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鲁迅研究一样，胡适研究在中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和思想有关。“左”的时候要鲁迅，“右”的时候要胡适，至到今天，胡适在正式的官方文件或者政治视野中，还很难说是一个正面人物，因为中国主流的“左”，在思想上其实并没有太大改变，但胡适在学界和一般读书人中的形象，早已还原到了纯正学人的地位，他是中国现代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位有自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当说，在学界，胡适的思想和人格已经超越了鲁迅，对胡适个人私生活可以有不同看法，但胡适身上没有明显短处，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胡适已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
还原胡适在中国大陆形象的主要努力，主要不是来源于职业历史研究者，而是自由思想界一些对思想变革敏感的人，比如李慎之，他断言，对中国大陆来说，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个判断越来越得到现实的证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职业历史研究者学术工作的否定，他们在还原胡适真实历史形象中的学术工作同样令人尊敬，但因为历史意识的自然延续，他们在还原胡适思想和人格的过程中，总是要否定胡适思想的重要方面再肯定他的其它学术工作，完全自觉将胡适视为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判断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中国大陆早期为胡适研究做过重要学术贡献的学者，早年几乎都是批判胡适的，这不是学者个人的责任，这是中国大陆学界长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惯性，同时也与时代对学术的制约相关，但这些职业学者在胡适研究史料上的贡献却远胜于自由思想界的学者，客观地说，胡适形象的还原，起点还是建立在职业历史研究者的史料工作上，比如早期《胡适往来书信选》和稍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出版等，至少我自己对胡适的认识，得益于这些史料的整体出版。
1989年之前，我主要的学术兴趣是在中国当代的报告文学方面，我比较关注刘宾雁、戴晴、苏晓康、钱钢、胡平、张胜友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但和一般文学评论不同，我选择了知识分子角度。那时关于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刚刚介绍进来。1989年之后，我不再继续这一工作，把学术兴趣转移到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以及稍后的西南联大研究上来，在这一过程中我比较多地接触到了关于胡适的史料。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关于胡适的史料还很少，我只能求助于港台。当时太原山西省新华书店有一家内供部，可以提供一些经过审查的国外和港台来的图书，恰好我在这里有个熟人，所以先后买到了一套远流版多册的《胡适作品集》，后买到了一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我还介绍韩石山先生买了一套，这些书以当时的书价判断，可以说相当昂贵了，印象中《胡适作品集》要七百多元，胡颂平这套近千元，当时还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实在买不起，只要了一套《王世杰日记》的手稿本，大约是九百多元。韩石山先生经济情况好，开始也没有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我们当时用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可能后来感觉还是不方便，韩石山先生执意自己要购一套，而我自己则因为经济情况错过了这个机会，当有了这个经济能力，则再也遇不到此书了，曾让一位台湾朋友留意，但终于没有结果，所以胡适的书，包括那套胡适纪念馆印的线装手稿本，我大都有了，但胡适日记的手稿本则再也未见。
九十年代初，网络还没有普及，想要得到一些胡适研究的史料并不是很容易。我记得当时河北有一家《旧书交流信息报》，可刊登求书广告，我为了有一套《胡适来往书信选》，曾多次在上面刊登信息，并由此结识了后来为胡适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的荆州程巢父先生。
我本来想在胡适研究方面做一点工作，但读胡适一多，很快发现自己可能一生也没有这个能力，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佛教方面的知识，二是英文方面的知识。我虽然早年学过三年英文，但说实话，我的英文水平极差，而理想的胡适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后来只能努力做一点胡适生平方面的史料研究，而且越往后，越感觉要涉及大量的英文史料，所以最后连原来计划写一本胡适传记的想法也打消了，现在我决心做一个胡适研究的欣赏者，观察那些好的胡适研究成果，分享这些研究者的学术快乐。
我在胡适研究方面，只写过两三篇论文，其它多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略有可说处实在很少。
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可能来源于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而胡适则是奴颜媚骨。人有惰性，对于流行的东西，很少细想。后来我写过一则短文《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此文流传后，读者可能会慢慢往别处想，感觉我的判断还有道理，因为此文是顺着评价鲁迅的话说的，我在文章标题里还加了一个“也”字，现在看来，这个“也”字也多余了。
还有一则《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1954年批判胡适的时候，也有一个流行的话，认为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根本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只是在讲哲学问题是用过一个类似的比喻，而且比喻中用的也不是“历史”而是哲学术语“实在”。胡适是很有历史感的人，一生行事极重证据，他如何会说那样的话。这则小文在报纸刊出后，一般人就不再认为那句话是胡适说的了。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稍晚，广州林贤治兄写了三大本《人间鲁迅》，在北京三联书店开讨论会。因为此前我在《黄河》杂志发过贤治兄几篇长文，他约我参加。参加讨论的多是贤治兄的老朋友，我记得有邵燕祥、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张梦阳等先生。我在会上也讲了几句，算是提出问题。简单说就是鲁迅为什么会被利用?而胡适向被认为是补台的，为什么不利用胡适?我感觉还是鲁迅思想中有可利用的东西，而胡适没有。特别是文革时期，鲁迅也畅通无阻，他思想对极权体制的威胁体现在何处?因为参加讨论会的多是鲁迅研究专家，我的这个判断没有得到认同，后来我就此还写过一则短文，但这个问题其实也还没有彻底解决，解决不了的关键在我们不能否定鲁迅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鲁迅思想中的极端思维有与极权暗合的可能，而胡适思想中没有这个东西。
2003年，贺雄飞约我编书，我答应编两本，一本是《胡适还是鲁迅》，一本是《胡风还是舒芜》，前一本顺利出版了，后一本则出版商就没有看中。“胡适还是鲁迅”?这个书名其实延续了我过去对胡适的评价，虽然是一个设问的句式，但读者看得出我的倾向在胡适一边。此书在当时有影响，因为胡适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得到正面评价，所以读者可能感觉到一点思想的冲击。不过对此书持批评意见的也所在多有，后来许多批评李慎之先生“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观点时，曾把近年来对胡适形象的还原，判断为“扬胡抑鲁”，这册匆忙编辑的书也成为批评对象。
2004年夏天，因为刘钝兄的关照，我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一年访问学者。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去旧书摊。当时清华南门附近有一家名为“合众书局”的旧书铺，我经常去闲逛，有一天看到了一套《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共11册，可以说是1954年批判胡适时内部印刷的一套胡适文集，我得到后感觉此书很有史料价值，而国内一般不易见到，特别是胡适后来批评中国当局的一些讲话文章，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恰好当时台湾中研院谢国兴先生来北京访问，我和章诒和先生与他一起吃饭，还看过一场人艺的话剧，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是国兴兄请客，我印象极深，票价九百元。之前，闲谈中说起胡适研究，我也顺便提及这套史料，他说台湾近史所图书馆还没有，我当时就说，我送给你们。2008年我到台湾访问，在近史所图书馆看到这套书的复制本，这也算我为胡适研究作过的一件小事吧。
胡适还没有真正回到中国大陆的日常生活里来，虽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已无禁忌，但往深处走，我们还有障碍，这个障碍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思想上的。胡适还只能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他的思想和人格尚未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同，这可能就是胡适在今天中国大陆真实的历史地位吧!
2014年7月10日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