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承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陷入了理论供给不足的窘境，调适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成为迫切的议题。围绕中国政治学转向主题，学界形成了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本土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等若干争论，但偏执一端的争论带有“虚假性”。诸种争论实质上涉及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兼容不同学术论点和考察学科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讨论有必要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西方政治学的强理论供给能力得益于持续的学术积淀，而中国政治学较弱的理论供给能力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务实传统和科研体制。基于此，中国政治学应从优化科研体制、强化学术自律、挖掘思想资源三个层面进行一场“理论供给侧改革”。
2019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学诞生120周年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关键期，在双重意义叠加的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和展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中国政治学应该稳步走向成熟：政治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家的战略决策虽然包括很多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政治上的考虑，没有或缺少政治学的知识，进行这种重要决策是很困难的；民众政治意识的培育以及政治认同感的强化需要政治学发挥作用。为了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稳健发展，需要明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总结中国政治学转向的相关争论，勘定中国政治学转向的核心议题及其成因，提炼中国政治学转向的发展道路。
一、实践与理论：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诚如习近平所言：“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政治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改革开放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构学科基础、健全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三大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承续，更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实践及由此生发的鲜活素材，使得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取得了不少理论积累和学术贡献。中国的政治学人不仅较为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论述，还引介和修正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更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产出了许多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学术理论。首先，学者们对部分西方政治理论进行了对话和修正。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迟、基础较薄，加之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初始状态是“单向输入”的，中国学人处于较为被动的接受者地位，以致于中国政治学界在一段时间内“言必称西方”。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政治学界所效仿。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政治学者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积极与之对话。比如，对福山“好政治”的三支柱(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理论的对话和修正，从西方舶来的协商民主、治理等政治理论进行本土化。其次，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如提炼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学术概念。学者们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党内民主，围绕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的位置、步调和功用，以及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理论。还有学者以平实而深刻的语言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既对民主作了基本的定位，也反映了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增量民主”。
十八大以来，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政治学必须直面的关键任务。具体而言，如“四个自信”的政治价值，“以人为本”的指导意义，“四化同步”的制度支撑、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廉洁政治的中国道路等现实和理论议题被提上日程。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中国政治学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改革机构和行政体制、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成为中国政治学不可回避的议题。
面对诸多迫切需要剖析和回应的现实任务，以及亟待讲述和解释的“中国故事”，偏重于学习型和应用型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大多时候处于“失语”或理论供给不足的尴尬处境。一是在宏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界高度依赖于官方的理论创新。十八大以来，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和重要论断大多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创制。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的描绘，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民主集中制、民主监督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果，中国政治学缺少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政治理论的供给乏力使得政治学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有限，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力较为微弱。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二是在中微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仍不尽如人意。围绕社区治理等微观层面问题的研究，往往止于对事件的议论、数据的分析、历史的追溯、政策的诠释，缺乏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思维启迪的学术创见。中国政治学的上述特性使得整个学科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有学者直言：“与中国的实业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的世界级成就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自省，因为只有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最不匹配，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概念和理论。”
政治实践滋生出鲜活的素材和前沿的议题，政治理论在回应实践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政治理论又可对政治实践作出周密谋划和长远安排。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良性互动利于现实政治和政治学科的有序稳健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理论供给显然滞后和短缺于政治实践，因此需要调适二者的关系。
二、争鸣与分歧：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若干争论议题
学者对自身所处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反思和争鸣，无疑有利于该学科的稳健成长。自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人高度关注政治学的发展问题，发起了一波波学术争鸣。其中，学术自主和政治引领、中国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也引起了持久的争论。
（一）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
政治学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双重品性：所谓学术性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相对独立性；政治性指官方的意识形态在研究中的渗透，指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实性和阶级属性。政治学的特殊属性引起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何者占据主位之争。本文将其归结为学术自主论和政治引领论。学术自主论者从研究目的、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历史经验的维度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创制认识、分析和解释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者有推动知识进步的责任，学术研究和服务政治的关系不能颠倒；现实关怀是当今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具备的，但不可将现实关怀等同为政策宣讲和注解或从对立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学术评价的标准在于有无真正的“问题意识”，而非对政策的态度；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秉承学术原则，遵从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是持续不断地推进学术创新的必然要求，仅仅依靠追随政治权力的脚步，只会不断地制造披着“创新外衣”的学术泡沫，因为，政治学一旦过度专注于对政坛话语的解读会使政治学研究沦为意识形态宣传，使得政治学家在学术研究时会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使其情感因素高于理性因素；只有政治学保持较强的学术性，学术才能健康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五四”期间。政治引领论者从研究目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其次，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研究核心的，学科存在的关键是正确的政治立场。再次，中国政治学提升对于实践的解释力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在方法上必须回归领导人的著作和研究其政治智慧。
（二）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
所谓中国立场是指中国政治学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政治理论及科学研究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以纾解当代中国的迫切问题为己任，以“本土化”为归宿。所谓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有学者从三个维度概括其含义：一是作为世界政治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学应具有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中国政治学者能从全球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阈来阐释中国社会的鲜活实践和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原创理论；三是立足全球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性政治议题的研究。国内有不少知名学者发出了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声。王绍光认为中国政治学需要大胆迈出“本土化”的一步，批判性地借鉴而非盲从西方理论，创造性地思考中国政治现象，与世界各国学者双向交流。杨光斌也倡导中国不应成为西方的理论试验场，中国政治学人应致力于构建本土政治学。“本土化”观点一般都萌发自下述原因——用以解释西方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在解释中国时却往往捉襟见肘甚而四处碰壁，既有政治学知识无法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精准回应，问题在于整个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偏离，或者说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还有一些学人的“本土化”立场是服务于提升本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和抵制海外政治话语的“入侵”。但国际化论者认为，这些说法值得商榷。首先，所有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倘若理论前提条件不吻合，西方的理论在西方也不适用，以中外为标准来划分理论是不科学的。其次，有些“西方理论”的建构未必依托于西方经验。再次，“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排斥性的，而是由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研究者对人类政治问题的反思性认识通过知识交锋后达成共识所形成的”。复次，“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应该能够适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治学研究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强调普世性和可验证性。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特殊性是相对的，普遍性是绝对的”。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政治学在中国有着厚实的人文传统。我国传统政治研究偏好于对政治现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行理论思考，致力于“为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框定终极意义和规范价值，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故而，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的政治研究重伦理、重道德、重人际关系、重内圣、重修养。西方政治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文底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到：“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近现代以降，政治权力、国家成为人们理解政治的主要维度，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转化为管理人的工具。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化”和“上层化”了的政治使众人远离通往美好生活的古典意义，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官府之学、统治之学、管理之学，从而淡化了对人的关怀初衷。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精密、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迅猛推进的社会背景下，强烈的人文气息主导政治学发展未必就是幸事，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中所积聚的各种矛盾造成了诸种危机，一种专门性知识而非一种文人的“浪漫”情感才更利于问题的纾解。
这几对不同学术观点间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共识”是很难研判的，当前不少研究还是反复重申某一种学术立场。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不可能只强调学术而脱离政治，不可能只专注科学而忽视人文，不可能只关注本土而无视国际，反之亦然。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看，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受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既然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理应坚守作为一门学科固有的学术底线。因此，政治性和学术性在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存在张力，但是这种张力是不可能祛除的。从本土和国际的关系看，至少在目前，很难否认本土化理论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更难否认中国政治学打造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必要性。从人文和科学的关系看，学者在争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何为主位之时，更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是两者都比较薄弱，政治学研究的科学精神日益得到学人们的重视，但政治学内含的人文关切未见增长。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在政治学研究中都不可缺少。综上所述，这些争论带有一定的“虚假”性质，过度争论反而会消耗学界的精力和资源。
事实上，诸多不同争论实质上关切的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生产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必要性。本文认为，如果各方学者将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上，显然更能避免讨论中的注意力分散和无谓的资源消耗。同时，政治学话语缺失，没有足够的理论积累和成熟的原创性理论也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没有改变‘先天不足’的现状，对政治学基本范畴还缺乏深度系统性与学理性的阐释，还没有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模式。”当前，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和科学之争虽然或多或少涉及了我国政治学理论生产问题，但这些讨论多关注立场、态度等主观问题。事实上，我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之缺陷虽然关涉主观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这一客观因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证明了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久久为功。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汉密尔顿，再到近现代的孔德、哈罗德·拉斯韦尔、罗伯特·达尔等政治学者，诸多大家对不同时期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才奠定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术地位。中国政治学目前面临的理论供给不足问题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因此，分析中国政治学当前的处境显然需要对中国政治学作一项学术史梳理，以揭示其历史底色。
三、溯源与省思：“务实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的生长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政治理论，这套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但与西方古代政治学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没有学科化和理论化，并带有鲜明的务实特质。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大国。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对社会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或支配作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古代思想家们只能研讨在巩固君主绝对权力之下何以“为政”、如何“治平”之问题，这与西方古代政治学所具有的开放性、批判性、创制性有着显著不同。二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大多都属于士大夫之列，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其容易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提出的政治学观点多有封闭性、御用性。“他们(士大夫阶层)是从西周春秋宗法封建时代‘士’与‘大夫’承袭演化形成的，处于贵族的最低等级，君主之下，庶民之上，不管是封建士大夫，还是帝国士大夫，都集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于一身。”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政学相通。如钱穆先生所言：“可见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强调经学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的面向。这正是中国传统著述的特点，政治家、儒者的一套政治学、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其经解或者史论之中，而不是单独的政治学著作之中。
近现代以降，志士仁人们为救亡图存，大力引入西学，力图改革政制，掀起西学东渐之风。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介绍国外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现代政治学在中国播撒的“星星之火”。从1899年《清议报》刊登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为起点，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晚清学人的视线，晚清学人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学的体系进行糅合，并立足个人的政治主张加以重构组合，进而塑造出一个政治宣传目的明显、学科架构较为清晰的近代政治学学科体系。20世纪初新式教育机构中设置的政治学科，无论是借鉴有鲜明国家学色彩的日本学制，还是援引带有实用主义及科学化取向的美式学制，都彰显了服务现实的明确目的。1905年兴办的直隶法政学堂之宗旨就定为“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1923年燕京大学设立政治学系之办学宗旨是“为政府培养内政、外交人才，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
1926年，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民国政治学家将国民政府视为彼时中国之合法性政权，他们讨论的主要对象和框架转向国民政府的立国理念和政治制度。此外，由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现实紧密相关，民国时期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关键期，各派论者均投身于论著的编撰事业，形成欧美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几种论述体系。活跃的学术氛围并不能掩盖民国政治学研究的弱点。其时多为政论体裁，专业论文较少，专业期刊更少。政治学家们更多依靠政论文章引介西方学说、品评国内外时事，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似乎是政治活动家角色胜过学问家角色，他们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宏大问题。同时，民国的政治学社团不仅是政治学家的组织，更有很多政治家的身影。比如，模仿美国政治学会成立的中华政治学会，会内不仅包括政治学者和政治专家，更有政府各类人员加入。1915年至1937年的22 年间，“共有陆征祥、颜惠庆、胡贻榖、顾维钧、张煜全、胡适和王正廷担任过会长，他们大部分都有留美背景，而且大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
将焦点调回当代中国，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是实践引领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伴随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而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要求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迫切作出知识供给，由此为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提供了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需要回应国家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政治学因此全面活跃，致力于为国家战略问题出谋划策，迅速步入“学以致用”的发展道路。由于现实强化了政治学与民主建设、体制改革的联系，所以，一段时间内政治学几乎可以与“政治体制改革学”划上等号。但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一时盛行拿来主义，虽有学科之形，但未构筑学科之魂。这种不太稳健的成长虽有活力，但对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有伤害。中国政治学随后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发展仍然是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政治文明概念很快成为学界瞩目的话题，此时相关学术作品不断涌现，如《政治文明论》《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国家治理”开始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热点，大量的基金项目、期刊专栏、学术论坛、课程设置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于“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过去5年关于“国家治理”的学术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
中国政治学学科标识的建构路径也是实践导向的。中国政治学的前身是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政治学恢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前者有所甄别，打造自己的学科标识。政治学为了与之区分，因此格外注重考察实际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以把握其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重建的基本路径是“实证性”的，经验取向的。这和西方政治学的渊源大有不同。虽然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定位为一门“实践学科”，但亚氏在重视政治学的实践特质的同时，也关心“理想国家”的至善问题。欧洲内部的几个政治学传统虽有差异，但都注重生产理论。“从国别上讲，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哲学取向、历史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混合，德国的政治学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沿着行政法的脉络展开。”
事实上，中国政治学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不仅源自学科成长中的历史烙印，还深受当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影响。“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完备，具有很强的吸纳整合能力和主动干预倾向，会从立场、观点、方法、表达形式等多个维度，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全方面的规范。”以最能影响学者研究方向的课题资助来源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中央各部委等政府部门，中国科协等事业单位，以及上述主管部门的垂直下属部门是社会科学科研工作者获得项目资助的重要来源。尽管有一些横向课题，但并未也不可能成为学界获取项目的主流。原因在于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如经济学那般契合市场的需求，此外，科研项目早已成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和科研考核的基本指标。毫无疑问，这些项目自然是值得研究的国家和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但官方主导的项目供给模式也存在基础理论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官方资助的课题实用性较强，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议题可能因为热度不足而难以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指南。俞可平曾指出，自己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并未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还有学者的研究显示，当前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数占总立项数的比例在下降。
四、转向与策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侧改革”
政治学理论是基于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个人、社区、地方乃至国家层次发生的现象、行为或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解释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政治理论具备周密性、纵深性、前瞻性等特质，不仅是知识积累和范式演进的动力和基础，也是理解政治现象的强大工具，还可以为政治实践提供有力引领。具有实践偏好历史传统的中国政治学的既有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转型、分化的中国社会，面对出现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话语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只有补齐理论建构不足的短板，才能精准回应和指引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或政治思想总是和彼时的社会、政治及学术环境有密切关联。古代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受到封建帝制的政治引领、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政学相通等文化传统的影响。晚清民国时期，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现实诉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务实主义倾向。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和学科标识的确立都是实践导向的，使这种学术传统得以延续，而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务实特性。通过历史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爬梳出塑就中国政治学务实主义倾向的关键变量，一是务实主义学术传统，二是科研体制。因此，扭转中国政治学的过度务实主义倾向，需要优化科研管理体制，还需要从学术共同体内部改造传统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再谈论强化政治学理论供给的操作技术才有意义。
（一）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优化科研体制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科研经费的分配、资助和管理体制，提出把社会捐助作为政府资助的补充。首先，需要优化官方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中国的科研管理、资助体制始终是政府主导的，政府需要加大对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目前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相比获得的资助相对较少，应不断扩大对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此外，科研管理流程要符合理论创新的客观规律。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逐步引入美国式学术评价标准，产出周期长、影响因子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方法驱动的经济学、统计学学科相比，显然没有优势，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三世界”，不利于学术的长远发展，诱使大部分学人转向产出快、产量高的研究领域。因此，基础理论类课题的申报、检查、结项过程的评价指标设置应富有针对性，资助方应对理论创新过程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包容性。中国政治学亟须探索和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其次，鼓励横向课题为载体的校企合作。众所周知，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能够在世界上居于领导者地位，正是因为它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强大的资金资助。事实上，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允许高校拓展横向课题，但由于政治学往往关注于“庙堂的学问”，导致和市场接轨能力较弱。政治学在专注核心议题的同时，也需和社会组织、企业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不仅是政治学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更是为自身发展拓展空间和挖掘资源。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恒源祥集团的“制度与习惯”联合课题是校企合作的成功典范。课题将制度与人类习惯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重点，包括制度与思维习惯、制度与社会习惯、制度与生活习惯、制度与工作习惯、制度与娱乐习惯五个子课题，课题既利于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也利于企业开启“品牌文化”的探索之路。围绕受资助的课题，成员取得了诸如《晚清“制度与习惯”的因应变革模式》和《多元的习惯与折中的制度——以伊朗案例管窥》等政治学成果。为了激发高校开展横向课题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允许和引导高校在职称评定标准中逐步承认横向课题特别是产生了高质量成果的横向课题。
（二）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强化学术自律
学术自律是学界持续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知识的重要条件，学术自律既体现为尊重前人的研究，遵守知识生产的规律，又秉持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关怀，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
一是遵守知识生产中的基本规律。首先，需要细致爬梳、反思、批判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提出问题、界定概念、运用方法、分析论证到写作表达都应遵守社会科学的基本学术规范，而且经过科学分析、严密论证、严谨逻辑呈现的研究结论应经受得起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二是避免知识生产中的急功近利。在重视政治科学和经验研究以及强调学术分工和科研产出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关注政治的价值取向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众多政治思想家都把政治生活之价值置于社会构造和发展的核心地位。政治学强调的这些价值取向对于人类的政治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专业化”已然成为学科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趋势和现实，但政治学研究理应持续关注这些基本的价值问题和方向问题，这既能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也能助推实际政治的发展。
三是警惕知识生产中权力的过度干预。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过两种相关传统，一种是君王向学者寻求政治意见的传统，另外一种是君王一意孤行、乾纲独断的传统，后者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正是在这种悠久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形成了权力支配与接受权力支配的议政定势。此般思维习性沉积下来，“为权力着想、循权力谋划、被权力所用、受权力奖惩，似乎成为政治思考的当然轴心”。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在关注政治实践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学术独立与自主，基于客观的研究和内心的良知，审慎公正地给出关切社会利益的知识性方案。
（三）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挖掘思想资源
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原创能力以充分发挥其“引领实践”的能力，并使其不再困顿于“朴素的经验主义”和“过度的务实主义”的研究泥淖之中。具体的解决之道蕴藏于中国政治学的思想资源之中。
一是吸收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务实主义传统之下，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说体系和学科体系，但中国古代不乏伟大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家。这些思想可以成为充实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张维为援引《盐铁论》以论述国有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功用。潘维通过解读“民本传统”，力图描述出中国的民主传统。还有一些研究者显示出更为远大的学术雄心，他们尝试以儒学为根基，重塑国家德性和民族精神，进而实现宏大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国政治学人必然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熏陶，但完全立足于传统政治思想来阐释当代中国政治也是不妥当的。因此，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政治学既要继承和发扬，也要具有批判意识。
二是总结当代的中国政治实践。当今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亦是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创新，研究方法的选择影响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石。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新方法理应与以往的旧路径相反，贴近实践和经验，对政治实践进行直接的现场观察与理论概括，提炼出蕴藏在实践和操作层面的政治知识体系。此外，还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分析和比较，最终提炼出更有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政治学新理论。首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提炼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某种舶来理论的框套。因此，伟大成就背后隐匿的现实基础、决策过程、效果评价等需要中国政治学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并供给更为丰富璀璨的思想资源。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炼理论。目前的“四个意识”“四个全面”的表述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库”。但当前政治学一些陈朽的概念和老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发展的新风貌、新气象、新风采不相匹配。中国政治学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实践的新动向，对崭新的政治现象进行及时精准的追踪研究。
三是借鉴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学的指导理论，但从学术体系看，当代中国政治学实际上是以西方政治学为基础的。因此，中国政治学带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习惯尾随西方政治学；另一个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习惯采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两大特点在特定时期助推了中国政治学的确立、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及其限度，在对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首先，切不可用西方政治概念来生搬硬套式地概括和阐释中国经验，必须认识到西方学术概念的限度；其次，可以创造性转换西方政治概念，以代替域外政治概念，并明晰其在中国语境下之准确概念定义；再次，要将西方概念与本土经验联系起来，在对两者进行糅合的同时对西方概念进行“扬弃”，锻造出符合中国政治具体实际的政治概念；最后，概念转换要注意去意识形态化，以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治理创新相兼容。
五、总结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滞后于政治实践的矛盾日益凸显。既有的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与科学为主题的政治学转向讨论对于学科发展颇有益处，但过度偏执一端的讨论带有“虚假性”，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消耗。这些论争实质上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应该转移到如何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士大夫阶层的依附特性和政学相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清末民国期间的救亡图存任务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发展的时代际遇使这种传统继续传承，而不健全的科研体制加剧了学术研究中的务实主义倾向。为了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健全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鼓励校企合作的横向课题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中遵守研究规范、研究规律和道德操守，需要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中汲取养分。
本文基于务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的成因，因此提出的转向策略是较为有限的。事实上，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全方面的考虑。例如，还需要考虑到学科设置和跨学科交流等方面。首先，需要优化政治学内部的学科设置。人才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研究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主体。为了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才，必然需要健全科学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的教材体系日渐健全，与此同时，也应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改革开放初，中国政治学为重建学科标识，刻意拉开和国际政治的距离，造成如今中国政治学各子学科间交流甚少: 研究国内政治的不关心对外关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国内政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往往都是作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因此，通过健全学科体系将两者联系起来至关重要。在将来，虽未必会有作为独立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出现，但可以通过其他交叉学科的设置，使得中国政治学者自觉运用全球视角来解读国内政治问题。其次，需要处理好政治学和其他的学科关系。未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意识，重新勾连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借鉴和吸收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再如孕育于社会学的“社会治理”概念也被引入了政治学。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对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强化“四个自信”意义重大，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而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能力是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反思和总结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归纳和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仅仅是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的起点，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需要政府、政治学人和社会各界的长久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