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谈中国话语、中国学术范式、中国知识体系者渐众，带来40年政治学发展之新风。在这种主体意识高扬的氛围下，以中国政治实践之鲜活、历史积淀之雄厚、人文智慧之深沉，久之必能产生可观成果，树立中国政治思想、政治科学的世界领导地位。当然也存在问题，例如论述应然者多，立足实操者少；高瞻远瞩者易，夯土板筑者难；理念谈得深，方法和路径探索尚浅。最可忧者，这些思考和探索，远远不到所谓“主流”成果之九牛一毛。

在政治学的大学课堂、学生论文、学术项目和著作发表中，西方政治学范式仍然处于强势地位。不少学者对中国学术范式的讨论常常不以严肃的学术眼光视之，导致研究特朗普推特被当成学术、讨论中国模式却被认为是宣传的现象。在今天这样一个经历世界性转型的大时代，我们的年青学生，仍被灌输着充斥西方陈旧意识形态的伪知识，无视脚下活生生的时代脉动，殊为怪异。因而眼下提出中国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为何要说知识体系，而不是简单地说知识？不同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可能有纯粹客观而充分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在特定时代、由具有主观性的特定头脑所发现的。所以关于社会的知识自然具有“建构性”。此外，社会知识的传播也有赖于结构化的叙事，只有能够形成一套故事、反映出一定意义的知识才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而获得传播。所以，有意义的知识往往呈现为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基于某种范式或逻辑来归纳反映了事实的材料。而知识体系的基石，就是作为叙事出发点的概念。

二战结束以降，西方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就是基于一系列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权利、选举、民主、程序、多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大举进入中国，这些概念和知识体系也充斥了中国学术思想领域。如果不能跳出这些概念和知识体系，则中国政治的实质无法得到反映，中国政治取得的进步无法得到承认，中国政治存在的真问题反会遭到掩盖或扭曲，中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将永远脱节。

因而，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解构西方政治核心概念（笔者将于另文专门阐述），基于历史、比较和实证研究，提出科学客观的新概念体系。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诸多优秀努力。当然，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今日学者所做之努力，均是在各自方向上之突击，虽曰功不唐捐，毕竟尚未形成阵线。唯有假以时日，从者日众，方能如武王《牧誓》所言之“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形成强大阵容。

若试举当前一点不足，则多数研究多倚重于中国古代道统或当代政治实践，部分研究也涉及当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之比较分析，较少能将人类历史上主要政治制度纳入一炉、纵横比较古今中外、建立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坐标系、抽演出反映人类政治生活之核心要素的概念体系者。本文试从这个角度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比较：中西政治学统之别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比较意识不强，缺少对政体的关注，特别不重视形式化的分类。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走向一统的历史轨道，如康有为所说，“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方向性张力。因而秦汉统一之前出现过的不同政体形式和因素，未引起哲人足够关注，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

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政治即成为当时国人所知世界最高级的政治形态，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无不借鉴中原政府形式，发生“汉化”。史家的确注意到并记载了各种不同的政府形态：历时地看，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代均有独特的制度创造；共时地看，历朝历代均有与郡县制并存的王国、都护、土司、羁縻州县、宣慰、万户、卫所、盟旗、将军、伯克、苗防以及地区性的政教合一等制度。但是这些不同形态的政府形态大多被视为向中原制度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未得到同等重视。

相反，地中海世界长期处于小型国家并存的状况，而政体不同是当时人观照自身和别国时得到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因而西方人产生出较强的比较意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两种文化各有利弊。中国政治观念更擅长于思考政治道统、实践智慧及具体的统治技巧，但是除了持续两千年的封建-郡县之辩和清末以降的国体辩论外外，缺少对不同国家制度形式的理论关切。[1]无比较则无抽象，“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制度演化的开放性想像，并导致一恶果：如同缺乏免疫力的人面对瘟疫一般，中国人一旦长期习惯的制度失败，便会无所是从。清末以降的中国人可谓是上下求索，君主/共和、立宪/复辟、总统/议会、联邦/单一、汉地自治/五族共和、苏维埃/法西斯均尝试过，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新回到稳定的制度框架之下。

西方政治观念则长于分类和比较，较早形成了政治科学的基础。但是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远非形式主义的类型学能够包容，长期沉迷于类型观念也严重限制了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哲学到启蒙思想，再到二战后政治科学，乃至晚近的一些制度史研究，[2]多散发着“得形而忘意”的陈旧气息。

在今日剧变时代，西方政治学和新闻报道仍然戴着政体类型的老花镜来看世界，把问题都归结为政府形式（津津乐道于民主化等形式概念），习惯于从政体更替等外科手术式方案中找药方，似乎制度只是处于社会生活顶层的可替换标准件，可以用工程学的方法来随意更改。

基于新比较提出新概念

新的政治知识体系要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资源，择善而从。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可以借鉴比较的意识，以及一些讲求逻辑的分析方法。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可以吸收其对政治本质和实践智慧的关切。同样，对于波斯、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伟大文明的政治经验，也要抱以同样的尊重和关注。因而，我们需要一种“新比较”：

首先，跳出中西比较，将古今中外各种主要政治制度纳入视野；其次，超越简单的形式比较，避免脱离于政治实践的学究式研究，更多关注政治制度的实质和深层逻辑；最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探寻制度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等。

基于初步的比较研究，笔者尝试提出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类政治生活所面对的核心命题，并提炼出了诸如统一性、平等性、公共性、客观性、人民性等核心概念。基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更客观、更科学地理解人类政治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找准中国政治在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政治坐标中的定位，重新发现并科学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历史的有机联系、与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以及在当代世界上的巨大优越性。同时，基于这些概念的分析也能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制度的局限和弱点，有助于未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统一性问题。

统一性：人类政治的“第一价值”[3]

《易经·系辞》上传有一句话，“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本是对人的修养提出的要求，但是其中两个概念“可久”、“可大”却对理解政治极有启发。人类历史上所有文明的政治生活，首要的正义原则和功能就是提供普遍的秩序，而秩序的实现永远面临两个根本挑战，就是可久和可大。所谓可久，即政治秩序在时间中的持久性、稳定性。所谓可大，即政治秩序在空间中的规模性、统一性。

从国家的历史来看，首先遇到的通常是可大的问题。如果说人类政治发展有什么规律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政治共同体的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从原始部落到大规模帝国的发展在各主要文明均有出现。但是在中古时代，中国之外的多数大规模国家均未能持久而解体，特别是地中海地区普遍出现了封建化或半封建化。

自中世纪末期，这些地区又进入了新一轮追求“可大”的潮流。知识界往往过度关注欧洲、特别是西欧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其实从大规模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成就更为显著，远远领先于欧洲。直到欧洲民族国家、殖民帝国以及美国、俄国乃至欧洲联盟等大规模制度的出现，西方文明才又一次进入到可大的实践阶段。[4]至此，西方在规模维度上才达到了与中华文明大体相近的政治文明水平。

大规模制度实现后的问题就是能生存多久。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也就是一个复杂大系统能否维系稳定。“盈不可久”，越大、越复杂的系统，稳定的条件要求越高。历史上，在从城邦进入帝国阶段之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文明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规模瓶颈，很多文明崛起成为帝国之后即面临无法长期维持稳定秩序的困境。只有中国跳出了合久必分的历史陷阱，成就了可久的伟大传统，使今天之中国，成为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原生型文明。

可大可久即为“大一统”。姜义华教授称“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5]非常准确。问题是，中国的统一性传统自近代以来却常常得不到学界正视，甚至会成为自我矮化的理由。“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6]究其原因，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崛起做出的一个错误归因：因其分裂、分权，故其科学、工业、制度得以革新和强盛。严复的“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是代表性观点。[7]

虽然世界历史中的政治实验不断证明分之弊端，知识群体中仍存在着一种崇尚西方分裂分权的潜意识。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给这种潜意识以流向地表的自由空间，其影响萦绕至今。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中以分为美、热衷于多元主义、否定中国统一传统和世界政治发展之统一性前景之类的观点仍大行于道。

统一性有几层含义，一是大规模政治秩序的实现（小国寡民即便实现长治久安也与统一性无关）；二是文化上“定于一”（揆诸历史，凡大国之多元文化未能凝聚成共识合力者，国恒亡）；三是国家和基层社会单元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国家意志和法律不能穿透权力的分层，直接抵达个人或家庭等社会单元，则不能算是达到了国家建构的统一性要求）。[8]

基于这三方面对统一性的研究，可由以下几条可能的理论路径展开：

1、从空间维度，基于规模来研究统一性问题。

这方面已有诸多尝试，例如将规模视作因变量者，有赵汀阳、[9]徐勇、[10]苏力[11]等，关于运河、灌溉等基础设施[12]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13]的不少专门史著作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将规模作为自变量者，张维为、[14]林尚立[15]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规模对制度的影响。

除上述研究路径之外，对于规模问题尚缺乏更为科学化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借鉴系统论、晶体结构、拓扑学、生物学（如黏菌）、网络理论等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的研究。[16]使用科学方法，对于研究统一性制度的规模效应问题十分必要。

过去的政治制度研究比较忽视规模效应问题。国家的治理不是简单的规模叠加，不是像积木一样把不同的模块组合到一起就行。到一定规模，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一定的制度，只能适用于一定的规模。

希腊城邦，不管是雅典的奴隶制民主还是斯巴达的寡头贵族制，在规模稍微扩大之后就持续不下去了。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一旦超出意大利就行不通，只能改用帝国制（罗马帝国实际上缺乏成熟的制度建设，一直到15世纪东罗马最终灭亡，主要都是靠军事联盟体系支撑）。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共和国制度虽然派系纷争、内斗频繁，毕竟还运行了几百年，但传播到荷兰、英国之后就要改变。英法之间、德奥西之间都由于复杂的封建权利变革而形成过不同规模的实体，瑞典、丹麦、挪威之间也形成过卡尔马联盟，但这些松散的实体均未能避免最终解体的命运。

美国建国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体选择和国家规模的问题。在美国制宪会议的辩论中，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瑞士的共和制能否适用于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实际上当时的北美邦联并不大，只有区区二百余万人口）。美国最后采取联邦制，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按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想法，只要有办法，决不会采用联邦。联邦制本身就包含着十分危险的分裂因子，时不时会冒出来。[17]这些现象表明，规模的问题不是终结了，而是远远未能解决。

再看中国，秦、隋这样的朝代之所以短命，通俗史观都说是因为残暴。其实，它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够适应大规模国家的问题。大国怎样统治，怎么汲取资源、收税，怎么维持信息和物流的畅通，怎么保障边疆的稳定，都需要付出试错的成本。历史上的各大帝国都是一种制度尝试，但是历史证明，只有中国成功了，没有陷入长期分裂，而是向着统一的方向不断发展。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成功没有偶然性因素，[18]但是肯定是必然性为主。

有些方面，历史上各大统一帝国的选择差不多，无非是修建道路、驿道系统，实现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通，有时还需要长城、运河、海塘等基础设施的支撑。这些事情罗马、希腊、波斯都做过，中国做得更好一些而已。

区别比较大的就是制度方案。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把政治主权收归中央，中央权力直接插入到地方，并构造良性的央地关系，是中国制度历史的一个主题。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应该说各有长短。但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各主要文明在建立现代国家之前都没能解决这个“其专在下”的问题。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都没有能解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绩略好。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共同体，其实也依然面临着其专在下的挑战。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州际贸易条款”，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都是要解决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博弈关系，远远未达到制度的统一性标准。

所以对于秦、隋这样的朝代，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开创人类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制度。新制度不可能非常成熟，也面临着阻力，它们用自己的牺牲，趟掉了地雷，为后面的汉、唐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对于中国这一独特历史经验，相比起传统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使用科学方法的研究还极其有限。

2、从统一的文化角度来研究统一性问题。

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价值观，讲初心使命，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讲“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都是追求一种凝聚性的文化、一种向心的观念力量。[19]中国是在从先秦到汉武帝这个漫长时期中，基本奠定了这个定于一的基础。

秦统一之后，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标准层面的东西。这只是给统一的文化提供了一种基础设施，还不足以让文化自动地趋同发展。这就有点像罗马人给帝国内所提供的拉丁语、罗马法等，这些东西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业发展和社会流动，但还不足以提供观念的共识，没办法产生一种道统。只有后来基督教才提供了这种东西。

秦的灭亡，除了制度试错外，未能在观念上建立起共识有很大关系。西汉儒家提出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就是要给天下提供了这样一种“一”。独尊儒术让中国的统一过程产生了一种“棘轮效应”，此后疆域上的重构，近代以前在观念上从未离开过儒家所奠定的底色。

中国文化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个“一”中找到根源。比如和谐文化。为何中国能产生和谐性文化，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一种道统，当集团、朋党、民族、地区等发生利益矛盾时，中国会发生冲突，但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多多少少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连皇权都要受到这种价值观的约束，不仅皇帝在后世的形象由它决定，王朝本身的合法性也由它规定，符合它就事半功倍，不符合它就事倍功半。

这种定于一，在其他国家是不是也需要呢？回顾西方现代国家建构，也存在这样一个定于一的过程，具体而言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宗教战争和民族同化的过程而实现的。比如法国就是通过专制集权把政治统一了，通过宗教战争把文化统一了，通过民族主义把语言统一了。欧洲各国大多经历了这个过程。

欧洲国家这种定于一的过程往往是同时通过同化与排斥完成的，这与中国有极大不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国家首先要尽量把一些难以同化掉的因素（如摩尔人、犹太人、吉普塞人以及其他无法同化的群体）排挤出去或消灭掉，然后再把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化同一化起来。其实这是地中海诸文明的一个共性特征，地中海历史中经常出现“民族逃离”现象（Exodus），一直持续到二战后，今天在中东地区又一次泛起。

美国建国历程中也多次发生类似现象，如摩门教徒的遭遇。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更主要是靠同化、归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都还在实施强行同化政策。中国历史上则主要靠自然而然的融合，不仅较少出现对某一群体或族群进行系统性排斥的现象，[20]主流文化也是采取“未闻往教”、“修文德以来之”的态度。[21]

西方在现代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二战后，定于一的过程没有完成，就遇到了苏联的挑战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威胁，只能靠建构一套“权利”话语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这个过程借鉴了大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比如普选权、性别平等、劳动权利等等。

但是社会主义是集体本位的，这些权利的基础是阶级、人民本位。而资本主义是个体本位的。在个体本位的社会里，强调集体性权利，必然会导致权利的个人化、原子化、多元化。将社会主义价值移植到个人主义本位的文化中，产生水土不服，结果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泛滥。从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各种群体都积极要求自己的权利。在权利话语的泛滥之下，社会已经没有多少基本的价值和道德共识。

过去人们认为西方赢得了冷战，苏联失败了。但现在看，冷战的竞争也给西方留下了“内伤”。欧美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定于一”尚未完成，就开始搞“多元化”，这就带来了“逆共同体化”的恶果。

在1980-9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文化战争”和政党极化，保守派学者亨廷顿、保守派作者希默尔法布（Himmelfarb）等早在90年代就指出了美国的人口和文化危机，保守派联邦法官罗伯特·伯克认为自由主义全面腐蚀美国文化，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价值的崩溃威胁到美国文明。今天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撕裂印证了当年这些保守主义者们的担忧。多元文化有可能成为压倒西方文明的一根稻草。

今天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在面临着文化共识解体的威胁，即使是主流文化传统强大的中国，也因文化代际演进、新技术新媒体、权利思潮和宗教/文化保守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而面临巨大挑战。因而，对统一性的研究，要将文化统一性作为一个核心性的要素来处理。

3、国家与基本社会单元之间的直接联系

从政治角度看，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怎样实现国家的公共性，也就是让国家成为所有人的国家，实现所有人的身份平等，保持权力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避免权力和财富世袭的过度发展（具体分析见笔者后续关于平等性和公共性的专文）。

古今中外的政治失败，大多是由于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古代的贵族制度和现代的代议制度显然都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服务于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唯有统一性的制度发展，可以产生打破横向和纵向社会分隔的本能冲动。随着横向的分裂割据和纵向的社会等级被打通，就出现了广泛平等的人，以及国家与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基本单元之间的直接关联，也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国家。

反过来，以广泛平等和个人与国家直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也被历史证明具有遏制贵族割据、资本肆虐的动机和能力。这样，具有“穿透性”的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正向反馈机制。

统一性的这一方面，确实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经验。譬如秦以后郡县制对封建制的胜利，士人官僚对贵族的取代以及两汉均产、魏唐均田等历朝事例所产生的小农社会，在世界历史中都是极其独特的。

早有先贤发现这一点，如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专制之下无阶级不平等；胡汉民早年曾在《民报》撰文称贵族阶级绝灭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色；章太炎说中国二千年秩级已弛，人民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他认为专制之国无议院，没有议院则不存在贫富之间的差异，自然也就不存在横亘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阻碍。

为何中国产生此独特历史经验？研究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例如何柄棣从黄土的特性出发，解释了中国定居农业的出现如何催生了人本主义。[22]由人本主义来看，作为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权、宗教神权、贵族土地权相对的普遍人权，最早是在中国出现的，而且领先欧洲至少15个世纪。沟口雄三则从中国“公”字的起源指出中国具有普遍性道德化的公共观念。[23]中国这一经验虽然独特，却并不“地方”，而是代表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24] 事实上，英国代议制度和文官制度，法国专制王权，普鲁士官僚制度，美国的文官改革和行政权的不断扩大，均是公共性国家演进的关键进步，亦是这种普遍性之体现。

从基于特权的贵族政治，向基于一个地理空间内所有人与国家之间直接联系的“现代”政治的转变，在现代以前只有中国取得了持久而大规模的成功，国家成熟程度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所有文明。现代世界各国貌似普遍实现了这一点，实际往往只是用现代性的平等面纱遮住了封建性的胎记。

以美国为例，人们通常认为美国诞生于平等，崛起于平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独立之前，美国社会仍然是英国社会的一部分，有很强的封建传统，身份之别仍是社会主要鸿沟，王权仍是通过层层社会关系才能抵达社会基层。[25]建国立宪之后，联邦制结构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因素。[26]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基本单元的对接，但是代议制“民主”使地方性因素顽固化；欧洲一体化受到国家主权的阻挡，也未能在更大空间拉动现代大规模国家的现实。这些因素导致美欧的统一性仍然处于未成熟状态，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挑战下爆发危机，导致现代国家“可大可久”追求的又一次失败。

当然，作为统一性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官僚制度本身也会成为癌症病灶，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揭竿而起，王朝更替。这是很多人批评中国大一统政治的一个主要论据。但是，这是人类政治的基本宿命，迄今没有任何文明找到了解决办法。[27]任何制度都会腐朽衰败，唯一能抗衡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中的人——死的制度中的活性力量。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活性力量都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宗教、意识形态、政治精英阶层、活跃的民主、组织力量等。

以当代中国为例，党的领导以及鲜活的协商民主实践都是克服官僚国家走向僵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更深处讲，从荀子、唐太宗、毛泽东到霍布斯、杰斐逊，都道出了人民的意志和反抗权利乃是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28]

相反，西方现代政治学所讲的程序正义、自由、法治，从来都没有提供过真正的合法性。程序只能在既得利益和权力结构稳定的情况下，用来装点门面。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2020年德国图林根州议会选举都暴露出，当程序的结果不符合某一集团利益时，他们一样会弃如敝屣。

更遑论社会发生总体性危机，那时任何程序、法治或“宪政”都不可能解决问题。今天英美等国的政治程序都已经处在临界点，正在勉强维持均衡状态，下一步的发展非常值得关注。

常有人拿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人民起义来反推中国制度之弊端，其实这有点类似于拿昆虫不会得癌症来论证它比哺乳动物高级（实际上涡虫、水螅等也会得癌症，只是因为低等生物的生命周期太短，通常难以表现出来）。欧洲自罗马之后到近代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达到一定规模和制度成熟程度的像样国家，就像一个四处漏汽的锅炉，压力根本就达不到临界值，自然不会爆炸。

相反，欧洲历史上王室和宗教战争几未中断，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长达数十年上百年的均衡状态相比较，高下立判。到近代，西方国家建构过程甫一开始，就陆续发生了德国农民战争、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此足以说明“程序”逻辑无法掩盖“反抗”逻辑，西方国家的统一性之路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存在着所谓“历史周期律”。社会革命其实是国家与社会基本单元开始建立直接联系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社会消除积弊而实现自清重构的一种机制。

统一性的意义

从古到今，统一性提供了普遍政治秩序、安全、法治、市场分工、贸易条件、以及文化凝聚和共同体的产生。这些东西是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基本条件，而且是最难以实现和得到保障的条件。美国联邦国家的建立和欧洲一体化是统一性追求之“普遍性”的最好证据。美国宪法序言第一目标就是实现“更完善的联合（A more perfect union）”，美国整个历史就是统一性上升的过程；欧洲一体化几乎所有的条约（从《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流产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到最新的《里斯本条约》）都希望消除分裂、加强经济整合、完善内部市场和要素自由流通。

统一性在国家克服危机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有重要意义。温铁军新著《去依附》提到现代国家克服危机的重要手段是以国家意志来“做多”。但是20世纪以来能够成功的均是美、苏、中等大国。这背后的原理显然与统一性分不开。统一性的优势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得以显示。过去不管是历史学还是政治学，对一个文明或国家的“自足”性关注不够。

一个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够支撑起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才具有抗危机能力。欧洲、中东的国家，历史上很少能够实现这种自足性。今天也许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当然这种自足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都是不够的，全球化更是将世界经济连成一个整体。过去西方国家的兴起，主要的原因就是殖民扩张，也就是靠外部资源来供养内部的现代化。

美国相对好很多，原因就是美国的地理空间大，对殖民帝国依赖较少。所以美国外交政策在19世纪到20世纪都是反殖民主义的，当然它不是出于正义，而是要打破势力范围，因为自由贸易对它有利。正是因为美国的现代化比欧洲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要小得多，美国才能够产生不同于欧洲列强实力政治原则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观念。

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受到封锁，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每一步都是由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而实现的，这个过程里总有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受益，所以今天社会上一些矛盾，一些怨气与此有关。西方人也喜欢拿这些问题，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部分人的牺牲和受损，实现了国家的总体发展，很多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超越了；一些权利最初受到压抑，但随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当然，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要维护这个社会的总体公正，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比较来看，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不向外转嫁矛盾和战争而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也是最小的。对于指责中国低人权优势者，其实可以反问一句：如果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以欧美的方式完成现代化，你们受得了吗？地球受得了吗？正是由于这种统一性，给中国完成现代化，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也要看到统一性的弊端。毫无疑问统一性会扼杀掉一部分丰富多样的天赋、才华和权利，会压抑部分人性，约束创造力，抑制企业精神和社会活力，会削弱社会的自组织性，导致社会对政治稳定的依赖更高。这些方面怎么平衡，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没有一种政治理论可以回答，也永远不应该指望哪种政治理论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需要极端的手段。

当分裂威胁过大的时候，人类是有一些政治经验的，比如美国的林肯诉诸战争，英国、西班牙的中央政府一度诉诸国家机器。但是如果遇到统一的弊端过大时怎么办？这方面人类还极其缺乏政治经验，因为拥有过中国这样成功的统一经验的国家太少了，需要在未来实践中深入探究。

但毫无疑问，统一性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人类政治的终极方向，人类所有政治问题的最后解决，一定是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空前严酷的方式提醒了人类的确已经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性是真正的“普遍性价值”，是中国政治经验能够提供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未完成的统一性

中国从上一次的分裂中，还未完成重建。国家统一完成之前，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各国今天也都面临着新的分裂挑战。[29]但在此传统意义外，统一性还面临着新性质的考验。

在农业时代，国家需要垄断暴力才能克服分裂性的力量。在工业时代，国家需要克服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侵蚀和俘获。除中国外，其他文明几乎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也离不开长期的统一性政治传统。但是即便是实现了国家统一稳定，解决了国家对资本的良好管理，人类也永远不能说解决了统一性问题。因为新的技术、新的权力资源会不断涌现，不断地对国家形成挑战。

比如，在今天这个时代，暴力、资本依然是最主要的权力资源，但是信息、数据、计算能力的重要性在上升。这些新的权力资源，有些控制在国家手中，有些控制在资本手中，有些甚至控制在个人手中。这就形成了个人、企业分享国家权力，分担国家治理的局面。处理得好，就是一种协同治理，处理不好，就会形成新形态的分裂、割据和对抗。而怎样保证数据、算法、科技掌握在人民手中，受到民主的控制，是新时代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西方的方案，简单地靠选举、靠法治、靠分权制衡和程序正义，胜算不大，因为自由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便于社会性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和俘获，今天资本能做到的，未来的新权势也能做到。中国的方案，传统的官僚制度、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也都不是注定能够轻松获胜的，一刻也不得松懈。因而，新时代仍要继续探索实现新的政治统一性的道路。

注释：

[1] 周振鹤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曾出现两次大变局，其一是封建改而郡县，其二是专制改而共和”。见周振鹤：《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 如【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英】芬纳：《统治史》，马百亮、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3] 林尚立较早提出了“统一性”问题，见《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载陈明明主编：《劳工政治》（《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笔者较早亦在一部网络视频演讲中提出“统一是最大的普世价值”，见范勇鹏：《又见中国：中国政治模式》，《观视频工作室》，2018年4月13日-5月19日。储建国等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包含着结构与意志双重含义的“统一性”概念，见储建国、陈刚：《政治有机体视角下的政治健康度指标体系构建》，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辑。

[4]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重点分析了地中海各文明的小规模政治传统，见范勇鹏：“重思规模：探寻有关可久可大之道的政治学”，载《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总第3期）。

[5]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页。

[6] 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第6-7页。

[7]《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5页。

[8] 关于这一方面，参见范勇鹏：《统一性、联邦制与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载《东方学刊》2019年冬季刊。

[9]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0] 徐勇：《历史政治学视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11]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 如大量运河史方面的著作以及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等。

[13] 如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36页。

[15]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

[16] 金观涛等做过有价值的尝试，但是其历史概念本身存在较大问题。许倬云等以及欧阳莹之的《龙和鹰的帝国》均为有益尝试。

[17] 范勇鹏：《统一性、联邦制和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载《东方学刊》，2019年冬季刊（总第6期）。

[18] 如周振鹤普提出假说：如果是齐而非秦统一中国，可能制度路径会有不同，参见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天下》，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

[19] 比较来看，欧盟的官方哲学表达在这样一句口号中：“多元中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显然其本体仍是多元，只是希望从多元之中生出最低限度之一致，此与中国的经验大相径庭。

[20] 如果从中国局部地区来看，的确有诸如河西前凉、南方客家等汉族居民大规模逃亡迁徙现象，北方和南方边缘地区也有民族逃离现象，如匈奴、突厥。但是在中华文明核心区，政治统一性带来的共同文明空间的实现使之转化为一种内部的流动组合，避免了大规模的文明排斥。有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从中国或东亚历史中找到类似于地中海的民族逃离现象，如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来想像中国和东亚历史的产物，参见其《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21] 中国主流文化形成背后的机制值得研究，例如科举等制度为多元文化下的不同群体提供了一种奖励机制，使其自愿接受主流文化来换取权力资源；也提供了一个尊崇感的来源，成为各种文化主动效仿的模范，比如北方民族政权和王朝的主动汉化和越南、朝鲜等藩属国的跟随。

[22] 参见何柄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载《何柄棣思想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一章。

[23]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24] 如张光直就认为中国历史有普遍性，而地中海文明才是特例，见张光直：《青铜挥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第212-213页。

[25] 参见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26] 范勇鹏：《统一性、联邦制及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

[27] 美国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制度衰朽的问题，只是认为法治、民主等能够克服，无疑过于乐观，且待历史的检验。参见【美】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8] 当然，中国政治传统不存在“合法性”概念，而是讲“有道”和“无道”。此处使用之合法性概念是为顺应当前语言流俗，在中国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合法性概念本身也需检讨和解构。

[29] 见范勇鹏：《重思规模》，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