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学恢复以来，人们日益重视方法论问题，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如何看待种类繁多研究方法，辨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应用的相互关系，厘清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嬗变理路，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程。以历史观察为基础，可以发现，在对待政治学方法的态度上，由轻视到中立再到注重价值的转变；在方法论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由非此即彼到综合运用再到结构型建构；在价值判断上，由工具性到评价性再到知识性的提升；在关于政治学方法的地位上，由依附到独立再到系统性的确立；在方法论研究的内容上，从二分到复合再到多元化的过渡。

【关键词】政治学恢复 方法论 解释论 语境 议程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是一项重要课题。正因为"政治科学与其他诸多学科不同，它很少有一个单一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工具，更不用说以这些方法论工具作为界定学科的标准"①，所以更加有必要加强对政治学方法论的"本体性观照"。②我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方法论研究不断发展。如何看待种类繁多研究方法，辨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应用的相互关系，厘清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嬗变理路，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程。对此，我们意图借助解释学的方法，从宏观层面梳理和阐释政治学方法论在中国的研究变迁的逻辑线索。

一

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路径、方式和程序"③，直接决定了学科的成熟度，它的变革能够引起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变迁。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对政治学方法存在三种情况。其一，方法研究的空场状态。相对于政治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方法问题的研究明显匮乏。其二，基本路径的守旧状态。彼时，"阶级分析是其主要分析途径，规范的阐释和注释是其基本论述方法，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其基本研究途径，宏观意义的阐述是其基本关注层次。"④其三，研究思维的依附状态。政治学恢复初期，政治学科的科学化、学术化水平较低，方法论的重要性被它的复杂性所遮蔽。单一性思维决定了轻视的态度，甚至由于思维能力缺乏储备而导致研究兴趣无法成为研究议程。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以标榜方法的科学、客观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被介绍到国内，且广为借鉴和传播。这种改造的结果是我国政治学在其转换范式的关键时期皈依了方法论的中立性，简单夸大了事实和价值二分的绝对性。由此，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似乎必须是物化、技术化、定量和模型的，似乎方法与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没有任何瓜葛，而阶级分析、利益分析乃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成为了"出土文物"，形成了以行为主义为"图腾"的拜物教。今日看来，"科学性的中立态度"并非祛除价值，而是被"其他学科语境"和"西方化"共同挟持的分析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学科反思的展开，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事实证明，"如果问题具有足够的分析价值，那么政治方法学家就会产生强大的创造力"⑤，这种创造也更加具有理性的价值关怀。这表现在：第一，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将强化科学的思维方法作为拓展政治学研究路径和视野的有效选择。第二，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在各项研究中学者明显强调了方法选择的重要性和决定性。第三，承认政治现实问题的价值属性，将价值评价、后果评估和正当性判断置入方法论工作的议程。第四，提出政治学方法是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综合指代，从认识态度上去除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倾向，在方法创新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学和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关系，而非单纯皈依计量经济学或社会调查的方法崇拜。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态度问题是对政治学方法问题的客观认识、理想模型和路径选择的基本前提。而这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品格，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与其说是工具性进步，不如说是价值性进步。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方法研究的态度变迁恰恰说明了中国政治学的"方法模型"具备了成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模型内进行研究，其他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就会愈发重视政治学，将其视为一个智力资源。

二

政治学方法的功能既是描述性、建构性和应用性的，也是解释性、批判性和本体性的。与哲学方法论相比，政治学方法论是一种论域，介乎于追问方法本源和意义的认识过程与方法投射于现实的实践过程之间。因此，它的演变考应关注政治学研究发展中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律性知识及其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状况，"一方面，方法是方法论的片面的、散的、不系统的经验材料，缺乏方法论指导的方法是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具体的方法构成了方法论的基础和素材，没有具体方法支撑的方法论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可能指导人们对方法的运用、总结和提升。"⑥我们认为，政治学恢复以来，关于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非此即彼、综合运用和结构建构等三种形态。学科重建之初，对于方法问题的判别不明(即上文所言的否定性态度)产生了两种后果，唯传统论和唯分析论。唯传统论，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直接运用的政治学的一切研究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矛盾关系和利益划分关系作为分析一切政治现象的惟一路径；而唯分析论是指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非历史--逻辑理论"⑦的方法熏陶下，将所谓"现代研究方法"作为分析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科学途径。唯传统论强调指出各种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方法论研究中的个别和具体，不能够在原理、观点的层面上系统化合条理化，因而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而唯分析论则认为不论是何种"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并不能为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提供经验性、客观性和操作性的工具选择，而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层次、特性和定量定比关系上纳入不同的方法论范畴，因而所谓的共性和升华缺乏科学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随着认识水平的提升，人们越发认识到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皈依是片面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作为反思性产物，综合作用主义认为：第一，应较为清楚地划分了方法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模式的类型，比如提出方法论基础应包括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方法模式则可以分为历史-发生学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行为主义方法、功能-结构方法和比较方法；第二，在上述类型化过程中，可以比较注重一种或者几种具体方法和某种方法论基础的关系；第三，研究方案的设计上需要"方法论"的建构，而研究技术可以在"技艺选项"中应用。在综合化趋势的影响下，作为方法学开始出现，而更多地方法学对象类型，如学习理论、个性理论、博弈论、社会化理论、决策理论、理性选择方法、角色理论、小团体理论、团体理论、沟通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的方法选择视域。近十几年里，政治学研究方法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微观角度，即如何应用的问题，而似乎不太关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关系问题。这并非说明"关系判断"的水平下降，而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认识模式逐步形成的反向结果，或可称之为"结构型"。其特点是将方法论、方法学和方法工具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三个要素，每个要素既具有各自领域，又可以在不同问题、不同时空条件和不同理论选择中组合使用，形成应用性研究、模式分析研究和理论抽象研究等不同结果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果不是机械的和唯目的性的组合，而是由问题趋向、观念认识和系统建构等需要指引下的有机组合。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某个层次、某个领域甚至某种具体研究技术的"垄断"现象，但这种垄断已经与非此即彼时期的相互排斥和彼此否定没什么关系，仅是研究力量的均衡问题。

三

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和政治学理论的进步、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及其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过程密不可分。在政治学研究中重视方法的作用和地位的时期，大抵都是政治学学科顺利发展的时期。只有重视政治学研究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意义和地位，加之政治学学科建设满足科学化、理性化和实践化的要求，才能彰显政治学方法的价值和意义。反之，对于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学方法的价值判断，可以较为清楚地说明此时方法问题研究水平的变化情况，是衡量其乃至学科整体成熟度的有效参照系。方法不但具有具体方法、特殊方法和一般方法的层次性，而且有哲学思维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不同类型。对于它们的认识不尽相同。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补课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这一过程中，在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方法中的整体性、直觉性和"伦常性"的同时，提倡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技术，既坚持评价性、教条性的内在需要，又吸纳科学模型和实证主义的有效形式。在新与旧、破与立的探索中，一段时期的研究倾向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关注具体方法的吸收和应用重于对特殊方法和一般方法的思考和总结，对于自然科学方法及其交叉性研究方法的吸纳和运用超过了对传统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的使用，更是将思维方法等问题推给了哲学、逻辑学等认识范畴。随着对西方政治学的认识日渐深入，特别是在我国政治学完成自身反思和价值判断后，工具论策略所掩盖的价值立场模糊、现实感薄弱和批判视角单一等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将政治学方法置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应用视域的认识论观点方兴未艾。其特点在于，开始修正价值中立性，合理区分方法工具论和方法本体论，关注方法应用中不同层次的结构性、优先性和效用性。按照"语境--议程--方法"结构理论⑧，说明工具论政治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结果，同时工具论所寄居的科学性价值并不能在"工具--方法--科学"的论证循环得到自证，而只是政治学方法的价值判断的一种结果，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解决这种局限性，更多的论者开始关注于对上述层次和领域中方法体系要素的评价、比较和排序。这种倾向的重要体现是关于"价值中立"问题的争论。一般认为，从历史角度，"价值中立"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科学理想；从现实来看，"价值中立"也只能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理想，并不能真正实现。⑨方法论的价值中立须在一定语境环境、议程设置和方法选择等价值判断基础上的过程中立。由此，政治学方法论基本具备自觉的价值判断，"方法评价一般情况上以'合理'、'可行'为标准。'合理'是在不涉及方法实施内容(对象)的情况下对方法的一般性评价，类似于方法的证明。'可行'则是将被评价的方法置于研究对象的关系之中，根据方法之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作出的评价。……(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即使以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存在，也还有一个'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评价和取舍。"⑩换言之，忽视研究语境和研究议程的价值性，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对象，无法证明方法的合理性和实现具体方法的可行性。正如斯金纳所言，"如果我们以历史的方式书写思想史，那么我们需要在特定的观念语境和话语结构中进行，这使我们的研究能够理解作者在书写那些文字时的意图(doing)"(11)。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注意对方法应用进行前设说明，较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政治实践和政治系统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向结合起来，在议程设置和论证展开的过程中采用思辨的、计量的和比较的方法，实现了政治学方法研究的知识性提升。这是方法论价值判断中舍弃非此即彼、"价值--科学"对立的评价性成果的自然延伸。作为知识性的政治学方法打破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显性研究和隐性研究等之间的决然割裂，从更加综合的高度形成了本研究领域的整体性进步。

四

政治学方法论的专题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但其却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双重逻辑。在偶然性逻辑下，是解释政治学研究发展史的一种话语，在传统的政治哲学时期向现代的政治科学时期变迁过程中，政治学方法在"传统学术"、"社会科学"和"激进批评"(12)的角色转换和提升。在必然性逻辑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现象，政治学方法的逻辑重点在于生产政治知识，形成"科学的原理和假设，以及根据这些原理和假设发展出来用以研究政治现象的种种科学方法与步骤的一门知识"(13)，支撑了政治学的逻辑一贯性，使之成为"运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及研究政治研究的一门科学。"(14)

对于我国政治学方法研究而言，依附性的状况出现在学科恢复的早期，其存在的时间也比较短暂。准确地说，并非当时的学界有意将方法论研究作为一种附属性研究，而是相对于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重要的学科领域--如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而言，方法论问题的迫切程度较低。事实上，方法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一定的学科体系的支撑。毋庸置疑，当时的政治学方法研究较为薄弱，处于"学科恢复热潮"之中的边缘地位。基础性研究和领域的确立，将更加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更加复杂的研究过程陈列在论者面前，不同研究论域的研究内容之间存在排斥而又吸引，交叉却又独立的复杂性。解决上述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政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经过努力，重新分析和界定了政治的含义，抛弃了长期以来的将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认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开始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同时不断地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型学科"(15)，正是在这里，政治学方法的独立性凸显了出来。这种独立性在相关研究中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即强调对于既存政治判断、政治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持有怀疑态度；尽量保持研究态度的客观性，可以接受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路径的观点，反对"先验式"的主观判断；突出实证研究的地位，尽可能使研究建立在周密的资料和经验的证据基础上；特别提出方法的"可传递性(transmissible)，不但研究结果要公诸于世，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也必须交代清楚，以便其他有兴趣的学者能够重复(replicate)类似的研究程序来检验原先论点的效度(validity)。"(16)此时，中国政治学领域不但出现了关注政治研究方法的研究热潮，而且将政治学方法的稳定性、科学性等独居的特点作为剥去皴染在政治学研究之上的意识形态外衣。(17)在政治学方法确立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时候，方法与对象的二分既不是学科研究规律的使然，更非科学研究的要求。合理地处理好政治学方法研究的独立地位与方法是否能够独立于研究议程之间的关系，是新近一段时间学界着力批判和研究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其基本结论就是在学科结构范围内实现对象和方法的统一，即方法研究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体现"经"、"纬"两个方面，即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同构发展的"经"度，以及政治学方法研究的体系建构和外在应用的"纬"度。在前者，又可划分一组经纬之合。以政治学研究(特别是现实政治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为经，而以政治学方法的价值性、科学性、程序性、经验性与动态性为纬，将二者在时空大范围和论题小范围中联系起来，形成作为本体研究的方法论政治学、作为认识研究的方法学政治议程研究以及作为工具研究的方法技术使用。而后者中，"科学方法的特征和精神是方法论的'经'，科学语言则是其'纬'"(18)，即"透过对科学语言的界定及其关系的阐述，科学研究方法有了基本的架构。理性的'知识消费者'才可以衡量知识的可信程度。而在了解科学研究基本框架之后，理性'知识消费者'才能清楚地指认研究中政治现象和所使用概念的关系，进而理解其间因果关系和层次。"(19)由此，在本研究论域、学科整体以及二者关系的大环境中，政治学方法获得自我存在的小环境；而政治学方法的小环境的良性发展，不但弥补了其他子学科的方法能力不足，而且巩固了学科整体的平衡与可拓展性，发展了大环境。当然，这种趋势正在形成，但其过程还尚未实现，仍是一种正在建设的结构性理想。

五

在许多研究中，二分法(Dichotomies)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普遍性涵盖了理论设计和争论的各个领域。诸如左和右、激进与保守、消极与积极、理性与非理性等等划分，都是二分法的著名代表。二分法不是一种随意的过程，而是理性思考在问题分析过程中的自我构建和分裂的必然结果，其往往来源于觉得差异性和分歧，并在试图消弭这些差异和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加抽象和根本的矛盾和悖论。因此，二分法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是理性活动的产物。从方法论角度，二分法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差异性而各自形成了单向性的关注，其独立性和联系性在研究发展中呈现为一种二分性的"逻辑树"(logic tree)，如下图：

图1　二分法树形图

从逻辑角度看，图式较为清楚地表现了二分法针对某一研究范畴(如，概念、体系)等的处理方法，例如范畴A，其可以二分为相互排斥且能够涵摄范畴A全部内容的子范畴B和C。可以推知，如果x ε A，那么x ε B或x ε C，且如果x ε B(xε C)即意味着C=～B(B=～C)。当然此种方法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在范畴D的出现，当A、B、C三个范畴的内在要素置于D范畴时候，复杂性就开始出现。D与～D可以同时具备上述三个上位范畴的内容要素，而区分D与～D的需要则可能要求存在新的区分要素，即种差属性，同时按照既定逻辑D与～D又只应对应于C的完整性。可见，二分法在多重二分的情况下，就要面临重新整合二分，而产生具有原初二分要素却无法回归其上位范畴的复合性。对于我国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内容体系而言，这种二分性结果的直观性和复杂性同时存在于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其发展的历时性角度看，政治学方法曾经被直接划分为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证的、规范的与经验的、抽象的与应用的等等，这些划分的重要特点在于将比较复杂的方法论体系用直觉性的逻辑界线划分清楚，其在内容上的确可以囊括所有的方法论要素，但是其在划分有效性上却存在不足。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方法，这一划分的目的在于说明(1)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立的政治学方法范畴，(2)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范畴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范畴不同，(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是科学的和先进的，(4)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需要经过改造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事实上，(1)、(2)是基础性判断，而(3)、(4)则是推论性判断，这种二分的直觉性十分明显。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的在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优先性和前瞻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的核心内容问题，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方法上的分歧是知识性的、价值性还是实践性等等，而这些问题则并非能够通过上述二分法得到解决。因此，简单的方法内容的二分是机械的。在政治学反思之后，人们试图改良对研究我国政治现象和组织的研究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方法和研究技术、手段的引入对简单的二分法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人们在新方法的应用和方法体系的总结中，从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规范与经验以及显性和隐性等角度将分散在简单而二分范畴之内的具体方法手段更具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不同进行重组，其结构可称为复合二分性。在重视方法论建设的今天，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政治学方法研究力图减少在具体研究中的由于人为原因而造成的割裂感。主张只要是通过科学程序设计(概念界定、理性分析、逻辑推理和可行结论)的方法应用，其在根本上只有两种相对性结论(D与～D性质)，即自然判断和价值判断，前者是只根据事实是否正确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后者是一定结论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含义的研究成果。这种划分既不是简单二分，也不是复合二分，而是二分形式的多元化结构。其研究内容不再强调将某一方法及其应用归入何种何类，而是强调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围绕研究问题和对象而展开的方法安排。这就在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内容层面了，形成了上文提及的多种层次、多种领域和多种学科背景的不同方法的交叉、交互和交换的关注与使用。而今，我们不但在政治学方法的专题著作和教材中看到方法论、方法学和方法手段的专题性和综合性论述，而且能够在不同问题甚至差异性很大的研究领域中看到相同或者类似的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因而这种内容上的多元性呈现为价值型、描述性、阐释性、诠释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研究方法的多元综合，这正是我国政治学方法研究开始走向深化和综合的基础。

注释：

①⑤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1059页。

②一般而言，对于学科的界定存在对象说、方法说和对象-方法综合说等三种主要判断标准。方法说不但是一种主要标准，而且是弥补对象说的易僵化性的矫正标准，其对学科塑成和学科成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事实上，从我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关于"何为政治、政治学"的讨论时起，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域划分就基本停滞于对象说。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政治学方法的模糊性，难以形成整合性研究成果。

③⑥陈寿灿：《方法论导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④⑨王浦劬：《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政治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203页。

⑦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50页。

⑧杨光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问题》，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第29页。

⑩戚珩：《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内容简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43页。

(11)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Vol. 1): Regarding Metho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前第7页?

(12)Stephen D. Tansey. Politics: The Bas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8-23.

(13)(16)(18)(19)郑宇硕、罗金义：《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中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31、35页。

(14)A. C. Isaak.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4th ed.)[M]. Homewood, IL: Dorsey. 1.

(15)刘瀚、洋龙：《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2页。

(17)严强、魏姝：《政治学研究方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