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拉伯人接近拜占庭帝国，大量翻译学习的希腊古典著作时，中世纪的西欧人对自己的文化祖先似乎还一无所知，反倒是阿拉伯人比他们了解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迫于阿拉伯的压力，欧洲十字军东征，接触并带回大量阿拉伯文希腊古典著作。12世纪，被基督教蒙蔽的西欧人开始翻译研究希腊古典学问，“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上》第十七章吴象婴梁赤民译1988年11月第1版）借助古希腊人的灵感，西方人撞开了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人文理性主义）两扇大门，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思想文化演绎与人文理性叙事。
从13世纪末至19世纪初500多年时间内，西欧的状况类似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世界处于战乱纷争中，教会与世俗、国王与领主、封主与封臣、教派之间、君主国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厮杀，学者文人迫于压力，游走于各君主国之间或受到赏识器重，发表自己的言论著作。各类哲人与思想接连登场，批判抵牾，百家争鸣。以宏大的规模与场面演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而人文理性叙事始终贯穿于其中。虽然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有明确的定义，但在时序上并没有明确的分界，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交织在一起，从没有离开过学者文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视线。伴随着宗教神学威信扫地，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式微，人文理性主义和世俗民族国家在西欧逐步崛起。西方人开始用人文与理性两只脚快跑，远远地将世界其它各主要文明抛在后面。人文主义崛起意味人的发现，珍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归复平等、自由等个人的天生权力，重视看穿民主、科学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理性主义意味学会用自己的理智自由地思考批判，用理智的亮光拨开神学迷信和独断论的蒙蔽与迷障。
令人深思的是，当西欧人走进曾无人知晓的希腊古典世界的时候，其思想文化与社会环境并不比其它几个主要文明区更好更开放。在中国，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宗法等级社会封闭、保守、独断、禁欲，人们的精神处于颓废之中。在伊斯兰中东世界，“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下》第十三章吴象婴梁赤民译1988年11月第1版）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保守和不宽容。在神学与唯理论的论战中，不像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遭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同上第十四章）《古兰经》神学战胜唯理论的直接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印度，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分别占据上风，种姓制度依旧为印度教盛行区域的最大特色，“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同上第十五章）与此同时，在西欧，基督教经院哲学控治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笼罩在教会专横、独断、霸道、禁欲主义的戾气之中。
由此可见，西欧人自发自觉地走上人文、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道路是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案例。这一独特案例对其它旧的文明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借鉴与示范意义。当然，各国的现代文明社会必需建立在各自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从各自传统的哲学思想的元理论中发展出符合人文理性精神的新思想新文化，摒弃不符合人文理性精神的旧思想旧文化。条条大路通咸阳，殊途同归，各国向现代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不必也不可能一步一个脚印的模仿西方的人文理性叙事，西方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是呈直线性地，连续性地，不间断地向前冲刺，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地到达目的。而其它国家的同类的文明叙事可以呈现间断性、跳跃性、曲线性或者走不同的路径，最终异曲同工地达到相同或相似的目的。
西欧之所以成为自发自觉成功地走向近现代文明的唯一案例，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其中，可能极其细微而不为人所注意的差别就是其成功的奥妙所在。在当时的西欧，首先已被野蛮的日耳曼人条顿化，为僵化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与生机，日耳曼人在文化上的落后更有利于其接受新遇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而且，日耳曼人从丛林走出来，带有原始社会群主或盟主时代的原始民主性，没有任何国王君主可以绝对专制和霸道。
其次，日耳曼人自治性质的农村公社制度与古希腊城邦民主文化的有机结合。
第三，相当于中国东周列国纷争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内部状况逐渐分化，对各种言论学说的偏好取舍不尽相同，对不同的言论学说都能持开放宽容的态度。当时的欧洲也是列国林立，各自为政，取舍抵牾有所不同，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国王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度也不一样。比如，康德认为“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腓特烈大帝”对纯粹的言论就比较宽容，他的限度是“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必须听话。”而他的侄子威廉第二对言论自由就没有如此宽容了。虽然都在基督教神权的统治之下，但各教会或教派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开明，这一趋势在宗教改革之后变得更加明显。比如，代表海洋一系的英国、荷兰政教都比较开明与宽容，所以，自由平等思想，民主理论与制度，科学与产业革命最初都源于此两国。相比之下，欧洲大陆一系相对比较保守落后。以上表明，虽然欧洲各国有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思想言论无法定于一尊，学者文人或逃亡国外，或在本国被限制的著作论文和言论能够想方设法在国外被发表。比如，笛卡尔的哲学被经院哲学所迫害，他本人不得不离开法国，客死异乡。比如，伏尔泰不见容于法王路易十五，却博得了附庸人文精神的欧洲四王——俄皇，普鲁士、波兰、丹麦国王的器重。
第四，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西欧最为各国思想文化极易流通的区域，各国思想文化互为影响促进，而由此引发无数学者文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为人文理性事业献身。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思潮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最终在强大的人文与理性的诉求面前，宗教神学与专制王权不得不向平等自由屈服，让位于民主科学。而在其它传统文明社会，比如中国、早期阿拉伯也有灵光一闪的人文理性火花，但由于势单力薄，最终被保守专制的势力扑灭。“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它地区所没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同上第十七章第七节）就像明末最早主动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的徐光启，有意学习翻译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几何、水利农田等科学知识与著作，以求西学之于利国利民。然而，不但同志同行者寥寥无几，而且还遭到朝廷奸佞贼子的非议与排挤。满国满朝之儒生不是追求权势利益，就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被儒生儒学包绕的皇帝对徐光启的谏言奏疏要么不置可否，要么置若罔闻，一片逍遥颓废之气弥漫在朝廷内外。
第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其中后三项被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誉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在其《全球通史》里的大致所言，造纸术、印刷术勇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专制统治或用于娱乐，而不是加固民族国家的地位或用于新式国防武器的制造；指南针除郑和用于空洞不实的炫耀与猎奇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勇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按理说，阿拉伯世界应该最早最有可能发展出人文理性思想。首先，阿拉伯人向地中海和东部方向扩张，直接接触到或管辖古代或中世纪世界的几大主要文明区，西方的希腊化拜占庭文明，东方的中华文明，南方的印度文明及其所管辖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和波斯文明区。可以任意吸取各大文明区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知识与内涵。最主要的是他们翻译学习研究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著作；从中国学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并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欧，促发西欧思想文化革命）；从印度学来十进位制算法（数学）和阿拉伯数字。其次，早期的伊斯兰阿拉伯人对异端宗教和思想，比如，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唯理论哲学即理性主义哲学）、印度、波斯思想等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和政策。再次，如后来的西欧基督教神学受到古希腊唯理论（理性主义）哲学的挑战一样，伊斯兰教的神学同样也受到古希腊唯理论哲学的挑战。比如，“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3—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辩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运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同上第十四章第7节）但是，伊本*路西德的唯理论不彻底，缺乏人文主义思想与精神作支撑，他不相信民众的理智。所以，他认为，民众“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应该接受“神学”教育。
上述因素可以感受到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似乎要走上后来西方走的人文理性道路。但是，阿拉伯穆斯林后来的统治者终于支持保守的神学家，所有的哲学(唯理论)与科学被神学家指责为“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而且，一些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学者，比如，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认为，哲学及其逻辑学与科学是无用的、危险的，对宗教信仰是有害的。因此，穆斯林学校忽略哲学、科学教育，而只注重神学以及对神学有利的法学、修辞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同中国经四书五经教育出来的儒生，封闭、保守，思想僵化，定于一尊，效忠神权或皇权。假如，事实与此相反，伊斯兰世界可能赶在西欧人之前走上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道路，今日的西方文明则很有可能被称为“阿拉伯文明”，或许西欧因为保守的基督教而抵制异教文明，拒绝接受并否定新兴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阿拉伯文明”，仍然处于蒙昧专制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统治之下。正如现在事实上的伊斯兰世界处于伊斯兰教蒙昧专制的统治之下一样。
当希腊古典唯理论哲学遭遇宗教神学时，无论在早些时候的穆斯林世界，还是后来的基督徒世界，都面临如何调和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神学家主导的世界的任务是将希腊古典理性思维服务并符合于宗教神学的教义，使二者趋于一致。他们以“二难推理”的方法得出“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宗教神学真理与较低的哲学理性真理。二者在神学界和哲学界被争论不休，但最终穆斯林世界与基督徒世界取得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早些的穆斯林世界是哲学理性真理屈服于伊斯兰教神学真理，这一结局影响深远，至今穆斯林世界仍然被伊斯兰教真主信仰所控制，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不昌，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正面压力与挑战无法有效应对，导致部分原教旨主义者铤而走险，在背地里以恐怖主义活动来对抗西方文明的压力与挑战。而晚些的基督徒世界则是哲学理性真理战胜基督教神学真理，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最终分道扬镳。西欧奔向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近现代文明，向全球各个角落殖民扩张，西方文明的理念价值观与科学技术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其它古老文明世界。每一种/个非西方文明或国家都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西方压力与挑战，每一个非西方人都能感受到西方文化与物质所带来的思想影响与生活改变。
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最终没能走上类似于后来西欧的道路，纵然有许多因素。但有一点非常明显，不像基督教世界普遍建立了教会学校，教学内容包括自然科学与哲学那样，教育没有普及，教学内容局限于神学及其有关范围，造纸术、印刷术也没有引发人文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大面积传播，甚至向底层民众传播。而且，真正的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学者文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少之又少，不能像西欧那样各类哲人大家连续不断地出现，波澜壮阔地激发起大规模全方位的人文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
中国的情况与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有所不同，中国人是个早熟的民族，人文理性精神起源比较早。大约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在反对批判孔儒维护封建世袭贵族等级制、血亲宗法礼制的周制思想文化和尊古复古、效君忠主的保守主义独断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人文理性精神。墨子借孔儒“以天不明”，假“天志”以推行自己的人文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虽然有宗教信仰思想，以天为上帝，但墨子的“天志”神学思想本质是为他的饱含平等自由精神的兼爱非攻思想服务的。墨子是人文理性主义的先驱，但也是人文理性道路上的孤独者，同行者寥寥无几，勉强可称之者杨朱，或许可以部分算上老庄学派、名家学派。往往遭到更强大的对手儒家事君复古的独断论和法家尊君法制的专制思想的攻击诋毁。到了秦汉“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以墨家为代表的人文理性叙事暂时中止。这一中止固然与其叙事超前和孤独有关，更重要的是被儒家事君复古的独断论与法家尊君法制的专制思想表里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中断了其前程，墨家精神从此以侠义形式潜伏于民间。
墨子作为人文先驱，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百姓为人”的观点，将“民”称之为“人民”，这在古代社会是振聋发聩的。人，意味着具有某些天生的权力——人权，最基本的是平等权和自由权。平等自由意味着自身自由而被别人“非攻”；自身被别人平等“兼爱”。“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以人与人的镜像关系来思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同心，人同理，“非攻”自己必然要“非攻”他人，确保他人的同等自由；“兼爱”自己必然要“兼爱”他人，确保他人的平等地位。“交相贼，过必反”，假使人自身去侵犯他人的权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自身的权力必然会被他人所侵犯，自身的平等自由必然会被他人所侵害。所以墨子提出了超种族、超民族、超性别的“兼爱非攻”之平等自由的伟大思想。因为人人具有平等自由的天赋人权，所以每个人的意见都受到重视，人人都成为立法者（法律与道德的立法者）。墨子首次确立了“普遍国民立法”原则。正当的法律是“普遍国民立法”的法律，是自下而上取同，“上下同义”的“公义”法（法律与道德），取同于“人异义”，即“人异义”之交集。人权得到确立与保障的社会，其法律必然是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公义”法，也只有“公义”法下的个人权利与义务才能得到自发的平衡与有效的保护和实行。
儒家从来就没有将“民”当人，至少没有当平等的人，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将“民”当人。儒家只讲“养民”、“制民”、“使民”、“用民”、“役民”，民从来都是宾格和处于被动地位，没有自主的权力。甚至在他们眼里，民只是会说话的牲畜。事实是，不事劳作的儒生与君王一日也离不了人民，否则就活不了。所以，儒家所谓仁爱、民贵君轻、爱民、养民、制民之产，本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与奢靡生活而使民、用民、役民。墨子相反，“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墨子*说上》）爱人若己，爱民不事是为了用民。在墨子那里，民作为人已上升为主格和处于主动的地位，具有了自主的权力。比如，“君，臣民通约”；有权“选天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国君”。正是在这份意义上，墨子否定了儒家的“养民”观，提出了“民自养”的观点。“民自养”的意义在于，第一，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养民的君王或统治者，人民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智慧与劳动；第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或大救星，没有谁有资格去养民，护民，人民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第三，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有自发的秩序，需要无为而治，不需要有谁冒充全知全能的天才去妄为干涉，而自发的秩序在于人民自主自治。
墨子的镜像思维还体现于人对人设身处地的“体爱”仁心——不忍心，以自己的经验去体会感受别人正在遭受或将要遭受的痛苦，而励志行义，为天下人“兴利除害”。“士损己而益所为”，“杀己存天下而利天下”。此等人文精神古今未之有也！墨子以镜像思维引导国家统治者，并以此向统治者发出警告，“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毋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墨子*七患》）疚，自责过失，指前者的“队其子”与后者的“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是宾语前置句式，强调重视民的生命与重视其子的生命一样。应该为，重此疚于队其子，于，相当于，等同于。意思是，重视民饥饿死的自责过失相当于重视自己的孩子坠入井中的自责过失，定会奋力去营救。这里，千万不能儒某些书里那样当作“此疚重于队其子”，一则妄自“过多”改“错”，其实此句并无错讹，只是不知墨子强调对二“疚”同等重视，象重视自己孩子生命一样重视他人生命；一则不符合墨子人文精神，墨子重视每一个不辜生命，“爱人不外己”，墨子绝不会认为此疚重于彼疚或彼疚重于此疚，二者是对等的。（“重此疚于队其子”与“此疚重于队其子”的主语不同，前者主语是未指明的人或君王，所以，重，主语为人的“重视”之义。于，表示对等关系，相当于、等同于。后者主语是“此疚”，所以，重，不可能是主语为人的“重视”之义，只可能是事物相比较的“轻重缓急”之义。于，只能表示比较关系，比……（重要）。）
墨子还是理性主义先驱，将经验论与逻辑论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墨子的经验论体现于著名的“三表法”，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分别代表人类经验的三个层次，“原之百姓耳目之实”代表感性经验，基于人的直接感觉，既没有想象或与其它事物相联系的联想，更没有进行逻辑思考，形成直觉观念；“本之圣王之事”代表知性经验，在人的直接感觉的基础上，进行想象或与其它事物相联系而产生联想，形成知觉或智觉观念：用之者，“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在以往经验与逻辑论的基础上形成法律法规政策，并在逻辑论的基础上进行预先的演绎推导，作出初步的预判，然后实践之，考察它是否符合既定目标，结论形成zhe(上“知”下“心”)觉观念。墨子的逻辑论主要包括思辨、墨辩形式逻辑、“同异交得”自由辩证法、志功辩、“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逻辑。逻辑论必需以经验为前体，没有经验就没有正确的逻辑、逻辑演绎与逻辑结论。因此经验论与逻辑论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并不互相排斥与否定。二者绝对不可分割，否则理性将变得有缺陷与不完全，人的理智将得不到全面的发挥。有点类似西欧人文理性叙事海洋一系的经验论与大陆一系尤其德国的思辨逻辑主义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优胜劣汰为法则的进化论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用进废退或基因突变的生物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者胜出并得以物种延续；一种是社会界的思想进化论（或称历史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既述又作，一边发掘传统思想，一边创新思想，将新旧思想放在当下社会用人文理性精神去客观验证，适应者存留致用，不适应者毫无保留地摒弃。如此，社会得以进步，历史得以发展。
汉武帝尊儒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君主帝国的黑暗期，直到满清皇朝，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停止阶段，思想文化被定于一尊，“文字狱”盛行，理智被限制，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与发展。儒家蔑视劳动，轻视科学，儒家经典尤其四书五经是唯一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内容，批量产出的儒生脑子已被忠君事主、厚古薄今、攻击排斥异端、维护血亲利己虚伪道德的思维所“内胶外闭”，直至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能够利国利民的自然科学知识也丝毫不能接受。他们只知道坐享奢靡，而根本理解体会不了百姓人民的辛劳与疾苦。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角度来说，两千多年漫长的君主帝国历史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是多余有害的。专制暴戾戕害了无数人的精神与生命，人类精神与生命价值颓废跌落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自中西方交流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是“智力可以与我们（欧洲人）媲美”，但普遍的印象是自私、胆怯、不诚信、信而好古、保守、虚伪、爱面子、媚上欺下，重血亲轻外人、讲人情搞关系，等等。比如康德就说，“中国人报复心强，但他们总可以忍耐到适当的时机才发作。他们那里没有决斗的习惯。他们非常贪玩，可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简直是天花乱坠。他们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假如，西方人看到的是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墨家人士，可以肯定绝不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人的精神面貌与政治环境和思想熏染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必然关系。中国人在数千年的血腥专制压迫和儒家伪善文化统治下形成这样的人格不足为奇，文化与物质的双重压力使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消磨殆尽，精神面貌萎靡颓废，理智完全被限制胶闭，没有思想创新与发展，人的精神根本无法自发自觉地振作起来。看看历史上的腐儒偶然见到墨学思想的第一反应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腐儒在孟子“无父无君”先入为主的淫威影响下，一个个照葫芦画瓢，犹如泼妇骂街一样对墨子一顿劈头盖脸的谩骂！几乎没有哪怕丝毫的运用理智的理性思考！
人之初性本无善恶，这是墨家的观点。告子说，“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孟子*告子上》）人之初，人性犹如一张白纸素绢，画什么，涂染什么颜色完全是后来的事情。周围环境与教育作用对人性善恶的影响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墨子重视环境与教育的“染当”，见染丝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对于环境的影响，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墨子*七患》）又说，“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墨子*辞过》）人性对生存环境安全险恶的善恶反应很敏锐，所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人事影响，墨子重视诲民亲士，若君王或上位者奢侈，“左右法象之”，上行下效，则民“淫僻”。若与自己交往的人是贤良之人，必受正面影响，提升正能量；若与自己交往的人是奸邪之人，必受负面影响，得到负能量。对于教育，墨子强调自我教育和自受教育的双重重要性，一则自觉修身——自我教育，“君子察迩修身，修身见毁而反之身”；（《墨子*修身》）一则自觉学于人——自受教育，学习他人的良道善举、仁爱义行，等等。当然人性之复杂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综合的结果，可能某些方面影响多些，某些方面影响少些，但绝不是某一方面影响特意结果。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人性是水，所处环境与所受教育是导流的外力，受到什么方向的外力引导就向什么方向流去。所以，墨家以道德兴利，以法律除害，道德法律虽然都是“公义”法，但界限与功用分明不误，不像儒家那样道德与法律界限模糊，功用不分。“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墨子*大取》）雍，中央高，四周低的地形。漏雍，即雍漏，当雨水降临时，部分雨水渗漏入雍地得以滋润保养植物，是谓“兴利”，而多余的雨水顺着地势流向四周不致于内涝，是谓“除害”。（中国古代有一种砚台叫“辟雍砚”，可资为证）
两千多年来，对于儒家人性论的危害已看得很清楚。儒家的人性观在孟子与荀子那里形成两个极端。荀子主张人性恶，他的学生法家人物李斯和韩非子继承了他的人性观，以限制人性之恶为由，在秦帝国内制定了日益苛刻严酷的法律，实行法制的专制统治。这种法制专制将道德上升为法律，给人性和心灵套上桎梏，缺少灵活和自由，最终各地百姓人民不堪于苦秦，纷纷以“苦秦久矣”为口号揭竿而起，以破竹之势结束秦帝统治。象秦帝这样严苛的法制专制统治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国外政教合一的国家莫不如此，将宗教教义上升为国家法律，同样苛刻严酷，民有所不堪。孟子主张人性善，在周孔孟董以降一以贯之的道统、学统取得“官学政统”地位以后，性善观也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儒家以德治国的理论根源。姑且不论儒家的伦理道德、个人修养等道德哲学，被统治者利用以巩固有利于己的秩序和制度，首先预设君王或统治阶级是善的，否定法治的唯一性，结果是官场腐败无法遏制，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与战争连绵不断。尤其荒唐可笑的是，在现代社会竟有人敢于无视历史上的极大危害，受腐儒唆使悍然祭出以德治国，结果腐败成风，百姓多有怨言。无论如何，性恶论和性善论都不能成为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源，脱离百姓人民的自上而下形成的道德体系与法治体系都无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
中国的人文理性叙事进入秦汉以后处于中止状态。经历2000多年文化与政治专制下的停滞以后，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西方人以武力撞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阶层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压力，不得不从自身文化根源寻找落后的根源和出路。部分有识之士找到沉寂已久的墨学，因为其具有能够和西方文化精神相媲美和颉颃的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等元素，可以从其元理论中发展扩充形成几乎所有符合现代文明精神的理论。墨学的现代性优势是其它传统思想学派所无法匹敌的。虽然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进入民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禁锢被解除，但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传统及其保守势力依然顽固，在确保儒家传统不变的前提下，先后发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在没有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模仿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的唯心运动、以及民国初年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立宪运动均已失败告终。基于上述尝试的接连失败，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在原来传统的旧文化基础上中国不可能发展出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文明，必需有新的文化作为国家发展富强的基石。因此，肇始于墨子的，中止了2000多年的中国人文理性叙事被重新启动——新文化运动拉开叙事大幕。
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摒弃儒家传统的旧文化，重新塑造以墨学精神为主干的新文化，以人文理性之光启蒙国人。崇尚新文化的民众以民主、科学为创造新文化的口号，以打到“孔家店”为废除旧文化的行动方向掀起轰轰烈烈持续了数十年文化革命，影响范围之广，深入民心之深是空前的，虽然现在看来还不够持久深入，但基本废止了儒家文化独尊的地位，“吃人”的仁义道德被摈弃，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新体诗取代了旧体诗，等等。人们开始接受西方思潮与物质，呼吁人文理性，向往平等自由，追求民主科学与新生活，视野变得开阔，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天差地别的改变，人的精神开始从颓废萎靡的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但是，接续西方文明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必然不会有结果，所以，胡适、鲁迅、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主要旗手纷纷宣扬墨子与墨学思想，励志从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墨学元理论中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科学思想。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以西方文明为借鉴与刺激，以立墨非儒为宗旨，接续先秦时代的人文理性叙事，启蒙中国。提倡墨学的民主科学精神、普遍的国民道德与大众文学，反对儒学的专制迷信（命定）思想、统治者利己的虚伪道德与腐朽的旧文学。立墨非儒正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左派激进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偶然成功及其虚假宣传所迷惑，开始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果实被吞噬，顿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吸引了一大批不明苏俄真相的人跟随。由于日本侵略和苏俄居心叵测的援助，马列主义在中国也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在这偶然性的背后蕴藏的某种必然性，即儒家集权专制文化的余毒没有彻底清除干净，为同样是集权专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虽如此，“以往知来”，历史的发展前进总是必然的，非偶然性所能永久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否定为原理，强调斗争与消灭对立面，不但损失了无数不辜的生命，而且墨学与西方的民主自由被视为对立面。因此，新文化运动结束，人文理性叙事再次被中止。
一切专制主义都是墨学的对立面，一切反对民主自由的人群都是人文理性叙事的阻力。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式微，徒有空壳，阴魂不散的儒家思想趁机借尸还魂，借壳上市。“政治儒学”返用董仲舒的循环往复的历史哲学“复古更化”，“新王改制，非改其道，变其理；易姓更王而已”。腐儒鼠目寸光，不自量力，妄图复活曾经阻滞中国社会创新发展长达2000多年的儒学。其兴也速，其亡也哀！集权专制主义或频临死亡，或僵而未死，垂死挣扎，幻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有的现代文明精神：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公平、公正、正义、批判，等等，不但不予深入人心与公权，而且有意被形式观念化。要么成为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要么成为各类御用反动文人的文字游戏。这些观念化的玩意儿一时间犹如市场上的廉价化妆品，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对自己进行一番涂脂抹粉，妆扮的妖艳妩媚，时不时抛一个媚眼，挑逗着不明其里的人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昏昏然，暗恋者有之，意淫者有之，强奸者有之，同床共枕者有之……
呜呼！哀哉！启蒙任重道远！
原文载2015年5月26日“新墨家思想学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