间的美学差异，在我看来，有上面的一个例子，其实也就够了。不过，作为一部《金瓶梅》的导读之书，我们也不妨再谈得具体一些，也更为形象一些。
我们再来看看《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两本书中的潘金莲的不同。
潘金莲，是一个著名的文学人物。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去更为深入地把握她的性格内涵？从“持盈慎满”或者“一件也少不得”与“一件也用不着”的角度，看法自然截然不同。从“持盈慎满”的角度，那么潘金莲无疑就是一个典型的淫妇。因此，《金瓶梅词话》就着重去写她的淫、她的不能“慎满”。结果，在与西门庆的交往中，她是事事主动，例如，一见面，她开口就问西门庆:“没了大娘子得几年了？”简直是主动到了不能再主动的地步了。可是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她却从不主动，没有一句是她主动开口问的，句句都是不得不的回答。喝酒时，西门庆问她青春多少，《金瓶梅词话》是:“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正月初九日丑时生。”问一答三，似乎是有意在比对彼此的八字。《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不同:“妇人低头应道：‘二十五岁。’西门庆道:‘娘子到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时。’妇人又回应道:‘将天比地，折杀奴家。’”应对适度，举止得当，为我们刻画的，是一个只是因为王婆设下陷阱才不慎失身的一个良家少妇的形象。无疑，这也是符合潘金莲当时实际情况的。
又如，《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特别强调了潘金莲的低头。在《金瓶梅词话》里，也写了潘金莲的低头，但是只有四次，显然，还是着重去写她的淫、她的不能“慎满”，她的主动。但是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却多至十二次)。像西门庆拿金莲手中的活计看的时候，曾对金莲的针线不断夸奖，《金瓶梅词话》是：““那妇人笑道:‘官人休笑话。’”《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则是:“那妇人低头笑道……”像两人说起那天西门庆被潘金莲的叉竿打到了头，《金瓶梅词话》是:“妇人笑道:‘那日奴误冲撞，官人休怪。’”《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则是:“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显然，《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并非主动，而是被动。主动，意在写她是一个不能“慎满”的淫妇，被动，则写她是一个因为王婆设下陷阱才不慎失身的一个良家少妇。
又如，王婆借故走开，留下他们在屋里。这个时候，《金瓶梅词话》还是着重去写她的淫、她的不能“慎满”，她的主动，但是《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就不同了，注意看一下，就会发现，它比《金瓶梅词话》多出二三百字，其中写了，潘金莲因为心理紧张而低头弄裙、脸红、微笑，“咬着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甚至，连说话也突然“低声”了。比如，《金瓶梅词话》在写到二人在屋子里围炉喝酒的时候，因为西门庆喝得浑身燥热，于是，他就乘兴把身上的绿纱褶子脱掉，而且叫潘金莲帮他给搭在护炉的坑上。而潘金莲呢？竟然也就她连忙用手接过去，帮助他把衣服搭放好。显然，在作者的心目里，潘金莲就已经是一个“淫妇”了，因此，她当然应该这样去做，很合乎逻辑。可是，我们看看《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描写，情况却完全不同，在这里，潘金莲根本就没有搭理西门庆，而是“只咬着袖儿别转着，不接他的，低声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可是，哪一个要更为真实呢？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认为，其实潘金莲一开始也并不坏，更不淫，而只是一个对于感情与婚姻均心有未甘的美丽怨妇，那么结论也就显而易见了：当然是后者更为真实。
又如，后来西门庆故意把筷子碰到了地上，在《金瓶梅词话》里，是将一双筷子都碰掉了，西门庆低头去拾筷子，趁机就在潘金莲的脚上捏了一把，而潘金莲的反应如何呢？非常强烈，而且也非常痛快，竟然是立即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罗皂，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而且，话未说完，潘金莲已将西门庆搂在怀里。当然，她也曾有一点胆怯。《金瓶梅词话》里写，“那妇人搂起西门庆来道：‘只怕干娘来撞见。’西门庆道：‘不妨，干娘知道。’”可是，无论如何，毕竟还是潘金莲主动，是她主动地去搂西门庆的。但是，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就完全不同了，西门庆一开始要拿筷子吃菜，却发觉少了一枝，四处去寻，这个时候，潘金莲一面低着头，把脚尖儿踢着，一面笑道：“这不是你的箸儿？”于是，后面才有西门庆上前去拾，也才有捏脚的事情发生。而且，再看捏脚以后，潘金莲并没有立刻投怀送抱，而是笑道：“怎这的罗皂！我要叫起来哩。”当然，她并不是真的要叫。西门庆呢？便双膝下跪：“娘子，可怜小人则个。”一面就摸她的裤子，无疑是要得寸进尺，于是潘金莲叉开手道：“你这厮缠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接下来，则是西门庆涎着脸说：“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个好处。”于是才不由分说，抱潘金莲到床坑上，脱衣解带……在这里，一个一开始也并不坏更不淫的对于感情与婚姻均心有未甘的美丽怨妇的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二人云雨之后，王婆就闯了进来。《金瓶梅词话》写：“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双膝跪下说道：‘干娘饶恕’”，而《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却写：“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与前者相比，加了潘金莲的“红脸”与“低头”，显然，作者意在刻画她的初次偷情，良心未泯。后来，王婆又提条件，“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来，晚叫你晚来，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就对你武大说。”潘金莲的表现是又“羞得要不的，再说不出来”，直到被王婆逼得再无良策，才“藏转着头，低声道:‘来便是了。’”这无疑与《金瓶梅词话》的潘金莲的一口答应大为不同。而最后王婆要二人交换信物为凭，西门庆是拔下头上的簪子给了金莲，潘金莲呢？《金瓶梅词话》是说她“将袖中巾帕递与西门庆收了”，可是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却是 “妇人便不肯拿甚的出来，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条杭州白绉纱汗巾，掠与西门庆收了。”无疑，还是因为她“羞得要不的”。对比一下《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二十八回: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得到金莲一只鞋，就要求潘金莲用袖子里的汗巾和他交换，要知道，这汗巾可是“你爹成日眼里见过”的，但是，一旦敬济坚持，潘金莲就立刻“向袖中取出一方细撮穗白绫挑线莺莺烧夜香汗巾儿，上面连银三字儿都掠与他”。显然，到了那个时候，潘金莲才不再“羞得要不的”了。而在与西门庆初次云雨的时候，她却是“羞得要不的”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只是一个道德说教的标本，一个一开始就已经完全定型了的反面教员，而在《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里，她却是非常真实地存在着。犹豫、羞怯、顽皮、冲动，渴望幸福同时也胆大妄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不难看到她的影子。如果你是县城第一美女，如果你不幸嫁了县城第一丑男，如果你的自尊心刚刚被县城第一英雄伤害过，如果你遇到了县城第一帅哥的热情引诱，那么，请先不要去引用任何的道德信条，而是如实地去想象一下，面对这突然而来的生活中的唯一亮点、唯一希望，换句话说，面对这艰难人生中的唯一的一根稻草，你会怎样去做？你会不会也同样的心中波澜涌动？你会不会也同样的欲言又止、欲退又进？你会不会也同样的突然滋生一种铤而走险的莫名冲动？而《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恰恰写出了这样一个潘金莲，不再是道德的惩戒对象，而就是她，而且，她就是她，凭借着生命力量的充盈，在茫茫的人生道路上竭尽全力地苦苦追寻，犹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以“话尽兴亡事”的心态，同情着潘金莲的同情，理解着潘金莲的理解，同病相怜、同哭同悲，为我们体恤同情地呈现着潘金莲的“情色”人生。
综上所述，结论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应该去阅读的，是《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这个版本。也因此，我在为各位导读的时候，也是以《金瓶梅》（全称是《绣像批评金瓶梅》）作为范本的。为了统一起见，下面我就把《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为：《金瓶梅》。
可是，不论是作者、作品、书名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毕竟还是《金瓶梅》的外围问题，是所谓的“外学”，我们希望知道的，毕竟还是《金瓶梅》本身，而这所涉及到的，却应该是所谓的“内学”。
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内容内身。
《金瓶梅》故事的框架，会让人首先想起西方名作《百年孤独》。当然，它的故事进展不像《百年孤独》那样缓慢漫长，而是几乎就在顷刻之间。从公元1119年到1127年，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家族的兴亡盛衰。而且这还是从一个家族来着眼，如果仅仅以西门庆个人为尺度，那么其中的时间就更为短促了。因为从公元1119年到1127年，这其中后面的九年，西门庆已经因为一命呜呼而不在其中了。《金瓶梅》作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尽然如此朝发夕至，实在是令人顿生无限遐想。自然，还要强调的是，公元1119年到1127年其实只是假托，从全书来看，表面上是写的北宋末期，其实是写的明朝万历到崇祯年间，也就是公元1587年左右。为了没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看一个小小的证据就足够了。《金瓶梅》全书写了800多人，可是，其中在明代有名有姓的就有20多人人。而且，潘金莲还动辄就说：“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 沈万三生当何朝何代？当然是与明朝的朱元璋同一时代。
《金瓶梅》故事的地点，是作为山东运河重镇的清河县。也因此，《金瓶梅》总是让我联想起前苏联的文学巨著《静静的顿河》，我甚至经常会想，其实也完全可以为《金瓶梅》改一个更为时髦的名字：《静静的运河》。也许，这个名字更能够衬托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人们常说，长城和运河，在中国的版图上写下了一撇一捺，也就是一个“人”字。这个“人”字，正是中国“人”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更能够看出《金瓶梅》的意义。它写出了运河的灵魂，因此，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灵魂。
在这部中国版的《静静的顿河》里，有一个运河之子—西门庆，犹如在《静静的顿河》里也有一个顿河之子—葛利高里。不过，两者又有不同，顿河之子葛利高里把青春生命挥洒在战场上，而运河之子西门庆却把青春生命挥洒在床上。当然，如果联想到人类最初的战场其实也就是床，于是也就不难弄明白，床，其实也是战场。而且，床，其实更是试金石。就像借助酒风、牌品就不难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通过床上的表现，自然也更能洞察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床上的运河之子西门庆与战场上顿河之子葛利高里，从本质上也仍旧是相通的。
更为重要的是，《金瓶梅》故事的人物，会让我们想起西方的莎士比亚戏剧。“这一切我都不屌”的西门庆、“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潘金莲、“畜生尚且偷生，何况人乎”的春梅，等等等等，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何其相像? 《麦克白》里面的马尔康曾经将自己与麦克白彼此比较，他说：“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的纯洁。”《奥瑟罗》里面的奥瑟罗犯下了血案，但是他却毫无愧色地将这一切归因于魔鬼：“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我的灵魂。”（5）而且，奥瑟罗还公然为自己的妒忌辩护：“不是因为有了什么理由而妒忌，而是为了妒忌而妒忌，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长的怪物。”（三；四）《裘力斯•恺撒》里面的凯歇斯是怎么说的？“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己。”《终成眷属》里面的大臣也说：“上帝宽恕我们！我们这些人类真不是东西！人不过是他自己的叛徒；正像一切叛逆的行为一样，在达到罪恶的目的之前，总要泄露自己的本性。”（四；三）《爱的徒劳》里面的杜曼干脆声称：“大家都是一样有罪，谁也不能把谁怨怼。”（4；3）《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面的阿格尼巴也干脆宣布：“可是神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些缺点，才使我们成为人类。”（5；3）
哈姆雷特曾感叹：“像我这种人爬行于天地间，所为何事？” 确实，在公元1601年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现的，就是“爬行的人”的跌跌撞撞。正如比莎士比亚晚出生仅仅几十年的帕斯卡尔所说的：“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就是“爬行的人”的跌跌撞撞，而这，正是莎士比亚戏剧与《金瓶梅》故事中所呈现的那个同样的世界。《金瓶梅》所呈现的，也正是“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也正是“爬行的人”的跌跌撞撞。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一直私下赞叹，“兰陵笑笑生”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不过，要读懂《金瓶梅》，也真的并不容易。
对于《金瓶梅》，普遍存在着三种误解。“古今第一淫书”，就是对《金瓶梅》的第一重误解。我们中国人往往闻“性”色变，因为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一点儿赤裸裸的性，于是很多人就感到非常恐惧，于是就给它加了很多很多的不实之辞。第二重误解：《金瓶梅》是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创作。也就是说，它写了生活中阴暗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却没有写出生活的本质。第三种误解：《金瓶梅》的美学趣味低下。也就是说，《金瓶梅》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却不但没有批判，而且反而往往有所同情。其实，你如果透过这些不实之辞，不要先验地把主人公当成男流氓和女流氓，而只是把他们如实地看作山东某县的一个因为开药铺而发了点儿财的身价两千万的商人以及他的妻妾，也不要先验地把这本书看作“古今第一淫书”，而只是把它真实地看作山东某县的一个因为开药铺而发了点儿财的身价两千万的商人以及他的妻妾的家庭生活，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比《金瓶梅》更真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连《红楼梦》都有不如它的地方呢。《红楼梦》还带了浓浓的想象色彩，《红楼梦》还不敢走出大观园，出了大观园作者的文笔就稍感稚嫩，《红楼梦》一写到鲍二家的、多姑娘，就写得没有《金瓶梅》笔酣墨饱。《金瓶梅》的作者实在太厉害了，他写的都是后来连曹雪芹这样的大师都没有涉足的一个小小县城里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仅没有文化的，而且没有灵魂，没有爱，没有信仰。他们哪怕是坏人，他们也要生存，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哪怕是个老鼠，他们也要生存，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哪怕是一个苟活者，他们还是要生存，他们又是怎么生存的？《金瓶梅》把这些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的面纱，那我们就应该说，《金瓶梅》以前的所有小说都没有一部能够超过《金瓶梅》。因此，我在一开始也才会说，如果《万历十五年》选择了《金瓶梅》，那一定有助于它的揭示中国到了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内在奥秘。
再看看历史上的两次最为著名的长篇小说排行榜。
中国的长篇小说方面的排行榜，有两个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是明朝时候的“四大奇书”排行榜，《金瓶梅》名列其中，到了清朝，又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四大名著”排行榜，《金瓶梅》被换掉了，换了《红楼梦》。在两个排行榜之中的一上一下，我觉得隐含了很多中国人的美学观念的误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把《三国演义》拿掉？为什么不把《水浒传》拿掉？为什么偏偏拿掉了《金瓶梅》呢？这个排行榜的变迁，恰恰隐含了排行榜背后美学眼光的变迁和美学眼光的误区。拿掉《金瓶梅》，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美学眼光使然。但是，拿掉《金瓶梅》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没有道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换上《红楼梦》当然是对的，但是换下《金瓶梅》却没有道理。因为《金瓶梅》的美学贡献应该是明显地强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前人赞它是“四大奇书”里面的“第一奇书”，应该是很有道理的。《金瓶梅》选了《水浒传》的一根儿“肋骨”，而且是一根儿非常诱人的肋骨，这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但是，却又加以重新的改写。过去的《水浒传》的全部探索，在他看来，只有四个字：此路不通！而它却要重新开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水浒传》中原来的“善恶分明”被打破了，《水浒传》中原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被打破了，《金瓶梅》的作者比《水浒传》的作者美学眼光要深刻得多。他一眼就看出了：善，并非一定要有善报；恶，并非一定能有恶报。恶就一定有恶报吗？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恶也很可能没有恶报。恶者很可能还很好地活着，可善者则很可能很痛苦地死去。种种不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能够受到严惩的例子是实在太少、太少了。《金瓶梅》因此勇敢地还了它一个历史的真实。尤其是竟然让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得以苟活，《金瓶梅》的这个重新改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但是给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一个机会，而且也是给了中国美学一个机会。应该看到，这里面蕴涵着作者的深刻思考。
而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历史，也会发现，中国的美学家也并不是就没有有眼光者。在明朝的时候，《金瓶梅》是没有受到非议的。你们看看明朝的几个大美学家都是怎么看的：
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宏道语）
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谢肇淛语）
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冯梦龙语）
《金瓶梅》的遭到禁锢是在清代。而在20世纪，它也仍旧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充分肯定：
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
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
而且我顺便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四大奇书”里拿掉《金瓶梅》换《红楼梦》，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学眼光有问题。其次，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要看到，在民间生活里，《红楼梦》的影响也远远不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也说明中国人美学眼光有问题。很有意思，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东西，最光辉灿烂的东西，但却不是这个民族最为追捧的东西。这不恰恰说明这个民族的美学眼光有问题吗？尽管个别的学者坚持了他自己的纯粹的美学立场。但是一旦进入民间，这种立场就不行了。一旦进入民间怎么你都不能抵抗那种民间的声音。这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美学眼光一旦形成以后，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反作用力。
我想说，在上述的所有误解中，我最看重的，是清朝的那个排行榜的误解。因为前面的三重误解事实上已经逐渐为人们所不取，尤其是现在人们看惯了形形色色的爆发户，也领教了形形色色的A片，因此再痛斥《金瓶梅》是“千古第一淫书”，已经远没有过去那样的理直气壮了，可是，清朝的那个排行榜不然，它道破了中国人内心中的秘密：为《金瓶梅》恢复名誉是应该的，但是，将《金瓶梅》捧上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却是不应该的。
可是，在我看来，将《金瓶梅》捧上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却是完全应该的。
我写《你不知道的[金瓶梅]》，自然也不是为了给金瓶梅平反，因为这个“反”早就已经被“平”了——尽管在我看来这个“反”被“平”得并不彻底，随便去看看近期的任何一本关于金瓶梅的论着或者论文，就会发现，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金瓶梅的三重误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再重蹈覆辙了，可是，却很少有学者会心悦诚服地将《金瓶梅》捧上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而在我看来，这却是必须的。我写《你不知道的[金瓶梅]》，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一工作。
那么，应该如何来说明《金瓶梅》的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的美学地位呢？我觉得，必须从《金瓶梅》的的根本思路开始。
《金瓶梅》为什么会是《金瓶梅》？《金瓶梅》的根本思路是从哪里开始的？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意识到《金瓶梅》的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的美学地位。
例如，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可《金瓶梅词话》，而且也会把《金瓶梅词话》的看法作为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文学看做了道德审判的法庭，道德上的“善”、“恶”，就是他们判断美丑的标准，这样，“好人”、“坏人”也就成为他们评价人物的基本标准。回忆一下，我们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喜欢一开始就弄清楚：他（她）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因为如果不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观看下去。而一旦弄清楚了好人还是坏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就不再存在任何的观看障碍了，好人就是好人，即便是有了过失，那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坏人就是坏人，哪怕是大发善心，那也是鳄鱼的眼泪。于是，文学成为道德的见证与说明书，或者说成为道德的形象教材。这样一来，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地认可《金瓶梅词话》，因为正如我在前面分析的，《金瓶梅词话》就正是道德的见证与说明书，或者说，是道德的形象教材。再推而广之，我们比较熟悉的长篇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其实也没有超出道德的见证与说明书、道德的形象教材的局限。鲁迅在评论《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其实也就是着眼于这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地去看待《金瓶梅》，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金瓶梅》之所以能够成为与《红楼梦》并称的双子星座，正是因为它从一开始的根本思路就是完全超出了《金瓶梅词话》的，也是完全超出了前此的长篇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
从一开始，《金瓶梅》就没有想使自己成为道德的见证与说明书，也没有想使自己成为道德的形象教材。它所关注的，只有人性，也惟有人性。
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金瓶梅》的开篇。
《金瓶梅》一开篇就讲到了“酒色财气”。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颇具新意的开篇，也没有去马上停下来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可是，恰恰也就是从这个“酒色财气”开始，作者的思路就已经是远远高出于我们的了。我们如果不去弄清楚这一思路，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也就不会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须知，“酒色财气”就代表着人的七情六欲，借用今天的术语，应该被称做：自由意志。在作者看来，“酒色财气”可以为善，但也可以为恶。用今天的话说，则是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显然，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酒色财气”（自由意志）是发生在善与恶之前的，作者所要关注的，也就是这“酒色财气”（自由意志）是怎样走向善或者走向恶的。在这个意义上，《金瓶梅》写的就是一部发生在一个妻妾成群的商人家庭的男男女女之间的因“酒”、“色”、“财”而演进的人性“意气”历史。它写的是人性，而不是善恶，犹如它写的是人性，而不是性。
可是，为什么从“酒色财气”开篇就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全新思路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首诗：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月将波去，潮水带星来。
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的人一定都知道，《春江花月夜》是唐诗的压卷的之作，我经常说张若虚这个人活得真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写了多少首诗，反正就凭这首诗，他就已经青史留名了，学者公认，不论唐诗有多少首，反正这一首肯定是排名第一，是压卷之作。可是，如果仔细看看现在的这首诗，就会发现，《春江花月夜》里面的意境，在这首诗里已经都完美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这首诗确实堪称精彩。但是，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隋炀帝。是的，就是那个罪恶昭著的隋炀帝。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暴君，一个是秦始皇，一个，就是隋炀帝。关于他的恶，我就不要去赘述了吧？可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起码在这首诗里，隋炀帝还是非常可爱的。你们想想，如果是一个天生的坏人、百分之百的坏人，他能看见这么可爱的自然环境吗？能看见这么可爱的春江花月夜吗？不可能。要知道，一切的美都是审美者的心灵投射啊。因此，如果仅仅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隋炀帝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诸多生命的渴望。当他看见大自然的时候，他一定也像我们一样，有一种息息相关、惺惺相惜的美好感觉。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有着美好感觉的人，为什么却做了那么多的恶呢？我们的讨论，不妨就从这里开始。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自由为恶”与“自由为善”。其实，人并非十恶十丑，也并非十全十美，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恺撒的一半；有超越的一半，也有堕落的一半。人是一个未成品，或者距离“完美”更近，或者距离“完丑”更近，但是，却绝对不会等同于“完美”或者“完丑”。而且，在人的身上也并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或者说，不存在“非美即丑”，而是“亦美亦丑”。例如，马克思就说过，“人既不善，也不恶，就是具有人性”；狄德罗也说过：“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雨果还说过：“天生的万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隋炀帝这样的人呢？无非是不同于在其它许多人的身上天使的东西会表现得更多一些，在他的而身上，偏偏是魔鬼的东西表现得更多一些——或者是表现得太多了一些。
究其原因，则无非是在能够自由为善或者自由为恶的时候，隋炀帝选择了恶。而且，何止是隋炀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如此，只不过自己没有这样的为恶的机会与条件而已。要知道，太多太多的“坏人”，其实也只是为了能够在他（她）置身的恶劣环境里苟活下去，有的人或许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有的人或许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人是在以自己为圆心而去“巧取”或者“豪夺”，从而铸成了千古之恨，成为人们所说的“坏人”。
当然，这一点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中国是没有自由为恶与自由为善的概念的。身在监狱里的人，无疑是不能自由为恶的，同样，身在封建专制社会的人，也无疑是不能自由为恶的。因此，在中国自然也无须去思考自由为恶的问题。与此相关，自由为善的问题也是一样，选择了为恶，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不为善。反之也是一样。亚里斯多德说：“所以德性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也是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力去做的事，，也有权力不去做。我们能说‘不’的地方，也能说‘是’。如果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不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306页）这样，十分显然，无法自由为恶，无疑也就无法自由为善。中国人喜欢讲“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也是因为无法自由为恶也无法自由为善，于是，“人人可以为圣人”，如果不能为圣人，那一定就是外在环境使之然，因此，一切的成绩都自然属于国家，而所有的罪恶自己也都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
在这个方面，西方的看法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人性善”，西方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性恶”。当然，这里的“人性恶”并不是指的人的人品很坏，而是指的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不完美，就是人之为人的“原罪”。可是，人又不想象动物那样屈服于不完美。那么，他会如何去做呢？当然是要去想办法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要让自己从不完美走向完美。可是，如何才能够“主宰”？怎样才能“走向”？什么才是“完美”？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于是，人人都喜欢把自己比喻为一面“探照灯”，一切都是自己作为，当然也就必须自己负责。可惜，这样一来，有些人会为了为善而偏偏导致为恶，还有些人会干脆为恶。就后者而言，这些人并不是看不到自己的恶，而是以为自己能够弥补这个恶。这是一种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的恶，也是一种在不安全中希望自己安全、在不重要中希望自己变得重要的恶。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他你因此而更不安全了，也更不重要了。不过，为恶的人在当时往往是恰恰看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凡是为恶者都一定以为而自己是可以控制局面的。
西方文化往往会认为，人的堕落是因为人的骄傲——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理性的教导；道德的骄傲；精神的骄傲，等等，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最后之罪”。其中蕴涵的，就是这样一个哲理。以西方偷食禁果的故事为例，这是西方的第一个好人为了为善而偏偏导致为恶的故事。其实，人的目的真的是很善良的，无非是希望自己能够主宰自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追逐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拼抢自己想得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也都无非是想主宰自己，想生活得最好，想生活得最快乐，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想“主宰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了这四个字的时候，也就已经有了“恶”，因为想“主宰”，那我们肯定就会想无所不为、无所不有、无所不占、无所不贪，而且会去发号施令，那么，是不是就会侵害到别人的可能的空间、别人的可能的权利？所以西方人才要用“偷食禁果”的故事来告诉所有的人：此路不通！因为，我们在想“主宰”的时候，就已经先把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试问，上帝又怎么会不把我们赶出伊甸园呢？他已经发现了人的动机是要像上帝一样，是不满足于“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创3：5）“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3：22）
隋炀帝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统治者坐在统治者的宝座的时候，他所有的思维、所有的选择一定要是根据他的位置来决定的，人们不是经常说吗？屁股决定大脑。而我过去已经谈到，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抢椅子。十个人抢九把椅子，两个人抢一把椅子，谁抢到了坐下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皇帝”。可是，问题是你坐下以后，你还得给人家板凳坐，结果人家一圈一圈都是围绕着你的，也都在时刻准备着抽空把你拉下来，一边重新开始抢椅子的游戏。这样一来，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论是在上台之前还是在上台以后，就都丝毫不敢懈怠了。中国有一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其实，准确的说，卧榻之上，自己首先就不能酣睡。你一睡，别人就把你从龙椅上斩落下来了。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先下手为强，你怀疑谁，就先把他杀掉，而且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乃至十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一旦抢到了椅子，那就马上骄奢淫逸地享受啊，为什么呢？除了这个，自己提着脑袋打拼到今天，也没有别的报偿了，何况，明天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呢？所以，任何一个人，屁股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一定是残忍的。一定是一个我们所谓人的坏人。因为，他“不得不”，他“欲罢不能”。怎么办呢？他只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会表现得更恶一些，例如隋炀帝，还有一些人可能表现得不那么恶，但是，却没有人不恶，否则，他就不可能坐在那把龙椅上，一切就是这样。
也正是因此，在隋炀帝的身上，如同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的坏人身上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恶，更不是恶贯满盈，而是：可怜。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越是大师的文学作品，其中就越是没有坏人，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如果在哪个人的作品里你一眼就看见了坏人，那你就可以很简单地做个判断，这肯定不是经典作品，肯定不是大师的作品，为什么呢，当从审美活动去观察人生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的人生他是失败的，如果这个人是个道德上所谓的坏人，我们因此而会引发思考的也只是：他也是一个人，上帝也给了他一次机会，可是，为什么结果却偏偏竟然是这样？前苏联有一个作家写了个剧本，叫做《幼儿园》，其中有个小男孩，是个流浪儿。因为前苏联在二战争时期有很多流浪儿，因为父母都上战场了，孩子也就没有人管了。这个小男孩也是这样，为了谋生，他参加了一个小流氓团伙，到处无恶不作，但是后来他良心发现，就想退出来，可是，他刚刚这么一说，流氓团伙的小头目——其实也就是十多岁，就拿枪对着他，扬言要杀死他。这个时候，一声枪响，但是，死的不是这个小男孩，而是那个流氓团伙的头子。原来，是一个小女孩——流氓团伙的头子的情人，开枪打死了他。这个小女孩在开枪之后，就抱着流氓团伙的头子的尸体放声大哭。这个小男孩非常困惑，因为，如果是他是坏人的话，那把他打死以后应该非常快乐啊，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就不应该把他打死呀，可是这个小女孩呢，一方面是把他打死，一方面却是放声大哭，于是，他就过去问她：你又要杀他，又要哭他，那他是个什么人呢？小女孩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学者赫克介绍说：在俄罗斯，“老百姓，没有称呼罪犯的字眼，只是简单称呼他们为‘不幸的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美学传统，事实上，仔细想一想就会知道，任何一个人，天生都是不想做坏人的，可是，他为什么他还一定要做？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不得不”、一个“欲罢不能”。为什么“不得不”呢？而《金瓶梅》从开篇开始，贯穿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于“不得不”与“欲罢不能”的悲悯。
进而言之，《金瓶梅》的全部内容就更是这样了。
我们不妨来看看《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我经常说，任何一个女性，如果落到了潘金莲的地步，实在是很少有人敢保证自己会做得比潘金莲更好。潘金莲是一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美女，她并非一个文化人，因此也不擅长诗文．但是，她却非常擅长行动。而且，她也很有志向，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情感追求的人——一个为情感而生也为情感而死的人。在第七十八回，她的唯一知己春梅也曾经跟别人介绍说，她并不喜欢钱。西门庆“银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也不看他的”，那么，她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只是一个与她一生厮守的男人。可惜，天不作美，她所得到的，恰恰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所谓“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第一回）对于武大郎，她的评价是：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
你是个男子汉，倒摆布不开，常交老娘受气。
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虽然脱胎于《水浒》，但是却比《水浒》更富于美学眼光。熟悉《水浒》的读者都会记得，在《水浒》里，当张大户纠缠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的姿态是：坚决的反抗。可是，在《金瓶梅》里，潘金莲的态度却是：无言的顺从。从表面上看，当然是《水浒》更为善恶分明，一上来就拒绝了张大户的纠缠，这甚至会让我们想起我们过去十分熟悉的《白毛女》中的“喜儿”对于黄世仁的严词拒绝，可是，这样一来，后面的与武松尤其是与西门庆的暧昧关系就显得十分突兀而且不可理解了。而《金瓶梅》的描写，虽然从表面上看上去颇有几分侮辱了劳动妇女，远没有“喜儿”反抗黄世仁那样的强烈的戏剧效果，可是，却毕竟非常的真实。在艰难的生活压力面前，毕竟更多的人是采取了顺从的方式。因此，事实上，《金瓶梅》里潘金莲的顺从要远为真实。
何况，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金瓶梅》里潘金莲的顺从还没有任何的意义。她顺从，是要换取一线生存的空间。可是，还在张大户活着的时候，她就陷入了难言的尴尬。这就是，她已经完全背叛了她的丈夫，就已经“失贞”了。后来，张大户一旦死去，她就陷入了一种更大的尴尬，“顺从” 张大户所换来的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将金莲、武大实时赶出。”可是，张大户强加给她的婚姻—那个她一秒种都不肯接受的武大郎，她却仍旧必须照单全收。一二十年的全部努力，就是一个武大郎？！试想，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落到这步田地，我们会怎么做？一定是：死不瞑目。毫无疑问，潘金莲也是如此。
就在这个时候，武松出现了。
其实，潘金莲跟武松其实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武松，是一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第一回），她呢？她自己就曾经自陈：“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第二回）。因此，她一见到武松，就有了下属思想波动，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极端一点，如果没有思想波动，那才是不正常——
他打死了那大虫，毕竟有千百斤气力。
若是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
常言：人无刚强，安身不长。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四打和身转的。
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
还有西门庆，《水浒》里面写的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潘金莲根本不主动，甚至都没有看西门庆一眼，可是，《金瓶梅》却改成了潘金莲连看了西门庆两次。
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
却在帘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归房去了。
在一般人看来，当然还是《水浒》里的潘金莲更正派，可是，在我看来，其实还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更真实。武松那次，是因为他是个“打虎英雄”，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一个生命已经濒临绝境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遇到了一个“英雄”更为令人振奋的呢？要知道，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干脆认命，从此就闭着眼与武大郎共度一生；另一条路，就是寻找一个能够不受社会约束的“英雄”，以便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以潘金莲的性格，她无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的。可惜的是，最终，竟然被无情地拒绝了。于是，西门庆的适时出现，就成了一根来得特别及时的救命稻草。所以，潘金莲并非真的喜欢西门庆（她与武松最般配），可是，西门庆毕竟又是她与命运抗争的最后一点生机，因此，她必须紧紧抓住不放。既然不服气、不认命，也绝对不接受“金莲配三寸丁”的命运，那就只有与西门庆共同进退。后面小说里所写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种种故事，例如潘金莲的“爱掐尖”， 连西门庆给妻妾的瑞香花，都惟独只有她，偏偏要比别人多得到一朵，更不要说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疯狂做爱了，作者所要我们关注的，其实也就是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这种“不得不”，遗憾的是，太多的人都只看到了“性”，而没有看到潘金莲的“欲拔不能”，更没有看到潘金莲的可怜。
再回顾一下最后的结局。读者都知道，潘金莲最终是死在了武松的刀下，可是，这却是她自己送上门去的。在她被月娘赶出西门家以后，就在她住在王婆家等候发卖的时候，武松来了。本来，她完全可能躲过这场横祸的。陈经济正在筹钱买她，春梅也在央周守备来赎她；可是作者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武松，才是潘金莲自己的主动抉择，也才是潘金莲自己的垂死挣扎。上次，她心里想的是：这段姻缘，还在他的手里。这次，她仍旧如是。
请看作者的两次描写：
第一次——
那妇人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望见武松正在雪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那妇人早令迎儿把前门上了闩，后门也关了。（第二回）
第二次——
金莲正在帘下站着，见武松来，连忙闪入里间去。
武松分付迎儿把前门上了拴，后门也顶了。（第八十七回）
六年过去了，时光如梭，一切都在改变，可是，潘金莲追求自身幸福的心态却一点都没有变。这，就是作者所希望我们看到的。
因此，潘金莲实在是很不幸，如果她生在《红楼梦》里的王家，那她一定是王熙凤，如果她生在今天，她一定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女强人，如果她生在希腊神话里，她也一定是复仇女神，可以自由地伸张自己的满腔悲愤，可惜，她偏偏不幸生在明朝的中国。这是一个动物凶猛的王国，也是一个不存在任何机遇的王国。所有的人都在暗处用不道德的方法去得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那么，她又能够如何？除了用不道德的方法去得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她还能够怎样？
潘金莲要的只是尊严，以及一个能够让自己喜欢的男人。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潘金莲你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但是反过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落到潘金莲的地步，该县第一美女。偏偏嫁给了该县第一丑男，不但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而且又千不该万不该遇到了一个小叔子，是该县第一英雄，一下子就把她的青春欲望全都勾出来了，可是却又遭到了拒绝，那个时候，你说她能怎么办呢？千不该万不该，潘金莲又是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她是一个绝不肯让人的人，因此，，当然潘金莲心里就特不平，她就特别要出气，她就要证明给武松看，也证明给自己看，武松你这个第一英雄看不上我，那还有本县第一大款会看上我的，结果，就有了一根晒衣杆引发的血案。说实在的，这根晒衣杆真的是砸中了潘金莲的痛处。我们有一首歌，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潘金莲其实也是可以说是被“心痛”撞了一下腰。后面的错误，就由不得她潘金莲了。无非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掩盖一个较小的错误的过程，直到杀人。可是，对于一个县城的普通妇女来说，她又能如何呢？顺便说一句，潘金莲的歌曲唱得很好，可是，当时并没有今天的“超女”大赛，因此，不要说王熙凤，不要说女强人，不要说复仇女神，潘金莲就是做一个超级女生的机会都没有；潘金莲很美丽，可是，这恰恰是她的灾难。在那样的环境里，或者，她驯服接受，或者，她铤而走险。它的不幸，其实也就是在于她选择了铤而走险，可是，如果她选择了驯服接受，那么就不是不幸了吗？仍旧还是不幸！所以，潘金莲真的很可怜，她不得不坏，而且——还欲罢不能！
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诫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谁是坏人，而是坏人为什么会成为坏人。这句话说得真的很好。《金瓶梅》所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也是这个。记得过去读《安娜•卡列宁娜》的时候，就曾经为安娜的一句肺腑之言而感动：我是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既然把我造出来了，我就需要爱情，需要生活。其实，《金瓶梅》里面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当西门庆企图报复蒋竹山的时候，潘金莲曾经批评他说：“你这个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第十九回）“业”，是“孽”的山东方言，“罪业”，就是罪孽。我一直觉得，这句话也是作者说给《金瓶梅》中所有的因“酒”、“色”、“财”而意“气”风发的所有男女的。“你这个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作者并没有否认这所有男女的“不知作多少罪业”，这丛表面上是似乎与《金瓶梅词话》一致的，但是，他的可贵却在于，他是从这些“没有罪”的“活人”的“需要爱情（情感）、需要生活”写起的。而这，正是《金瓶梅》的可贵之处。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金瓶梅》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的骂声中茁壮成长。永远就象一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是却吃起来很香。原来，它的“臭”，是因为“酒色财气”过去只是所谓坏人的专利，可是现在却成为所有人所共有的，于是，所有的人都因为心虚而恐惧地唱着道德高调纷纷躲避，它的“香”， 则是因为其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人。而且，其中破天荒地呈现着人性的真实。这个人性的真实，就是自由意志。奥古斯丁说：“我们之所以作恶的原因是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忏悔录〉116页》）自由意志，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恺撒的一半。没有人一生都是坏人，也没有人一生都是圣贤。正人君子难免欺于暗室，小人鄙夫也时有恻隐之心。可是，过去的小说却每每不是去“瞒”就是去“躲”，好一点的，也只是把这一切强行塞入“善”或者“恶”的樊篱，于是，它们当然不“臭”，但是，也与“香”无缘，《金瓶梅》截然不同，它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思路中突围而出，毅然转过身去，直接面对着自由意志——所谓“酒色财气”。这，就是《金瓶梅》的深刻。阿米斯在《小说美学》中谈到小说时说过：“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阿米斯：《小说美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无疑，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金瓶梅》。
再以西门庆为例，西门庆不能算一个好人，但是，也不能算是一个坏人。现在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往往都认为他是一个坏人，其实与《水浒》的描写有关。在《水浒》里，西门庆是个恶霸，武艺过人，只有力能打虎的第一杀手武松才能收拾得了他。可是，在《金瓶梅》里并不是这样，《水浒》赋予给他的力气和武艺，在《金瓶梅》里都消失了。
在第十回，写到西门庆被武松追杀，当时西门庆抱头鼠窜，慌不择路，从楼窗跳下去后，就在行医的胡老人家院里躲了起来，是怎么躲的呢？小说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叫做“扒伏”。这“扒伏”两个字真是传神，即便是豺狼虎豹也有“躲”的时候，但是，竟然“扒伏”，那可能是只有老鼠才有的形象了。 更为传神的是，小说还继续写道，就在这个时候，胡老人家使的“一个大胖丫头，恰巧走来毛厕里净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见一个汉子扒伏在院墙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贼了！’”一个是”蹶着大屁股“，一个是”扒伏“，一个是惊恐得大叫，一个是惊恐得不敢出声，彼此不同，但是却相应成趣。更不用说，那个时候的西门庆，肯定是已经被这一声”大叫“而吓得魂飞魄散了。再看最后，一旦到了胡老人赶过来，告诉他武松已经被抓，危险已经不复存在，西门庆“拜谢了胡老人”后，竟然是“摇摆来家”，我们知道，不论是一个好汉还是一个坏蛋，总是要有点“定力”的，可是，忽而“扒伏” ，忽而“摇摆”，恐惧时“扒伏”，恐惧一旦解除却又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这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常玩的一些小把戏。
类似的“扒伏”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朝廷里的亲家出了事，比如遭到谏官检举，他也是立刻就会“扒伏”起来，迎娶李瓶儿的许诺之所以被突然延期，就是因为他的临时“扒伏”。而第三十四回，西门庆抱怨夏提刑贪贿后马上就放人，“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放些体面”，就是他的“摇摆”，手了钱，还要再摆个架势，过过权力在握的瘾，马上就放人，就“摇摆”不成了。
王六儿的老公韩道国好了。书上说他：
乃是破落户(家道中衰)韩光头的儿子……见在县东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虚飘，言过其实，巧于词色。许人钱，如捉影捕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自从西门庆家做了买卖，手里财帛从容，新作了几件虼蚤皮(华丽而不是样的衣服)，在街上掇着肩膊儿就摇摆起来。（第三十三回）
而且，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与《水浒》里的西门庆还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也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加害别人的人，武大郎被害那次，他一开始也只是为了与潘金莲私通，后来的下毒也是一错再错以大错来掩饰小错的结果，来旺被害那次，也是潘金莲再三挑唆的结果。再如，他对于瓶儿，也确实是有着很深的真情。
所以，《金瓶梅》里面的西门庆与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也并不可以因此而得出我们是好人而他则是个坏蛋的结论。他与我们的不同，主要的只是在环境上而已；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他那个可以妻妾成群而且还富有几千万的家产的环境里，那么，我们会比他作的得更好吗？或许，很多更坏的事情，我们也难保不做。
而且，西门庆的经商能力还要远远地高出于我们。众所周知，西门庆是个财富大鳄。《金瓶梅》就介绍过，最初父亲留给西门庆的本钱其实也就区区五千两，按照今天的换算方法，也就是一百五十万元左右，可是，到了西门庆暴病而亡的时候，他的财产却已经是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了，按照今天的换算方法，也就是贰仟柒百伍拾多万了，屈指算算，他几乎是每年赚一万多两，也就是以及户每年都赚叁佰多万元。《金瓶梅》夸西门庆家是“田连吁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泼天富贵!（第六十九回）
显然，如果是在今天，西门庆应该是能够频繁出现在各类《财经周刊》的封面上了。
有人会说，西门庆确实是赚了不少钱，但是这也无非就是凭借不法手段而已。应该说，这种说法也不无根据，而且，还有不少《金瓶梅》的研究者也明确地持这样的看法，更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可是，如果仔细看看看《金瓶梅》，就会发现，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西门庆确实曾经凭借不法手段赚了一些钱，但是这些钱在那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里实在是很有限的，而且也就寥寥几笔，具体来说，第一笔，在第25回，为王四峰的事情，赚了一千两，换算一下，也就是三十万，在第47回，为苗青的事情，赚了五百两，换算一下，应该是十五万。另外，就是官盐买卖的问题，通过盐买卖，他也赚了一点钱，但是假如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情况有所了解，假如我们知道“破家县令”这一说法，那么就不难想到，西门庆不巴结官家是根本不行的。何况，这种“巴结”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普遍的。至于还有些人拼命抓住不放的西门庆通过迎娶李瓶儿等人而色利双收，那我们也只能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人家可都是明媒正娶的，我们可以羡慕他情场得意，在个人道德上，毕竟他也无可指摘。
再看看那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的其它来源，那我们就不能不说，西门庆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才得以致富的。
例如，应伯爵曾经给他出过一个主意，建议他介入李智、黄四的香蜡生意，并且告诉他，这里面“有许多利息，应伯爵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的眼光应该是远远高于常人的，可是，西门庆的眼光却又远远高出于他，我们看看西门庆是怎么回他的：“我那里做他!揽头以假充真，买官让官，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我做他怎的!(第38回)显然，西门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可是，一旦要损害自己的商业信誉、个人形象，他却决绝不为了，由此看出，西门庆显然并非奸商。
再如，西门庆与乔大户合伙开缎子铺，首先做的，就是签了一个合同：“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三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第58回)这说明，在他的心里，诚信经商，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经商的底线。
当然，维护自身的商业信誉、商业形象，坚守经商的底线，这还只是一个前提。因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商人，但是却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西门庆却不仅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商人，而且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他确实具备经商的天才，也非常善于捕捉商机。
例如，一次湖州商人何官儿的手里积压了500两丝线要大甩卖，说是急等着起身回家，西门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他压低价格，用450两银子买下了这批货，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第33回)，几年的工夫，就把这450两银子的丝线变成了6500两。
而且，在这件事情里还可以看出西门庆更多的精明。读者应该记得，还在第20回的时候，西门庆就曾赚到了瓶儿的房子，他开始是派来旺两口子去看，后来听说来旺的老婆病了，就该派平安和天福儿去。当时，月娘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 我开口，又说我多管。不言语，我又憋的慌。一个人也拉剌将来了，那房子卖掉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摇铃打鼓的，看守甚么？左右有他家冯妈妈子，再派一个没老婆的小厮，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显然，月娘的话非常无知，今天的每个人都知道，在闹市区的老房子，价格是不菲的。因此，西门庆当然是象得了宝似的要派人去看的。而到了第33回，这老房子就派上了大用场了。西门庆不是花了450两买了别人的500两的丝线吗？他恰恰就是用的这处的老房子开的绒线铺子。而且，为什么要派夫妻去看？现在也有了答案。原来，是因为要给店铺的伙计做饭。在七十七回，西门庆到这里来巡视，当时吴二舅与来昭正挂着花拷拷儿，发买绸绢、绒线、丝绵，挤一铺子人做买卖，打发不开，于是西门庆下马走到后边暖房内坐下，等吴二舅过来。而吴二舅过来以后，他一边听吴二舅的汇报“一日也攒银二三十两。”一边就吩咐来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饭休要误了。”而来昭妻的回答是：“逐日伺候酒饭，不敢有误。”“逐日伺候酒饭”， 西门庆早早地就安排一对夫妇，而不是安排一个单身来看房子，其中的深谋远虑现在终于揭开了谜底。
还有一次，是瓶儿前夫的哥哥出面，向西门庆介绍了一笔生意，说是："门外一个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卖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可是这一次西门庆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他说: "我平白要他做甚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船来了，越发价钱跌了。如今家中也没银子。"(第71回)说家中“没银子”是当然是托词，认定其中无钱可赚才是真心话。显然，这正是西门庆的高明。试想一下，一般人当然是以为别人在急等着回家过年，手里的货物要贱卖，那我就赶紧检个便宜，买回家来囤积居奇吧。可是，西门庆想得却要远大得多，他认为，本地不产无锡米，所以是靠漕运送过来的，现在是冰冻，漕运的费用当然很贵，可是等到一开冻，漕运的费用就很便宜了，那样一来，买回家来囤积居奇的无锡米虽然是贱买进来的，但是却只好以更贱的方式卖出去了，否则，就会捂在手上烂在家里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看第十六回，玳安给西门庆提供过情报，说是“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大娘使小的来请爹家去理会此事。贱买贵卖，这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西门庆当然不会不知道。可是，奇怪的是，他却一口回绝了。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西门庆的看法：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原来，有的时候贱买也是没有底的，贱了还可以更贱，因为在当地没有人吃得下这么多的货物，而西门庆家“铺子大”，因此，他不卖给西门庆也实在无处可卖。既然如此，何不再静候下去？直到它跌破了底线。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西门庆并不是一个坏人或者好人，那么，作者为什么却又要去浓墨重彩地写他呢？原来，这正是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他看来，西门庆之所以值得去浓墨重彩地写，并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更坏或者更好，而是因为他的“酒色财气”（自由意志）要更为强烈，因此也就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更具有代表性。正如潘金莲所说，他是“属皮匠的，缝(逢)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当然，潘金莲这里针对的只是西门庆的“色”，但是，其实在“酒色财气”（自由意志）等各个方面，西门庆也无不是“信着你意儿”的。在第五十七回，他捐了银子去修寺庙，虔心信奉佛教的吴月娘却担心他“那善念头怕它不多，那恶念头怕它不尽”，于是就借这个机会劝他“攒下些阴功”：
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现又发起善念，广结良缘，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份？只是那善念头怕它不多，那恶念头怕它不尽，哥你日后那没来由、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攒下些阴功与那小子也好。
可是，西门庆是怎么回答的呢？
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份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搊搊，胡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难怪西门庆别号“四泉”，他跟人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家中有口四眼的井，可是，我们也不妨认为，其实这是谐“四全” （酒色财气）的音，“酒色财气”都全了，所以叫做“四泉（全）”。确实，这真是一个生命力过于旺盛的人，他什么都想尝试，也什么都敢尝试。第五十五回介绍说：“独睡，西门庆一生不惯。这应该是一个颇具深意的细节。再连想一下他一生只要是遇到的女人，就绝对不肯放过，哪怕是好友的老婆、义子的老妈（林太太）、小妾的侄女（李桂姐），而且，还甚至吃着饭里，看着锅里，同时又还打着林太太的儿媳、同事何千户的老婆的主意，就会意识到，这个细节其实就正是西门庆生命力过于旺盛的形象写照。还有一个细节也很形象，在第七十一回，他从京师回家，途中过黄河的时候，在沂水八角镇突遇大风，于是就寻觅了一个古刹度宿。那天晚上，庙宇败残，房舍崩颓，令他心里突然悚然而惧，后来他还专门跟吴月娘说，幸亏大风不是在他过黄河时候刮的，否则，他可就真要没了性命。可是，西门庆就是西门庆，尽管当时心中有所触动，但是，一旦事情过去，他也就把这一切都完全抛到脑后，完全不以为意了。
我在前面讲过，其实在作者的眼睛里，西门庆与曹操的性格是非常相象的，什么性格呢？当然是“酒色财气”具全的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不妨就从曹操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宛城事件谈起。
宛城是现在的河南南阳。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三十年前，我还曾经在那里作过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三国时代，有一个小军阀张绣曾盘踞在那里。公元197年，43岁的曹操率领十五万大军讨伐张绣，张绣不战而降，而且连日宴请曹操，唱卡拉OK，洗桑拿，曹操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还是觉得不过瘾，回到驻地后，他悄悄问自己身边的人说： “此城中有妓女否？”曹操的哥哥的儿子曹安民，知道曹操的那点癖好，就悄悄对他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曹操一听，大喜过望，马上安排他带了五十个士兵去带她过来。不一会儿，这个妇人就到了。曹操一看，果然非常美丽。曹操问她：怎么称呼呀？妇人回答：“妾乃张济之妻邹氏也。”曹操又问：“夫人识吾否？”邹氏回答：“久闻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曹操对她说：“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邹氏冲曹操一拜，然后说：“实感再生之恩。”曹操一看话里有话，于是就问：“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邹氏又拜了一拜，马上答应了。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就开始住在了一起。
可是，曹操的行为毕竟非常过分，本来已经投降了的张绣听说后觉得实在“太伤自尊了”。气愤之下，他就发动了一场军变，不仅杀死了曹操的第一猛将、贴身保镖典韦，还要了未来的太子、曹操大儿子曹昂和曹操侄子曹安民的性命，而且连曹操自己也“左臂中了一箭”，险些丧了命，连夜落荒而逃。
曹操这次的“一夜情”的代价非常大：而且，这次的事件在曹操的一生里也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再想想曹操说过的话：“此城中有妓女否？”曹操的直率确实在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少见，毫不掩饰，可以想象，在八小时以外，他大概是经常这样对手下人去提出要求的，是家常便饭。还有一句：“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这更可以看出曹操的逢场作戏。因为在此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她，可是一见面，却说事先就为她而来，而且，“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这是恐吓她，也是奉承她，真是情场老手啊。
当然，在三国时代，像曹操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像董卓，就是“每夜入宫，奸淫宫女”，他为了霸占貂蝉，甚至跟自己的干儿子吕布翻了脸；还有一次，他看上了已经死去了的皇甫规的老婆，就非要把她娶回家，那个美少妇被逼无奈，只好去他家的大门口下跪，求他放过她，可是董卓就是不肯放手，那个美少妇悲愤之极，当场痛斥他，结果，董卓竟然把她一顿鞭子给打死了。还有吕布，这个草原汉子到了中原也还是本色不改，杀了董卓后，他不要江山爱美人，“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刘备在这方面也很出名，他的其中一个夫人也是江南的著名美女，可是他却又跑到东吴和孙权的妹妹结了婚，而且“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了。
不过，这些人虽然好色，但是都远不及曹操。有人说，曹操应该是三国里面的“头号色鬼”，这话可能有些过分，可是，如果有个三国的好色之徒的排名榜的话，曹操肯定应该是能够名列前茅的。
但是曹操的好色也不是仅仅用“好色”两个字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简单做个比较的话，那么董卓应该是在“欲”上用心，吕布应该是在“情”上用心，刘备呢？应该是在婚姻上用心，曹操的好色跟他们都不同，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求欢不求爱”，他的好色与“欲望”、“情”、“婚姻”都关系不大，他是在哪个方面都并不用心，而主要是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态。因此，他往往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还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的好色似乎也没有什么档次，“此城中有妓女否？”可见他要找的就是妓女，而不是民女，更不是美女。而且，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记》注引《曹瞒传》也介绍过：“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倡优”，说得好听是戏子，说得不好听，就是妓女，可见，曹操是经常招妓的。看来，曹操并不在乎女人的“贱”。这可能会让很多男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是让很多男人所不屑的啊。曹操的小老婆尹夫人，就是从别人手上移交来的。尹夫人是东汉末代的何太后的侄媳妇，丈夫死在董卓之乱，尹氏一人带着幼子何宴生活，可是，她的美貌却令曹操着迷，于是就将她纳为小妾。曹操把甚至还天天把随尹氏进入曹家的何宴抱在怀里，哄他开心。何宴长大以后曹操干脆就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他。于是，尹氏不但成了金乡公主的庶母，更成了金乡公主的婆母。吕布手下有个叫秦宜禄的将军，他的老婆非常漂亮，被关羽看上了。曹操和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就几次对曹操说：城破之后，希望能把这个女人赐给他，曹操开始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关羽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曹操说，这下就引起了曹操的注意。城破之后，曹操赶过去一看，杜氏果然是个绝色美女，原来的承诺马上就不兑现了，自己把她纳为小妾了，有人说，关羽的脸可能就是这样给气红的。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曹操的老婆卞夫人，她也是出身“倡家”。是卖艺还是卖身的娼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起码是个卡拉OK的三陪女吧。
也许就是因为“求欢不求爱”，曹操虽然好色，但对美女却并不怜惜。曹操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脾气不大好，可能有时还吼过他，因此他总想把她杀掉。可是这个女人有一付好嗓子，歌也唱得特别好，杀了还有些舍不得，因为这下就没有了“求欢”的对象了。于是他挑选了一百个女人进行训练，等其中有一人的水平也达到了这个水平，曹操立刻就杀掉了那个脾气大的女人。还有一个爱姬，她陪曹操午睡，曹操头枕着爱姬，对她说：“过一小会儿叫醒我。”可是爱姬见曹操睡得很熟，考虑到他日理万机很辛苦，就想让他多睡一下，便没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来，发现自己睡过了头，非常恼怒，立刻叫人用棒子将爱姬打死了。
顺便说一下，好色，好象就是曹操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父亲曹嵩就死在了好色上，据历史记载：追杀他的军队赶到的时候，曹嵩仓促之中要从后墙缝隙逃跑，却舍不得自己的小妾，于是就让自己的小妾先逃，可是她太胖，偏偏夹在缝隙进退不得，结果把缝隙也堵住了，出于无奈，他只好退而躲在茅坑里，结果就被杀死了。他的儿子也是一样。曹操虽然拥有众多美女，死后却毕竟没法带到棺材里去，于是他的儿子曹丕就通通拿去自己享用，最后竟然累出了病来。《世说新语 •贤媛》就是这么记载的：“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意思是：“狗鼠都不吃剩下的东西，你连狗鼠都不如，该死了”！
曹操的好色很能反映他的性格。我常说，曹操是“千古第一之非常之人”，在八小时以内，他是一个未加冕的帝王，他是英雄，也是枭雄、奸雄，但是，现在再看看他的八小时以外，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未加冕的帝王”，还是“英雄”、“枭雄”、“奸雄”，都只是他的社会角色，在这些社会角色的后面，还有一个内在的人性特征，就是：浪子。放浪不羁，离经叛道，特立独行，做事不论“好”“坏”，只要能够做成就行，做人不论“好”“坏”，只要能够成功就行，女人也不论好坏，只要能够让自己痛快就行。其实，就曹操的性格特征来说，应该说，他就是这样一个浪子。曹操一共活了66岁，他的一生以公元189年年底在陈留起兵为界。前半生36年中，曹操只是一个京城的浪子，《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后半生30年中，曹操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是，他还是一个浪子。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曹操”，那他就只是一个浪子；如果他是“曹操”，那他也还是一个浪子。而且，曹操的一生其实也就在于：他“浪”出了精彩、“浪”出了魅力，但是也“浪”得没有了底线，“浪”得没有了人性。
还回到我所讨论的西门庆，不难看出，曹操的所谓“非常”、“浪子”，其实与西门庆都是非常想象的，显然，他们都有着“酒色财气”具全的旺盛的生命力。
而如果再拿一个《红楼梦》中人们都很熟悉的例子来做一个对比，我就忍不住要推荐，其中与西门庆非常相似的，凤姐实在是当之无二的人选了。在我的《说红楼人物》一书里，我曾经说过，我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在看过《红楼梦》的人里，有近一半的读者都说，他们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曾在《〈红楼梦〉人物论》一书中说：“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当然，这句话不是他的发明，也不是红学迷们的发明，而是《三国》迷们的发明，他们不是就说“恨曹操，骂曹操，死了曹操想曹操”吗？看来，凤姐也算是个女曹操了，读者对她的感觉竟然是跟对曹操的感觉差不多。
凤姐确实很招人喜欢。每次我读到有关她的章节，就会为她而感动。这个人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一露面，一张口，就仿佛眉毛、嘴巴和全身都在舞动，从头到脚，洋溢着一种生命活力。也因此，看到凤姐，会经常地让我联想起《飘》里面的郝思嘉。这个以她的美丽与聪明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男人的美女给人的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女人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男人就做不成的——除了生孩子。”“明天，明天的一切都是新的。”郝思嘉总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地迎接着明天的重新升起的太阳。其实，凤姐也是如此。聪明，使得她有能力也有胆量去“玩火”于掌上，“（我）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第15回）就是她的名言。而且，就是因为有胆量去“玩火”于掌上，她常常是把原本一小碟的生活“调味醋” “玩”成了一瓮乃至一缸镇江老陈醋，也把她性格中的泼辣“玩”成了毒辣。比如说，“毒设相思局”，比如说“弄权铁槛寺”，比如说放高利贷等等。可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玩火自焚”， 凤姐经常做得太过了。凤姐的“玩火”也经常遭遇“自焚”的失败，甚至最终也难免“自焚”的悲剧结局。为此，贾府上下，很多人都曾经劝说过她，不要总是“捞过界”。贾母是最器重她、也最喜欢她的贾府长辈了，但是，凭着自己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贾母也觉得凤姐做得太过，所以她说“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第52回）在贾府中，跟凤姐私人关系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秦可卿，一个是李纨。她们都是很真诚地喜欢凤姐，跟凤姐要好的人，但是秦可卿最后是怎么跟凤姐交待的呢？她劝凤姐说：“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第13回）李纨干脆打趣她说：“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第45回）和秦可卿的规劝相对应的是，凤姐的妯娌尤氏也难免看不惯她的过分张扬，调侃她说：“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第43回）不过，最受不了凤姐的“太聪明”的当然还是她的老公贾琏。有一次，贾琏被她弄得实在不胜其烦，忍不住就恶狠狠地撂下一句重话：“‘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第44回）
显然，凤姐与西门庆也非常相象，他们也都有着“酒色财气”具全的旺盛的生命力。
而在与曹操、凤姐做了对比以后，对于西门庆，也就不难加以解读了。其实，他的一切成功与失败都来自他自己的“酒色财气”具全的旺盛的生命力。在第十七回，他遇到了突然的横祸：亲家在朝廷上被政治斗争牵连到了。对此，他的大老婆吴月娘的态度是：“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也不需焦愁如此。”可是，西门庆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认为：“你妇人都知道些甚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孽障搬来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搠，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他的眼光明显要比他的老婆远大，而且，事后他也绝对没有怠慢，而是立刻就设法去规避，结果，一场一般人都很难逃过的横祸，却硬是被他规避过去了。所以，到了第十八回，西门庆才会自豪地对月娘说：“早时使人去打点，不然怎了！”与他的亲家陈洪对比一下，后者比他还先得到消息，可是最终还是名列名单之上，而西门庆却金蝉脱壳，在这里，西门庆“艺高人胆大”的特点，充分地得到了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