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不过，“这本小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本本身。其实，与其说它是一部理论性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具有“特殊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因此，这里所说的重要性，就不在于把这本纲领性的“文献”纷陈一二的问题了，而在于，当知识分子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或纲领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知识分子按照自己奠定的思想脉络，“合乎逻辑地”将这一思想基础推演为一种政治逻辑的时候，是否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已经开展了“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所以，我们从《第三条道路》中引发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往何处去的问题，更是在现代性及其转变的条件下，理论与实践、思想批判与政治建设双向作用的局限性及其可能性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不禁使我们再次想到了韦伯有关“学术”、“政治”与志业（vocation）的探讨，以及托克维尔和柏克等人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构建过程中的有限性和讨论。

实际上，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等著作中，早就表现出了这种“集大成”式的企图。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企图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上，同时也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展开了。从理论架构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并不缺少一条连续的线索：然而，我们同时也从中察觉到了一种冲动，或者像文德尔班所说的那样，是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换言之，这种理论冲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总体历史的视角，试图迫不及待对世界历史进行一次普察。这种冲动自始至终是生产性的，既然，有了总体生产的逻辑，也就有了总体历史概念的结果。今天，通过这本小册子，以及《超越左与右》，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理论综合”的生产效果如何，在两种话语之间如何形成了连带关系，吉登斯所强调的日常逻辑如何与总体性冲动之间产生了一种暧昧关系，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思想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思想对自身有限性的体认。也就是说，思想的力量并不是某个思想家所特有的叙事话语和理论内涵，而是确定自身的界限，从“外面”建构自身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置疑：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及其后果，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外面”，是否建构了自身的有限性了呢？在福柯那里，思想也同样成为了一种实践，但这种实践的“前提”，却是对无所不在的知识构形和权力配置的“体”察；因此，这样一种实践始终具有“反思性和反身性”（reflexive）的形式，实践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切把握之上。所以说，所谓反抗或斗争的微观化策略，并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巳，而是自身有限性所形成的深度自我实践的结果。相比而言，吉登斯面对现代性自我的挑战，又作何交代呢？一份政治纲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言之，在我们没有很好地思考或实践韦伯所说的“政治”和“学术”及其限制等问题之前，吉登斯式的尝试确实面临着“风险”（risk）。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单从学理上来考察这一问题，在吉登斯思想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断裂”，——当然这里所说的断裂并是阿尔都塞或巴什拉意义上的断裂，而是理论叙述本身的不连续之处。这里，我们只举一例，来说明吉登斯本人在讨论市民社会和国家问题上的模糊之处。《第三条道路》的第三章指出：“下面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大纲——而且这也仅仅是一份大纲，它涉及到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市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我将会谈到的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国际共同体不仅可以帮助促进社会包容，还可以在培育跨国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积极的市民社会”的纲领。然而，市民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积极的呢？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否定性前提，它是以对立的姿态与国家相互建构的。因此，如果说“政治可以同市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那么这种“伙伴关系”是否已经搅乱了两者之间的构成逻辑？所谓“伙伴”是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即使吉登斯的意图正是讨论两者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么在未完满地解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问题的情况下（参见莫塞利斯在《重返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洛克伍德、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中的讨论），我们又如何奢谈“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总之，如果有人说，吉登斯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自有其坚固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其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把其中的连续机制加以梳理。此外，针对用社会理论来构建政治实践的问题，我们也很有必要回到韦伯的问题上去：实践必须有其有限性的前提，否则，实践本身就会转化为一种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