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日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独坐在二院的中厅里，心里空落落的，天也阴沉沉的。又想起那个夜晚，在段老师临终前的两天，邓老师、四龙和我去看望她。见到的一刹那，我仿佛被雷击了一般。从未想到过人的一生会有两种样子：一团热烈燃烧的火，竟也有奄奄一息的时刻。
我不懂段晴老师的学问，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懂。我只是知道，那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更是文明的密码。破译电信密码，能赢得一场战争，而破译文明密码，则关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做这样一种学问，需要消耗一生的时间，培养这样一种人才，也不是常规学术体制可以做到的。这需要非凡的功力，似乎也需要一些运气，更需要健康而持久的生命。前两点，段老师都做到了，只有最后一点，她没有做到。说实话，她不是不想做到，她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几乎达到了严苛的程度。或许，她深知，她所从事的学问不是一个人的，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传递；她太希望接过前辈大师们的接力棒，跑得更快，更远，更长久，交给下一代人。但人的力气总是有限的，她燃烧得太猛烈了，从未停歇过。
段老师一生都是在奔跑和燃烧中度过的。她的领域是“冷门绝学”，是那些尘封已久、不再会说话的文字。千年文书，残破、冰冷而沉默着，需要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再次去温暖它们，使之重获生命，开口说话，告诉今人未知的过去，以及蕴藏其中通向未来的基因。或许，这项学术事业太需要温度了，表面上板凳似的冷，实际上是要内心火热的。季羡林先生如此，他质朴宽厚的举止里，是时刻涌动的激情；他的学生段晴也如此，在她训诂考据般的字里行间，是一颗怦怦跳着的心。
“火似的段晴”，这是邓小南老师为纪念段老师而写的文章的题目。这段时间，邓老师还在肩部手术的康复中，不能写字；在电脑的键盘上，她用一只手指敲下了这样的文字：
她每到二院，都是飘忽而来，都是一阵风，都是一团火。她开口就是分享，满心满意都是自己在研究的学术问题、钟意的学术事业；从北大到敦煌，到新疆，脑子里满满的，心中念念的，从不停息。她的理念，她对学术的设想，都带着火一样的热度，在座者无不受其感染。
二
这些天，我重读了段晴老师为她的老师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写下的文章，她的文字异常地冷静，她要在自己的老师离世一年后，全面、真切地面对老师留下的学术遗产；她要搞清楚前辈之学由何而来，向何处去，借此确认自己的位置，并理性地告知自己，将在哪些领域接续和拓展老师未竟的事业，使这片天地长久长新。
在这篇题为《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的纪念文章中，她指出，当年季羡林留学德国，研究领域为印度学（Indology），学科方法为语文学（Philology）。但对于后者，段晴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将这个学科说成“语文学”或史语所意义上的“历史语言学”，都不准确。她引用米歇尔·福柯在《物之秩序》中有关于此的分析指出，十九世纪之初诞生的Philology，首次将语言作为语音元素的整体来对待，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德国浪漫派对于口头文学的注重。因此，“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多运用比较的方法，好以古老的语言为对比的基础，以探寻某种语言内部的结构”。
我觉得，段老师的这段说明是大有深意的。她当然强调了季先生如何借学西方而回到东方，为现代中国学术界开拓了一片荒原之地，但她更强调了Philology的学科性质，即用解放了口头传统的方法，通过不同语言全面而多重的比较，来探求古典文明及其历史的密码。她虽未明说，却指出了季先生所奠定的东方学的本质所在：这种学科的倾向，不仅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有关，也与清末以来的今文经学运动有关；将oral tradition解放出来，是现代学术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于古典文明及现代世界之构造的基本理解。
段晴认为，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这样的印度学大家，以及格林（Jacob Grimm）这样的语言学大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他们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变，给出了一种深度的探索：“印度传统对于语言的崭新认识，使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语言学家把眼界从旧有的对修辞色彩、论证风格的评判，转移到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关注。”所以，他们的历史作用完全可与歌德和席勒比肩。就像施莱格尔所说的那样，这种“对于古典认知的再度发现，迅速改变了科学的构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构架，并使之焕发了朝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称这门学问为“冷门绝学”，真是错失了其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真义：正因为如缪勒（Max Müller）、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等这样的语言学家，在宗教及思维结构内部获得了本质性的发现，才使得二十世纪以来，从语言结构出发来理解存在及其世界构造的思想革命，由此得以开辟；这一因子，正流淌在现代人的血液里。
相较德国，季羡林更加知晓印度之于中国文明构造的意义。他留学归来，孜孜以求地探索着中国印度学的范式和领域，最终，“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成为学术的安身立命之地”。其中，“古代语言成为季羡林先生揭示历史的契机”，不仅他的梵语研究深入到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发现了中印物质文化交流的线索；而且，作为世界上鲜有的几位吐火罗语专家之一，他通过对西域语言的发现和考释，揭开了中亚语言作为中印文明沟通之桥梁的奥秘，由此，才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曾经生活在新疆丝路沿线的古代民族，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三
《迎接挑战》，是段晴老师写于三十年前的一篇回忆性的文章。她说，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她“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人”。
一个人的努力，源于她始终牢记着自己曾经逝去的时光。段晴清楚地记得，“文革”期间她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是科学的“白丁”。幸运的是，“文革”尚未结束，她就作为工农兵学员迈入了北大校门。在文研院举办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中，她曾这样回忆：
纯粹在幸运之光的照耀下，我进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即现在外院德语系的前身。……能够进入德语专业，学习德语，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读到歌德的Faust（《浮士德》），席勒的一系列Ballade（《叙事诗》），Thomas Mann（托马斯·曼）的Buddenbrooks（《布登勃洛克一家》），Anna Seghers（安娜·西格斯）的Das siebte Kreuz（《第七座十字架》）。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学习这件事情有走“白专道路”的风险。年轻的段晴受益于倪诚恩、范大灿等师，如饥似渴地偷偷读书，沉浸在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海洋里。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读到马克思写于十七岁的《一个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的情形，这篇文献，是倪诚恩先生“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打在稀薄的纸上的”。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坐在未名湖畔捧读这篇文章时，心潮澎湃。”特别是文章中的最后一句：Wennwir den Stand gew?hlt，in dem wir am meisten für die Menschheitwirkenk?nnen，... und unsereAschewirdbenetzt von der glühenden Tr?needler Menschen（“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立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也清楚地记得，在北大二教地下的半圆形阶梯会场里，段老师用清朗的德文大声诵出的这句话。台下的观众，似乎看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在未名湖畔轻声诵读这篇文章的情景。此刻她心中激起的热情，相隔几十年也未曾改变。
也许是因为段老师有扎实的语言基础，一九七八年，她成为季先生门下弟子，再次踏进了北大校门，那是她“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代”。她跟随季先生，开始学习梵文，走进了语言的丛林，从此以后她越走越深，领略到了世间难见的风景。
在段晴的眼里，季先生是一位“十分透明的人”，先生教她语言，教她思想，也教她做人。季先生指导学生，简洁明了：他以学游泳打比方，让段晴养成了自学语言的习惯；他也大段大段删去过段晴硕士论文的内容，告诉她什么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要强写”，是段老师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她说：“几十年来，这句话就像紧箍咒，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九八二年，当季先生亲自将她交给德国汉堡大学的埃莫利克（R. E. Emmerick）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段晴面对的真正挑战到来了。在这里，我必须完整抄录段老师与埃莫利克初次见面的回忆文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她毕生致力的学术工作有多么艰难。我也想告诉今天的大学管理者，最崇高的学问不是依靠人为设计的几项指标就可以衡量的。真正的学问是会燃烧的，会照亮人类未曾触及的黑暗处。一门开创性的学科，其酝酿时间之久、所需学者意志力之坚韧、条件之复杂、意义之宏阔，都是门外之人无法想象的。
第一次和埃莫利克教授谈话，他问我：“你是准备读博士学位呢？还是要求一般的进修？”我根本不知道这学问的深浅，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读博士。”“那么好！”埃莫利克教授说，“于阗文属于伊朗语系。你既然要成为伊朗语言方面的博士，必须了解它的整个体系。你必须掌握至少一门伊朗古代语言，阿维斯塔文就是必修课。于阗语是一门中古伊朗语，除了这门语言外，你还必须掌握另外一门中古伊朗语，比如巴利维文，也是你的必修课，粟特文也应该了解一些。现代伊朗语也是你的必修课，你是伊朗语言博士，如果不学习波斯文，以后别人会笑你，除波斯文外，奥塞梯语也是你的专修课。以上是你的主科的必修课目。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你还必须修两门副科，你可以随便选。但从专业角度考虑，你应该选印度学和藏学。当然，如果你认为太吃力，可以选中文作副科，你是中国人，这样可能对你更容易些。”
年轻的段晴不服气，不信邪，她要迎接这样的挑战。她心里知道，若不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若不从细微处有真正的发现，就不会赢得老师的尊重，也会丧失学习的机遇。可以想见，在这短短的五年里，她经历过多少失败和挫折，痛苦和焦虑，只有到了结果处，她在博士论文中解决了她老师的老师，即剑桥大学贝利（W. H. Bailey）教授未曾解决的于阗文中的遗留问题，才终于证明，她可以作为这一领域真正的学者登台，她也有了真正的资格回到母校去继承季先生开创的事业了。她也将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去完成“后天下”的使命。
四
去年，荣新江在一篇题为《西域胡语文献研究获得新进展——段晴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一文中，全面总结了段老师和她的弟子们近一段时期以来所做的工作：一是佉卢文犍陀罗文书的整理和考释，二是佛教梵语巴利语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三是于阗语佛典和文书的校释和解读。荣教授比喻得好：“解读古文书，是打硬仗。”这是刺刀见红的学问，一是一，二是二，虽然在释读过程中或许也有争论，但识得与识不得终究是要判分的。绝学的所谓“绝”字，就是绝地逢生，如破谜题，要么困住，要么挣脱。而且，这也是一种团队作战，不仅要突进到国际前沿各个领域，逐个击破要垒，也要夯实所有佛典文书的基础，配合教学与研究，形成人才队伍的批次。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不想守在故纸堆里谈兵，他们经常深入新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现场，“寻找事件主人的家园”，从田野中获得灵感。
做研究，段老师冲锋陷阵，当仁不让；带队伍，她常常煞费苦心，全力经营。事实上，段老师这支队伍的很多成员，都是被她感召而来的，他们多半不是本行出身，却怀着对西域或佛教的向往，聚集在她的周围。
“直心是道场”，季羡林先生的质朴透明，埃莫利克教授的耿直率真，这些性情都传递给了段晴；如今，她也用直白明了的方式对待她的学生。她说话，似乎从未迟疑犹豫过，即便搞得旁人难堪，她也照直讲下去，不拐弯抹角。沉着求知，痛快人生，是她的信条。当初，她求学于埃莫利克教授，碰到个生词就问导师，导师随手便将一本词典摔过来：“自己查！”到了自己学生提交论文的时候，她看了一二十页，也会扬手把论文摔在地上：“回去改！”当初，季先生直白地对她说：“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要强写！”如今，她告诫自己的学生：“不可以，这是学术！”在年轻人到了求学、求职和学术发展的关键阶段，她会用近乎家长式的口吻发布指令，帮助他们克服畏难退缩的心理，勇敢地面对未来。
段老师像火一样燃烧着，让接触她的人，有刺痛感，有光亮，也有温暖。她看到谁得了进步，就喜形于色，叫着“大闺女”“大儿子”，谁答对了问题或解决了难题，就称之为“伟人”和“天才”。治学上的紧张和生活里的欢快，在她那里天然地交织在一起。她经常请学生来家里吃饭，也帮助学生成家，或是在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时候，送去可心的礼物。
段老师像火一样跳动着，她每到一处，论学之余，常会翩翩起舞，引吭高歌；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她都会让大家聚集起来，仿佛围着篝火，体会着任何一个孤单的学者都无法体会到的欢乐。
五
我与段老师的交往，在文研院成立之时。她看了看我，来了一句：“样子还行，文研院能办好！”我不知这突如其来的一句意味着什么，但足以感受到，眼前的这位大学者，干净得如此透明，不需去猜，不需去琢磨，只要讲真话，便是知音了。
从此以后，跟段老师就没了距离。只要经过静园草坪，她常会进二院坐坐。要是邓老师和我在，便会聊起天来。她常跟邓老师打趣说：“大宋不好，不如大唐。”邓老师也笑着不予理论。段老师高兴时便海阔天空，讲她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讲她经历过的奇闻异事，讲各种学术八卦……这种时候，往往人越聚越多，高潮过后，各人再吃饱喝足似的散去。
段老师的团队与文研院合作很多。她曾主持过荣新江、沈卫荣、王炳华等教授的讲座，也为萨尔吉、叶少勇和范晶晶等年轻学者的讲演甘当绿叶。她召集并主持“两汉魏晋时代丝路南道的多元文明”“丝绸之路南道的早期文明探源”等工作坊，汇集了该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切磋交流。五年间，她分别以“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和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等为题，做过极其精彩的演讲。特别是二〇二〇年四月那场演讲，当时正处于疫情肆虐的时刻，邓老师和文研院团队希望继续推进学术活动，打开被病毒封死了的时空，给大家一些希望。段老师欣然应允，她用最短的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和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四世纪佉卢文书讲起，娓娓道来，将自然的灾难、人类的处境以及佛教的信仰融汇一处，走入文明的深处给人们以安慰。208会议室，段老师只身一人对着摄像机，她的声调和语气没有一丝改变，仿佛听众就在眼前……
二〇一七年，我去英国和法国与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等研究院、法国高等实践学院（EPHE）和法国东方语言文明研究所（INALCO）分别签了合作协议，深度参与欧盟“诸文明写本研究”项目。次年，由包括段晴老师在内北大多位专家组成的学术代表团接连访问了英法相关学术机构。又过了一年，段老师趁“北京论坛”之机，再次邀请英、法、德、美、日的写本专家齐聚一堂，几乎囊括了国际上该领域所有的重要学者。那天的晚宴，同样在208会议室举办，段老师神采奕奕，与诸位学者谈笑风生，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学者的幸福感，真知的纽带最为透明，也最为永恒，可以把整个世界串联起来。
与段老师的交往，让我渐渐晓得，真正的学问，不只是为研究对象赋予累积的知识，而是将自身投入其中，浸润它们的气息，着有它们的色彩。段老师一生致力于中亚和西域文明的研究，在她的身上，就有着多文明互通交融的神韵。她爱说爱笑，能歌善舞，而且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让身边的人瞬间消除隔膜、亲密无间。她访问巴基斯坦，很快就与当地学者甚至政府官员打成一片，还拿回精美的图片，在文研院做了“犍陀罗的微笑”专题展览。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前往二体地下报告厅的演讲路上，她冲着我说：“小渠，来闻闻！”我凑过身去，一股特别的香气袭来，她略带不屑地说：“这是阿拉伯香水，你们都没有！”
我们都爱段老师，她一生都灿烂着，心里没有影子，从来不带给人焦虑和忧伤。也许，她是佛派来的使者，光明使者。
六
去年八月，我突然接到了段老师的电话，电话那边，声音短促、微弱：“小渠，你差一点见不到我了。”我连忙问究竟，她说得了重病。可她打来电话，想说的不是自己。她叮嘱我，要好好照顾秋季即将来访的学者——新疆大学的阿依达尔教授。她说他人生地也不熟，需要文研院多多联系。说完此事，便挂断了电话。
又过了半月，她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病情有所好转。她接着问，她最新有关氍毹的研究，可否找家合适的出版社尽快出版。我听出了她的语气，她想亲眼看到这部著作问世。挂了电话，我的眼泪倏地落下来，人生无常，这话怎会落在段老师的身上！三联书店的编辑朋友冯金红和杨乐很帮忙，她们也敬重她，爱戴她，加紧了出版节奏，在段老师弥留之际，将一本特制的样书送到她的面前……
我永远忘不了一束火光即将熄灭的样子，但也许正因此，我坚信它曾经熊熊地燃烧过。或者，段老师从不认为只有此世的人生，她熄灭了，却留下了更多的火种。
二〇〇六年六月，是段老师与季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季先生叮嘱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这也成了段老师的嘱托。
七
在医院最后一次见到段老师的当晚，我联系雨桐和凌峰，找一篇最能代表老师心境的文字。两天后，这篇题为《“慈悲者之城”与“涅槃城”》的文章出现在“山水”公众号上，足足有五万人点开。王邦维先生在《师妹段晴》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引用了其中的一段：
慈悲者之城，是佛之城，具体说是阿弥陀之城。依靠六婆罗蜜的力量进入这个城，可以不受苦难的袭击，这里既没有山海河谷，也没有四时交替，永远不寒不热，温度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