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应诏主持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经过此次校理，古书始趋于定型。在此之前，文献流传纷乱，门派不同，书无定本，次序先后、篇章多寡尚未固定，内容、文句、行文顺序不尽相同，经过长期传抄，或有增删改窜。司马迁依据的材料，史源广博，《史记》五体多有交叉重叠，作者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增加了史料的复杂性。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史记》文本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史记》文本的复杂性

汉武帝时期，文献主要书于竹帛，依靠手抄流传，文本流传情况复杂。《汉书·艺文志》：“《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其他典籍，情况也与此类似。即使是同一种书，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抄本。当时文献流传只能靠抄写，自由度相对较大，抄写时可以删省、可以增加，调整次序、润色加工也都比较方便，这在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文本之间的诸多差别。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资材广泛。据粗略统计，《史记》征引六艺类的文献有28种，诸子方技类文献约49种，史地档案类文献约18种，文学类文献7种，共计100余种。各种资料，来源不一，有时同记一事，诸说不同，内容大相径庭。如《吴太伯世家》：“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十二诸侯年表》：“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楚世家》：“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遂灭钟离、居巢。”《伍子胥列传》：“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吴太伯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楚世家》《伍子胥列传》诸篇所载，或以为卑梁为楚邑，或以为吴地；采桑者，或径称“人”，或言“小童”，或言“女子”；吴伐取之地，或言“两都”（钟离、居巢），或仅言“钟离”。而《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所载也各有不同。此类例子还可以找出许多，充分说明了《史记》史料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传世文献与《史记》

我们所见到的汉以前文献，大多经过刘氏父子的校勘整理。他们广校众本，一其名号、序其篇次、考其篇章、辨其真伪、校其异同、正其讹误、补其不足、除其复重、存其歧异，涉及校雠、辨伪、辑佚、汇编等各方面。经过他们校理的书籍，和司马迁所见之书不一定完全相同。如《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据赞语，《管晏列传》载越石父、御者二事，为《晏子春秋》所无。而今本《晏子春秋》有此二事，似乎与赞语相矛盾，以至于后人生出种种误解。金德建说：“司马迁是看到了原书，采录了其中的几条轶事，才写成了这篇《管晏列传》的。”刘师培说：“（二事）均非《晏子春秋》本书。”管同甚至说：“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

刘向《晏子书录》详列《晏子春秋》篇名及各篇章数，云：“《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今本《晏子春秋》篇章与《晏子书录》所列全同，则古之书犹今之书，赎越石父、荐御者二章当非后人所补。二事既为《晏子春秋》所有，司马迁却认为是“轶事”，又当如何理解？据《晏子书录》，刘向所校之本有“中书”“外书”之别，中书十一篇，外书十九篇，而中书、外书各有残缺：“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刘向以各本互补，然后“中外皆有以相定”。

由此可知，刘向当时据以校雠的各个本子，均非足本。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见的《晏子春秋》，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本子，或另有他本。也即是说，司马迁所见《晏子春秋》与刘向校定之本，书名虽同，而内容则有多寡完缺之别。因此，《管晏列传》赞语称赎越石父、荐御者二事为轶事，与《晏子春秋》载列其事，其实并不矛盾。《管晏列传》赞语说《管子》有《轻重》《九府》等篇，刘向《管子书录》说：“《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据《管子书录》知，司马迁所见《管子》亦与今本不全相同，且有今本所无者。

《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历来为学者所关注。班固以为《史记》采《战国策》。明邓以赞和清吴见思、牛运震、李慈铭及当代学者多有怀疑《战国策》割取《史记》成文者。其实，刘向校《战国策》是校勘而非编书。《史记》所载与《战国策》相关者九十余事，也存在叙事、详略、文辞、国名、人名种种差异。在司马迁采取的战国史料中，有一部分和刘向校书时所见相同，这是《史记》《战国策》两书部分篇章惊人相似的原因。同时，《史记》所据资料又多与《战国策》存在不同，这便是两书记言叙事何以有着诸多不同的答案。

出土文献与《史记》

出土文献因其保持了原始面貌，历来受到人们重视。但是，这并不代表出土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献，而应作具体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曾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帛书中部分资料不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根据帛书，张仪活动时间在苏秦之前，与传世文献正好相反。唐兰、马雍、杨宽等先生据此认为《史记》《战国策》记载有误。《苏秦列传》所载，“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其实，真正有误的不是《史记》《战国策》，而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都认定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司马迁作出判断的依据，有《秦记》、诸侯史记、各种纵横家资料，许多都有时间顺序甚至编年；刘向校《战国策》时，苏秦、张仪二人著作（《苏子》《张子》）俱在。而帛书中被认为是苏秦的资料，主名并不可信，而无主名的资料，多与苏秦无关。这些材料被误认为与苏秦有关，也有特殊的原因：苏秦之后，苏代、苏厉继起，他们兄弟都主张合纵；其活动地点都是在燕、齐两国；而对于燕、齐两国的态度，他们都更倾向于为燕谋齐。他们谋划的出发点高度相似，加上帛书多无主名，所以极其容易混淆。《史记》《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资料。《苏秦列传》赞语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由此可见，司马迁见到的类似资料是很多的，他写这篇传记，也是要为苏秦辩诬。与帛书相似的资料，正是司马迁经过考辨认为不可信的部分。帛书的出土，不仅不足以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反倒又一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判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