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返本开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现有研究已经从学科、范式等视角，较为系统总结了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时代议题如何因应实践需求进行自我更新，同样是思考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节律。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了从现代建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学科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既展现了政治学自身的理论关切和独特的知识建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始终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相互给予。中国政治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并逐渐构建起回答中国之问、开展国际对话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应该更加自觉地回应时代要求，在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中建构学科自主性。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学 百年进程 时代议题 实践导向 知识建构
中国政治学是一门深受时代发展变迁影响的学科。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并发展已历百年，始终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深刻参与到百年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既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也表明政治学体系本身的特殊性质。王沪宁在分析中国政治学发展时曾指出：“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的时期复兴的。社会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①这一论断揭示出理论发展与实践需要的密切关联。作为研究政治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政治学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②，其本身的存续与发展就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政治问题，深受时代变动的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的存在和自立已经不成为问题，但议题的自主性和方向的选择性却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政治实践、以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向的学术实践，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学科发展和范式演变出发，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程，总结学科的知识来源、研究范式转化以及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力图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上，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找到定位和参照，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议题为视角重新回顾百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进程，尝试揭示中国政治学继承和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并由此勾勒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互动关系。
一、考察中国政治学百年进程的主要视角
在这个学科快速发展和分化的时代，学科史的基础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是理解学科发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前提。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说，尤其如此。回顾和总结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是中国政治学实现学术自主和理论成熟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理解中国政治运行逻辑的必要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③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和学术回应。“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成为政治学界热议的话题，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总结学科发展经验，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④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回顾和反思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的：一是从学科视角出发，分析政治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恢复重建到发展成熟，从向西方“取经”到政治学的“本土化”的百年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学科发展过程。相关文章主要以政治学的学科设置为线索，分析政治学的学科建制、课程形式、研究机构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发展情况。⑤也有学者从不同高校学科建设或者不同历史时期学科发展状况入手，梳理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细节，分析其百年命运。⑥二是从范式视角出发，在更为宏观和整体的视野中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阶段性演进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逻辑，尤其讨论不同历史阶段中，政治学在话语体系和价值取向上的选择和变化。如果说学科视角侧重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那么，范式视角则是从学科作为知识体系前提出发，以更为理论化方式讨论研究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变迁。
这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勾勒出百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科体系，丰富了学界对于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和理论演进的认识思考，形成了从“史”和“论”思考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的基本路径，极大推进了百年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当然，由于视角不同，二者各有侧重。前者着重讨论政治学学科建制、机构设置等制度指标，带有典型的学科史研究取向，在考证查明建制性学科指标的同时，揭示出政治学学科的具体历史节点和制度变迁；后者则将“范式”理论带入政治学史分析，思考知识体系背后学术共同体信念、思维模式和研究路径的整体变迁。两种视角各具其理。在中国百年政治学史研究中，这两种主张构成不同的思考路向：前者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制度主义倾向，力图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课程内容等制度框架，勾勒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外在形式和路径；后者提醒人们，只有将学科体系演进纳入到中国政治社会演进的整体图景中，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式创新。
两种视角也各有其内在不足。就学科视角而言，中国政治学史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学学科设置为主线，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存续兴废及关键时间节点就成为分析和论断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政治学形成和重建的具体制度设置，往往成为以学科为视角的政治学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这样也容易遮蔽掉政治学发展历史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引发围绕中国政治学起点具体判断的争议，忽视学科取消阶段政治学研究的发展。⑦就范式视角而论，相关研究以更为理论化的视野着重讨论学科话语体系的整体发展，不再专注于学科发展的史实描述，而力图解释背后变化的实践逻辑。如同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共同的信念或思维模式”的内涵指向。⑧这种整体视角避免了某些学科史遮蔽的同时，也容易将社会问题意识的整体变迁和专业研究的内在变化混为一谈。同时范式之间所具有的不可通约性，也造成对知识发展延续性和专业研究继承性的忽视。
随着政治学史讨论的逐渐深入，描述性的分析视角势必要向更为解释性的理论分析迈进，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也在发生转变，即从外在制度形式走向内在知识体系，从社会政治范式走向专业自主问题。从议题视角出发，讨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聚焦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研究议题的形成和展开，就成为能较好地将“史”—“论”、时代—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分析进路。
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议题为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学阶段发展进程的文章⑨，围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重要议题，探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前景。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缺乏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审视。而将议题的转变放在百年尺度中加以观察分析，或许才能展现中国政治学的前世今生，理解政治学的延续和创新，历史命运和时代使命。
二、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学议题的更迭
要讨论百年进程，“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于何时”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真正形成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双向告别的过程。一方面是与传统政治论述特别是经世之学的告别。这就意味着政治学必须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确立其自主性和自足性，同时也需要将研究目的从纯粹的经世致用转移到知识构建真理探索。这并不否认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现实价值，而是与仅仅将政治论述作为求官致仕手段的传统观点相互区别。在四部之学的传统知识体系框架下，现代政治学实际上无法觅得其应有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是与西方舶来的政治学的告别。如果仅仅是照搬或者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并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存在，只能说是西方现代政治学在中国，而非中国的政治学在现代。这种告别过程从形式上已经无法判断，必须从议题分析出发加以还原，以看清中国现代政治学在内容上从理论转述到自主意识的演变。这其中既包括对政治学范围和本质的自主思考，更体现为对中西差异的自觉，进而能够真正植根于中国本土而研究中国问题。作为具有高度实践愿景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必须嵌入到社会政治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由此观之，将现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的时间界定在20世纪20年代是合适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将研究的重心由译介国外政治学著作转向自主政治学理论建构，其中虽然不乏模仿效法之作，但总体已呈现出明显的专业自主意识，特别是对“中国性”的自觉。同时，这种自觉也促使中国现代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化政治经验紧密联结、命运与共。基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曲折演变，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也由此形成不同的阶段性主题，而这些主题的起承转合展现了政治学与社会政治实践的相携而动、相伴而生。
(一)现代建国议题(1920年代—1949年)
现代政治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然而西学东渐带来的现代知识转型并不足以完成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供给，特别是民国头十年的政治乱象，更是让舶来的立宪共和政体饱受争议。单纯通过效仿西方不足以挽救内忧外患的全面危机，由此引发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社会运动。中国现代政治学在1920年代形成之际正面临这样的时代之问，如何构建现代国家，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自然成为首要问题。其间虽经抗战与内战等政局变幻，然而建构现代国家始终是这一时期政治学者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核心议题。
思考现代国家建构首先就涉及对现代国家本质的讨论。在192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如张慰慈、陈筑山等人都将国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并由此展开对国家性质、历史起源和演变历程的讨论。⑩从学术源流来看，这些议题带有明显的国家学传统的影响，将国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并围绕国家讨论其性质、目的和权力结构等诸多内容。这些研究固然有政治学内容的研究偏好，更反映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建国焦虑。随着美国政治学著作的译介，政治学者讨论的议题范畴开始向英美转向。这种转向在一批留美博士归国任教后表现得更为明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制度选择上对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与后世将这一类讨论降格为政体问题不同，当时激发民主与独裁议题的实际上是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最早由蒋廷黻、胡适等知识分子引发，随后专业政治学者如钱端升、陈之迈、张奚若等人都参与，由此将政治学理论思考带入政论当中，使得讨论更为层次分明且具有理论性和专业性。(11)从政制改革争论延伸开来，便是对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12)政府机构改革在当时涉及关于央地关系的调整、政府机构调整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问题。(13)如果说民主与独裁仍有诸多人文学科学者参与，而政府机构改革则是政治学者参与研究的专业议题，他们以专业研究将政论争鸣转化为具体落实的制度设计方案。二是在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之下行政学的形成和发展。相比于早期国家学传统，这种区分更加体现了美国政治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力图借鉴美国行政学研究成果来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型和效率提升，建设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现代政府。这些议题中既包括考试、预算及人事等行政制度研究，也包括与市政学相关的诸多讨论。(14)行政学相关研究虽然在具体理论上与政治学有所区别，但仍然属于政治学大范畴之中，共同致力于参与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
中国现代政治学议题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移植到本土化，从专业研究到理论供给的发展过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更是有大批的政治学者加入到国民政府当中，将专业研究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行动和政制改革当中。民国时期政治学议题在学术渊源、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质，但总体来看，仍然是围绕现代建国议题展开的，多涉及现代国家建构的诸多要件。也应该看到，这个时期政治学研究呈现出某种碎片化趋势，难以有效回应社会政治现实需要、解决实践中的政治问题。胡绳就曾批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只讲社会的一些具体弊端，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15)这一论述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民国政治学议题的基本看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就不得不面临更新换代的命运。
(二)革命建设议题(1949-1976年)
以往政治学史研究往往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特别是1952年以后研究历程着墨不多，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作为建制性的学科被取消了，其间虽有零星恢复，但政治学仍然没有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因此从学科视角来看，1952年到1980年之间的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或许虚无的状态。如王向民所指出的“1949-1978年间，并不是政治学隐没了，而是狭隘的‘学科概念’(系科建制)限制了我们的观察视角”。(16)这一判读有其合理性。如果从议题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并未消失，只不过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不再依附于建制性政治学学科而存在，而是分散到诸如法律部门的“法律”“外交”；教育部门的“政治教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具体专业当中。(17)与此同时，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也发生重大改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变并非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才出现，而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已经发生。
相比于前一个阶段，新中国建国以后政治学议题的首要特点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即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和充实社会科学”。(18)具体到政治学，就是“学习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时事问题，并培养新中国的一般行政事务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中等学校教授政治课的师资”。(19)相应的，1950年政治系的必修课程已经修改为“政治学概论、马列主义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组织、政策法令、世界近代史、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政治学概论包括“阶级论、国家论、革命论、民族论、帝国主义论等，有系统的初步介绍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20)而此前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就难免被视为西方化的或者资产阶级化，其科学性和实践性饱受质疑。(21)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议题必然要与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相适应。
从革命与建设出发，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议题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重点讨论国家、革命、阶级、政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等。(22)以致有学者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科学”。(23)国际层面则集中于外交、国际关系、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西欧北美国家政治研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4)上述研究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服务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训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议题的设置和研究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观点，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以革命与建设为核心议题展开的。相比于民国时期的政治学议题，本阶段政治学议题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和中国化特质，致力于服务社会现实发展，培养革命需要的专门人才。也应该意识到，相比于其他时期，这一阶段的政治学议题在研究范围和成果上大大收缩，很多研究是以编译的方式展开的。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取得了明确的指导地位，并且影响和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乃至当今政治学的基本议题和理论体系。
(三)改革发展议题(1977-2012年)
以往研究往往将政治学的学科恢复追溯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出的“补课说”(25)，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政治学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关注。1976年“文革”结束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解决了一切矛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政治学的效用和价值又重新得到肯定。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组织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26)人大一次会议之后，胡乔木又在1978年4月主持起草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其中详细罗列了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和主要著作。(27)这些课题和著作虽然仍带有鲜明的革命建设阶段色彩，但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政治学议题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如何服务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议题研究的重要目标。在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上，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还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要研究实现人民领导国家，实现民主权利的途径。”(28)可见，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研究仍然沿袭了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其中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及政党等基本定义和相关学说。(29)通过深入挖掘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职能理论，中国政治学为国家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发展转变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界也开始大量引进和译介西方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系列译丛包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等。除了引进翻译，政治学界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先后来华访问，中国政治学者赵宝煦、龚祥瑞等也出国讲学交流。(30)政治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迅速繁荣发展，相关研究议题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专业化色彩和多元化倾向。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改革无疑是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激发着中国政治学人的研究热情和理论憧憬。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31)，政治学界迅速围绕讲话展开学习研究阐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集中议题。中国政治学会首任会长张友渔在当时呼吁政治学加强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研究。(32)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产生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这其中既有从整体角度的一般性研究，也有围绕具体领域如政府职能、干部人事制度、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反腐败等加以研究和讨论。(33)随着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以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政治发展理论等引入中国之后，相关议题又逐渐拓展到新威权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和民主化等更为宏观的改革议题。(34)虽然这一时期政治学在议题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无论是分析的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方法仍然带有移植或模仿西方政治学的色彩。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明确，根据中国国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建设。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价值取向和议题选择上，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性。政治文明、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谐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党政关系等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议题。相比于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政治学议题更为精细和稳健，也更加具有自主性。王绍光曾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从取经到本土化”。(35)不过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诸多热点议题，看似追求着舶来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实际上更应该看作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西方理论的精心选择，从中国实践出发，对这些理论议题的检验和回应。例如1980年代后期，对发展政治学中的“政治秩序”议题、1990年代后期对“国家能力”议题的讨论，新世纪以来对“治理”议题的讨论，都与中国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并且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知识供给。这也是中国政治学以自身时代化，适应国家政治发展需要，发挥学科所长的生动案例。政治学议题自身的视野和实践性，决定了其必然与中国政治实践相互促进，并随之自主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议题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框架，但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更为多元。相关研究围绕着改革发展持续推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知识支持。同时，议题研究的本土化和自主性特征逐渐加强，这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实践的成熟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四)中国式现代化议题(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和国家当下的使命，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成为全球性话题。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更是对全球化过程中既有普遍性发展模式和话语体系的挑战。中国的实践经验，挑战了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或其他国家转型经验的理论范式，“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政体“韧性”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36)与之相应，中国政治学议题也在发生相应改变。
中国经验的凸显激发了政治学对既往议题的反思和重构。全新的世界权力格局和国家崛起经验促使政治学重新思考、认识和理解“中国”，并在普遍与特殊、本土化与自主性之间明确政治学的“中国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中国政治实践和社会经验的全新解释，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丰富理解，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等理论研究(37)，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及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思考。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议题逐渐凸显，如何从学理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加以系统分析和严谨论证正成为近年来政治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热点现象。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相关议题正在逐渐推动系列政治学研究的全面繁荣，这既是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是政治实践的发展要求。
回首百年，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了现代建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以及如今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转变(见表1)。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自觉意识始于百年之前，并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而几经转变。“中国式现代化”议题既延续了中国政治实践追寻现代化的百年曲折进程，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学议题对“中国性”的永恒求索。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给予的复杂互动关系，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的议题设置和研究重心。在不同议题转换的背后，更有其变与不变的内在理路值得认真对待。
三、变与不变：中国政治学议题演变的内在理路
审视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其研究议题具有的多元性特点。不同核心议题的转换，展现了政治学知识构建与政治实践展开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这些议题的转化和更迭，既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应时而变的“变革”特点，也展现了中国政治学“守一而终”的历史使命。
(一)百年政治学的嬗变
思考百年政治学议题的嬗变，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议题内容。如上文所述，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由政治学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同时致力于解决公共生活中的政治问题。因此，现代政治学的相关议题研究实际上就承载着双重任务，既要推动学术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又要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目标方向或理论支撑。后一种任务在现代中国政治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知识体系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特别是现代政治学被译介引进到中国，更是承载了救亡图存、建构现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期待。因此，现代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自主形成实际上就是源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并致力于解决同时代的政治问题。
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使得中国政治学除了直观上议题变化外，还表现为研究指导思想的从无到有，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统地位的逐渐确立。在民国时期，政治学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多元特征。王向民曾以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想流派来形容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的格局。(38)这种多元的议题格局既源于不同思想传统带来的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差异，也表现在多元政治力量的派系不同。虽然不同政治学议题研究者背后同样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从总体来看，议题的设置和研究并无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邓初民等人对政治学议题的研究和争论(39)，发展于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40年代的延安整风，但真正确立起指导思想地位，则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得以逐步完善，其原理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成为政治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工具。其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受译介而来的西方多元思潮的冲击，但其地位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统性。
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转变也反映出了政治学研究中问题提出方式的转变。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中国政治学经历了从移植转借到自主发现的过程。虽然百年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都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议题生产和分析框架却并不必然产生于本土经验归纳。从起源来看，中国政治学议题的构建源出于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现实的问题。这种移植转借既体现在借鉴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中西比较的研究视野；既存在于政治学研究形成发展的民国时期，也表现在政治学学科复建的改革开放初期。即使在研究革命建设议题的建国初期同样存在移植借鉴的现象，特别是对苏联法学界相关政治学研成果的译介和模仿，并以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现实加以分析。在这其中，很多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通过译介和评论的方式来加以展开的。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议题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自主建构色彩。这种自主建构既表现为对政治学研究“食洋不化”和“教条主义”的反思，强调议题的本土化与自主性，更体现为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历史政治学和田野政治学等本土化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的诞生。(40)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为政治学议题的产生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资源，也促使中国政治学得以真正扎根于中国经验，并由此建构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学议题。
最后，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嬗变也体现为在其学术价值取向的变化，即从普遍性的价值批判到特殊性的经验归纳。虽然自中国政治学议题初创时期，即有关于政治学的科学性的讨论(41)，然而无论是概念属性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甚至是批判色彩。这种状况并未在新中国建立之际因为核心议题的转换而有所改变，反而因为对议题的阶级属性的强调而愈发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一种明显的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追赶超越的紧迫感。这些感觉会使得中国政治学更加倾向于带有反思和批判色彩的规范价值，并以此来探索和指明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意识日益凸显，解释“何以中国”就成为比“中国向何处去”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因此，基于实然分析的经验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议题的主流，建设性就远远大于批判性成为政治学议题的价值取向。与之相适应，以价值中立为标准的政治科学，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随着对策性研究日渐壮大，以至于学术界已经开始有“政治学议题公共管理化”讨论。这其实并非近年来政治学的全新现象或者路径转折，毋宁说是百年政治学议题发展的自然趋势。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治学议题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发生着改变，更存在着指导思想、产生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嬗变。通过厘清政治学嬗变的不同层面和内在理路，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学科发展路径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政治发展历程。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思考百年政治学议题中的不变者，对于理解政治学史特别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完善和继承发展具有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百年政治学议题转换中的“不变”
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转换背后的“不变”者，是作为知识体系的政治学与作为实践过程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绵延横亘于百年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促成了不同时期核心议题的转换。华勒斯坦在追溯社会科学历史时曾断言“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后来我们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42)这一论断对于中国政治学议题来说同样适用。现代化的政治变革促成了现代政治学的传入，并提供了议题生成的丰富经验材料和发展空间。同时，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也需要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为现实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林尚立曾以“相互给予”来概括中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的互动。(43)当然这种良性互动必然是有限度的。这既是由政治学议题本身的缺陷有关，更与政治权力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政治学本身来看，政治学研究议题并不必然与政治实践密切联系，既有可能脱离实际，难以对政治实践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也可能滞后于社会发展，难以对新兴的政治实践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建国初期的政治学史为例，政治学研究的式微不仅是照搬苏联模式取消学科建制，更是因其本身的议题内容已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不相适应。从政治权力的影响来看，政治与学术的分化造成政治学研究并不必然能够提供智力支持，反而是政治权力往往决定了议题的设置和范围。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类议题的独兴，实际上正是政治权力影响下的结果，此时的互动更多的是单向塑造的。政治学议题的确定往往是指定的、单一的。但是，总体来看，政治学议题确定与政治实践之间仍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贯穿现代中国政治学史始终，既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走向和议题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映政治发展和民族命运的晴雨表。
这种互动关系很大程度决定了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的又一“不变者”，即“国家”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和讨论，是现代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现代政治学兴起过程中，各国都面临着国家转型和建构的现实需求。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国家学传统还是美国的现代政治学传统，都以国家理论作为核心议题。这种理论渊源，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学议题的基本视野和核心关怀。从政治实践来看，现代国家建构同样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议程，因此围绕现代国家展开的政治学议题就成为能够提供理论知识供给的社会需求。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倾向并非仅体现于现代建国议题之中，同样延续在其后的政治学研究始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形式上确立起现代国家的基本构造，但国家建设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革命和建设议题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现代国家建设而展开的。这其中既包括对内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国家、政党、阶级和民族等问题，以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也包括对外研究区域国别政治和国际共运研究，以明确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深受苏联的国家与法理论的影响，国家研究成为政治学议题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治学议题逐渐丰富多元，然而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政府职能转变，抑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议题范围。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这不仅体现在治理理论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更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家的核心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正是围绕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相关实践和理论的基础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整体跃升和国家构造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国家始终处于百年政治学议题的核心，诸多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国家而展开。
如果说国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那么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则构成百年政治学议题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在社会科学中，现代化概念被用来描绘传统社会向理性化或者世俗状态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描述，而不是作为某种目标。(44)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是外生后发的，并不必然自然出现，因此现代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就成为一种目标，即“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45)中国同样面临的相同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建构过程中都承载着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现代化概念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之争，从一开始就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形成，尽管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变动不居的，在不同阶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现代建国议题中，政治学讨论现代化实际上蕴含着“西化”的内涵，因此，基于现代化道路理解的不同，又引发“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争论。(46)新中国的建立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消弭了这场争论，但实际上并未一劳永逸地完成现代化问题。周恩来在1954年即已提出国家发展目标“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到1963年，又将其扩展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47)与之相应的，革命建设议题实际上仍蕴含着国家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虽然诸多史学家都曾尝试将革命与现代化理解为相互迭代的近代史解释范式(48)，但这种解读实际上忽视了其内在相同的价值目标。二者的矛盾不在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差异，而实际是围绕现代化道路不同理解的差异。在改革发展议题阶段，建国初期的现代化理解实际上又被自西方译介来的政治发展理论所修正和补充。阿尔蒙德、伊斯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等政治发展理论影响和丰富着政治学议题对现代化的理解。从之前西化或革命化的一元单线向一元多线的现代化目标发展。(49)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原本一元现代化的叙事也受到诸多反思，由此也引发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讨论。
因此，虽然自近代以来，对现代化的理解经历了从一元单线到一元多线，再到多元多线的变迁，但总体来看，现代化仍然是政治议题的恒定价值目标，构成近代以来政治学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随着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日益成熟和稳健，中国政治学议题对于现代化目标的理解也将更具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既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相吻合，也更加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要求。
四、结论：不断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时代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时代的变革中，不断拓展丰富议题，实现学科研究自觉自主自醒，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理路。不断推进中国政治学的时代化正是研究发展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百年中国政治学进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时代化大致存在两种基本路径。一种路径是“开新”，即把新的问题、新的方法、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概念纳入到研究议题之中，形成体现时代风格的政治学研究格局。另一种路径则是“赓续”，即对经典议题的再检讨、再阐释，以及再拓展。中国政治学从形成到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上述两种路径，不断推动理论资源、话语资源和概念资源的丰富和创新，也构成了百年中国政治学变与不变的发展节律。
百年中国政治学议题所展现出的变与不变，是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生动体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密切互动。政治建设的积极成就，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日益深化，推动政治学议题的认知转变和主题创新。但同时这也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时代化带来了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实现学术研究的自我更新，赶上甚至跑赢政治话语的自我更新。百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立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和积极互动，以自主意识推动政治学研究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繁荣。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尤其要关注政治话语的变化，理解其变化的原因和意义，挖掘其对社会的回应机理。这既是中国政治学议题创新和研究活力的必要保障，也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所面临的发展危机有着清晰的认识。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议题设定上依然与政治实践的要求存在着不对称，还难以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有效的整全解释、持续的知识供给。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议题创新能力仍相对较弱，既深受官方理论的规定，又不能充分回应社会的需求。基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议题依然较少，新兴议题过于追随社会热点，往往随着热点消失而过时，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性和解释力理论。
回顾百年中国政治学进程，真正有价值议题必然契合于现代国家发展建设的长期历史任务，同时与阶段性政治实践目标相互促进，从而在政治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中确定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需要，又有人类关怀、世界视野的研究议题，这样才能完成中国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世界政治学知识谱系的双重嵌入。当下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为中国政治学议题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要求中国政治学以更为自信自觉的原创性贡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这既需要研究议题与时俱进，探索创新发展，更需要学术共同体继往开来，承担历史使命，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明确自身的定位。
注释：
①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
②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④相关讨论参见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陈明明：《新时代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期；杨光斌：《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王向民：《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⑤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紫光阁》2001年第2期。
⑥以具体高校政治学系为研究对象代表性著作包括：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具体历史阶段来分析的代表性著作有：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⑦诸多研究都以晚清法政科系的设置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开端，但实际上这一阶段更多地表现为照搬舶来的学科体系，或以传统经世之学来看待政治学，缺乏中国政治学存在所必要的自觉性和专业性。
⑧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⑨例如褚松燕：《中国政治学发展70年：时代流、主导议题与趋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高旺：《70年中国政治学议题变迁与转向》，《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桑玉成、马天航：《中国政治学40年：议题设置与政治发展》，《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何涛：《新时代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⑩参见张慰慈：《政治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9-11页；陈筑山：《政治学纲要》，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8年。
(11)参见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1933年12月17日；陈之迈：《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36号)1935年1月20日；张熙若：《民主政治当真是幼稚的政制吗》，《独立评论》(第239号)1937年6月20日。
(12)当时参与讨论的研究者如陈之迈等人已意识到相关讨论所包含的两个论题。参见陈之迈：《一年以来关于政制改革的讨论》，《民族》(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
(13)陈之迈：《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独立评论》(第208号)1936年7月5日；君衡：《均权与联邦》，《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萧公权：《论县政建设》，《大公报》1936年9月6日。
(14)吕学海：《我国行政研究之过去与将来》，《行政评论》(第1卷第3期)1940年4月；江康黎：《行政学原理》，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
(15)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16)王向民：《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17)参见《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高等教育部档案，1954年长期卷，卷50；另参见哈尔滨高等教育研究所编译：《苏联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选编》，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0页。
(19)《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
(20)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草案》，北京：光明日报总管理处，1950年10月，第10页。
(21)这实际上也是1952年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学科建制的重要原因。参见王沪宁：《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复旦教育》1992年第2期。
(22)代表性著作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等编：《国家与法权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徐盼秋：《什么是国家》，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晋峰：《什么是政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可参见教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政治学教研室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纲要》(校内使用)，1963年。
(23)高放：《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兼试谈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改革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4期。
(24)《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1页。
(27)胡乔木：《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8-302页。
(28)中国政治学会编：《政治学研究通讯》1981年5月25日试刊第3期。
(29)李景鹏：《权力政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许崇德等编：《什么是政治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30)相关交流活动参见叶维钧：《我国政治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43页。
(32)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33)凌陵：《关于国家职能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李德田、原明武：《对国家职能的再认识》，《理论月刊》1986年第4期；郑世平：《论中国政治体制基础的改革》，《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唐代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职能》，《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34)参见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李景鹏：《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动力》，《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2期；杨海蛟：《权力制约与社会稳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1期；王沪宁：《政治民主和政治稳态的相关分析》，《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
(35)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6)参见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7)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汪仕凯：《先锋队政党的治理逻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透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佟德志：《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8)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第82-87页。
(39)相关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著作和研究，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395-405页；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40)例如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徐勇；《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路径、特性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
(41)参见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5-14页；钱端升：《政治的学问》，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42)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
(43)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44)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9-22页。
(4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页。
(46)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472-487页。
(47)《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412页。
(4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478-503页；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49)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单线还是多线的理解仍然存在一定争论。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56-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