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重大政治任务，要求超越仅从经济角度思考区域问题的思维定式，从政治的高度、全局的角度看待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要求以增强政治意识、把握政治大局为基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要求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动能主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事关“党长期执政基础”，这要求以维护政治安全为底线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关 键 词：共同富裕  区域协调  政治大局  国家治理  政治安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①中国作为发展最快、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有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自然地理格局，而且有着多代产业革命的时间压缩而聚集在地理空间上的发展差异，加之历史积累、文化差异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策略，一直是世界上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实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必须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超越仅从经济角度思考区域问题的思维定式，从政治的高度、全局的角度看待区域协调发展，唯其如此才能以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超越“发展与平衡不可兼得”思维定式，明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区域协调的政治要求

对于大国而言，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②随着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活动高度聚集以及全球化诱发的资源在世界范围高速流动，区域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大都市地区、新型工业化地区、名胜旅游区等因为资源聚集和财富积累充满活力，而老工业区、农业地区以及其他边缘地区则因为经济模式的重构而逐渐衰落。③区域经济极化和社会两极分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并进一步导致区域冲突加剧、民族矛盾升级、民粹主义崛起等政治问题。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实质上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全球化及其伴生的区域化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制造并大力倡导的政治概念，④其目的是削弱主权政府对于资本以及其他要素流动的管制，使资本可以在全球优势区域高效率配置过程中获利的同时并不承担对“衰败”区域的救助责任。

面对日益严重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及其伴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主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发展与平衡不可兼得”困境，无法同时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区域的平衡发展：以限制优势区域发展来实现区域均衡会损害经济发展效率乃至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放任优势区域发展则会诱发政治共同体内部各种矛盾进而削弱国家长远的发展潜力。近年来，区域经济理论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新古典增长趋同理论与强调政府干预区域差距的凯恩斯主义之间摇摆，各国的区域政策和治理实践也伴随着理论的摇摆而呈现出“全面失败”的图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实质性缩小。⑤时至今日，既然政府所有的治理工具已“失灵”，自由放任的古典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复兴，⑥减少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资源空间错配，“在集聚中走向平衡”⑦就成为打破“发展与平衡不可兼得”困境的重要路径。

具体到中国，放开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不能因“城市病”而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扭转建设用地指标与经济水平的“倒挂”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前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上述建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策理念并没有摆脱新古典自由主义设定的“理想化”条件，⑧实践也已证明减少干预无法自然实现区域协调。⑨具体而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就区域谈区域，就经济谈经济，将当前效率的损失与国家长远的发展对立起来，期待用“安逸”的方式实现区域发展的自动协调。借用学者建立的“空间均衡”等式，可以简要说明上述理论的“盲点”。⑩

收入(资源约束)/P-U=收入(技术，资本)/U-C(u)｛制度成本 技术与管理：污染与拥堵

等式左边为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右边为发达地区(或者都市)。其中总人口为P，发达地区的人口数量为U，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数量为P-U。等式左边表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是农业、旅游业和自然资源，其总收入受制于资源的约束，除以P-U之后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等式右边表示发达地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主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产出取决于技术和资本这两大因素，再除以U就是发达地区人均“收入”；发达地区由于人口聚集导致房价高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问题，带来了较高的治理成本，因此其人均收入需要减去该部分成本。该等式用来描述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下区域自然均衡的模式。因为等式右边的经济增长快于左边，只有不断减少左边的人口，增加右边人口，才可以保持两边人均收入相等，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状态。如果想要欠发达地区保持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只能实行限制人口流动和发达地区补贴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实质上牺牲了国家层面的市场统一，弱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伤害了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需求并增加其财政负担，(11)进而削弱了国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竞争力。依据上述逻辑，中国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投资和补贴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致了资源的空间错配，并埋下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率上升、城市房价上涨、农村农业产品积压等一系列问题的种子。

仅从经济角度看，上述结论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话，以放任经济聚集的方式实现“理想”的区域平衡则有诸多问题。

首先，自由放任模式忽略了区域之上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可能激化区域之间的矛盾，损害国家发展的“政治大局”。在上述公式中，人口自由流动和“用脚投票”被假定为“无摩擦”世界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自由流动本身就是极其昂贵的公共产品，其成本需要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共同承担。而且流动的自由往往被曲解为人口和资源流向优势区域的自由，以及优势区域不承担任何成本的自由。当一个国家特定区域只享受成果而不承担成本的时候，必然会与潜在的历史问题、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等产生复合反应，激化空间性矛盾，削弱国家政治发展、政治认同的大局。此外，上述公式中只考虑空间因素，而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即使假设理想中的均衡可以达到，也往往是一个缓慢且不连续的过程，而且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趋同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绝不意味着共同富裕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无限等待。

其次，自由放任模式忽略了区域之间共同富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要求，可能加剧区域差距，进而弱化国家治理能力。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强调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同时，主张国家作为“必要的恶”需要进行限制和拆解，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并不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事实，自由放任只会导致“熵增”以及无尽的冲突与混乱。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验表明自由放任的政策可以自然实现区域平衡；相反放任只会导致大的共同体不断分裂，大规模国家自然也不会形成。上述公式中描述的平衡过程，不仅需要发达区域被动忍受交通、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成本高企导致的人均收益下降，而且需要落后区域被动承担资源大量流出导致的社会风险，更重要的是国家要长期面对区域差距诱发的政治冲突。即使上述方案在经济上可行，在政治上绝对无法容忍。因此不同区域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国家在客观评估其发展问题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尽力而为”，通过“主动推进”而非“被动等待”的方式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增强区域治理能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最后，自由放任模式忽略了区域之内的共同富裕事关“党长期执政基础”，可能加剧空间性矛盾聚集，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资源的空间聚集使得优势区域在享有超高发展效率的同时，面临各种风险高度聚集的压力，比如国土安全和边疆安全等传统安全压力，以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疾病、能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压力。更大的问题是，资源的空间压缩导致空间内部的阶级阶层高度分化，“如果人们自由放任，就会有一些决策、权力、财富和信息的构成性中心……在这个构成性中心的视野中，空间政治将很可能导致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12)，极为严重时就会出现一种都市的半殖民主义——在都市中的被统治者(农村来的、外国工人、本国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被集中剥削。资源聚集的空间也成为高度政治对立的空间，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性政治极化就被认为是空间极化的衍生品。更为隐蔽的是，当代区域性经济聚集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一个国家的优势区域往往对接的并不是主权国家内部的需求，而是服务和依附于全球优势国家，而这必然会压制主权国家的政策自主性，不仅危害国家的经济主权，(13)而且会埋下国家内部政治分裂的隐患，伤害国家的政治安全。

总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用脚投票”“放松管制”和“注重效率”为核心的观点，要求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从政治大局、国家治理、政治安全等更高的角度看待区域协调问题，为打破“发展与平衡不可兼得困境”指明了新方向。

二、以把握政治大局为基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贯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要求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保持文明延续性与核心疆域完整性的大国，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不仅是从观念上建立“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十分注重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协调。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14)长久以来，不同地域都愿意淡化短期内自身局部利益而服务“政治大局”，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中央政府亦会通过全国性资源分配来保障不同区域动态受益，以此来巩固“政治大局”。通过时间上的动态补偿实现空间上的长久聚合，进而实现政治整合和政治认同的强化，这是自先秦时期的“荒政”至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以贯之的逻辑。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尤其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前三十年的奋斗与探索，基本上扫清了国家空间整合的新旧障碍，建立了高度融合的崭新国家，并创造了工业化与现代化所需要的最昂贵公共产品，即大规模的“统一市场”。(15)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顺利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没有进行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夺的情况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摆脱贫困，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在政策和资源投入上向效率更高的东部和沿海地区倾斜，举全国之力优先实现一部分地区的富裕。当然这并不是终点，只是特定时间范围内为实现“共同富裕”、巩固政治大局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6)共同富裕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对于发展效率的追求不能以动摇政治大局和国家凝聚力为代价。因此，中国虽然从1979年开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东部地区开发开放为重点，建立了五大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八五”计划开始，便针对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着手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其主要任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中国特定时期的区域发展政策都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的策略性选择，最终服务于巩固政治大局这一更高目标。基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巩固政治大局的经验，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应该强化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大局”政治意识，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经典的区域经济学中，区域和国家往往处于分离或矛盾的状态。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背景的趋同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地理经济学等学说都将国家视为不自然的存在，甚至认为国家限制了资源在空间中高效率的配置，因此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国家的干预政策，放松对区域劳动力以及其他市场要素的管制。凯恩斯主义虽然强调区域差距的必然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其看来国家仅仅是宏观上转移优势区域的资源来扶持劣势地区的“裁判者”，国家行为并没有亦不需要得到区域的充分支持与合作，这可能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以及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国家与区域“二元论”学说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的区域发展经验与实践中，这是其区域政策一直在强国家和强区域之间来回摆动的重要原因，并导致大部分区域政策“失灵”。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与区域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有机整体，需要从政治“大局”角度看待区域发展问题。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7)从春秋时期的“同舟共济”到当前疫情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的政治理念中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特定历史阶段的策略性选择不能只顾及自身利益，而应从政治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出发。这种大局意识，使得中央的区域发展政策可以用较低的“交易成本”得到不同区域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宏观干预的效果与效率。未来随着区域发展问题进入西方经验无法触及的深水区，为了实现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必然会伤害特定区域的短期利益，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避免区域本位主义伤害共同富裕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18)

其次，发扬“合和”政治智慧，主动创造区域优势互补格局。大局意识的形成与巩固，除了思想观念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动态的优势互补与协作。这就是“合和共生”的政治智慧：不同事物、不同区域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如果每个区域都建立独立循环的经济社会体系，“国之大者”便不会产生；如果特定区域永远处于优势地位并受益，另外的区域处于劣势地位并不断受损，国家将会分裂。从西方的政治理论看，其一方面向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利维坦的悲剧”。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崛起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而另一些学者虽然客观地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实际上享有媲美联邦制中地方政府的权力的事实，(19)却将中国的成果归结为“联邦主义”式的地方分权。这两种描述都不完全符合中国在央地协调方面的客观情况。毋庸讳言，中国作为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享有最高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主要以高压或者命令的方式强制推动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地方政府间的协作。中国很重要的政治智慧是主动塑造区域之间优势互补的格局，避免“赢家通吃”或者消极等待优势区域发展产生的“极化涓滴效应”。例如，在21世纪之初，广东省因经济发展而面临电力短缺的局面，并尝试自建大型煤电机组之时，中央政府主动协调云南、贵州“西电东送”。(20)面对广东对于云南、贵州能否按时按量供应电力、电价是否高于本省发电价格等利益关切，中央政府不仅做出每度电便宜2—3分钱的承诺，还从三峡水利枢纽调电保障对广东的供应。随着协议的达成，广东获得了稳定、低价、低碳的电力供应，维持了其产业和贸易优势，并减轻了很难预见的几十年后的碳排放压力；云南、贵州则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为其日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北粮南调等资源、能源跨区域调配战略都表明，中央政府并非完全通过权威的强制或者“顾全大局”的政治约束来促成区域合作，而是通过资源的调配和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动态的优势互补，进而打破零和博弈，实现区域共赢。需要强调的是，优势互补、合和共生并非如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主动谋划和积极创造的结果。未来应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碳中和碳达峰”承诺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塑造更加立体的优势互补体系，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动态结构。

再次，完善利益补偿体系，增强优势资源的逆向流动。新古典区域理论强调，只要具备完全竞争市场环境，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源的自由逆向流动必定会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21)但在现实中即使没有国家的干预和制造流动壁垒，经济活动向优势地区集中、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优势地区强化公共服务壁垒是更加普遍的规律。在聚集的过程中，优势区域实际上仅仅以所谓的“市场价格”享用了大量优质的人力、能源、信息、水源等资源，但是并没有对上述资源的长期培育、可持续再生产以及造成的破坏进行合理补偿。例如，人力资源培育的成本往往是由人口流出地承担，人口流入地并不会为这部分支出付费；大规模的能源开采往往意味着生态的破坏和环境污染，优势区域使用能源的价格往往不包括生态成本；现代社会的信息利用和受益的节点往往处在发达地区，而信息的生产是全民性的，信息的无偿使用导致欠发达地区利益长期受损。总之，优势资源聚集必然导致劣势区域对优势区域的“逆向补贴”，这会进一步削弱劣势区域的发展潜力。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开始构建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等，并已取得积极成效。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口协作与帮扶，使得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未来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更加制度化、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区域利益补偿和包括企业、人才在内的优势资源的“逆向流动”，使欠发达地区得到充足的发展资源，保障基本的发展潜力。其中，人才是最终的“战略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引导人力资源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要完善人才管理政策，畅通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渠道，坚持从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善编制管理、职称评审、人才招录和柔性流动政策，为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提供制度保障；实施好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支持项目，健全人才帮扶协作机制，重点围绕产业优势和民生项目加大人才支持力度，进一步吸引和补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要留住用好本土人才，培育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激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积极性和主动性，把留住和用好本土人才作为破解当地人才匮乏困境的根本途径。

最后，明确中央地方责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也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政治要求。需要强调的是，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普遍和平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可以保障国家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如“通过实施或资助(全国均等)的社会政策，加拿大联邦政府能够有效压制分裂国家的图谋，加强政治的合法性以及加拿大人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22)。但普遍化的公共服务供给可能与各地差异化的需求不匹配，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下降，而且可能导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共同对再分配政策的不满，威胁国家的政治和谐。因此，学术界也陷入了权力集中的“福利国家”与权力下放的“财政联邦主义”的争论：前者强调中央政府“应该继续更多地为再分配性政策提供财政援助和承担制定标准的责任……福利政策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23)；后者极力主张通过以财政权力为核心的权力下放，使政治权力的运行更加接近市场和公民，这样不仅能够为公民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服务以及多样化的选择机会，而且能够通过政府间的竞争机制提升地方政府发展和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升整体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效率。(24)总体来看，为了化解共同富裕和发展效率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兼顾向上和向下两种趋势：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为再分配性政策或者福利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定标准的责任，并为全国公民享受无空间差异的基础性和兜底性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开、透明、平等的平台；而具体的地方发展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则应该下放给地方和区域政府，中央政府则履行服务和监督职能，比如建立由中央政府或者国家权力机关主导的区域性公共服务差距审查和仲裁制度，防止地方政府转嫁成本或逃避责任等。

三、以国家治理为动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政治安排

虽然理论上仍存在争议，但是面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事实，世界上鲜有大国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有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减少干预和权力下放的方式应对区域问题，但如果仔细观察其政策演变脉络可以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区域政策都经历了从雄心勃勃的积极干预到无能为力的自由放任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包括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普遍实行积极的区域干预政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落后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引导资源流向落后地区，寻求经济活动在国土范围内的重新分布。(25)例如，意大利设立南方发展基金会，美国创设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日本制定并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受经济危机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大部分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前谋求区域全面平衡的政策目标迅速收缩为解决失业问题区域性聚集的“燃眉之急”，“与前一时期由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补助落后地区的公共部门不同，这一时期的资金和相关资源往往直接作用于企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以期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26)。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制于经济增速放缓和公共财政紧缩，面对不断加剧的区域发展差距，大部分国家开始逐步放弃对落后区域的扶持政策，转而接受具有浓厚新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区域主义”和“多层治理”理念，政策的重点由区域平等转变为区域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将资源转移至优势区域，鼓励区域、地方、企业、第三部门、公众等多主体、多层次参与，来提升区域的全球竞争力，进而带动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第三意大利”“硅谷”“凯尔特老虎”是这一时期被广泛宣传的典型案例。

西方国家因为区域治理的“失灵”，不得不放弃本该实施的区域协调政策。这种由“尽力而行”到“自由放任”的政策转弯直接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区域矛盾，比如美国加州与其他中西部州的分歧，甚至导致分裂势力的崛起，比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倾向问题、比利时南北对立问题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管理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级和更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方式。(27)对于区域发展而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是充分发挥市场以及多元主体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对比中国和西方的区域政策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区域政策表面上与西方国家几乎是同步的，同样经历了由区域均衡发展转向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积极应对区域问题，主动推进区域治理工具的迭代和创新，为区域非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以国家治理为动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细化问题识别颗粒度，提升区域治理的精准化水平。中国在协调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过程中积累的最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区域性“精准”扶贫。与大部分国家的区域性帮扶政策一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扶贫政策就呈现出“区域瞄准”的特征。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就明确指出，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要突出重点，目前应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679个贫困县。以县为单位的贫困区域享受国家给予的土地使用、税收减免以及财政补助等优惠政策。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区域扶贫方式导致“贫困”成为不劳而获的光荣头衔，在“贫困”名号的竞争中，具有足够游说资源的相对富裕县反而占有优势，真正的贫困县却可能无法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在县域内部，“拥有一定资源、有一定能力的那部分人能够将这部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达到脱贫目的，那些极度贫困人群因为资源匮乏、能力有限往往获得不了扶贫资源”(28)，最终导致“庆祝当选贫困县”的闹剧，以及挥霍扶贫资源、贪污扶贫资金等现象，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难以真正脱贫。但与大部分国家终止区域性扶持政策不同，中国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通过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确把握致贫原因、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精准安排扶贫人员、精准统计脱贫成果、精准激励扶贫典型、精准实现脱贫摘帽等方式，实现了“滴灌式”精准治理，(29)不仅调动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而且吸纳了企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多方力量的参与，最终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脱贫奇迹。“精准”的理念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区域性扶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精准施策”、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精准研判”、贯彻新发展理念过程中的“精准对焦”、城市管理过程中的“像绣花一样精细”等都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精准治理”的理念，精准划分主体空间、精准判定发展问题、精准创造比较优势、精准落实优势互补、精准设计协作机制、精准引导资源流动、精准完善劳务对接、精准实现利益补偿。

其次，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区域治理的信息化水平。精准化与信息化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往往将区域作为资源承载对象，向特定空间无差别地注入外部资源或者提供政策支持。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会在短时间内打破既有的经济平衡，导致资源的错配以及错误的发展激励，进而导致区域政策的失灵。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的载体都是公民个人或者特定的经济组织，空间以及空间的管理者仅仅是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中间环节。因此，有效的区域开发手段最终要作用于经济的主体，尤其是个人。但在前信息化社会，信息颗粒往往仅能以区域层次显现，因此区域自然也就会被当作特定的政策空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体层级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变得十分便利。虽然区域作为自然或者人为因素塑造的要素聚集空间仍然具有观察与分析意义，但如果进一步透视区域内部各个主体的详细信息，使区域政策渗透到主体层次，就能够在不产生宏观扭曲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微观主体的境况来达到更高层次的平衡。“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信息化应用便是最好的例证。(30)通过构建统一的信息化平台，不仅可以精确判别贫困个体致贫原因，而且可以及时掌握和监督各类扶贫资源的使用效果和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可以打破贫困个体因思想观念、发展理念、教育水平以及区域性闭塞导致的信息壁垒，使其可以充分利用便捷的通信网络、多样化的网络交易平台以及覆盖率不断增加的物流网络等现代化的公共产品，实现更高效率的脱贫。(31)相对于区域性扶贫，共同富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显然更高。这就需要逐步以地理空间信息(GIS)为支撑，整合统计信息、远程通信信息、物联网(IoT)以及其他信息，建立包含国土规划、公共服务、招商引资、人口流动、物资流动、资源分配等在内的覆盖从国家到个体层次的“数字孪生”平台，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问题识别和方案供给，为公共部门更加有效地洞察区域动态联系，制定针对性的区域政策提供有效支持，也为多元主体深入参与区域协调发展降低交易成本。

再次，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区域治理的参与性。历史地看，虽然通过以法案为基础、以专业机构为主导的区域治理模式可以使落后地区开发得以规范、连续、有效地进行，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很难精确地应对千头万绪的区域问题。虽然西方国家从全面干预的区域均衡到自由放任的“区域治理”转变并非理论的创新，而是实践过程中的“无奈之举”，但其尝试引入多元主体，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内生型增长的思路却极有启发意义。因此，强调分权、多元、合作、伙伴的区域治理模式开始成为热点。(32)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各地可以依据各自的经济结构、社会特征以及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最大限度地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以激励地方创新和挖掘地方发展潜力的方式来维护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竞争力。然而，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很多学者注意到虽然多元主体的伙伴关系值得追求，但是多元主体间平等合作面临的诸多挑战却不容忽视，比如地方利益的狭隘性、政府组织的保守性、商业组织的自立性、公民组织的不稳定性、公民偏好的易变性等矛盾交织在一起，往往导致自愿合作成为镜中之花；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在理论上虽然可以有效应对区域事物的复杂性，但是不可避免地面临主体责任的模糊性以及伙伴网络执行力缺失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多元主体都有自主决定的权力，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加入或退出合作网络，这必然导致合作的不稳定性。此外，虽然区域合作在“系统维持”(33)的问题上可以发挥良好作用，但一旦涉及各自的核心利益和生活行为方式，比如面对教育、社会公正、资源分配等问题时，这种合作便难以达成。因此，区域治理和自愿合作虽然是处理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在当前条件下其成功实现仍然需要特定的上级政府权威来调节和约束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34)多伦多地区治理的成功实践就印证了这种观点。(35)因此，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是必然的趋势，但必须要有权威性机构的总体协调，只有这样区域治理才能有条不紊地朝着协调的目标推进。

最后，因地因时调整区域政策，提升区域治理的动态性。区域发展差距是时间变量在特定空间的耦合。从文明演进角度看，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农业时代的冲积平原、重工业时代的资源产地、全球贸易时代的沿海港口以及信息时代的人才聚集区。如果将区域政策视为在大趋势变化的上升期试图扭转发展进程的努力，正如大多数国家的区域均衡实践那样，很可能会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区域政策更切实的目标是在鼓励优势区域利用时代机遇高速发展的同时，保障落后区域的发展潜力和未来可能性不被根本性削弱，通过发展成果的共享来增强大型政治共同体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这就要求区域发展政策不能“一刀切”，要求所有地区都保持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要在清晰判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面临的发展问题，采用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并且要根据情势的变化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中国区域政策从“一五”“二五”时期的生产力相对均衡布局，到“三五”之后的“三线建设”，到“六五”和“七五”时期的沿海优先发展，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战略，虽然有些政策被批评为“低效率”，但客观而言，这些政策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策略选择，为中国整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当前区域协调战略的全面实施夯实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区域发展思路，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要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36)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空间布局调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产生，这就需要坚持中国区域治理的动态性传统，在解决新问题、难问题和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向新的阶段。

四、以维护政治安全为底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共同富裕事关“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政治论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区域协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治稳定以及“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政治安全问题。“地区非均衡发展虽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国家分裂，但其是威胁国家统一的催化剂，过度的区域差距会催化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历史矛盾、语言矛盾，尤其是当政府采取不当的政策以及外部分裂势力介入时，国家的统一便会受到极大威胁。”(37)纵观历史，大型国家普遍尝试用经济的手段积极干预区域发展。从实践看，许多国家试图通过工业的重新空间布局来协调区域发展，同时保障国家安全。(38)与之相伴的是福利国家建设，即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普遍和平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而无论其生活环境和居住地域，以此来保障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总体来看，以工业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在历史上对维持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并被许多国家继续沿用。(39)但是，单纯用经济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其效果并不“扎实”。一些国家因为向落后地区提供转移支付资金，不仅引发或强化了优势区域和劣势区域的矛盾，而且外源性公共服务往往只考虑人口规模而很少顾及当地需求，进一步导致落后区域政府和民众之间关系的紧张。(40)面对困境，很多国家又转向自由放任的区域经济政策，大量资源向优势区域聚集导致社会冲突激化，劣势区域的资源流失导致极端政治势力崛起，都市区域外循环于国际经济体系导致国家主权能力削弱。因此，不仅要维护区域之间的经济协调，更要维护区域政治协调，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首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夯实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础。如前文所述，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过度的干预，不仅经济成本高昂，而且可能导致优势区域和劣势区域双方的不满，引发区域冲突风险。中央政府自由放任，必然会导致区域经济问题恶化为区域政治分裂。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国家基于“多层治理”理念开始走“政治分权”道路，强调不仅要赋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力，而且通过宪法赋予地方政府自治权，使地方独立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地方民众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地方议会或者地方领导人，地方事务不受中央政府直接干预。(41)从现实看，通过不断分权的方式应对区域差距和区域分歧，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在特定时期内缓解了区域矛盾，甚至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却从根本上破坏了政治共同体。分权成为分离的导火索，正如英国面临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压力。其实，各国的实践不仅没有带来“政治分权”所承诺的各种好处，反而可能扩大区域差距、强化区域壁垒、加速区域分离。(42)当然，警惕过度“分权化”并不意味着要追求绝对的集权化。有学者通过对比智利和阿根廷、中国与俄罗斯等案例发现，(43)权力下放体制之所以在这些发展初始条件类似的国家产生不同的效果，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能力超强的全国性政党，因此拥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或者惩罚，从而保障地方发展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因此，走出“分权—集权”二分困境的关键是要有一个代表整体、系统、长远利益的政治组织，动态协调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在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和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44)，这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政治基础。

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维护优势区域内部的政治和谐。从各国的政治实践看，优势区域在享受资源聚集带来的高效率发展的同时，也面临风险聚集问题，比如犯罪率上升、传染疾病肆虐、空气污染严重等。如果说上述风险可以通过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予以管控，那么资源聚集带来的政治矛盾和政治风险则更加棘手，其“具有突出的密集性、流动性、叠加性、圈域性等特征，各类风险源日趋复杂多样，风险存量不断加大，风险流量大大增多，各种风险以更快的速度、更多样的渠道、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非线性的连锁性、跨时空传播，并且不同风险之间还经常存在耦合传递的特征，从而造成更严重危害”(45)。马克思曾经对此做出精准判断：“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46)，优势资源的空间聚集并不是“空间聚变”的终点，优势区域本身又会分化成优势区域的优势空间和优势区域的劣势空间，并一直传导下去。优势区域本身会变成阶级和阶层矛盾高度压缩的“内爆”空间，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空间同质化、空间异化、空间资本化同时聚集在特定空间，任何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在内外矛盾的耦合下演变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茉莉花革命”“占领华尔街”“橙色革命”“黄背心运动”等。面对优势空间内部的高度等级化和资本化，必须回归政治安全本身，“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47)。而政治安全的最大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避免优势空间尤其是城市内部的两极分化，“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48)。在此基础上，推动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升级，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再次，保护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保持劣势区域内部的政治稳定。大量资源的外流，不仅会导致贫困、愚昧、犯罪等问题的聚集，而且会极大削弱劣势区域的社会资本和政府能力，这就会给其他政治力量的渗入提供机会。从世界范围看，落后的区域往往也是极端势力和极端思想滋生的区域，这会极大危害共同体和区域内的政治稳定。更为隐蔽的是，资源过度外流往往会强化劣势区域民众的“剥夺感”。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剥夺感”源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因此相对剥夺感往往产生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当劣势区域的民众目睹了经济繁荣的成果，发现自己的所得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变得无法弥合时，强烈的剥夺感便会被充分激发。当这种剥夺感聚集在特定的空间之内，就会变成集体性抗议和攻击行为的导火索，削弱区域政治稳定的基础。如果不能遏制这种趋势，就会形成大卫·哈维所描述的空间的“剥夺性积累”，“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49)一旦空间不均衡的态势固化，就会使破坏性力量在劣势空间聚集，“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50)，并进一步摧毁国家权力、社会凝聚力以及民众对于特定空间的“情感归属”。落后区域成为没有机会和梦想的空间，成为可以被随时破坏和遗弃的空间。因此，不仅要通过空间利益补偿机制、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势资源逆向流动机制等保障劣势空间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会不被根本性破坏，而且要通过维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适度规模的公共部门，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和对空间不负责任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行为，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式优化劣势区域现代化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劣势区域民众的归属感和获得感，鼓励民众在家乡长期奋斗，建设美好家园。

最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警惕域外政治风险输入。当前主权国家内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绝大部分源自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在全球空间的不均衡分配。对于区域发展差距的自由放任，其实是放任全球资本通过激化和转移政治矛盾的方式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逐利。具体而言，对于区域差距自由放任，实际上是放任本国优势区域发展依附或者从属于全球优势区域(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网络，从而削弱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导权，导致域外区域或优势国家可以轻松利用制造经济波动的方式来收割国家发展的成果，危害经济安全；对于区域差距自由放任，实际上是放大了国家内部的矛盾，导致出现国家大部分区域衰落而只有极少数优势区域不断繁荣的现象，而全球性资源分配并不会承担落后区域开发或救助的责任，主权国家因为权威的流散以及优势区域凭借经济优势获得大量政治自治权力，亦没有能力干预区域差距，最终结果就是国家主权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对于区域差距自由放任，实际上是放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其所倡导的政治模式自由传播，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国内优势区域很难不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渗透，而在全球网络中被忽略的国内落后区域则更加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和鼓动，将自身的困境归因于国家错误或者不作为，并伤害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区域差距自由放任，实际上是放弃了国家对于未来的规划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51)，域外敌对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以轻易通过所谓自由的方式进行区域性动员，通过制造冲突和拆解政权的方式来打断国家的发展规划，使国家的政治安全受到根本性威胁。因此，必须使区域经济保持与外部联系的同时避免对于特定区域的“依附”，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夯实政治安全之基的要求。为此，就需要坚持对相对落后区域的精准扶持和开发，“要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增强边疆地区发展能力，使之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支撑，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52)；坚持优势区域与劣势区域的优势互补，实现优势资源的双向流动，以经济的内循环铸牢政治共同体意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坚持优势区域和劣势区域对域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警惕，约束跨国公司、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国际组织的行为边界，防止其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伤害；建立由中国参与和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外循环过程中政治安全被动防御的局面。

①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②李猛：《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③安迪·派克、安德烈·罗德里格斯-珀斯、约翰·托梅尼：《地方和区域发展》，王学峰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④Amin Ash,John Tomaney,"The Regional Dilemma in a Neo-liberal Europe,"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Vol.2,No.2,1995,pp.171-188.

⑤李猛：《经合组织国家治理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的转变及其效果》，《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⑥孙久文等：《区域经济前沿：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9页。

⑦陆铭、陈钊：《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⑧Armstrong Harvey,Jim Taylor,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

⑨Meng Li,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Salt Lake City:American Academic Press,2017.

⑩陆铭、陈钊：《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15页。

(11)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0页。

(1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13)贾根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与中西部大开发》，《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15)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7-278页。

(18)习近平：《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1日，第1版。

(19)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20)张宝国：《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8-177页。

(21)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2)Gree Scott,Territory,Democracy,and Justice: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p.67-91.

(23)Peterson Paul,The Price of Federalism,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5,pp.246-247.

(24)Oates Wallace,"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pp.1120-1149.

(25)李道刚：《欧盟区域政策的法律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6)李猛：《经合组织国家治理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的转变及其效果》，《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

(27)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6页。

(28)郑风田、普蓂喆：《以县扶贫模式负面效应探究》，《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

(29)莫光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30)李宜钊、徐艳晴：《精准扶贫中信息失准的发生机理——基于问题的复杂性与技术治理效用边界的解读》，《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

(31)惠宁、刘鑫鑫：《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

(32)郑石明、何裕捷：《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33)区域“系统维持”问题是指区域共同面临的可能损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或社会发展的急迫性问题，比如自然灾害防治、社会治安问题等。

(34)Bcher Michael,"Regional Governanc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Germany: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DER+," Sociologia Ruralis,Vol.48,No.4,2008,pp.372-388.

(35)Frances Frisken,"The Toronto Story:Sober Reflections on Fifty Years of Experiments with Reg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Vol.23,No.5,2001,pp.513-541.

(36)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37)李猛：《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

(38)刘勇、毛汉英：《中外区域政策对比研究》，《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39)Gree Scott,Territory,Democracy,and Justice: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p.67-91.

(40)安迪·派克、安德烈·罗德里格斯-珀斯、约翰·托梅尼：《地方和区域发展》，王学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4-]25页。

(41)沙布尔，吉玛、丹尼斯·A.荣迪内利编：《分权化治理：新概念与新实践》，唐兴贤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42)Rémy Prud' Homme,"The Dangers of Decentr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10,No.2,1995,pp.201-220.

(43)Enikolopov Ruben,Ekaterina Zhuravskaya,"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1,No.11,2007,pp.2261-2290.

(4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45)钟开斌：《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中国应急管理》2011年第4期。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7页。

(47)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48)习近平：《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8月22日，第1版。

(49)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50)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1)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52)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