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握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广泛批判、借鉴中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努力探索中国政治学繁荣和发展之路。在这期间，中国政治学在学科体系建设、专门人才培养、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创新、国际学术交流、理论服务现实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发展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挑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引起的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剧烈变革为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如何真正体现自身价值，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应在以下八个方面不懈努力。
一、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立实现了政治学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为出发点，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示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并阐明了政治现象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属性决定政治形势”等政治学原理，以及阶级理论、政党理论、革命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社会理论等政治学理论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随政治实践的变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实践。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了中国政治学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框架。政治学恢复之初，通过整理、发掘、阐释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使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的学科本质、历史地位、发展定位、基本范畴、核心命题、研究方法等有了清晰的认识。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完备、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综合创新、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学科价值充分展现。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众所周知，政治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假设、资料收集、观点论证、结论提出等环节都有研究者立场、情感和价值的介入，并且由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关键性和敏感性，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态度和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和劳动大众的研究立场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分析、评判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不仅有效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腐朽和敌对思想的侵蚀，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果，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开放的、实践的科学，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格，其“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戒律，不允许讨论”，而是在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汲取养分，不仅形成了包含丰富政治学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且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国家理论、主权理论、政党理论、政治文明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改革理论、政治参与理论等基本理论的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服务和支持。
经过三十年的稳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硕果累累。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逐步稳固，其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渗透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在广大政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推动下，中国学者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在排除极“左”和右倾思潮的干扰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学思想、观点和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阐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广大政治学者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基本理论研究、中外政治制度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行政学研究、政策科学研究等。
更加值得欣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指导下，权力政治学、权威政治学、区域政治学、民族政治学、传播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管理政治学、财政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学、军事政治学、国防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生态政治学、领袖政治学、语言政治学、警察政治学、政治伦理学、边疆政治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巩固了其主导地位。
其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政治学者以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服务大局，不断开拓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基本抛弃了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学术依据的简单拼凑式作法，和凡事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寻找答案注解的思维定势”，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结合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以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构建出逻辑严谨、解释力强、实践性强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在社会政治发展要求与政治学特有发展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政治学者不但对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展开系统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阐发，而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有的、丰富的和复杂的政治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理论、政党理论、主权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明理论等，从而为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论证、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
再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其国际话语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介绍、探讨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政治学说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尤其是对马尔库塞、萨特、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的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阐释和深入的剖析。此外，还广泛参加、协办和主办马克主义政治学相关的学术会议，不仅使中国的研究始终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而且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成果向世界范围内推介，提升了其国际话语能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加速，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也逐步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虽然在恢复伊始就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政治的涵义、政治学的涵义、学科属性、基本范畴、理论体系构成要素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基础薄弱，研究资源相对匮乏、研究对象政治敏感性强、以及西方海量的新兴理论和思想的强势侵入等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仍停留在对马克思经典作家个别论断的片面理解上或教科书之中。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基本的共识，致使中国政治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承和发展仍然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和实践化进程有待加强和加速。根据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阐释、分析和指导中国政治现实，进而形成对当代中国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具有解释力、科学性、指导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是时代赋予中国政治学的使命。受政治学研究过程中极“左”或极“右”思想倾向的影响，有些学者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另外
有些学者则在没有认真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的情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无端的质疑，并对西方政治学某些理论推崇备至、盲目崇拜。上述两种倾向削弱了中国政治学深刻剖析、系统总结和科学指导中国政治实践的能力，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解释力，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资源分配模式尚待完善。在我国现有的学科设置中，并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专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政治学专业课程中很少开设独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等课程，相关教学活动被零散的揉入“政治学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研究生培养的推荐书目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的占比普遍偏低。上述原因导致难以培养出立场坚定、知识渊博、理论扎实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并可能致使相关研究出现断代的危险。而且，相对于其他学科和分支领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在研究经费、课题分配、学术交流、职称指标、科研荣誉、学术成果发表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科研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匮乏导致研究动力相对不足。
新世纪、新阶段，正是中国政治学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再创辉煌的关键时刻。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政治学时代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征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逐步构建一套体系完备、逻辑严谨、方法科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打造一支学风扎实、功底深厚、逻辑严谨、思维活跃、配置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队伍。要达成上述目标，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其一，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公开宣称并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代表和服务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应该“科学准确的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于特定政治问题的具体看法、特殊论断和某些推测”；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梳理和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范畴，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达成建设性共识，为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其二，进一步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中国特有社会政治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好的坚持。因此，应该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阐释、甄别各种政治现象和其他政治理论，而不是仅仅通过对经典作家个别论述的引用来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的表面忠诚；应该坚持运用马克主义政治学原理，阐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建设，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和观念的创新，推动本土化、时代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和学术观点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建设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和争鸣平台，鼓励理论创新，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建设性交流与争论，防止画地为牢、各自为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
其三，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人才培养机制、学术激励机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实施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这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即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政策、人才、课题、资金、资料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为学科发展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还要改变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马克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和研究生培养方向，为相关研究培养专门人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从政治学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中独立出来，强化其学术性和规范性；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前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专业课程或选修课程，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
二、更加注重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出由基本范畴、基本方法、基本原理构成的特有理论体系。其内部各个单元和要素相互联系，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有序结构。与此同时，它通过不断引入新的学术范畴和研究方法、提炼和总结不断更新的政治实践，逐步完善和丰富自身。构成了政治学稳定发展的基础，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众所周知，从学理上而言，政治学理论体系包括一般理论体系和具体理论体系，前者指的是在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有理论体系，后者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治学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所建立的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先走一步，“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被隐藏在一般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之中，并试图向全世界推广。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展，不但要遵循政治学发展的规律，在吸收、批判和学习政治学一般的理论体系的同时，要基于中国的特有国情、国家利益和政治实践，需要更加注重本土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正如有的政治学者所言：“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学。（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
义政治学”。只有坚持本土化理论构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才能提升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吸引力，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其一，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提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际影响力。软实力是一种“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它强调通过吸引与同化的方式对其他国家或共同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铺路。一般而言，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它与一个国际的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浪潮，互联网、跨国公司以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国际交流，为软实力的传导和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软实力将制度、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转化为超越时空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当今，国际社会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政治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并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随着中国学者对软实力探讨的逐步深入，学界形成了两点新的认识。一是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力，即在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构成软实力的要素之中，政治力是统帅、是灵魂，其他实力在政治力的支配和掌控之下发挥作用。
而政治力的构成要素往往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诸如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原则等。因此，一个国家政治实力的强弱，往往和其政治学研究的强弱存在正相关关系。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一国的软实力有着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学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则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之上。二是软实力不仅是外向型实力，更是内向型实力，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仅仅是为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表面的、短期的“形象工程”，而是长期、系统的对其国内的软实力资源进行发掘、整理、升华和推广的过程。本土化研究便是提升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其二，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凝聚力，为摆脱西方中西主义、抵制西方分化、建设有中国风格的政治学提供主要支撑。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原则、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这可以使学术研究者在存在基本共识的情境下，集中精力研究多元的问题，避免学术内耗的产生。同样，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在长期、稳定的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培养学术新人，使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搭建中国的政治学大厦添砖加瓦，而不是推倒重来。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占据主导地位，广泛吸纳西方政治学有益成分的开放的、与时俱进政治学理论体系。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恢复时间短，发展过程曲折，政治学相关理论共识的积累还不够充分，理论体系内部存在较多的分歧，导致“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现象广泛存在，对学术资源构成了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化理论体系构建进度与中国政治现实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学术界的赶超心理盛行，学术风气浮躁，“短期效应”，“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现象广泛存在。由此导致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内部存在很多“杂音”，对内导致内聚力下降、内耗严重，对外则削弱了自身的竞争力，总是难以摆脱西方中西主义、抵制西方分化。因此，中国必须坚持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提升政治学研究的凝聚力，展现政治学的中国风格。
其三，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有利于强化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奠定基础。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其始终与社会政治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学的生命就在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引导社会政治发展，即使是抽象的政治哲学也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然而，社会政治现实是纷繁复杂的，并随着时间、地域、文化等变量的不同而变化。没有一种“普世”的理论可以解释和引导全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一些理论、概念、方法等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引导性，但其理论的解释力仅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西方政治现象。“无论是柏拉图、洛克、哈耶克，还是罗尔斯，他们的学说都是其时代问题的浓缩和回应。因此，没有所谓的纯粹的学术问题，任何学术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
具体到中国，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方法的运用尚待深入，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现象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政治学强势地位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相当程度上借用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并且一些学者不加审视的借用西方的理论来匡正中国现实。上述两种现象导致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与政治现实的适应性较差，削弱了其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引导性。既未能满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解决存在问题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引导中国政治发展迈向新高度的需求。因此，必须更加重视本土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强化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其四、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有利于增强中国政治学的吸引力，为掌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注入动力。理论体系的吸引力的基础是理论内部的凝聚力和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四分五裂的理论体系和纸上谈兵的理论不可能产生对他人的吸引。此外，产生吸引力的另外两个要素是本土化和创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建设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备、方法科学、论证严谨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政治学的独特魅力。如果一味模仿、照搬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永远不可能推动创新、掌握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一系列社会政治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这一方面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也为本土化政治理论体系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应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更加注重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设，不断创新，逐步增强中国政治学的吸引力，掌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绝非一朝之功，可能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积累。在政治学步入而立之年的当下，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已经硕果累累，具备了进一步深化的条件，这就需要政治学工作者以充分的自信心，投入到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中去。
为此应当具有自信心。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学是泊来品，其发源于西方，兴盛于西方，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大部分来自于西方，而且“全世界约80%的政治科学研究人员都集中在西方（美国）”，
中国政治学不能也不可能脱离西方政治学发展。其实，本土化不意味着封闭化，而是要将一切文明成果吸收、消化用以服务中国特有的政治实践。当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深厚的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资源；对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和思潮的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丰富和独特的政治实践和研究素材；等等，为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中国学者应有充足的信心去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当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学术任务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要仔细辨析西方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的社会背景和理论预设；要防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学理功能的削弱，对于研究者及整个学术界来说，应当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要从经过数千年积累的传统政治学资源中去除糟粕、取其精华，并根据现实政治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浩如烟海的史学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解读。
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但需要政治学者长期的理论、资料、方法和人才的积累，而且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同时，还要逐步的完善政治学科研体制，包括人才培养制度、学科设置制度、资源分配制度、学术竞争制度、学术责任追究制度等。这需要政治学工作者和相关部门持之以恒，在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三、更加注重基本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的研究
从学理上而言，政治学具有三个基本层次：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科学。这三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政治学理论体系。如果将政治学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政治哲学可被视为灵魂，政治学基本理论是骨骼，政治科学则是血肉。其中，政治学理论可以分为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政治学专门理论。政治学基本理论是对什么是政治、政治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政治学的立命之本。”政治学专门理论是指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具体政治现象研究。“政治专门理论的研究，对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基本理论”。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还不长，政治学基本理论积累尚显薄弱，并且很多基本理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教材上。同时，由于西方政治学的强势地位，新兴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不断兴起，致使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出现“西主中附”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落后”。政治哲学位于政治学体系的最高层次，具有基石和主导作用，决定了政治学的理论化程度以及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必要和重要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社会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科学”倾向。学者们试图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实证研究，从而使政治学摆脱与哲学的联系，摆脱因为模糊的概念所引起的无休止的争论，进而建立属于政治学的专属语言和方法。“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史上追求‘科学性’的高峰。”随之，事实上，只要对行为主义以及政治学过度科学化进行反思就会发现，行为主义不但窄化了政治学的领域，使政治研究局限于部分可测量的政治行为，而且割裂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忽略了政治学的内部逻辑和政治学追求的价值理想。其实，政治哲学贯穿政治学的始终，政治科学的研究也需要政治哲学的支撑。政治科学中的概念需要政治哲学的磨砺以澄清其特定的涵义，政治科学中的假设依据的是特定的政治哲学理念，政治科学的结论需要政治哲学的裁定以使其融入政治学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
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译介多于本土政治哲学理论的创建。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界非常重视国外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现代的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等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著作。这为我国政治哲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吸收和借鉴一起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本土化政治哲学的忽视，导致大量政治哲学研究缺乏深刻的现实基础，沦为“清谈”之学；政治价值论的研究多于政治本体论、政治认识论的研究。作为本体论的政治哲学通过把握政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政治事物、现象、过程的必然性、规律性。作为认识论的政治哲学为人们观察政治世界提供逻辑起点、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等。作为价值论的政治哲学回答“人们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世界？”、“理想的政治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等问题的回答。其中政治价值论是政治哲学区分政治科学的最主要特征，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联系最紧密，因学界也往往将政治价值的研究放在首位。但忽视“本体论和认识论单纯强调政治价值的研究可能把政治哲学引向虚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对马克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论断的片面理解上，对一些基本的范畴、理论尚未达成建设性共识。并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其独立性、规范性和学术性尚未完全展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政治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政治学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政治哲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纵观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的繁荣时代必定是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迫切需要政治哲学的引导，同时也为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视角。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等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都需要政治哲学的总结与升华，并通过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予以表达，进而使我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有坚实理论后盾。
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经典名著被译介到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逐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政治哲学，“崇外”和“排外”的思想逐步式微，“评析性的研究逐渐取代介绍性、描述性的做法”。 从中国政治哲学资源看，中国有着悠久的政治哲学传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专题研究、流派研究、对比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在研究过程中，抽象的研究逐步被问题导向的研究取代，“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 等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为我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本土化的政治哲学体系创造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资源。马克思主政治哲学包含着系统和完备的理论、范畴，其中包括：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哲学研究；对各种基本的政治概念、范畴的哲学研究；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哲学研究和批判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发展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改革理论、平等理论等，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政治哲学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人才培养、扎实的学术训练、深厚的理论积累。伴随着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一支以政治哲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一些大学也开始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基本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扎实、水平较高的政治哲学科研队伍，这为我国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些学术杂志和科研机构也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办专栏、组织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 此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也向政治哲学的研究适度倾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综上所述，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基础的基础，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化程度以及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指导力。同时我国也具备了政治哲学发展所需要的理论、现实条件。因此，为了补充我国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不足，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兼容并蓄，批判地吸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这在西方思想界是一种常识，但由于某种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中谈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似乎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 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地位，加强梳理、研究和创新工作。不仅要发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且更要注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是独立于西方政治哲学体系而存在的，其不仅批判的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理论遗产，而且对后世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社群主义等西方政治哲学学派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通过批判的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有助于建立有研究视野广阔、理论分析透彻、内在逻辑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其内涵与外延。“作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 其理论体系内部包含许多深刻和前瞻性的论题，比如平等、自由、市民社会、异化劳动、政治解放、政治权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但他们的探讨是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总结、批判和展望。教条的用经典论述匡正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必定会扼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是为学者观察、分析、解释和引导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定位、范畴、框架和方法。因此，应该综合、深入的把握这些精髓，结合发展的社会政治现实，不断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中国政治学科的完善和政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在坚持拓展政治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同时，根据现实的需要，强化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认识论的研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政治价值的界说和辨析是政治原则得以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并成为任何政治主张的逻辑起点以及自我完善的标准、自我辩护的依据和自我实现的归宿。” 技艺性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虽然可以形成零散的工具性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由于缺少对“为什么要研究”、“应当是什么”等价值问题的解答，必然会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材料之中。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可以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清晰的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紧密联系。政治哲学不仅要描绘理想的政治蓝图、设定应然的政治目标，而且要界定和辨析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和理念，并为如何达成理想的政治目标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手段。换言之，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认识论的研究也是政治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政治本元的追溯和对政治方法的探讨，可以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现实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为建立具有现实关怀和建设性、实践性的政治哲学奠定基础。
四、更加注重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
政治学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与创新的动力、传承的途径、联系现实的路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客观性、科学性、规范性的重要保障。
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从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随着制度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神学的控制下独立出来，政治学才真正脱离神学和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战之后，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盛，经验的研究方法逐步兴起，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数理模型、模拟实验等定量分析的方法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政治学研究仅注重抽象、静态、宏大、空洞的演绎推论和价值判断的弊端，提升了政治学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之后伴随着学界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规范的方法开始复兴，政治学研究方法愈加多元化、综合化，推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显性研究和隐性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政治学的传承来说，政治学方法的传承是政治学传承的重要途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治现实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经典理论的传承逐步让位于政治方法的传承。正如卡尔?皮尔森所说：“科研领域是无止境的，科研的对象是无穷的。每一个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任何事物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统一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研究对象”。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授与传承为西方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连接政治理论与政治现实的桥梁。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时代，政治学就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先圣们通过演绎推理、历史追溯、制度比较的方法对政治现实进行梳理和总结。政治学带着与生俱来的现实使命从古代迈向现代，而政治学方法也伴随着现实的需求而不断创新，通过利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计量模型、模拟实验等方法维持政治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学的解释力、指导力和应用性。
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学规范性、科学性、客观性的保障。“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科学方法，是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在先的，科学知识的获得须遵照科学方法。” 研究方法是由一定程序、规则、逻辑构成的体系，它是研究时材料的选取、分析的视角、分析的过程和得出结论的规则，其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集中思路和精力，防止被浩瀚的政治素材所淹没，而且还可以限制个人偏好和价值预判对政治研究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虽然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现实的政治研究中很难实现，政治学的研究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个人情感的等的影响，但是通过适度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遵照严密的逻辑程序（提出问题、确定假设、资料收集、资料分析、验证假设），可以有效地提升政治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解释力。
经过30年代的发展，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的积累和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凡成绩，进一步推动方法论的研究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30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西方国家政治学方法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后，西方政治学后行为主义和制度学派开始崛起，在对极端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寻求适合中国政治学研究状况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之路。并且坚持规范研究、定性研究、制度研究、经典研究的同时，开始加强经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方法透析中国的政治现象。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超越方法研究的“卡夫丁大峡谷”，避免重复西方走过的弯路。
同时，清醒认识不足和劣势，强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交流。翻译、撰写政治学方法的相关专著、教材和论文，为政治学方法的培训、应用和普及奠定基础。 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政治学方法相关课程，并将政治学方法论作为研究生的培养方向，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广泛展开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举办“政治学方法讲习班”、 召开专门的政治学方法研讨会和小组会议 、开辟学术杂志的政治学方法专栏等方式，为不同政治学方法之间的创造交流平台。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基本做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的结合，并且始终“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这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铺就了坚实基础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的政治实践，发掘和整理中国现有的方法论资源，积极批判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政治现实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辩证决定论方法、社会本体论方法、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评价方法、系统（矛盾） 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为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改造中国政治现实提供了基本的方法。 同时，也为批判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基本的视角。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过程中流派纷呈，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往往根据自身的研究偏好和专长，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伴随着西方政治学方法的大量引进，许多学者教条的用西方的方法套用中国的政治实践，导致政治学研究成果空洞、偏狭、解释力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导致中国政治学研究缺乏主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未来的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全面辨析西方政治学方法的理论前提、具体内容、适用范围和固有弊端，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适合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体系。
其次，树立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双重导向作用。政治学研究方法是连接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桥梁，政治学方法的选择、应用和研究受到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双重指导。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不同方法的选择、应用和发展。比如研究宏观的国家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等问题更多的选择的是历史研究、制度研究、对比研究的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的适用性较低。并且，实践是方法发展的动力。“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发展较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 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学理论也决定了不同方法的选择、应用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开展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政治学研究过程的中方法的选用必须与其理论前提相匹配。比如，中国的政党关系研究便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民意调查方法，因为后者的理论前提是竞争性政党制度，而我国研究政党理论前提是合作型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构建有针对性、真实性、科学性的中国特色方法论体系。
再次，以政治学方法的综合性研究为主要路径。综合性研究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综合运用和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科学方法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学科主体方法的借鉴”， 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崛起很大部分原因是对自然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政治学科学性的追求。中国政治学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政治学要在保持规范的方法、制度的方法和历史方法业已取得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自然科学和其它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努力使中国政治学方法适应中国复杂的政治实践，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综合性研究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在我国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广泛批判、借鉴西方政治学方法。“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方面，要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政治学方法、加强与西方政治学的交流等方式系统、及时的了解其内涵和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西方政治学方法的本土化改造，对其不适用于中国政治实践的地方进行修改和完善。比如，西方政治学统计方法应用的基础是大量真实有效的数据，而“中国的统计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数据，但政治方面的数据要么还没开始收集，要么不对研究者开放”， 因此，在借鉴和应用统计方法时必须对其适用性进行检视，根据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加以改造。
最后，将推广定量研究作为推进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突破口，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和运用。从政治学定量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我国定量研究的水平基本上处于美国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水平， 但是中国具备的后发优势是对定量分析的局限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中国政治学在借鉴并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机技术时可以避免极端定量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通过推动定量研究的发展，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中国政治学必定会站在世界政治学方法发展的前沿，做出中国特有的贡献。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教学计划，将政治学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同时开设统计学、统计软件应用、计量经济学、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等课程，培养政治学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二是，调整学科设置，将政治学研究方法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同时注重培养方法论方向的研究生，充实政治学方法研究的人才队伍。三是，鼓励具备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背景的学生和研究者加入政治学研究，广泛借鉴其他学科先进的理论和工具，完善和丰富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四是，加大支持关系中国政治重大问题的经验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力度，同时鼓励关心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基金会、公益组织、企业等对政治学研究进行资助，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五、更加注重拓展政治学研究领域
随着政治学的发展，所有的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都逐步纳入其研究范围，政治学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展。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政治学所具备的渗透性和开放性所决定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社会关系逐步融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动，都会通过复杂的传导机制迅速的波及整个社会。一个问题的研究必定涉及另一个问题，社会问题的同一性，使得每一门学科都必须拓展其研究领域。因此，社会科学在逐步细化的同时，学科界限日益模糊，学科之间相互融合。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学科，必然也必须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政治学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不断的拓展研究领域。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无论历史如何演进、社会如何变迁、观念如何变化，人类不仅无法摆脱政治，而且日益依赖政治。伴随着政治的发展，任何的社会问题都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而“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借助于政治的手段和政治的方法”， 政治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政治边界的日益模糊化，即政治学从来都是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学科，即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又积极共享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必须不断扩展研究领域。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完善；交叉学科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拓展；政治学差异化的新兴学科的研究团队、机构和杂志大量出现。
从政治学分支学科看，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策科学等政治学主要分支学科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体系。与此同时，这些主要的分支学科的研究进一步体现出层级化、分科化、交叉化的特点。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二级子学科，而且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以行政学为例，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行政组织、行政决策、行政伦理、行政文化、行政沟通、行政民主、行政哲学、政府绩效、政府形象、领导科学等行政学子学科不断的涌现和完善。同时，行政学吸收和借鉴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范畴、理论和方法，根据现实的需要，多角度的解读和解决行政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
政治学交叉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基于政治发展的需要，移植、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产生出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地理学、权威政治学、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国防政治学、边疆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生物政治学、科技政治学、性别政治学等交叉学科。同时，交叉学科的研究也逐步深化，以民族政治学为例，民族国家研究、民族主义研究、族际政治研究、族群政治研究、民族政策研究、民族治理研究、中国民族政治问题研究、比较民主政治问题研究等研究的开展深化和拓展了政治学交叉学科。
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本质上是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综合、有机拓展，三者缺一不可。概念是基础、理论是支柱、方法是动力，三者共同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政治学对经济学的借鉴为例，不仅资源配置、交易成本、边际效应、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等概念被引入政治学领域，而且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供求理论等基础理论也被融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经济学常用的方法，比如数理模型、因子分析、统计推理、二元加速、多元回归、概率统计、抽样分布等，也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过程。
令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投身于新兴的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之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新兴学科逐步成为独立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差异化的研究队伍、专业的学术杂志的广泛出现标志着其进一步的完善。以行政学为例，不但成立国家级的中国政治学会和专业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而且各个高校在进行行政管理本科生、研究生培养的同时，展开差异化、特色化的研究。
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继续健康、稳步的拓展，应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领域拓展与深度挖掘并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中国政治学具备了拓展研究领域的资源和能力。随着研究问题的多元化、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研究范围的广泛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中国政治学必然会不断介入新的领域、发现边缘领域、探索交叉领域。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只会扼杀政治学的发展前景。探索和拓展政治学研究领域必须成为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方向。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研究领域拓展的基础是现有研究领域的固化和深化。当前学界存在一定的功利主义研究取向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一些学者通过简单的拼凑新概念、杜撰新理论、玩弄新方法的方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以满足部门利益和个人名利，必然会导致政治学领域的拓展流于表面，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在重视领域拓展的同时，要时刻注意巩固和深化现有研究领域，尤其的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保证中国政治学稳步、有序和健康发展。
第二，深化概念和理论的语境辨析，以方法创新带动领域扩展。政治学领域的拓展表现为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拓展，三者互为一体，共同奠定政治学研究领域拓展的基础。在创造、引入新概念、新理论的同时，应当对其内涵外延、相似概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进行深入的辨析，尽可能减少概念歧义和语境分歧，减少政治学新兴领域研究中的分歧与内耗。同时，应当更加重视研究方法创新对于政治学领域拓展的作用。“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方法的创新不仅仅表现在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和吸收，更主要的表现在依据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对新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造。最终会克服方法失灵，增强新方法的适用性，为政治学领域的拓展建立长效的推动机制。
第三，完善学科体系，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体制。毋庸置疑，我国现有的政治学专业框架过于僵化，新的概念、理论、方法难以纳入政治学的学科专业，使得政治学新兴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难以获得弹性的生长空间。改变现状的方法是，将现有从“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以政治学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鼓励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多层面和多方法的研究。在鼓励和支持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鼓励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特有资源，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差异化的深入研究，并注重搭建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平台。
第四，改革人才培养和使用模式，鼓励跨学科人才流动。政治学发展和领域拓展的基础是人才，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政治学者和青年学生手中。但是，我国现有的人才培养和使用体系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学教学、研究和应用脱节；政治学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跨学科人才稀缺，学术交流渠道不畅；学术风气浮躁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改革和创新现有的人才培养和使用体制。尽快改革人才培养制度。给予政治学人才培养机构一定的自主权，使其有权根据学科发展的逻辑、政治实践的需求自动进行学科专业调整和设置，由此突破学科专业框架对于学术创新的束缚。搭建政治学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的平台，通过建立政治学实验基地、实验室，鼓励青年政治学人才参与实际调研和课题撰写等方式促进“学以致用”。改革学术竞争机制和创新评价机制。竞争是发展的动力，通过建立以创新性为出发点的学术评价机制，鼓励学者进行原创性研究。同时，建立学术创新的评价机制，“在评价内容上，不仅要关注直接的、近期的和显性的价值，也要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对创新性强的项目、非共识项目以及学科交叉项目，要给予特别关注和支持。在评价方式上，要公开透明，接受学术界的监督，以增强公信力。” 建立跨学科人才交流机制，鼓励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人才致力于或参与政治学研究。同时，鼓励不同学科的人才组成研究团队和学术共同体，从不同角度进行政治学研究。建立学术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明确、有效的学术不端举报机制、公示制度和处罚制度，严厉处罚虚假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同时，引导和培养学者道德自律，通过道德约束和监管惩处并重，杜绝抄袭或者剽窃性的学术创新等不端行为。
六、更加注重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研究
实践性是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特征，从先贤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到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实事求是”，无不体现着坚定的实践导向。作为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学问，政治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它源于社会实践，又依赖于社会实践的推动。不断地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其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是政治学的理论源泉。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践科学开始的地方”。 从政治的涵义看，无论是传统道德说、神权说、法律说、权力说还是近代的管理说、权利说、利益说、分配说，政治都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作为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政治学，其带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即使是最为抽象的政治哲学研究，其出发点也是为维护或改善政治现实寻找哲学依据。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看，从宏观的国家政权、政治制度、阶级关系到微观的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文化，从显性的政治主体、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到隐性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信息，无不体现者政治学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政治实践是政治学发展的素材库。“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火热的政治现实。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政治现实是政治发展的推动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同样遵循上述发展规律。
政治学在现实生活和学术殿堂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学科价值的评价标准有很多，但根本标准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答现实问题。如果政治学无法很好地解答诸如利益分配、民主法治、社会稳定、权力制约等现实问题，政治学则很可能沦为“清谈”学，很容易被其他学科所代替，被政府和人民所漠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只有以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发展方向，以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关注点，以学科的理论、方法能否解释和指导政治现实问题为准绳，政治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求，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中国政治学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的沃土，运用政治学特有范畴、理论与方法，积极回应和解答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对策，在理论联系现实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第一，本土化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硕果累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化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政治学工作者们清醒的认识到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中汲取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应当很好的处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在杜绝照抄别国做法，警惕以其他国家的理论裁定和匡正中国现实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进行国际交流，批判和借鉴其他国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升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
第二，建设性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成绩斐然。现实问题的研究逻辑可以分为批判性研究和建设性研究。研究逻辑的演变与社会需求的转变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政治学的研究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上来。先前的批判性研究被设计性研究、建设性研究所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政治稳定、腐败与廉政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渗透建言献策式的建设性，政治学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加具有应用价值和建设特质。
第三，重大热点现实问题研究成果丰富。由于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 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大局学、战略学，其与社会重大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政治学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科学、扎实的科学态度和精神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围绕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现实重大问题，从多角度进行深入的规范和实证研究，力求为现实政治建设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持，为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有效的方略。
第四，应用型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成为主流。中国政治学研究从较多的思辨研究以及纯学术的分析、归纳、解释，开始转向以“问题”为核心的应用型研究。纯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逐步式微，而有明确的目标设计，力求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主流。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政治学研究项目为例，大约3/4的课题都属于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 即使是进行基础研究的课题也渗透着应用研究的倾向。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政府机构、社会机构以及其他组织有着强劲的管理模式、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政治学的应用研究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现实到虚拟、 从管理到政策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
虽然，中国政治学在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问题取向的政治学研究逐步成为主流，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时间短、政治学研究资源和人才短缺、政治问题纷繁复杂的原因，中国政治学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学研究资源积累的深度难以满足政治现实发展的需求；政治学本土化水平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政治学的创新水平难以应对政治新问题、预测新趋势。
为了更好的回应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服务于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战略和现实，提升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能力，应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以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为基础，提升政治学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应当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面对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必须有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西方政治学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虽然声称西方的研究是为了揭示政治现象内在的一般规律，但事实上西方政治学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具体或抽象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落脚点和出发点置于西方政治语境、政治现实和政治利益之下。因而，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揭示和指导中国政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误导性。当然，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是吸收、消化和改造各国政治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并以中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强化政治学研究政治现实的能力，必须强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政治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当前，构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系统、全面的把握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尤其是主义总结社会政治运动的新规律及其新特点、新方式，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知识形态和方法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断发展，为进一步解释和指导政治现实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第二，以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为着力点，推动政治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政治问题集中出现。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国家政权问题，又有微观的村民自治问题；既有迫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又有长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既有显性的群体性事件和政治冲突，又有隐性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等。而“现在我们的工作，往往存在着一般化，抓不住重点；也有一个潮流来了，一个什么事来了，一哄而起，不分轻重缓急”， 导致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和针对性受到虚弱。 因此，中国政治学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分清现实问题的主次缓急，对学术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不但要鼓励局部性、应时性、具体性的问题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
第三，以完善学术资源分配制度为保障，为政治学研究现实问题提供资源。中国政治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金、资料、人才等资源短缺和分配失衡的影响，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资源分配制度，为现实研究提供坚实的保障。应当进一步完善科研资金和科研课题分配机制。“要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特点和经费需要，完善投入机制，优化投入结构，有的项目要形成稳定支持的机制，有的项目要形成充分竞争的机制。” 一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各地社科基金要对确有现实价值的政治学科重大项目、重大课题和重点学科加大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要争取和加强横向课题的研究力度，鼓励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等与政治学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合作。同时，完善资源配置程序和规则，比如课题招投标程序和竞争规则，强化专业学者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使得有限的资源真正用于创新重点和关键点。不断地完善政治学研究资料获取机制。受到资金短缺、因国家安全而导致的信息保密、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信息公开意识落后以及过分意识形态化等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资料极度匮乏，致使政治学现实研究的深度、广度、解释力和指导力受到限制。因此，必须改变现有的资料获取机制，不仅要落实《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而且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以开放、信任的心态，全方位支持政治学的研究。与此同时，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要改革现有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制度，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实干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建立相关制度。重视对人才的激励和引导，重视综合运用事业追求、利益驱动、感情驱使等多方面因素引导政治学科研人员的研究，通过合理配置国家奖励、职称指标、招生指标、出国交流指标等激励研究者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实践中去。
七、更加重视国际学术交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跨国公司和信息革命所带来的资本、信息、人才等资源的高速流动，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连结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虽然不同学者对全球化对世界秩序和每个国家的影响做出了不同判断， 但是通过他们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生存和发展。全球化进程中风险雨机遇并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直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只有通过国际竞争、交流和学习的历练，国家才能发展，国际地位才能提升。政治学作为一门现实性和开放性的学科，也必须走上国际讲坛，及时了解各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在与世界政治学的交流与竞争中提升研究水平。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加强政治学的国际交流不仅可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而且可以带来政治、文化、经济等附加价值。
通过政治学的国际交流，可以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政治学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概括和实践，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政治，缓解和回击“中国威胁论”等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论调。同时，通过政治学交流，尤其是通过鼓励和资助国外学者、学生来中国访学、留学，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政治的影响力、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尊严。美国从政治学国际交流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活跃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被低估的财富。”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软实力是一种“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 通过政治学的国际交流，可以介绍和传播我国政治文化、政治观念和政治思维方式，提升中国政治的吸引力，逐步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掌握发展主动权、增强政治学话语权，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地位。
教育和会展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知识的全球流动为教育和会展服务的输出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以美国的教育产业为例，2006年至2007年，美国国际留学生注册人数达582984人，实现净收入145亿美元。 而且通过举办政治学国际论坛、讲坛、会议等方式不仅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其可以带动出版、旅游、酒店等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政治学作为现代教育和国际学术交流中的重要学科，其经济意义不言而喻。
30年来，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呈现出多样化交流、深度化交流、高频化交流和互动型交流的特点。
第一，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译介工作硕果累累。中国全方位、高质量、高频度的对国外政治学成果进行译介，为开阔中国政治学研究视野，理解西方政治学传统，把握西方政治学理念，进而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奠定坚实基础。具体来说，政治学经典著作翻译的代表性丛书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经典译丛”、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名著译丛”、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学术经典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学名著译丛”等。政治学理论前沿的译丛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现代政治学译丛”等。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译丛有：三联书店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译丛”等。此外，近些年逐步加强对西方政治学方法， 以及港澳台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者的作品的介绍。
第二，中国学者在国外政治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逐步增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政治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也来越多的关注。国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中政治学研究所占得比重逐步增加，许多中国学者通过这种平台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基层自治、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公共治理等介绍给西方政治学界，增进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和信任。 中国政治学学者也努力向国际学术前沿靠近，在国外SSCI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学者独立撰写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撰写的高质量论文逐步增多，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同时，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港澳台学术杂志发表的文章也逐步增多。
第三，中国政治学者参加、主办的政治学的专业学会、研讨会、年会、学术讨论的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各高等院校和其它政治学研究机构都曾组织、主办和参加各个级别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了中国政治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此外，政治学研究者、学生之间的交流成为深化中国政治学国际交流的重要力量。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大学和学者与世界知名大学、知名学者建立起稳定的长期的学术联系，双方通过互派访问学者、互派交流生、联合博士和硕士培养等方式展开制度化的交流活动，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政治学者成为政治学国际交流的中坚力量。通过搭建和参与国际学术研究平台，中国学者不仅大量参与国际学术研究项目，而且吸引了大量国际学者针对中国问题展开合作研究。
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直面国际政治学交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通过不断完善对外交流的观念、方向和制度，通过批判和吸收国外政治学的先进成果，不断提升政治学的交流能力和话语能力，逐步将中国政治学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政治学科。
首先，转变国际交流理念。进一步抛弃“封闭心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学术交流成为一门学科生存、发展和发挥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同时，随着人类社会日益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公民社会发展问题、战争问题等，都需要各国政治学界共同研究、献计献策。进一步抛弃“崇拜心态”，西方政治学确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如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扎实的科学态度、先进的研究方法、完善的科研制度等，但引进并不能代替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同时也超出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视野”， 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无法完全反映和指导我国改革开饭的政治实践。进一步抛弃“盲目信任”。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取向、时刻树立国家利益意识、人民利益意识、主权意识和安全意识。
其次，夯实国际交流基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两个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中国政治学仅仅模仿西方政治学，不能构建特有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指导和预测中国政治现实，揭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政治学无论对我国还是对世界都没有意义。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实践中传承、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提高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指导力、吸引力。同时，中国政治学者还要团结一心，克服学术界“自说自话”、“短期效应”，“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等不良学术风气，将中国政治学团结、扎实、自信的风貌展示给世界。
再次，改变国际交流方向。国际学术交流不仅是热点问题的交流，还是基础理论和方法的交流；不仅是短期项目交流，而且是长期共赢的合作；不仅是对国外先进经验的输入，而且是中国特色政治的输出。因此中国政治学国际交流过程中，应改变现有的交流结构失衡、交流方向单一的问题，进一步将国际交流推向深入。除了继续加强行政学、政策科学等热点学科交流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学方法以及其它新兴学科的交流。中国政治学也应该制定“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将中国政治学本土性和原创性成果向国外推介。同时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资助政治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最后，完善国际交流制度。国际交流的稳定、深度和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国际交流制度作为保障。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中国应不断完善国际交流制度。建立制度化的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基地、学术交流平台、学术讲坛等，吸引各国学者就中国特色政治模式、政治学前沿问题、政治学基础问题以及各国共同面对的政治学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究；建立制度化的校际、院际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通过互派访问学者、互聘客座教授、互派留学生、共同培养研究生、合作建立科研机构、进行科研项目合作等方式深化政治学的国际交流；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学术自主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尽快恢复我国政治学会在国际政治学会的席位和应有地位，并积极谋求在相关机构任职，及时了解国际政治学动态。 同时加强中国政治学会与其他国家政治学会的制度化交流活动。
八、更加注重对政治学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工作
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指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制度的总和。 这四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其中政治思想构成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心理和观念则是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狭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的、经历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东西，是积淀于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价值与习惯取向，是中国政治物体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 换言之，政治思想主要是研究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时代背景、思想价值、思想变迁和历史局限等。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是研究的是历史上民众 “特定的政治取向----对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 政治哲学是“‘是对有关公共目的、信念的理性判断和估价’，简单的说，也就是每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对于应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思想家关于政治现实应然状态的思考，其与实然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治制度史研究对象是中国历代的国体与政体，包括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府的政策与法令，以及国家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资源虽然主要包括有形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法律，但是其在长久的演变和传承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一种制度文化，保障制度稳定、有效运行。同时，政治制度也是运用、体现和维护某种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外在形式，政治哲学、文化和思想也通过对现实政治的解读和论证，维护政治制度合法性。综上所述，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
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文化和制度传统并未中断。其间，“自强不息”的政治文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哲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等构成了中华政治传统的核心。政治传统在不断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与修正，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政治实践。可以说政治传统像血液一样，在中国社会的躯体中流淌，形成人类文明史中独特的传统、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规定着中华民族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就像古人杜牧曾经说过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 传统政治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与起点，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天然的营养库。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广泛批判、吸收和改造国外政治学资源，又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和深入发掘传统的政治学资源，使中国政治学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实现本土化，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寻找厚重的基础。
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现代化”逐步成为“传统”对立名词。中华文明被认为是“传统”的代表，其中包含的许多因素与“现代化”水火不容，比如专制主义、官本位、人治原则等。诚然，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存在许多糟粕，其中许多制度和文化依然困扰着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诸如规则意识匮乏、官本位思想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不健全等。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传统的原因。中国政治传统本身“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素，它将世世代代的社会主体连接起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天然’的社会条件”， 中国政治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是通过不断改变传统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发掘经过数千年政治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的过程。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夹在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陷入认同危机。中国一方面认同和追求西方所倡导的民主、法治、权利，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原则在中国社会推广的过程中却显现出种种水土不服，比如西方社会运行平稳的竞争性民主在中国基层民主中很容易出现“群族分裂”、“贿选”、“村霸控选”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们开始怀疑和批判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经济政治模式。“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 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获取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是需找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根与血脉，发掘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和更新传统的政治资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完备的政治分工制度、官员选拔与管理制度、“民本”的政治理念，“和谐”的政治理想等都曾对人类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人类社会也面临一系列共同的挑战，比如治理危机、生态危机、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等，西方政治模式在应对这些挑战是显得力不从心。许多中西方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因此，围绕现实问题，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国政治学可以继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整理、发掘、研究和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看，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学界便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特点、学科结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基本方法、学科价值、研究方向等做了清晰的界定。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以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为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社会背景、演变规律、历史局限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整理。 其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深化、细化和多元化。通史研究逐步深化，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几乎涉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派和重要学者的政治思想。代表性的著作有朱日耀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层次不断丰富，除了政治思想学派研究、政治思想人物研究，还出现了政治思潮研究，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被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政治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的更加紧密；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当今中国现实紧密联系，通过挖掘与阐释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治国理念、政治方略、管理方法等，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专题类研究逐步增多，围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历程、政治思想家的专门研究、特定政治命题的研究等专题研究逐步增多，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看，政治学恢复以来，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通史和断代研究稳步推进，清晰的勾勒出中国政治制度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程，代表性著作有王汉昌等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略》、张晋蕃等著的《政治制度史》、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等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朱光磊主编《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等等；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题研究涉猎广泛，基本涵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司法制度史、选官制度史、文官制度史、军事制度史、行政制度史、监察制度史、民族与宗教制度史、乡里制度等； 政治制度史研究日益体现出现实性。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借鉴先进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等制度，另一方面开始深入发掘和探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优秀的遗产，并深入探讨传统制度的利与弊，尤其是文官制度、监察制度、行政制度等，为当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照。最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具体制度的描述和总结，开始更加注重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制、政治文化、民族、经济等因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打破史学方法一支独大的局面，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广泛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引入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来扩展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视野，比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心理学、生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以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描述我国政治制度的变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局面，打破过去以儒家、道家政治哲学研究为主的局面，新儒家、法家、兵家、阴阳家、佛学等政治哲学研究逐步开展，研究主题涉及伦理、人性、和谐、公共、民本、德治、权力、权利、权术、王权、合法性等主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逻辑以及现代化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深入剖析传统政治哲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得到重视。 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演进逻辑、变迁轨迹、变化原因、历史背景、社会基础、性质特征等；研究主题包括：官文化、廉文化、民文化、法文化、德文化、公文化、和文化、礼文化、家文化等等；研究视角包括：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对比视角、传统政治文化与现有政治现象和制度的联动视角、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视角、中西政治文化对比的视角，等等。
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挖掘和创新地位提升、内容拓展、方法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而立之年的传统政治资源的挖掘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经过数千年的积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为当今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新形势下，继续系统、全面、深入的推进传统政治研究，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挑战。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研究体系系统化。体系完善、逻辑严谨的研究体系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纷繁复杂，不但涉及到制度、机制、法律、文化、思想等多重研究对象，而且涉及宏观的国家制度、中观的学派思潮、微观的个人思想等多重研究层次。而且从方法上看，从先前支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政治学和史学两大方法，发展到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何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方法的研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首先，应该在已有的研究体系、结果、层次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的不同，明确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定位，避免因定位不准、体系混乱带来的学术内耗。其次，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学术研究的细化和不同学科交叉化，发展较为成熟的政治学子学科之间也出现交叉化的趋势。通过综合研究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无疑会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一些交叉学科的出现则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比如制度文化研究等。因此，在明确各个学科分工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强各个子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其二，研究目的时代化。当前，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研究的定位属于政治学基础学科，发挥着支撑起整座政治学大厦的支柱作用。但是，基础研究并不意味着纯学术的思辨研究和理论研究，围绕中国政治现实，尤其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重大和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治学任何子学科，包括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注重政治思想、制度研究中应用型思想、应用型制度和应用型策略的研究，比如注重发掘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监察制度、治国思想、政治方略等，同时注重应用性研究的积累；注重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工作。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民主建设、行政改革、治理模式、和谐政治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经验迫切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角度进行总结、阐释和升华。而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基层治理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也迫切需要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根源和策略资源；在巩固和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始终关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发展动态，主动抓住新机遇、发现新问题、迎接新挑战，使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始终走在学术和实践前沿。
其三，研究过程开放化。“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灵魂和奥秘（也）在于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开放的理论体系。在新时期，面临新任务与新挑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必须保持和深化开放的力度。首先，克服学术开放和学风浮躁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需要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所强调的扎实的学风、全面的资料和谨慎的分析，通过扎实的一手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还传统政治思想、制度和文化以本来面貌。克服因为刻意求新、求变而导致的空中楼阁式的杜撰和断章取义式的评价。其次，克服学术开放和学术立场游移之间的矛盾。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学者在寻求民族自强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方法。中国学者一直被困扰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 其实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传统政治资源研究中立场与定位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方法，尤其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 加强传统资源的研究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再次，广泛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扩展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一方面强化其与政治学内部各个学科的联系，促进学科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吸收其他学科，如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等互动型研究。
其四，研究资源充足化。学科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源，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由于其学科特点，对学科发展所共同需要的人才队伍、学科地位、资料信息等资源有着较高的要求。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交叉学科的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不但要具有政治学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而且要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具有较高的资料收集和原典阅读能力。同时还应具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能够站在学科发展前沿，通过借鉴和创新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本学科的发展。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史学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资源。政治传统资源研究的成果是其它学科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考，换言之，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等研究是其它学者研究的“二手资料”。如果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基于大量的“二手资料”，其信度和效度必然大大折扣。因此，要加大对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资金投入、放宽研究时限，扎实、全面的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理论性特点，相对于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学科，其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人才培养、课题分配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且，中国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相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的研究，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以培养高水平的研究者为核心，逐步形成和积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稳定的研究梯队。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投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课题、岗位级别、职称指标、招生名额等学术资源需要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适当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