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香港的电视文化由于其在建构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新闻节目报导每天发生在大陆、香港的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展示着大陆或香港社会每天的活动，或者说是大陆、香港主流生活气息。从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大陆、香港的社会结构，人们对事件的关心的原因，价值取向，即为什么是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为什么说这些事情而不说那些事情。这些问题的意义，漫游在两地整个的文化环境中。对这种意义产生原因的探究，寻找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经济、传统习惯相互作用于文化循环过程的现象。

（一）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图像符号像一日三餐一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角色，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的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香港和大陆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维护系统正常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文化景观。

电视文化由于其在建构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新闻节目报导每天发生在香港的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展示着大陆或香港社会每天的活动，或者说是大陆、香港主流生活气息。透过屏幕展现，唤起大陆、香港人对生活的共识和影响着集体的智慧。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陆、香港的社会结构，人们对事件的关心的原因，价值取向，即为什么是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为什么说这些事情而不说那些事情。这些问题的意义，漫游在两地电视文化环境中。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①]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1、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1）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2）意义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介产生出来，尤其是目前，通过复杂的技术，通过现代大众媒介这种全球通讯手段产生出来，这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循环起来。（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2、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②]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新闻图像的产生过程，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表达的意义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对图像作为一个事物本身已经具有的意味和它在进入到文本中的故事、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二）

电视图像符号的构成行为作为意义也是"文化循环"（霍尔）的一种结果，是在一种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新闻节目以自己的方式叙述故事，成为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叙述的内容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叙述仪式也受到各种规范、标准和惯例的控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叙述者的形象、叙述者的地位和画面的构成等。

一、新闻播报员形象意义之不同

新闻播报员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的地位是根据媒体的社会角色确定的。大陆、香港两地新闻播报员形象差异的比较，恰恰反映出两地政治意识对媒体的控制程度的不同。

1、大陆

大陆的新闻播报员，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被称为"国脸"（各省市台新闻播报员可以据此意义类推），顾名思义，其面部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这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形象。大陆1949年解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国脸"既代表了国家形象，也代表了共产党的形象。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选择"国脸"的标准，即从政治需要出发，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成规。其长相、声音、仪态诸方面考虑也基于这样的前提。作为新闻主播面部形象大都较丰腴，有典型东方人脸型，胖瘦适宜。一经选中，其每次出境的化妆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国脸"的化妆要符合长期一来人们已经习惯的在各种政治宣传画上出现过的健康、端庄、大气等标准。这一切说明播音员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和这个地位所包含的意义。与此相适应，大陆设有播音员、主持人大学本科专业（独一无二），播音员专业招生与艺术类（舞蹈、歌唱、乐器）招生一样，早于其它大学本科专业，他们可以先进行面试，即形象、声音的考试，然后参加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录取的分数线也给予特殊照顾。

播音员的这种特殊待遇（同行的记者、编辑不同）与大陆电台、电视台的政治地位有关。大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播音员首先要政治上可靠，包括家庭出生清白，即家中没有人有政治上的错误。新时期[③]以来，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方面，在许多领域政治挂帅的口号逐渐让位于职业性工作，政治的优先地位不被强调和特别重视了。但是，对于新闻播音员（指各地人民台新闻联播节目）的要求并没有大的变化，其仍然被视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形象。对此，还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论证：一是大陆对于播音员的声音训练有一套模式，被人们称为播音腔。播音训练的这一套模式是从中国京剧的念白中演化出来的，它的要点是"字正腔圆"、"一板一眼".这是因为新中国的广播一开始就是由齐越等一批前辈用这种语调播送新闻的，这种播音的效果得到革命前辈的肯定。他们的播音作品也是作为一种典范被后来者效法。虽然以后有些变化，如现在非新闻联播节目的播出声音已经多元化，远离北京的经济发达地区变化更大；二是被委以重任的播报员享受到相当等级的政治待遇，如当选政协委员等；三是凡是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消息需要播出的话，要由标准的播音腔播出。如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组主要的一对男女组合要承担这类节目的播出。经年如此，观众看到这种播音组合出现时，自然会产生有重大事件要播出的预感[④].对于长期形成观看习惯的观众来讲，这个组合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职业意义。

2、香港

生活在大陆的人初到香港观看电视新闻节目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香港的新闻播音员不漂亮，穿衣服较大陆随便。声音语调也不统一。这种反映恰恰说明了生活在大陆的人，对新闻播音员的认可已经有了模式，这种模式的确立和对这种模式的认可同样都是在大陆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香港电视台在选择新闻播报员方面与大陆不同，这些播报员只要形象端正，口齿清晰、流利就可以了。香港电视台对新闻播报员的这种选择标准是与新闻机构在香港社会中的地位有关。香港回归后在政治上依然遵循着"一国两制"的原则，即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新闻媒介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一样，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受制于国家的权力机构，即使公营机构也如此。媒体的行动受制于法律的条文外，享受新闻的自由，政治权力机构无权干涉。这种独立性，使其在播音员的选择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媒介之间也不求大同化。

香港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形象并不注入政治意义——权力的象征性，新闻播报员自然不享受特殊的待遇。这并不是说在香港的电视节目中，播报员是完全没有个性显露的播报机器。在许多新闻专题或社会问题的谈话类节目中，我们看到做节目主持人的男士或女士他们所作的访谈节目结束时，都有明确的文字说明：以上谈话内容均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这段文字说明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香港媒介没有明显的政治背景，允许个人发表见解。大陆虽然也设主持人主持的访谈节目，这些主持人所表达的内容，并不是个人能负起责任的。如果言词与当时政治的需求相左，承当责任的不仅仅有本人，还包括直接的上司，还要视政治影响的大小进行责任追究；二是香港标榜言论自由，媒介与政府的政治活动是相对独立的，在媒介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享受报导的自由，不必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涉及到特区政府行为的报导，特区政府从法律上讲是不能干涉的。媒介有自己的职业守则约束自身的行为。这样就给参加媒介节目播出的人以较大的发言空间。播音员是一个言论的传递者或个人言论的表达者，不代表政治说话。

从政治的本质来分析，任何政治体系必须制定其认为正义的准则，强化公理和权利，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政治要规定交换的法则，并为它的公民提供日常的活动场所。由此，不可避免的是，它既是党派之争的活动场所，又是自成一体的力量：左右它的外交政策，稳定它的金融体系，并且对它的整个经济体系起着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⑤].当政治"作为一种必须约定的集体目标时"[⑥]，形成一体的力量显得十分重要，控制性也是必须的。

凡政治实践活动对参加者的政治形象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美国总统选举，对其外表形象有专门的设计，因为外部形象给选民的首轮印象会影响到选民投不投票。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或穿军装，或穿西装都有其政治意义。对于媒介来说，如果它的活动属于政治范畴，有政治目的，其活动的执行者（播报员）就应该有政治属性，这种政治属性通过他或她的面部表情、衣着、形象、声音以及播报内容表达出来。有利于在世俗文化中确立政治概念，形成一体的力量。如果媒体实践与政治实践保持平等地位，那么作为新闻播报员没有政治属性是自然的。

二、新闻版面设计之差异

电视新闻图像除了提供（报导）有关事件的画面外，电视新闻还有适用于所有新闻报导的版面设计，大陆香港两地版面设计以不同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因此差异也是较明显的。

1、大陆

大陆电视新闻版面主要模式：[⑦]画面分有两块，四分之三是图像，四分之一是文字。文字部分时有出现，或作标题，或翻译事件中人物的谈话内容。右下脚时有台标显示。这种版面设计以及片头曲的选择一直是有政治含义的。从文革到现在片头曲的变化可以说明问题。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后面简称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文化大革命"期间用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做片头曲，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片头曲的。片头曲的变化，与大陆政治语境的改变相得益彰，说明这一档节目在大陆是有政治地位的。现在的开始曲虽然改变了，政治意识有所减弱，但气势依旧宏大、严肃。这样一种画面和声音的安排，体现出国家级政府电视台的权威性和庄严性。

与之相适应的是新闻联播节目的内容安排：国内新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政务活动的消息，党和政府重要的决定和公告。大陆各个领域与改革开放内容有关的信息等。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公开的政务活动（省级台报导本省领导人的政务活动，依此类推到市级甚至县级）：出席会议、发表讲话、接见、出访、视察和参观。领导人的出镜率居于榜首。长期如此，观众已经形成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的习惯性接触和对其出镜率变化的敏感（通过画面）。因此，观众能够通过领导人出镜率的变化了解领导人位置的调整。观众日常的观看经验就会自动发出信息：某某人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观众对这种缺席的理解是：某某的政治地位有变动或身体不适？对前者的猜测是主要的。因此，在大陆经常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儿童也能够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背诵如流，而且不会忘了排序。

大陆电视图像中还有一些富有政治含义的标志物，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门都是一种政治的象征，与这些地方相关的总是严肃、喜庆、歌颂的画面。以天安门为主的这些建筑物总是保持朝气蓬勃，祥合壮丽，民众景仰的意义。因此，在天安门发生的有背于上述基调的事件，在电视屏幕中出现是慎而又慎的。在大陆像天安门这类画面的意义已经不是一个只载负一个建筑物概念的物体，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代表着政治权力的稳定，后者的意义已经大于前者。

不论是播音员的形象还是版面设计和其它主要画面，原本的意义（如单纯的天安门：没有红旗，红灯笼，标语画像），在进入这样一个固定的政治空间后，政治意义的强大力量会将其逮住使其增生出新的意义。我们可以从香港人对大陆媒体常见的图像符号的反映中，证实这个观点。香港人认同与中国民族历史有关的图像标记，如长城、黄河、长江，并对这些标记有亲切感和自豪感。但是对有关内地政治与军事的标记，产生抗拒心理。香港人生活的环境中，政治意识色彩较淡化，对涉及政治的图像符号中政治意义的抗拒使人们不再理解图像符号的原本意义了。[⑧]

2、香港

在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专门的电视频道，如大陆各地政府都设立电视台，甚至曾经发展到县级。[⑨]本港台制作的节目在亚视和其它商业电台定时播出，这种节目独立于所在频道，对其他节目的播出没有影响。即便是本港台，新闻节目也不是以特区政府的政务活动为主的，只是从新闻的角度报导，没有固定的与政治有关的报导模式。高级官员的出镜率与大陆相比较，非常低。一周内看不到高官在屏幕中出镜是正常的。有关政务活动的报导，不是根据事件中人物官职大小决定其播出次序，以新闻价值为唯一标准。香港电视台的在其版面设计中，突出了它的非政治色彩和市民化特点。

以天气情况的报告为例。早间新闻的版面内容极其多，天气预报内容包括了：气温、湿度、紫外线指数，时间，世界天气报告等。除了专门时段的详细情况介绍外，其中天气报告主要内容始终处在所有早间新闻画面的上方，温度指数会随着时间的进行发生变化，形成滚动播出状态。天气报告在整个节目的播出过程受到的重视程度，说明电视台为市民服务的意识很强。大多数市民在早上首先要要了解的是今天的气温，根据气温决定今日的穿著。除了提供数据外，还有专门的图形符号表示晴天、雨天、雨、台风。

大陆的天气情况是放在新闻节目播完之后再报告的，对于早上出门的人必须等新闻内容结束后才能获知，极不方便。但是从政治的严肃性考虑似乎是自然的。因为你不能想象有这样的图像：国家的高级官员正在发表演说，在其头部的上方有天气报告出现，再加上乌云、风球、雨线等符号（香港任何一家电视台在早上播报新闻时，不论画面上何人出镜，画面上方有关天气的情况用字母滚动播报不会改变）。大陆的新闻以政治新闻为主要，政治宣传口径的一直性使其始终保持着政治的优先地位，天气预报放在新闻之后播出有它的理由。

多元文化的汇映是香港电视图像的又一特点。香港的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构成。香港的电视新闻片头是几幅市民日常活动的画面，平常，轻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特区政府所在地，经常是记者等候高官进出时前去采访，这些官员被记者围堵在走道或者汽车旁，他们不时左右相顾，响应记者的问题。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电视屏幕上是极少看到的。在大陆，国家领导人一般在记者招待会上与记者见面，记者采访高层领导必须事先安排，不可能出现围堵的事情。

在电视屏幕上直接写出黄道日有关今日"宜"事或"忌"事，大陆的电视屏幕是绝对禁止的。虽然大陆的政策允许宗教自由，大陆也有去庙宇抽签拜佛的人，但是，在电视等媒体上将其作为正式的内容介绍给观众被视为宣传封建迷信。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1）大陆电视媒体虽然已经基本上自己解决维持运营的经费，主要经费来源于广告收入，但是其最高行政负责任人的任命，是由上一级行政机构确认的。也就是说所有媒体从性质上讲归国家所有。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电视媒体不能有背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抽签算卦等类似民间的活动与无神论相矛盾，不做正面的展示理所当然。

（2）香港的电视媒体即使是公营的，但是，它所保证的是一种官方认可的高品质，并不是代表官方的利益和立场。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较为普遍。以佛教为例，在香港市民中信奉佛教的人和敬神拜佛活动随处可见。如在街道的一角会开出一个场所，做拜神的场地。本文作者在港岛北角的一角看到市民设计的神案，神案上有信奉者自己摆放的各类神像，神案上香火（主要是蜡烛）不断。公共汽车站也有同样的神案被供奉。在穗禾苑80M汽车站调度室有一个两用柜，上面用来放供司机饮水的水瓶、水壶，下面供奉一尊神像，还有水果、鲜花等供品。由此，电视上出现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关的黄道日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检查大陆市民的日常生活，求神拜佛之事也有，主要见于庙堂的活动，与香港黄大仙庙无大的区别。在大陆的许多餐馆，多有财神被供奉，香港也如此。但是电视画面不会介绍。这就见出大陆与香港的区别。

（3）大陆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媒介作为党的喉舌其无神论的主张对于风水命相等是否定的。尤其是经过文化革命彻底的破四旧运动，像这样一些活动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属于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观念），即便是没有档正式表示禁止对这些画面的展示，人们也会自觉地视其为不可为之事。香港没有无神论的教育和运动，对上述敬神拜佛活动的解释为：一家人可以崇尚现代家居理想，以洋化的装置、窗明几净为居住的铭鉴，但是他们也可以同时相信风水命相是"宁可信其有"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⑩].香港人之所以能够将风水相命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观念，是因为这些观念没有经历过政治方面的洗礼、如批判、揭露等，得以延续至今。

（三）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电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场所，每天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并将其发布到每个家庭只是电视的一项公式。电视更是一个生产意义的文化场所，即电视本身就是文化现象。因为电视在传播每一条信息的时候，都有一种行为发生，而这个行为本身是制造意义的。每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又是在一定的文化前提下发生的。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电视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过程本身亦是一项文化实践过程。通过大陆、香港两地新闻图像符号的差异之比较，本文总结的问题是：1、大陆和香港意识形态不同，因此大陆和香港的电视身份有别。这种电视身份的差异是意识形态差异的一种表达，同时也是强化这种差异的行为。二者互为前提。

2、电视的身份是在它每一次的传播行为中强调的，这种强调不是直接的，它总是透过传播方式——画面的象征性符号，播报员的态度、形象，编排设计等来实施。有一定隐蔽性。因此，观众对此很少察觉，也将此视为自然。观众从中获得自己归入哪类人的一个概念后，更不会有理性地意识这些。

3、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由于电视的普及性和随意性，其持续参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我们本来的生活行为的界限很难分辨清楚。

4、这就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循环起来。电视传播的信息中即已包含着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些意义又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建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识形态总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5、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换言之，也就是再现、影像，甚至"生活风格".电视所传播的不仅是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作为新闻事件的可以核实的事实，它给予观众的是由这些连续的事实所生产出来的一种文化，这些似乎具有更大的诱因。[11]

（鸣谢：本文是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作访问学者时的研究成果之一。借此机会向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同人致意！）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e Symbols of TV News in China Mainlandand Hong Kong

Li Y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V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ucturing social culture.The newsprograms report all kinds of events happened both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lay out daily life，which is the main life breath in these two districts.Fromall these reports ，we know social structures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and knowthe reason for people's concerning about one event and their value tendency ，whichshows why they say this way but not that way，and why they talk about these butnot those.The significances of these problems lie in the whole cultural circumstancesin these two districts.With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s occurring and seeking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mainland and Hong Kong，we can knowbetter how politics ，economy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mutually affect the processof cultural circle.

Key words ：TV News；Image Symbols；Hong Kong；Mainl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岩，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访问学人。

[①]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practice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②]麦克·费瑟斯通着，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艺林出版社2000年，页16-17

[②]麦克·费瑟斯通着，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艺林出版社2000年，页16-17

[②]麦克·费瑟斯通着，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艺林出版社2000年，页16-17

[③]新时期指大陆"四人帮倒台"，文化革命结束，政治上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

[④]虽然他们并不是每次出现都在播报重大政治新闻，但重大的政治新闻总是由他们承担播出的。因此这样一对播音组合就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⑤]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页227-228

[⑥]马杰伟，"从传媒审视社会文化身份的转变"，《中文大学》2000年秋、冬，页20

[⑦]以中央电视台为基本样式，其余的电视台大同小异。

[⑧]马杰伟，《从传媒审视社会文化身份的转变》，《中文大学》2000年秋、冬，页20

[⑨]大陆凡是以本省、市之名命名的电视台都具有政府电视台的身份。因为这些的台长是由政府任命的。这些台承担播报政令和政府高级官员活动的任务。其新闻节目安排中必须对此给予保证。

[⑩]吴俊雄等，《阅读香港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87-90

[11]康纳着，唐维敏译，《后现代文化导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页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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