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观念到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使受益的我们，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也有待我们来更新。
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古人说它是“圣经”，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最有影响的当是胡适先生，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注：胡适《谈谈诗经》（1925），《古史辨》第三册。）。当时古史辨学派诸君或称“民歌总集”，意思是一样的。
从胡适到古史辨派，他们拨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两千年迷雾，扫荡封建性的说教，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作出贡献。他们的“民歌总集”说，对中国现代诗经学，乃至欧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者研究《诗经》，大多研究《国风》中的“民歌”。如闻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风》诗（注：闻一多研究《风》诗，著有《风类诗钞》、《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及一批论文，所释所论全属《国风》均见《闻一多全集》。）。研究《雅》诗《颂》诗的学者极为少见，说《诗经》是“民歌总集”或“歌谣总集”，就把《雅》、《颂》视而不见地撇开了。
在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P·Mercel
Garnet）的《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把全部《诗经》作为古代的歌谣。这部书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国美国同时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注：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中文译本译为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俄国， 从19 世纪末的汉学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H·T·ΦeJIopeHko），在他们的《诗经》论著中都称《诗经》是民间的乐歌，《国风》全部是歌谣，所以《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著《钟与鼓——口头词组《诗经》研究》（注：王靖献《钟与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中译本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运用西方研究欧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语理论（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将它全部作为口头歌谣创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经》的“民歌”说更盛极一时。论者们首先确定《国风》是民歌，而《国风》160篇占全部《诗经》的多半，
所以可以说《诗经》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华”的指导方针，剔除贵族有《雅》《颂》之作，《诗经》自然就是“民歌总集”了。庸俗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演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奴隶，所以《诗经》是奴隶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笼了许多奇谈怪论。
《诗经》是“民歌总集”之说，在中外的影响都广泛而长久，但是历来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鲁迅，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他注重《诗经》的文本。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中就不理会当时的“民歌总集”说，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全集》第9卷。）这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后来他计划撰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在提纲中称《诗经》为“周诗”。
30年代朱东润曾向“民歌”说提出挑战。他的长论《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注：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1935年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史季刊》，后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比较详尽地考证《国风》绝大部分诗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间，当然，《诗经》也就不是“民歌总集”了。可是他的挑战并无人应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50年代末胡念贻发表论文《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注：胡念贻《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收入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提出“把《国风》和《雅》的一部分笼统地说成民歌，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他考察论证这些诗篇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统治阶级人士的书写文学。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当时，这个问题也不能展开讨论。
在《诗经》中寻找可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篇，即使穿凿附会，也太难了。在中学教科书里只能收进《伐檀》《硕鼠》两篇，大学中文系教科书也不过20篇，经过他们的“剔除”，《诗经》这部世界性的文学遗产，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既然没有庸俗社会学可以利用的，“文革”时期便发展到极端，干脆把《诗经》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列入要破除的“四旧”之中，付诸于火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所谓“民歌总集”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便是对自己的否定。
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能够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了。
《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用地方乐调演唱的歌诗，它们的作者有大小贵族、下级士吏、自由民，却很少劳动者之作，它们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歌诗，反映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现周代社会的风貌，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因为用地方乐调演唱，所以它们和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运用了民歌的艺术形式，有些作品带有民歌的色彩，乃至《小雅》中有些贵族写的诗也带有民歌的风味，但它们毕竟已上升为书写文学。我们不否认《国风》中也有少数篇章，是原来流传的口头歌谣的记录，但已经过整理者的加工润饰，它们保留着民歌的胚胎，也已经成为书写文学。
贵族公卿列士创作的《雅》诗，在体制、韵律、比兴、固定词组等艺术形式方面，也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这只说明作者对民歌学习、借鉴乃至模仿，它们本身并不是民歌。大《雅》中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保存着周民族古老传说和口头歌谣和遗存，也经过后人加工改写。
《颂》诗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贵族乐歌，追溯源流，它从古老的祭歌发展而来，但它与原始宗教祭歌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朝廷的作品，不是口头文学。
综上所述，《诗经》不是民歌集，但它与民歌有密切联系；它不是口头文学，却是由口头文学发展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书写文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是中国古代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
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性进步。没有这个飞跃，便没有整个的中国诗史。它继承了民歌贴近生活和富于人民性的优良品性，全面地吸取了民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创造出艺术优美、思想内涵丰富的歌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诗史是由《诗经》开始的，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二、为什么要研究《诗经》
为什么要研读《诗经》，研究这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庙诗歌集，有什么现实意义？《诗经》用为学校教科书，已有约3000年历史了。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是贵族学校的必修课程。春秋时代，在列国交往中赋诗应对，是行政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才干；贵族社交活动也离不开引诗、赋诗，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他要求掌握三百篇诗应用于政务，出使办外交能够赋诗应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任务了。
其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列国兼并，赋诗专对的用途已经不多，孔子整理《诗经》作教授学生的教材，更加注意诗的作用的其他方面。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深刻概括，兴，指感发情志，即诗歌艺术的激发感染作用，启迪陶冶人们的情操。观，指诗歌内容的认识功用，古人称为观俗，考察政治得失，我们现在则说认识生活。群，指交流情意，密切人际关系，加强了解和团结。怨，指对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进行讽喻和批评，即我们现在仍然说的，把诗歌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兴、观、群、怨这四种功用，现在仍然有效，不过诵的诗并不单指《诗经》，而指一切优秀的诗歌，当然也包括《诗经》在内。
孔子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单就字面讲，是增长博物知识。读《诗经》和其他诗，增长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在小、中学即进行诗歌阅读教学，除了陶冶情操，也还有增长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作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孔子认为读诗要达到思想端正，即我们现在要求“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思想好”；他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温柔敦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认为，读诗可以陶冶这种美好的人格。孔子说的陶冶情操，是就《诗经》的文学功用而言的，我们读的《诗经》的优秀篇章，还可以受到它的艺术感染，通过它生动的形象、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感情而激起心灵的颤动。
关于通过《诗经》的艺术描写，形象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外国人早就提出这个见解。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M·Edouard Biot ）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注：比奥《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原载《亚洲研究》，1843；后收入英国理雅各（Jamel 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附文，1971年出版。）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辨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饮食、居室建筑、农牧、狩猎、渔钓、政府机构、军队、战争等等20个项目依次简略介绍。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注：弗德林专著《史学、文学、哲学之源》（1969）中的《诗经》部分，译文见《弗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他们说的“百科全书”，自然是一种夸饰性的形容，意在说明《诗经》对了解古代中国社会有多方面的认识作用。
中国古人早就提出“六经皆史”，把《诗经》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可信的文献。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一方面把《诗经》中的史料应用于先秦史的研究；一方面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验证或重释诗篇。《诗经》中史料可以利用于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即使诗中的那些草木鸟兽虫鱼，也是古代博物学以及古代农业史、天文学史等学科宝贵的信实材料。对《诗经》时代及前《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祭礼、民俗、原始艺术等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末期起在中国正在积极展开。这些宏大的工程必将提高我们对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认识。
《诗经》语言学，又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还要求一字、一词、一音地细致而精确地去考察研究，所以相当艰巨。《诗经》的语言（雅言），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是研究汉语史最可信的上古语言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考察古文字、古音韵以及词汇的发展演变；总结其规律，将推动汉语的发展。外国学者也以《诗经》语言为材料研究古汉语，其目的则是探讨人类各种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
从三百篇的注疏来说，词语训诂是研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古人已经做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有完善。乾嘉时期起繁盛一时的《诗经》小学，对《诗经》文字、音韵、名物，乃至异文等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阙疑和难点。在当代，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不断进展，运用古文字学的新成果来研究《诗经》的字词，当不断提高《诗经》训诂水平。
《诗经》词语的基本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里，在我们现在的口头语言中和书面语言中使用；《诗经》中有二三百条成语仍具有生动丰富的内容，被现代人使用。为什么《诗经》作者能以简洁精确的词句构造成优美的乐章，其语言的逻辑性、形象性、和谐悦耳的音乐性，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习和研究《诗经》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将提高我们的语言表现力。
《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了，其中许多篇章，现在读起来，仍是琅琅上口、生动感人的抒情诗。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称赞《诗经》这些抒情诗迷人的艺术魅力。19世纪初，当《诗经》多种译本在欧洲流传，法国大诗人雨果说“路易十四时代，人们是古希腊学者，现在人们是东方学者。”（注：雨果《诗歌作品集》，据周发祥转引自赛义德1979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主义》51页，见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古老的作品历经岁月沧桑仍然闪耀艺术光辉，其艺术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借鉴其优良的经验，发展我们当代的诗歌文学。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提倡学习和研究《诗经》的现实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一点一滴地做起，把它们的精神融入现代新文化之中。《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又是被称为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的人类三大古代文学典籍之一。它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作，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和研究，从而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并吸取其优良的成份，发展建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
三、《诗经》艺术经验还值得借鉴吗？
对《诗经》的艺术经验应该如何评价，是不是还值得当代文艺创作作为借鉴？
我想在1950年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话。郭先生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稍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在全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界具有权威性影响。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提纲挈领地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总结。他认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因为“它保留着民歌民谣朴素的人民风味”，“有自然和生动的情趣”，“口语的形态”，“整齐谐适”的音韵；“《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辞句反复咏叹”。他又指出《国风》“叙事的成份很少，”“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份，没有什么悲壮的成份。”“《雅》《颂》是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周颂》好些是断片的东西，……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含有诅咒的一部分变雅尚可取的。”他的结论说：“作为今天在写作上的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问题，那倒还有很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告诉我们民间文艺的生命，比贵族文艺或宫廷文艺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由民间艺术的加工。（注：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原载1950年《文艺报》，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我在80年代初的《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注：拙稿《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收拙著《诗经研究史概要》， 中州书画社，1982：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3。）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对现代诗经学的贡献，提出他的《卷耳集》是体现“五四”精神、《诗经》诗体今译的开创之作，认为他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不过，郭先生的这篇谈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
郭先生谈到两个方面的借鉴问题，一个是艺术经验（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借鉴，一个是创作方向或创作思想方面的借鉴。
关于艺术方法、技巧的借鉴，郭沫若认为古老的《诗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了。他只承认《国风》保留了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谣风味，如口语化、自然的韵律，所以主张现代人直接去学习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其实，《诗经》是中国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第一部诗集，它吸取了民歌的全部优良品性，又经过艺术加工。它运用口语，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切结合，韵律自然、灵活而变化多端，节奏琅琅上口而铿锵悦耳，重章叠韵，它们源自民歌而又加工提高为有强烈音乐性的优美的抒情诗。郭先生说的“调子简单”，应该理解和简洁精炼，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的优良传说。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能说“调子简单”吗？拙著《诗经语言艺术》（注：拙著《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台北云龙出版社，1990；修订本加“新编”二字，语文出版社1995。）曾尝试对《诗经》的语言艺术作初步的总结，考察了它的诗体、韵律、多样的诗歌修辞手段、象征和隐喻的意象以及赋、比、兴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篇文章不可能多作重复。我认为《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是中国当代新诗需要学习借鉴的。以郭沫若今译的《卷耳集》为例，我们肯定其开创性的贡献，但又必须指出，他今译的《国风》40首，就信、达、雅而论，不仅许多地方失去原意，在艺术上也不如原著简洁优美。郭译只能说是郭氏自己的创作，调子不简单了，可是没有了简洁明朗、韵律和谐的美感。
对于《诗经》艺术经验的认识，郭先生不如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庞德（E·Pound）。这位美国新诗运动的领袖、西方意象派大师，特别推崇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的意象，1954年出版了他选译的《诗经》英译本（注：庞德的选译本称《孔子颂诗集》，1954年在美国出版。）向欧美诗坛介绍《诗经》以简洁的语句构成优美深邃的意象。庞德的诗体英译和郭沫若的诗体今译都像是他们的个人创作，距离《诗经》文本较远，但对《诗经》意象的领悟，庞德超过了郭沫若。我认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他“五四”时代成名的新诗，到他晚期的旧体诗，在艺术上不足的正是诗的意象。
至于郭先生说到《国风》没有波澜壮阔和悲壮的成份，我认为不必解释，抒情小诗就是抒情小诗，如同我们不能要求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像历史小说一样。
《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是一座宝藏，中国的屈原、魏晋诗人、唐宋诗人都曾从中吸取艺术营养。我们这一代，不能把这座宝藏丢了。
要在创作方向上向《诗经》借鉴，郭先生说对了。他说学习《诗经》向民间文艺借鉴，这个见解也很对。但是，发展新诗，提高创作质量，仅仅向民间文艺借鉴，还是不够的。
60年代为推动当代新诗发展，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新民歌运动。这个运动，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为什么？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民歌，诚然有它优良的品性，如内容贴近生活、思想富有人民性，抒情真挚直率，语句平易自然，韵律明快灵活，以及即情即景运用比兴等，这些艺术品性，已为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面继承。由民间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的转化，是文学艺术划时代的进步。民歌与诗人精心构思、反复琢磨的书写作品相比较，毕竟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只有民歌才有人民性和艺术价值，如果这样，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国诗史。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都去找民歌、仿民歌，连大诗人艾青也不得不写“张大妈，六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现代诗歌将滑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借鉴民歌的艺术经验，决不是仿民歌。
古代伟大诗人向《诗经》学习借鉴的，主要是创作精神，即贴近生活，关怀民生，追求政治清明，批判社会黑暗；即立足现实，有感而发，情操高尚，真情流露。李白赞美《板》《荡》精神，杜甫提倡“风雅”，陈子昂、白居易先后举起“风雅比兴”的大旗。这个“风雅比兴”传统，造就了一代唐诗达到诗歌发展的顶峰。整部中国诗史证明：继承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兴盛发展，出现大诗人，为天空增添光辉的星座；背离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步入歧途，诗坛黯然失色。
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当代诗人应该重视这个经验，创作新时代贴近现实、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
四、《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
《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在本文前面两个小题目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前些时，国家最高科研机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向我说：“《诗经》研究的题目现在很难找，所以文章难写，因此发表的少了。”当时我只能不置可否。确实，常有人表示：前人已经把《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现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回答：“阁下不入门，焉知堂奥深。”
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要的转型，到现在，还不满一百年，它真正进入建设时期时间还要短些，应该说现代诗经学和各项研究，还只开始不久。
从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而言，我们对传统诗经学两千年的发展过程，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清理：各家各派的名著没有完全研究和深入研究；因而许多成果和经验还没有接受。仍然有前人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重复那些艰难的探讨，或出现不必再有的失误。传统诗经学遗留下来一些重大学案，我们大多仍未能解决或未能圆满解决。现代诗经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很快，著作和论文累计几千项，也需要我们加以整理。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家一派、一个个课题进行研究，明了其得失，总结其成果和研究的经验教训。由于对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发展过程总结不足，因此，至今还无人写出一部总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能鉴往知来的《诗经研究史稿》。
前面说过，《诗经》训诂搞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完善；音韵、名物考证、异文，留下更多问题；辑佚和辨伪，也有工作可做。例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诗经韵读》，代表了一个时代《诗经》音韵研究的水平，有人则说其拟古音大都不正确。向熹教授的《诗经词典》，代表了当代《诗经》字词训诂的较高水平，在中外获得好评，而他经过继续研究，却进行修订，并准备再修订。霍松林教授讲解《关雎》一诗，说原诗因脱简掉了四言句四句，是掉了还是没掉，真掉了的话掉的是什么词句？《诗经》脱简阙文或错简错置的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都是什么，根据又何在？种种问题都有待研讨。
《诗经》的一字一词都需要重新验证，然后存在更讹。一字一词的训诂，用于阐释作品，常常产生对诗义的不同理解；用为历史资料，会造成对历史的误断。《诗经》农事诗在60年代曾展开一场争论，就是因为对诗中的名物、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近年颇为兴盛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对古文献的解读，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者，西周社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更是历史学界五十年未能解决的大老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诗经》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农？诸如此类，我们可以说，不是没有研究的题目，题目比比皆是，不过研究不能浮光掠影，必须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要求更多的知识，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诗经》的文学研究，包括对305篇的诗旨、内涵、艺术技巧，
作出正确的阐释和审美的分析，以及在全民中普及这份文学遗产，总结《诗经》艺术创作经验，发展现代新文学，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近20年，出版的《诗经》各种注译本（全本或选本）已不下百种之多，大体上说，有一部分各有所长，也有一部分只是拚凑成说，陈陈相因。我们能不能集中力量，共同合作，编撰一部新的能够流传较久的注译本呢？希望这个注译本的词语训诂、内容阐释、艺术点评和诗体今译，都能够集现代诗经学成果之大成，达到新的较高水平，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20世纪的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有长足的、重大的进展，金文、甲骨文研究和陆续出土的文物文献，已经并将继续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提出新的研究题目，并解决一些问题。怎能说没有题目写呢？上海图书馆公布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诗论》，上海的报纸作了报导，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说是孔子的《诗论》，提出可据以更正文化史上的某些成说；经过更多学者研究考证，那是子夏（卜子）之作，并非孔子之作。可见一定要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共同讨论，最后才能审慎地作出科学结论。
现在，各国的世界文学教科书，都讲述《诗经》；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研究《诗经》。对这一世界性学术的研究，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也有得有失。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把诗经学在全世界提高到新水平，也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开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开展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诗经》研究。多元的，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信仰）和学术上的多元（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方位，指文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比较文学以及文献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的各个方面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多层面，理论性和资料性，普及和提高，古译今和中外互译等等。现在诗经学又正在进行新的转型，它的建设时期正在开始。一切正在，怎么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我们站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世界学术、争取世界民主与持久和平的高度，就会感到肩负重任。等待我们致力的课题，不是几位大师或一代学者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