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的核心关切不是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正面展开的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论述实践，而是隐含在这些后面的——被六七十年代陈映真热烈理想化的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规划与实践，因“文革”后中国大陆自身对其中问题的检讨与不义、残酷的揭露，而引发的对陈映真的冲击和他因之产生的思考、观念的调整与摸索。致力于这样一种角度，是因为从这一角度所能引出的整理与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80年代陈映真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内蕴有更精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地揭示80年代陈映真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背后更内在的观念型构与感受型构，而这揭示本身便有着重要的思想认知价值。
本文刚写出草稿，就有朋友指出：文章讲的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实际处理的却是大陆当代史。确实，这位朋友说得对，在我自己，这论文确有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让我的心发疼、发紧却无法绕过的问题群。
——作者题记
顾名思义，本论文的核心关切，是从曾被陈映真作为通向美好世界系统真理、可行实践的中国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把握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陈映真的思想认识、实践想象具有中心信仰位置，被他热烈理想化的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规划与实践遭遇极大的困难，并于“文革”后通过中国大陆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检讨与不义、残酷的揭露，所引发的陈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机，确是陈映真80年代一系列视野、思考、感受、理解的调整得以启动的核心背景。某种意义上，就像我们若不以“台独”全面性崛起作为背景，便不能理解80年代以后陈映真许多知识、思想、文学行动一样，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把握80年代陈映真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的关键性，而过快聚焦于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实不容易深入感受和体会80年代陈映真何以是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一种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展开样态，不容易感受与捕捉他正面交代的理由之外的更深心情与感受脉动。
也就是说，本文中心关切的是其背后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型构。而之所以致力于这一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型构的揭示与把握，是因为这既有助于我们对陈映真诸具体知识、思想、文学、文化实践内蕴有更精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本身便有着重要的思想认知价值。
有意思的是，陈映真很少正面谈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影响，偶尔谈及，也隐约其辞，不多展开，而这无疑给本论造成了特殊困难。
也因此，我用“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作为论文的副标题便有双层含意。“涌流”是相对于“波涛”而言的。陈映真80年代的波涛是他对跨国企业的精彩文学处理、对禁忌的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深度开启，是他对台湾大众消费社会问题的穿透性揭示，是他冷战?民族分断论的提出，当然更是《人间》杂志的创办和它挑起的一个又一个尖锐议题。用“涌流”，首先是指论文核心关切不在这些曾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而在这些议题背后的陈映真观念与感受型构的把握。其次，了解涌流虽对认识波涛重要，并为安全航行所需要，但因为它从海面不可见，故需要寻找与观察波涛不同的把握办法。而这正好可用来喻指，因为陈映真很少正面谈及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影响，我的这一研究不得不经常采用迂回勾稽、细腻索隐、连缀，乃至反复迂回勾稽、反复索隐、连缀的方法，以对陈映真有关思考、感受准确显影赋形。
一、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
据陈映真自述，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早在1966年“文革”发生前，通过牯岭街搜到的旧书，通过日本友人帮助提供的书刊，通过偷偷收听大陆广播，他已经开始了解并开始信仰中国共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按陈映真自己的说法，“当时，我从中国大陆的各种发展中去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轻易粗浅地以为社会主义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解答。而认为当时中国（大陆）所从事的正是问题的解答。”也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十余年间，在陈映真的意识、理解里，其时已经澈入其骨髓的理想主义冲动、中国民族感情、对生命意义感的敏感与看重，和对弱者、被损害、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等等这些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关怀，都在斯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恰切的理解与安排。而这也就意味着，该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该时的陈映真而言，不只是通常理解的和社会主义自身也强调的，社会主义因包含着对被侮辱、被损害阶级的公平、民主、尊严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建立起的社会才是真正正义、公平、民主的社会——这当然回应着陈映真对弱者、对被侮辱被损害人的高度关切，也不只是在60年代中苏论战所呈现的分歧中，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无论在观念意识还是实践设计上都被陈映真认为是更代表着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在这些我们通常赋予社会主义、赋予中国社会主义的曾经通行理解之外，当时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还为斯时陈映真强烈的理想主义与热切的中国民族关怀提供着——在他自己看来最好、最理想、最饱满、最恰切的内涵，还为他高度关切的人的生命意义感提供着——在他自己看来既恰切又饱满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生命精神形式。
正是以这无论在观念还是实践上都被陈映真热烈理想化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为背景，陈映真认为1966年以后的自己“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认为自己“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便得以“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自己“所处的世界对决”的之前的方式，而“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的、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自己“周遭的事物”。对照陈映真1966年至1968年入狱前这一阶段的写作，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写于这一阶段的《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相比他之前的作品，“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让他告别过去感伤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常常让他对台湾现实不耐，而这特别表现在这一阶段的小说《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中。比如，在《某一个日午》中，陈映真便借着小说中自杀的国民党官员的儿子写给其父的信这样来宣判现实的台湾：现今不过是“使我和我这一代人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而且“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也就是，1966年以后的陈映真确因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信仰、“文革”爆发带出的激昂和此前更感伤的陈映真不同，但这不同得以实现所借助的中国共产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带给这时陈映真文学的并不总是“理智的凝视”和“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有时恰恰相反，“更高的次元”让自己对所处现实深为不耐。
而正是这样一种基于美丽想象和因着美丽想象而更觉现实不堪忍受所形成的对比，使得陈映真认为自己这类未失社会意识、民族关怀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所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是啊，既然旧世界如此不堪，新世界如此美好，那么有理想的作家主要该作的，当然是在自己坚决弃绝旧世界的同时，也带动读者对现实世界不满与弃绝，向往奔向新世界的革命。
当年也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陈映真渴望行动，也正是这样一种渴望所导致的读书会等初步行动，1968年把陈映真送进了监狱。他被判10年徒刑，1975年7月才因蒋介石去世百日祭特赦出狱。
坐满了7年牢狱的陈映真没有告别他过去的信仰，没有颓废，更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更坚定、深沉了。上引“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所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便出自他出狱两个月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试论陈映真》。显然，他中国社会主义的信仰如故，他自我界定自己历史和行动位置的意识如故。
1977年在为自己小说集《第一件差事》第4版写序时，他总结了入狱这个阶段台湾的变化：
六○年代的后期，是本省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发展的时代。一九六五年，美援完成了安定本省的政治和社会，创造一个具有购买力和生产能力的商品和劳动市场的任务。此后，美国和日本以投资、银行的设置、技术知识和机械等的对台输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构成一个重要的组织部门，而在世界性景气中带动和发展了台湾的经济。
令陈映真欣慰的是，黄春明、王祯和等作家，对这一切有相当敏锐的回应。陈概括说：
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青年一代的作家所关切的，是和外来经济力量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应的外来文化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冲击所造成的自我认同的丧失。于是作家的眼光从我们逐渐被国际商品所“国际化”的都市移开，以关切的眼光，去注视民族生活最后的据点——乡村。在那里，都市的、工商业的、国际性的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正在向着不知所措的、无抵抗的乡村，伸出巨灵之爪。
而这些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优秀小说所描写的便是“这种结构变革的乡村人的困境、尊严、悲伤和希望”。
但现实的变化没有使陈映真改变——抛弃现有世界、迎向新世界的理想与决心。用陈映真在这《第一件差事》第4版自序因环境不能明言而只能隐约其辞的话来说，就是过去（入狱前）和现在（出狱后）他都“燃烧着对于未来的希望”，都因“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而自感充实。现实也没有改变陈映真在激起读者同样对现有世界弃绝、向往新世界的自我工作定位意识，他希望激发读者“旷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
不过，现实的变化让陈映真感觉，他当年小说所籍以激发读者的内容和手法，于现今变化了的现实中，却未必能再有效激起今天读者“旷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相比，已有的被他所称赞的，描写这一种结构变革中“乡村人的困境、尊严、悲伤和希望”的优秀作品，虽然，不管这些作者是否有和陈映真相同的新世界想象和完全相同的写作意识，事实上却拥有激发今天读者“旷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的作用。只是这些写作在主题上有它们的限制，所展开的主要是在经济、物质上受损的阶层、行业、地区，而无法正面展开看起来在物质、经济上是跨国资本、跨国企业的得益者、参与者们所受到的精神、人格、心理上的伤害和由此引出的批判议题、批判视野。
陈映真1978年重操小说之笔，三篇之作有两篇（《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写跨国企业下经济收益不错的白领心理、精神、人格的被考验、被损害，也便不奇怪了，因为他意在激起读者对其时看起来光鲜、现代的台湾跨国资本、跨国企业“怵然的反省”。而从当时评论的反应看，陈映真也确实达到了他激起“怵然的反省”的目的。相比，最早写成的《贺大哥》，虽然和《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主题不同，但小说中贺大哥的越战经历有助于推进在此前保卫钓鱼岛运动中已经开启的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一面的认识，其有关得以使越战发生的美国的状态，美国精神治疗等机构对待贺大哥精神、心理创伤的方式等等，也都有助于开启对总是以自由、民主、现代形象示人的美国的“怵然的反省”。其结尾处看起来顺带，其实极为精心地代表其时国民党政权某一内在心理、观念面向的刘先生的一席话，也会促进读者对看起来已有一定改变的蒋介石大陆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到陈映真1979年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之前，一方面是他原有的中国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保持，和在新的现实下如何进行有助于通向自己所设定目标的建设性工作的富有成效的摸索；一方面是在保钓风潮等带动下，台湾虽仍处于对反共、防共过敏的戒严体制，而在思想上，却不论是帝国主义批判、第三世界论述，还是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关怀旗帜下所开展的现实批判意识很强的乡土文学论，都有公开并有影响地开展；在实践上，也出现了以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为主体的各种关怀社会、服务社会的运动。也就是，当时虽不能直接公开绍介、阐扬陈映真心仪、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但确实已有了比60年代多得多的使读者产生“旷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之感的工作氛围与空间，而且现实上也有越来越多可能接受这些刺激的人群。
所以，当1979年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问题摊开在陈映真眼前时，可想他所受的打击多么沉重。因为这打击不只意味着他热烈关切的中国大陆道路本身的挫折，还意味着他自以为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的，对他具有基点性的理想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内涵的理想赋予，对他所特别看重的生活、生命意义感如何获得与建设实质而非形式的公正、正义、民主道路的取得，等等这些先前鼓舞着他的新世界热烈想象的以为一起找到了解决之道的基点，都遭遇了危机。而且打击降临的时刻，正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鼓舞下，以为初步找到了为这条道路在台湾的实现可以作出自己贡献的时刻。
1979年底，在和友人谈到自己所遭受的打击时，他尽量用克制、叙述的语言说：
近一年来，大陆的资讯，空前大量地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报纸、杂志上。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动的影像。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然而，我终于觉得不对头。使巴金的萧珊受到那样待遇的共产党，和我读史诺《中国的红星》里的共产党，怎么也不对头……。这半年来，我一直处在慢性的思想苦闷里头。
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他不可能每次都克制住强烈受挫后的情绪。比如，在写于1979年11月1日的，为他将要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作的序《颠踬而困乏的脚踪》中，他便直指先前为他所衷心信仰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为“腐化和堕落了的革命”。他这样写到：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作家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近百年来，在中国，有许多作家曾以孤单的身影，面对从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过勇敢而坚毅的抗争；也曾为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过美好而充满应许的歌曲。然而，曾几何时，他们也以更其孤单的身影，在腐化和堕落了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备尝更其残酷、更其无耻的损害和侮辱。
显然，“文革”后大陆所揭露出的问题让陈映真看到，其时大陆作家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超过了他先前一向卑视的国民党政权在三四十年代所强加给作家的侮辱与损害。
无疑，在国民党拼命宣传中国大陆这些问题，用之巩固和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时，陈映真还控制不住作这么尖锐的指斥（陈明确说过：“详细描写这幻灭与反省，对于我的政治处境是有利的。但恰好是因为这样，我却特别不愿去谈它。”而这也让我们理解他当时为何在如此复杂的心情下，仍极力避免在公开刊布的文字中直接批判性点中共的名），固然因为揭露出来的事实本身使他震惊，应该也和他高度信仰的中国社会主义在这震惊中突然跌落，使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事实相关。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曾几何时，那一度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
我们可以想象，斯时陈映真心里肯定一直翻腾着，他后来通过小说《山路》里的人物蔡千惠，写给当年因参加台湾共产革命而被系狱三十多年才被释放的恋人黄贞柏的信所提出的，那个后来被许多论说所反复称引的大哉问：“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问题对陈映真是多么残酷和痛苦。即使在写于《山路》完成十年以后的《后街》中，当陈回忆到1970年他在台东泰源监狱遇见“百数十名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所带给他的激动与感动，他不自觉地使用了叙述时少有的高昂语调。他写道：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覆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五○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而现在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所投身的革命本身出了巨大问题，真的就意味着他们因义就死、因义被囚，因此便变成实质无价值、无意义的虚空吗？
不仅陈映真当年狱中所熟悉的投身台湾共产运动的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的因义就死、因义被囚，有这是否只是历史错误所导致的一场自以为义、实质虚空问题，比台湾共产运动参与规模大得多、牺牲也大得多的中国大陆共产革命，不也同样有这“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因义就死、因义被囚、因义奉献是否也只是一场自以为义、实质错误的问题吗？
陈映真虽然没有遭到他笔下写到的那逝去的风火雷电的一代人所遭受的生死考验，但他借蔡千惠写给黄贞柏信讲的，“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秘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却一定包含着他在6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后的孤寂中，在他系狱7年的种种煎熬中，想象中国共产革命的赤旗飘扬在台湾上空所带给他的力量与感动。
而且在70年代陈映真的意识中，这赤旗飘扬在台湾上空不再只是没有可能的想象。如他所述：
七○年，他即使在台东山区的泰源监狱，也能从中央日报看见“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风潮在岛内外激动地展开。他更从在狱中订购、由他日夜怀念的文友所创办的《文季》季刊、从《中外文学》中，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做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猛烈批判。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泛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文学观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
要知道，这里的“星星之火”，是陈映真从毛泽东有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移用过来的，最扼要表达着狱中陈映真对台湾中国共产革命再起来可能性的热烈期望。而1975年陈映真出狱后，他更清楚了解到台湾在他所期待的方向上，和他入狱前相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对此，他概括写道：
一九七五年，他因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减刑而提早三年获释。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家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他于是知道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的社会意识萌芽发展。高信疆主持的时报“人间”副刊在世俗水平上不断地激起新的知识和文化的涟漪。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对深蕴于民间的强力审美发出了惊叹。“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踊的语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
而接下来陈映真深度参与的左翼杂志《夏潮》，带来了一时代思想和文化目光的乡土文学论战及其胜利，社会意识在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更广泛、深入地觉醒，这都让陈映真感觉，台湾离共产革命的赤旗飘扬在其上空这一目标比狱中更进了一步。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更清楚体会到，陈映真事后很少谈及的中国社会主义出了重大问题所带给他的冲击与痛苦，是核心性的、根本性的。而且如此核心性、根本性的强烈冲击，所摇撼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和观念，还有他的精神、情感和心理！
二、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与陈映真民主理解、民族主义理解的重构
为什么“文革”后，这一曾被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很多重大问题被揭露出来？为什么这一导致世界很多曾被中国“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识分子幻灭的事件，却没导致陈映真出现在这些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常见的脱队、转向，乃至颓废、虚无，乃至变为其所卑视的“夸夸然议论着自己的幻灭和对于使自己幻灭的事物痛加责备，且洋洋然以为前进”的庞然队列中呢？如此，并不是陈映真没有经历痛苦的“幻灭和反省的过程”，恰恰相反，由于陈映真不是一般地一时地把中国社会主义当成真理，而是在十余年中都视之为“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仅以之作为自己世界观、思想的根本凭依，甚至还内在、根本地决定他精神、情感和工作的核心关切感觉，而这些必然使1979年陈映真所经历的曾经长时间“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冲击和因之引发出的幻灭感，带给他大大超过很多受中国“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折磨和痛苦。陈映真没有因之或转向（通过快速承认自己的问题，快速转向过去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成套逻辑，来解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挫折这一左翼历史大事件带来的挑战），或颓废、虚无、随波逐流（等于以承认人生本不需积极地进行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价值坚执的消极方式，来应对因对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信仰和追求所引出的社会主义实践受挫带给他的挑战），或通过遁逃到中国传统、艺术等当中去，以纾解自己的焦虑（这是一种跟现实拉开距离的方式，相比前两种方式，这尚算一种不无建设意义的较积极方式），而在实质上保持着与先前相通的问题关切、价值关切。他又是通过哪些资源，什么样的思想探索和调整做到这一点的呢？
细读陈映真的各种文字，我们会明白，陈映真在此挫折面前没有倒入上举他人各种途辙的根本，在他对何谓有意义生命、生活的理解，对弱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苦难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对人为苦难、不公正而不容自已的反感与渴望克服，对民族健康、自主发展的深切关怀，对近现代中国的被侮辱、被损害和在其中不断振起历史的深切认同。
如前所述，在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暴露之前，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根本原因在于陈映真认为他所关切的这些问题和价值，都在斯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观念逻辑和实践中得到了理想解决和安置。而1979年中国大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揭露给陈映真以巨大打击，让他看到中国的实际国力、经济、技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和中共过去的宣传存在很大落差。不过，细读陈映真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对他更根本的打击来自：陈映真本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是人的充分解放者，广泛、真正民主的实现者，有意义生活与生命形式的实现者，民族健康主体的塑造者，结果在“文革”后揭露出的中国社会主义诸问题中，中国社会主义反而变成了民主的践踏者，勇于践行自己批评权力、按照良知讲话行为的压迫者，大批人堕入虚无、玩世、狭隘的重要责任者。
这些问题的暴露，当然使陈映真不再认为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这些问题的完满解答，是对这些价值的完满实现与安置。而这样，也便意味着陈映真在他先前信仰受挫后，必需以这些价值关切为动力，重建他感受、把握人生与中国和世界的基本框架，重新摸索他先前本以为有了答案的对人、对台湾、对中国大陆与对世界所存在种种问题的新解答。
在因挫折而幻灭，因幻灭而反省、调整的努力中，陈映真得以最早重构成形的是他对民族主义和民主问题的新理解。在1979年底和友人的谈话中，他整理了自己反省后关于民主的新理解：
第一，我一贯认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有虚伪的一面。这是至今我也这样想的。不同的是，我曾相信在大陆有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现在，事实摆着，这一点，我错了。否则，人民、无产阶级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怎么会闹“四人帮”，怎么到现在才说“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一个人之功绩”？
第二，我开始想，不能把民主的问题，用“资产阶级性”这么简单地收拾。就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类的一种进步，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少不了以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管理为条件——比如说，过去中国正是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才使中共面临着资本积蓄、现代技术和生产管理上的问题。今天，在精神上，中国也同样缺少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的经验，好据以发展更真实，更纵深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生活。
第三，现在，我理解到中国的未来，基本上，是中国人民的未来，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的问题。要求生活上基本公平充裕；政治上充分而真实的参与，有真实的民主，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精神上没有教条、戒律，有充分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共同的、不能妥协的、不可压抑的愿望。谁实现了，满足了这个愿望，谁就受到全中国人民最坚定、热情的支持。反之，谁压抑、反对这个愿望，谁就一定要灭亡。
在同一篇谈话中，他亦详细谈及对民族主义理解。他说：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在目前阶段，是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是承继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之；是有条件、有选择地、认真、虚心地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求民族之发展及向上。
他并特别检讨他过去的民族主义以中共为认同，强调今后他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他说：
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分裂的祖国两边的政权中，找寻、选择认同的对象。有人选择台北，有人选择北京，也有的人两边都不要，要自己塑造认同的目标。现在想来，这些都不能充足地满足民族认同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认同的主体是那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民，我们就不会由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而使我们失落了认同。我们所认同的，是那历史的、文化的、混合着耻辱与光荣、挫折与胜利的、我们父祖所立、所传的国。对于一个爱国者，他不能说：我爱汉、唐，不爱宋、明……。而这父祖之国，归根究柢，正是无数中国人民所建造的。
熟悉“文革”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言论的人，可能不会觉得这些言论有什么特别，但对熟悉陈映真思想历程的人来说，便可体会这些言论对接下来陈映真思想展开的重要性。从“生活上基本公平充裕；政治上充分而真实的参与，有真实的民主，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人”，和“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我们看到陈映真虽然已从激进的“文革”逻辑社会主义大大后退，但并没后退出社会主义的底线。
从“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在目前阶段，是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的首要强调，我们可以看到陈映真看整个现代世界史和批判当代世界主流理解的重要角度——“第三世界”视野，没有让他产生在基本价值感觉上重构的必要（当然，从70年代到21世纪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论不断在充实、深化，包括第三世界视野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思想、实践的意义），和他重构后的民族主义仍特别强调“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首要课题密切相关。
从此处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技术、资本、管理对建成一个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正面意义的理解，我们看到陈映真和大陆正在起步阶段的改革开放政策、势头正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配合性。但就像该时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承认为前提的，以上没有充分认识——在借鉴西方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时，将会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可能紧张——此时的陈映真对这中间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显然也没有正面去思考。而后来正是在该如何面对、处理这些紧张上，希望中国大陆能找到更理想的方法的陈映真，和要实际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陆国家和试图对这些冲突作出思想安排的大陆知识分子，从8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或明或隐的紧张。而这紧张，因中间还夹杂着大陆国家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和陈映真与大陆国家权力，与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不同调的民族主义感觉、民族主义理解与资本主义感觉、资本主义理解，而变得更加纠缠、复杂。这些当然是后话，但关心中国大陆发展的陈映真未能及早致力思考、安排——借鉴西方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这和他仍然坚持的左翼取向、社会主义价值间形成冲突、紧张，限制了他在介入大陆知识、思想、文学问题时发挥更及时有效的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重构得以发生的契机，是他过去认为正在有效实现普遍民主、寄托着他民族主义理想和热望的大陆国家本身出现了严重问题。而现在他把认同基点从被认为代表着真理的中共转向中国人民，不仅为困扰他的过去的民族主义和民主理解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支点，从而解决了自己的认同失落问题，而且他界定认同中国人民的方式，“我们认同的主体是那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民……，是那历史的、文化的、混合着耻辱与光荣、挫折与胜利的、我们父祖所立、所传的国”，也为自己的爱国感情重置了一个更稳定的基础。正如他所说：“对于一个爱国者，他不能说：我爱汉、唐，不爱宋、明……。而这父祖之国，归根究柢，正是无数中国人民所建造的。”而这一认同方式，还纾解着他过去以他意识理解中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批判台湾现实，而现在则因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带给他批判的结构性困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让他和过去与他抱有相同立场的朋友，因这新的认同主体而取得了“批评国共双方的自由”。
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因应他的信仰、思想、精神危机的民族主义、民主理解的重构，在解决了一些问题后，也留下了很多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就像陈映真很快意识到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许多内部问题的发生跟该时美、苏两大国及其盟国、扈从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封锁、威胁密切相关，而中国大陆之所以陷入这样一种国际局面，又跟中国大陆其时“寻求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的完全解放”这一陈映真认为极重要的价值时，对国际上一些行为和现象的过度反应有关。
而“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在目前阶段”，既“是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又要处理这一价值目标与他前引民主论述时已逻辑隐含的，并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思潮中变成越来越强音的——向资本主义学习技术、管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借鉴资产阶级民主经验——这些方面是什么样的动态辩证关系呢？同样困难的问题还有，陈映真民族主义强调“承继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之”，和“有条件、有选择地、认真、虚心地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求民族之发展及向上”，这两个抽象讲很容易，但落实在具体时空中，如何拿捏、安排两者间的关系则很复杂。具体而非抽象地妥置这些问题，要求对现实世界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更需要对中国自身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具体到中国大陆，则需要对大陆1949年以后的历史和这一历史所从出的中国近现代史有深切认识，同时还要对它现实的境遇和课题有敏锐、富平衡性的掌握。
同样，陈映真对何谓认同中国人民的界定方式“我们所认同的，是那历史的、文化的、混合着耻辱与光荣、挫折与胜利的、我们父祖所立、所传的国”，更意味着要真正做到此点，必需做特别的认知努力。以此为前提的思考和批判，才是立足于人民的思考和批判，否则，自以为对人民的代言很可能和人民无关，自以为是人民的认识更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而陈映真在把认同中国人民的新思考、新信念用到该时的大陆时，实际上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一新调整在一时解决了他的困扰后会引出种种新挑战。他在宣布认同的主体应该是“那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中国人民”后，紧接着写到：
在中国大陆，现在勇敢地批评大陆体制的人，不论对于中共有多么苛烈的责难，但其爱国之情，灼灼感人。不，这简直是百多年来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批评当权，热爱国家。批评，为了他深爱这祖国。离开了政权，国家还有什么呢？人民。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这是我新的觉悟，不论是国民党，不论是共产党，都曾在历史上受到人民和知识分子不惜以牺牲生命表达拥护之忱。此无他，因为他们在那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正确地、勇敢地、伟大的站在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为实现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望而奋斗过。今天，他们所以受到批评，我想，也要从这个视角去分析。
显然，这样的一些表述隐含着多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度肯认国家权力和人民两分的有效性；二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内部可能蕴含的复杂性和张力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三是过度假设人民立场的必然正确性；四是实际等于认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批评自然代表人民。
不错，国家权力和人民相当程度可以两分，而且这种两分对我们展开、认识很多问题必要。但在实际认识中，过度夸大这种两分的有效性，则妨碍很多需要互为视角才能展开的认识。而过度同质性想象国家权力和人民，并认定人民立场的正确，会使我们对人民的认识浅尝辄止，并缺少深入分析国家权力复杂性的动力。而先入为主认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当然代表人民，实际等于在陈映真重构的民主理解和民族主义当中，把看起来居于核心位置的人民实质变成了一个不需特别认识便可被知识分子代表的对象。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可相当程度明白，何以80年代初陈映真诸多有关大陆的文章，核心焦点在指控、批判对异议和批判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的压迫。不仅权力压迫知识分子、文学家本身不义，需要严正抗议，而且由于这些被压迫的知识分子、文学家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有关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正确立场，这样，支持这些知识分子、文学家便成了为中国人民负责、为中国负责。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相当程度理解，为何他本包含着开启出新的认识、理解动力与契机的“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的新观念，当时并未带动他进行更多探索。而这样，也可帮助我们理解，他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何也未能去致力、解答。比如，在1980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谈到：
中共在大陆三十一年的经验，到了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体验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即党官僚专政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距；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在民族资本积累上贫弱的条件上建设社会主义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而严重的困难；在政治经济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法西斯因素的强大残留及其可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极端宗教化带来对于人性、道德的令人战慄的残害……等诸问题，在过去大陆创痛犹如恶梦的体验中，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为有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提出一串串深刻而沉痛的问号。
显然，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的发生与演变作细致、深入的分析，都会对深入了解、反思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有着明确承传关系（此处所说的承传除通常讲的承续，还包括以直接反弹的方式所承受的影响，而包括直接反弹，是因为直接反弹意味着以反向的方式受毛泽东时代范导）的当时中国大陆，和从这一历史所出的国家下的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只有对这些问题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我们才会既清楚把握这些令人痛心现象形成的历史—结构过程，又能从历史中发现可资后面历史顺承转化的积累和能量。而也只有以此为参照，我们才会对那些过快乃至被心情所左右的对毛时代的各种匆促反应，作出恰切的定位和评价。
对中国大陆暴露出的不理想现实痛心，却又未能深入内在去解析、把握，陈映真80年代初的大陆批评易流于平面化，比如：
在中共“四人帮”崩溃以后，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成绩单被揭露了出来。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人权的饱受限制和摧残，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特权的横行、民族自信心的极度沦丧，社会生产的一般性的落后这些事实，甚至使自来极度反共的人们，也为之瞠目。
而这样一种整理方式，自然容易让他接受对中国大陆国家政权是“封建专制官僚主义”的过快定性，容易让他把注意力过分聚焦于该时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运动”，而不去致力对中国大陆国家政权、这一政权下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作深入细致的把握、分析。这就使得80年代初的陈映真虽然在情感上和极度反共的人们不同调，但他批评大陆文字的基本内容，却和与他实际非常有距离的极度反共的人们的相关文字，无论在视野聚焦上、问题的把握方式上和定位这些问题的性质方式上，并没有多少实质不同。
可惜的是，不仅整个80年代陈映真没有再去努力对中国大陆现实做细致的把握和分析，而且90年代以后当他觉得需要重述毛泽东时代，他的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文字仍不是在对他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重要历史、思想课题的发生与演变，作细致、深入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写出的，所以，这些启发只是一些初步的方向，而不是切实有力的洞察。
在很大的意义上，中国大陆80年代末期为陈映真所忧心、反感的知识分子思潮的形成，正是以对陈映真80年代初所提到的诸问题和现象作过快定性反应所形成的历史感觉与观念感觉为基础的。此不之思，陈映真当然不能给出贴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实际感受和经验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来，批评也就不能和其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经验、感受视野真正对话。而这样的批评会让被批评者深感隔膜乃至反感，这不能不说也有着陈映真自身的责任了。
陈映真后来之所以陷入和大陆作家、知识分子的交流尴尬，其“以中国人民为认同主体”的新观念用在大陆时所连带的——认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当然代表人民，而人民又正确——这一当初隐含的逻辑与感觉实要负不小的责任。它不仅不包含校正的思想意识、思想意涵，且多数实质上是和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作过快定性反应的当时大陆主导知识、思想状态与氛围配合的。
到此，我们便可更清楚看到陈映真民主理解和民族主义重构中的“人民论”对他80年代大陆批评、思考的两面性。一方面，陈映真的“人民论”使他获得了一个批判性审视党国权力的支点，而其所隐含的逻辑使他自认他的大陆批评代表着大陆人民心声，从而有力推动着他80年代上半段对大陆进行积极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人民论”隐含的认识连带逻辑，则妨碍着他对其时大陆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而这导致向来敏锐的他80年代上半段的大陆批评文字在大陆历史、现实认知上甚少独到性。
当然，这不只是陈映真的问题。在相当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艳称的中国大陆“新时期”，便是在未对陈映真所提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距”等重要问题，作充分细致、深入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他们自认为代表着“人民”的心声。更让人惊异的是，迟至今天，对这些问题亦谈不上有充分细致、深入的历史—结构性分析与反省，当然，更谈不上以这些分析、反省为视角，对中国大陆“新时期”的发生乃至整个“新时期”的变迁作出分析。而这，不能不让我在为当年的陈映真遗憾时，更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大陆知识界遗憾。
相比，陈映真运用于大陆的“人民”论述因在实质上停留于对大陆“人民”的抽象理解，台湾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挑战，使他的“人民”论述在他对台湾的种种批评介入中，很快便不能停留于同质、抽象的理解，而必需发展为分疏其种种内在冲突、紧张和曲折的把握方式。
比如，因知道当时党外和官方所使用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有把两岸分断固定化、永久化的作用，陈映真便从台湾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角度，剖析此看起来具体而实际忽视社会经济分疏说法的抽象性，并进一步分析此看起来无涉社会经济问题说法的社会经济属性，从而对敉平差异、掩盖社会经济实质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作出了批判。
比如，因为看到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前面的党外、后面的民进党虽然都有代表全体“中华民国”人民和全体台湾人民的宣称，也在这宣称中对工人阶级有种种承诺，但究其实却缺少足够的工人阶级立场，陈映真因此热切希望工人致力“建立真正独立的产业工会”，并热烈支持工党的筹组，期待它们在争取台湾工人阶级参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工人阶级应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利益上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因看到台湾长期的“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和这一体制下附属美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已使台湾不论是官方还是反对党，都严重滋生出戒严体质，陈映真概述为：
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甚至对中国民族和文化的严重歧视；是对美日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圈构造非但没有批判，反而亟欲成为这构造中的一员；是对国际霸权干涉中国内政，欲使台湾与中国永久分裂的阴谋非但不加挞伐，反而公开呼吁国际霸权侵犯中国，使台湾与中国长期分离；是公开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在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提倡具有国际背景的“台湾化”和“台湾主义”……
而这一作为戒严体制几十年后果的戒严体质在台湾社会的普遍存在，自然使陈映真认为只有对戒严体质进行充分的清理和批判，台湾社会在和戒严体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才会有健康的看法。
陈映真80年代在台湾的这些经验，当然不会使他觉得不能在国家权力和人民之间作出两分。但仅仅上举他这些台湾经验，应该已使他不会相信：有完全同质化的人民；人民总是可以和国家清楚切分；人民的立场总是可以信赖；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以代表社会、人民为理由的反抗国家权力者并不必然代表全社会、全体人民，特别是社会中弱势者、被损害者。相反，国家和人民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是特定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中的被模塑者，某些方面人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也互相模塑、互为结构，而太多有关人民的呼声、社会立场的说法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分析才能厘清它在特定时空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相比80年代从社会经济、阶级角度和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角度对台湾社会的分析，80年代中期以后，陈映真也渐多从冷战—封锁—民族分断和对其过度政治、经济、心理、文化反应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言论；也渐多从中国大陆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有意识对中国大陆精英进行影响等角度对大陆经济、社会问题和思潮变迁给出分析；也渐多用阶级话语整理中国大陆内部问题的言论。但总的来说，从特定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角度对中国大陆历史、社会的分析未能像他对台湾历史、社会的分析那么切实、有力，而他用于大陆描述和分析的阶级话语主要是为了提醒大陆注意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等问题，远未能像他从此角度对台湾社会给出的分析那么充分、尖锐。凡此，有资料问题，有历史与现实隔了一层的问题，有大陆历史与现实更为复杂的问题，有陈映真80年代以后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内部的问题，但由于这些确实是把握大陆历史和现实不可或缺的角度，进展不够，使用不够适度，当然都会影响陈映真从这些角度对大陆历史和现实把握的说服力。
而且，除社会经济、阶级角度和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角度对台湾社会的分析外，80年代的陈映真还发展出和他理想主义重构相配合的另外一种把握台湾社会的方式，这一把握方式不像前者以正面论说展开，在80年代却实实在在影响着陈映真诸多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包括《人间》杂志创办这一80年代陈映真最具重要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在我看来，至少对大陆而言，80年代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和与之配合的另外一种把握台湾社会的方式，对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危机、理想主义挫折并快速进入一个商品消费无孔不入的时代的大陆社会，更具启发性。如此说，并非意在否定陈映真社会、经济、阶级分析和批判的国际分析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相当程度上，大陆“文革”后虽然一度弃掷了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国际分析传统，但后来它自身遭遇的阶级分化问题和它进入世界更深后所看到的、碰到的种种问题，都在相当程度上重新激活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国际分析传统，这也是陈映真这部分资源，在今天大陆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