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文学研究所）：徐公持先生的《魏晋文学史》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与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南北朝文学史》构成这一段文学史的完整系列；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业已出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三位先生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就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开诚布公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相信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并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跃进：现代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如何划定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这里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名称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还是中古文学史？名称的不同，必然涉及到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罗宗强（南开大学中文系）：这段文学的研究范围，与这段文学史的定名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先生《中古文学史讲义》之后，王瑶先生也写作了《中古文学史论》。这几年，曹道衡先生出版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刘跃进同志也写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看起来，这门学科可以叫中古文学史，或者叫中古文学研究，好像是约定俗成了。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分期的标准问题。中古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它的分期标准是什么？是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划分，还是根据文学发展的不同段落来划分？如果是以历史的发展标准来划分，是根据社会形态，还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是制度的变异？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如果根据文学发展的不同段落来划分，是根据文学发展的成熟程度？还是根据文学的文体变化？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其次是分期的时间断限问题。中古文学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这个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刘师培先生、王瑶先生、曹道衡先生及刘跃进同志的划分范围好像比较一致，从魏晋开始到南朝的终结。可是胡大雷先生的《中古文学集团》，则是包括隋代在内。而日本学者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批评，还包括了唐代。下限便有三种，何者为是？从事明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把明代视为从中古到近代的转折，那么他当然是把宋元都包括在中古文学之内。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命名问题，也不光是这段文学史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文学发展史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叫做“中古文学史”，那么，汉代以前的文学史就应叫作“上古文学史”，“中古”以后有没有“近古”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隋代到清代？还是从元代到鸦片战争？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限于中古文学史，没有上古，也没近古，问题还比较简单。如果涉及整个文学史研究，就没有统一的体例，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认知。我个人认为，划分中古文学段落，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时候，还是按朝代划分比较好。按朝代分，事实上可以反映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比如汉代以前的文学和魏晋以后到南朝的文学，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朝代的交替之间，有一些过渡的现象，但是大的朝代的变更和文学发展的变化好像比较同步。
徐公持（《文学遗产》编辑部）：我同意罗先生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文学”是“王朝分期法”的产物。这分期法“古已有之”，且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即颇为新式学者所接受，逐渐流行。这个分期法流行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它符合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观念，是从社会历史分期方面移植过来的。这一分期法确有它本身的优点，它承汉接唐，是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一段颇为漫长的社会分裂时期，也可以说是两大中华文明发展颠峰之间的过渡时期，有它不同于汉、唐的独特社会形态；另外自汉末至隋末，时间正好约四百年，与两汉四百年、唐代三百余年大体相称，作为历史阶段具有其均衡性。这些因素，也使一般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一分期法。文学当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过文学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分期问题上的重合，完全可以接受，不应视为问题而加以规避。所谓“中古”以及“上古”、“近古”、“近代”等划分法，似乎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移植过来的，表面看似乎脱离了朝代划分法的拘囿，实质上却并无根本性进步，因为它并非立足于对历史时代的科学划分。其所谓“上古”，是指夏、商、周三代，“上古三代”，早有成说，不是新名词。至于“中古”一语，一般包含两汉、魏晋、南北朝，（也就是“汉魏六朝”），“近古”包括唐宋，“近代”包括元、明、清，这里只是朝代的合并扩大而已，并无更多道理可说，因此后来沿用者日少，也是必然趋势。
曹道衡（文学研究所）：对于罗、徐二位先生的看法，我尚有一点想法。相对于“中古”这概念，“魏晋南北朝”的说法也许更精确些。但在实际使用时，也有难处。因为“魏”这个概念，至少要到曹操封魏公时算起，甚至从曹丕代汉算起。这样，“建安七子”大多数只能归到汉去。孔融不用说了，就是王粲，甚至《七哀诗》、《登楼赋》也作于魏国建立之前。然而我们现在的习惯，却把“建安七子”中绝大多数归入魏代。事实还不止于此。以乐府诗而论，我们谈及“汉乐府”，不能排除“相和歌辞”，而“相和歌辞”中绝大多数和曹氏父子祖孙有关。《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大多归入“平调”、“清调”等“清商三调”中，说明经过魏代乐府加工。我甚至怀疑有些“相和歌辞”现在说是曹操等人作，是否完全出自他们自撰？会不会是就民歌加工而成，都归入他们名下？因为曹叡（魏明帝）的诗，有的即曹操、曹丕的片段，由他拼凑为新曲，就算他的作品了。再以《塘上行》为例。此诗有人说是甄后作，有人说是曹丕作，但《宋书•乐志》归为曹操诗。现在我们所见史料，《宋书•乐志》最早，总有根据。我怀疑它虽然是民歌，可能经曹操加工。所以，研究汉魏乐府，要截然把汉代和魏代分开，很困难。我完全同意刘跃进同志《中古文学文献学》中的意见，研究魏晋南北朝，不能把东汉分开。我还同意余嘉锡先生的意见，即魏晋士人的许多风气都沿自东汉。本来，历史的分期，只能是相对的，截然分割的做法，未必可取。所以，用“中古文学”来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未始没有优点。刘师培以来的用法自有其适用性。例如，以诗歌而论，像“律诗”历来称为“近体”，它成熟于唐代；律赋也出现于唐；韩柳的古文运动也起于唐。所以，刘师培把唐以前称为“中古”，至少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来说，较为适用。如果再从变文、唐传奇等文体看，把唐和南北朝之间作为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似乎也是合适的。
徐公持：当然，不同的分期法，也是可以并存的，如有人用“汉魏六朝文学”，有人用“中古文学”，只要自成其说，且有一定体系性，皆无不可。
罗宗强：我个人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文学史研究，虽然不排除以上古、中古、近古来划分，但是要经过比较长的研究，说明其中的道理来，作为学术研究，每一范畴的确立，都应当有科学论证作为根据，只是约定俗成，恐怕不行，不能够解决多少问题。特别是现代的研究，更应该遵循严格规范的科学论证方法。至于魏文学是否应该包括东汉后期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多数文学史都包括建安文学在内。建安元年，曹操将兵迎献帝于洛阳，迁都于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已政归曹氏。从文坛状况看，魏文学以建安元年始较合适。此点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有详细论述。
跃进：说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我想到罗先生在为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作序时，特别提出要将文学思想史独立建设成为一门学科的设想。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构想？
罗宗强：在给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所写的序里，我已经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达。这里只就文学思想史和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的区别略作说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说得清楚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它并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问题。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它既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同时它也研究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创作倾向。众所周知，文学创作，也就是一篇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文学的理解，他的审美的追求，他对于技巧的追求，他对于风格的追求，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文学思想。而已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理论史并没有研究这些内容。可是从整个文学思想发展史看，如果离开了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那它至少是不全面的。在很多时候，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并不丰富，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表述，可是创作非常繁荣，偶尔表现某种新的观念的出现，某种新的追求。假如不研究文学创作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那么就很难全面描述那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全貌。譬如陶渊明，在所有的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里，从没有写到陶渊明。实际上陶渊明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对中国诗歌思想，影响非常大。田园题材的出现，在中国古代诗歌史，陶渊明是第一个，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国诗歌题材的选择。冲淡、自然的境界和审美情趣，也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影响了中国历代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他们的诗歌审美理想的追求。唐代在中国文学批评和中国文学理论方面并没有特别丰富的成果，可是唐诗的繁荣，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不去研究文学创作的倾向，那么就很难描述唐代文学思想史的全貌。又譬如《红楼梦》，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如果你要写文学思想史，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反映出来的小说观念的变化，小说从题材到它的语言，到它表现手法的追求，都与以前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文学思想史不对这些文学观念的变化给予研究，对于古代的文学思想、小说观念的描述当然也是不全面的。所以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比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理论史要宽泛得多。说到把文学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问题，这里涉及到对学科的划分。以往高校的学科划分，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中国文学是二级学科。文学思想史相当于三级学科，与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史、现当代文学并列。
跃进：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又有哪些显著的区别？
罗宗强：假如我们只研究文学批评，只研究批评理论形态，批评言论，而在中国古代，这些言论，或论著，有时，与作者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与他创作的实际，与他创作所追求的文学倾向，并不一致。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并不是少数。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指导思想，士人出仕入仕，写文章和出来作官是同一条途径，他在公开的场合，不论是与朋友的通信中，还是在奏折中，或是在其他的文章中，他讲的话假如违反了儒家的基本准则，那么他很难在社会上待下去，因此，他在公开的场合下的文章和言论，不一定反映他真实的想法。而他真实的想法往往反映到他的诗文里面。把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创作倾向、文学追求和他的批评理论对比起来研究，可能更确切全面地描述他的真实文学思想的全貌。
跃进：您能否就文学史的写作和文学思想史的写作的区别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罗宗强：文学史不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譬如讲到《文心雕龙》和《诗品》时，文学史只是很简单地作一介绍而已；而文学思想史在谈到这两部书的时候，大约要占到这段文学思想史的一半篇幅，因为刘勰和钟嵘的文学思想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两部书又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其他如李充、挚虞等，在文学史中一般是讲不到的，而在文学思想史里，自然有他们的一定地位；又如葛洪，在一般的文学史中也没有多少地位，可是在文学思想史里，葛洪却是离不开的。这是第一点的不同。第二点的不同是，同样涉及作家及作品本身，文学思想从作品本身追溯它反映出来的创作倾向，而文学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一个作家，可能他既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同时也有文学创作，在这个时候，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更注重他的诗文创作，比如陆机，往往侧重于他的诗，而文学思想史不仅要注重创作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创作倾向，他的美的追求，而且还分析他的诗歌中这些倾向，与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就是说，文学史的编写关注的是作品的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在涉及到作家作品时，则追溯作品背后的文学创作倾向。第三点的不同是，文学史研究一个作家，或是一个作家群落，文学流派，或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文学创作的演变情况，一般来讲，它涉及的面比较广，揭示的问题比较全面，而文学思想史在涉及作家作品的时候只是着眼于那些能够反映文学创作的新的倾向的作品，而对于那些不能反映一个作家或者文学流派的文学倾向的作品则不予关注。因此，文学思想史的写作，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关注它最大的方面，而忽略它小的方面，不是巨细不遗的写出来。
跃进：近二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罗宗强：近二十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研究有哪些重大突破，我没有很好的考虑，也比较难回答。总的来说，是在逐步深化过程当中。在某些点上有比较深广的开拓，譬如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研究成果很多，涉及到《文心雕龙》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论体系和他的范畴研究，对后代的影响和对前代的继承，如此等等。这些只能说是成果，能否说是突破？我们对“突破”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还是问题。
百年回眸
跃进：罗先生又特别点出文学研究的“突破”问题，这是使人感兴趣的话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近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略作回顾。近百年来，对这门学科的研究是否出现了不同的阶段？划分这些研究阶段的依据是什么？
罗宗强：这个问题似乎还很复杂，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环境，研究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港、台和日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严格的段落。据我的理解，所谓不同的段落，是指不同的学术思潮，影响到这门学科研究的不同方法和不同指导观念。从这点考虑，我们中国大陆是有不同段落的。譬如1949年以前，它的研究动向、它的研究趋势，它的研究特点，跟1949年以后是不一样的。至于八十年代以后又有所不同，这说明在中国大陆，近百年来的研究是有不同段落的，显然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徐公持：关于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分期，我的观点与罗先生略有不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对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看法，那里面我试着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据就是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其他的划分学术史的依据当然也还有，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两点。我把本世纪初至1928年划为第一阶段，其特征就是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近代化”，这是与数千年来古代的传统学术观念与方法相对而言。“近代化”的实质是西方传入的人文学术观念和科学的方法在本学科中的运用，它与数千年来传统观念和方法完全不同，因此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意义。第二阶段则自1928年至1949年，其特征是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唯物史观在学科中的运用。之所以选择1928年为界，是因为世纪初学科近代化的标志性人物王国维在年前去世，同时也因为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在本年度完成（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且唯物史观从此在学科中迅速蔓延，形成浩大声势。我把1949年以后至1978年称为学科的“统一期”，又将1978年以后称为学科的“多元化期”，也是从观念和方法着眼的。
跃进：如何评价1949年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业绩？是否可以和后来的研究作一番比较？
罗宗强：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从指导思想来说，基本是考察建造中国文学史的历史面貌，譬如作家的面貌，即生平、交游，作品风貌的评价等等，基本上集中在作品的本身。
徐公持：本世纪十年代产生的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这是中国第一部断代文学史，虽然书中叙述颇简略，但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气的嬗变，有精到概括。与刘师培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魏晋文学的研究，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整理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辑成《古小说钩沉》，他辑校了《嵇康集》，对魏晋史事及文学有深入研究，其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浓缩了他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看法，并且开创了对于魏晋文学作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综合研究，在整个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至四十、五十年代，有王瑶对本时期文学再作细致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此书基本思路继承鲁迅的研究，而加以发挥、补充、扩展，论述更具体，系统性更强，对魏晋文人及文学风貌的把握更确切。以上三位人物及其著作，在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罗根泽《乐府文学史》（1931年出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3年出版）两部书，它们对于本时期乐府文学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不过这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事。至五、六十年代，研究并未再有重大突破，唯有某些点上的资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如陶渊明、三曹资料汇编等。另外在普及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本时期的一些诗选、赋选，当时颇有影响。
罗宗强：1949年到1979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是另一种风貌，强调批判地继承。展开讨论的主要是衡量文学的几个标准，即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拿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家和作品，这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问题，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用这三个基本原则肯定或否定作家和作品，就产生了许多问题，研究的目的不在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在于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这样一来，很多就离开了作品本身的价值。譬如说，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很可笑。因为衡量山水诗的标准不在于它有没有阶级性，而是在于它表现题材的变化，作家和自然的关系，衡量山水诗艺术上的价值，它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贡献，而不在于它有没有阶级性。又譬如，记得胡念贻先生写过一篇论述宫体诗的文章，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过多地肯定宫体诗，只是比较平实地讲出了宫体诗产生的情况，文章发表以后，马上有好几篇批判文章。在当时看来，宫体诗是应该完全否定的，之所以要否定，就是因为它违反了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当然，这一段时间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讨论也并不是没有好处，譬如《文心雕龙》的讨论，关于“风骨”的辨析，发表了好几篇很不错的文章，譬如廖仲安先生、寇效信先生的有关文章。八十年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研究的多元化，观念上的多元化，方法上的多元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徐公持先生这些年来一直主持《文学遗产》工作，接触的面更广，可以请他多做些介绍。
徐公持：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本时期文学研究也进入一新的发展时期。在近二十年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人才辈出，成果甚多，几乎目不暇接。我所见不广，难以做出全面准确评述。有几位学者是我夙所佩服的，王运熙、杨明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是一部文论专史，此书对于本时期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论述很全面，表现于对材料梳理抉剔的详核和对有关文论著作解释的稳妥精当。一部著作既要体现学术个性，又要具备集大成性质，是极难做到的，而此书我看就基本做到了。我常读此书，一是将它视为学术专著，二亦以之为工具参考书。曹道衡的著作，特色在于对有关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文学史面貌的重新描述，因此而具有了开拓品格：他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虽然还未出版，相信其质量是很高的。罗宗强的研究侧重在文学思想史，其特色在于眼界比较开阔，不仅仅就文论着眼，而是从广阔的社会风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文学思潮，可以认为，罗宗强的研究是对于鲁迅和王瑶的继承，并且有所拓展。还有葛晓音的研究，其特色则是对本时期文学发展脉络的准确细致把握和对于影响文学发展诸多因素的全面深入理解。在此我还要谈到两位很有特点的中青年研究者，一位是王锺陵，一位是钱志熙。两人都长于理论思维，“哲理悟性”极好，而且善于建构自己的体系。钱志熙喜欢研究文学精神，他所说的“文学精神”或曰“诗性精神”，不等于文学思想或文学内容，而是包含了作家“人格模式”、“文化视野”、“艺术创造力”等因素在内，他还善于从语言、音乐、文人思维方式等方面切入，揭示当时文学精神的特点，以及文学精神不断因革嬗变的原因。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发挥了新一代学人的特长，给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带来新的风气，也开拓了新的境界。当然，他们的研究也不免存在不够完善之处，有时理论上还欠周密，但其探索精神是很值得肯定的。新一代学人也有在资料整理和考订方面用功钻研并取得成就的，一般人都知道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是唐诗辑佚专家，殊不知他最初的辑佚工作是从汉魏六朝开始的，他在八十年代中有一篇文章投到《文学遗产》来，他辑出不少这一段的佚诗，我看后很佩服，当即请他略作加工后发表了。这是否是他的第一篇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不清楚，但这是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面世不久后的第一篇辑补文章，则可以肯定。南开大学李剑国的“先唐”小说整理成绩也很突出，其资料收集之完备及梳理之精细，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性
跃进：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现有的材料就那么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研究者对此情有独钟？它的研究魅力到底在哪里呢？这里可能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及近百年的研究特点，希望能听听三位先生的高见。
罗宗强：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魏晋南北朝文学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存世的资料的多少，而在于这个时期文学的特殊的吸引力。我反复思索过这个问题。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疏离政教，就是说，不是明确为政教服务的文学，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摆脱政教致用，完全抒一己情怀，完全在艺术上来追求，这个时期的文学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唐代文学的繁荣。第三点，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许多文体的萌发产生，和发展成熟，都跟这个时期有关。譬如中国律诗的出现，没有这个时期的永明体，就不会有唐代律诗的出现。比如说骈体文，是中国骈体文发展上的高峰。第四点，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可以说，在基本的形态上，在它的特色、它的范畴，它的理论框架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非常重要的创始阶段，或者说是它的成形阶段。有这么几点就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徐公持：对于罗先生的看法，我想还可以作些补充。研究任何学问，只要深入进去，都会自然产生兴趣和乐趣，都会发现里面所蕴涵的“特殊魅力”。所以倘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才有“特殊魅力”，这话只能咱们几个自己说说，研究先秦文学或明清小说的人肯定不服气。至于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性，我想倒是值得谈谈的。总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文化多元化最为突出的时期。之所以形成多元化特色，则是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首先是本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分裂状态，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因此统治者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政治权力干预较少，思想文化就必然呈放任自流状态，于是出现多元发展现象。
罗宗强：徐先生用多元化来概括是很合适的。我认为，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那便是它的非功利的性质，它的回归文学自身的特点，这是最重要的特色。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这段文学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学历程的基本看法。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肯定哪些？否定哪些？大体来讲，中国文学发展有两个发展的“流”：其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重功利、或者与功利有关的文学，其二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非功利的文学，或者说摆脱政教致用的文学，在这两个文学的流别中，我们应该肯定哪个？否定哪个？或者应当比较重视哪个？不大重视哪个？我们过去讲文学史、写文学史的时候，通常是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学视为文学发展的主流，看作中国文学的精华；而比较忽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非主流文学。我个人认为，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学似乎更应受到重视，而不是重视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文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我认为，功利的、作为正统的文学，它不是精华。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情况。譬如杜甫，不能简单地把他看成是重功利的作家，或者政教致用的作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没有办法展开来谈。
徐公持：罗先生的分析使我想起魏晋时代的异端文化思潮。此时期玄学、佛学的兴盛，以及文士人生取向的怪异化、极端化，皆是异端表现。异端愈多，“张力”就愈大，文化的发展空间也就愈大，这才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色彩鲜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我并非说此时期总体文学成就特别大，而是说此时期的许多作家，文学成就各有高下，而其文学个性则无不鲜明突出，且彼此绝不相似。你在其他朝代很难找出如祢衡这样颠狂放肆、如陶渊明这样“质性自然”、如嵇康这样“非汤武而薄周孔”、如谢灵运这样躁动不安的文士，就连潘岳的“乾没不已”亦堪称一“绝”。正缘于此，所以本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在性质和面貌上也极为独特。如《世说新语》、《搜神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无论内容或形式，在三千余年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绝后的。而曹操诗的雄浑悲凉、陶渊明诗的平淡自然、玄言诗的“微言洗心”、宫体诗的缠绵悱恻等等，皆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极”而无愧。要之本时期文学，总体成就不能说比别的时期更大，但自文学个性方面言，肯定是属于最突出之列。其实本时期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个性问题，曹丕所说“诗赋欲丽”等“四科不同”，陆机所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皆意在张扬文学个性。张扬个性，此点不大为人所重，尤其在儒学中庸之道传统深厚的中国。我想应当强调提出这一文学个性问题，作为本时期文学最重要特点来考虑。若说“特殊魅力”，我想或许在此。至于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突出个性？当然不是此时期偶然出了特别多的性格怪僻思想极端之人，而是此时期四百年恰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最衰落式微的时期。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儒学的式微，往往意味着人性的摆脱束缚和自由发展。另一儒学式微期应当是在明末，不过明末时间较短，出现的性格怪僻张扬人物也就相对较少。
罗宗强：我非常同意徐先生的看法，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宋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什么总是受到歧视、贬斥，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时评价这个时期的文学，依据的标准就是儒家的思想观念，由儒家的思想观念出发来评价这个时期的文学，说它淫靡、放荡，从这个方面来贬斥它。几十年来，我们不少研究者也是从这个观念来贬斥这段文学，只不过，不光是儒家观念的延续，而是一种变种，比如说加进一些分析的方法，人民性、阶级性和现实性的标准，而这些标准中其实蕴涵着儒家的观念。近二十年来，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文学重新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段文学产生了兴趣，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功利致用的文学观念的束缚，思想开始多元化，开始回归到文学的本身上来，开始重视文学本身的特点，为什么日本和台湾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比较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我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受到功利致用的观念的影响比较少而已。文学的魅力我想最主要的是表现人，表现人的情怀，人的审美爱好，表现人的性格气质，在这方面，建安的梗概多气、乱离之思，玄言诗的哲理思索，和南朝的春花秋月，这些东西多属于个人的东西，都是离政教比较远的东西，使人感到亲近。比如说宫体诗，只要从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有很多的东西值得肯定。台湾学者林文月先生，香港邓仕樑先生，对宫体诗有非常出色的研究。
曹道衡：罗先生说得很有道理。现在一些人致力于此，也许是一种逆反心理，这和几百年来甚至千年来的人对它的过分轻视有关。从韩愈的《荐士诗》到陈独秀的大骂“选学妖孽”，明清人论诗文，总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桐城派更是如此。我们看《古文辞类纂》，有先秦两汉，有唐以后的文章，却绝少魏晋南北朝文。物极必反，也许是一原因。今人称赞宫体诗，恐怕也是如此。从思想上说，当人们强调“为政治服务”时，大约魏晋南北朝文学就不大可能受到重视；强调艺术特点时，魏晋南北朝文学就会受到人们的表彰。这大约是一个原因。
罗宗强：当然，儒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从大的趋势来讲的。这其中有许多问题非常复杂，他们是交错其间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就是功利和非功利，是政教致用，还是抒个人情怀。这些问题涉及比较广泛，比较复杂，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学重在什么地方，我有自己的看法，在这里没有办法细说。
曹道衡：不过，这个问题也要全面地看。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好的一切都好，全盘肯定；坏的一切皆坏，全盘否定。我们是吃了大亏的。对几千年的传统看法，似乎也该分析一下。即使儒家，也是如此。对于孔孟的学说，奉为圣贤自然不对，全盘否定恐亦不妥。再说几千年来，人们也是有理智的，不完全是盲目跟着儒家跑。如玄学在哲学上有其贡献，但是魏晋人任诞、放达是否都可取？然而这些对文学有什么影响，似乎尚未深入讨论。对“宫体诗”的评价，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宫体诗”的出现，和梁代士人的享乐生活（如《颜氏家训•涉务》所说）有多大关系？要好好研究；它和六朝民歌有什么关系？也要好好研究。像萧纲这位作家，在艺术上的贡献似乎不应否定；但他的一些诗中的糟粕，也不能忽视，至少《娈童》总不是什么好作品吧？我们现在有些人讨论问题就好走极端，对“宫体诗”应该重新评价，显然是对的，现在有些人谈“宫体诗”，不管《梁书•徐摛传》的话，任意定时间，把沈约、丘迟都算作“宫体”，甚至把范云也算了进去，其实范云死时，萧纲还未出生。如果像这样来论“宫体”，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并没有人否定过这些作家；而宫体也不能等于艳诗或妇女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