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之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和积累，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含公共管理、国际关系、外交理论）正逐渐走向成熟，但这套知识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向世界有效传播这套知识体系，让世界从原汁原味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理解中国，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一项时代使命。

过去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英语发表、融入英语学术界、对标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议程等方面。在这种认知背景下，学术界形成了运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国、用中国经验确证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甚至以西方学术评价体系引导自身学术生产的学术研究生态。这种“外为中用”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范式，对于价值属性和国家属性很强的学科，比如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等学科来说，会使得自身知识生产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他人理论体系之中，从而丧失自主性、主体性。例如，有些学术论著，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视为一般，甚至用具有极强西方属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导致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被讲歪、讲错。

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和知识需要更多地在解释外部世界以及在外部世界的使用中，也就是“中为外用”的过程中走出去。所谓“中为外用”，是指在研究本国以及本国与他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抽象出能够普遍适用的一般理论，并用这些解释框架和一般理论研究国外或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实现“中为外用”，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需要在实践中做好以下几个环节。

形成自主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已产生和供给了一大批较为成熟的、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逻辑自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例如天下为公、大一统、群众路线、举国体制、对口支援、“一国两制”、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新型政党制度、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理念、范畴，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套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代表着一种新型政治文明的政治学叙事、说理、逻辑。针对这套叙事、说理、逻辑，进行必要的国际传播，有助于增进、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将“中国现象”提炼为“理论事实”，抽象为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和理论。有人认为，过多讲中国特色，不便于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中国特色，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将对“好的政治”的追求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后，用中国特色话语表达出来的，其中蕴含着人们对更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般认识。在政治学研究中，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后，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述一般政治学知识体系。以民主政治为例，中国人在总结古今中外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民主现象进行学理化阐释，揭示中国式民主的道理学理哲理，并从中提炼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识性概念，再以这些概念阐释中国法治实践、建构民主制度，并进行跨文明比较研究，将其抽象为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概念、范式，进而讲清楚中国政治学在民主政治上的贡献、对世界民主研究和发展的启发。

将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和理论，应用到解释外部世界的政治实践之中。知识扩大传播和影响力，关键在于能够得到广泛使用。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需要加强中国政治学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在域外的推广和应用，即利用中国概念、理论研究域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实践，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得以检验、完善。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倡导新的国际学术规范，改革完善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例如，树立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国际传播理念，鼓励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交流互鉴，反对学术霸权；积极创办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组织，通过这类学术组织设置中国概念、中国理论研究议程；鼓励一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中文首发的评价导向，支持海外举办短期讲习班，讲解中国政治知识；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融入留学生专业教育；通过支持外国人翻译中国政治学知识成果的方式培养了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外国青年人才；设立面向海外学者的重要政治学奖项；等等。

总之，当今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动，政治学知识格局正在出现多元、多极的积极变化，过去英美政治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在这一变动过程中，有效、有力地做好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作者：苏长和，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