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词坛上，杨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作家，曾被其本朝人评为长短句创作的第一[1]。《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纂的一部词选，在有明一代，非常流行，“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1），对明代词风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它是明代影响力最大的词选（甚至比《花间集》的影响还大），似不为过。一位是在明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一部是堪称影响明人最大的词选，彼此的关系固然非常值得探讨，在明代词学发展中的作用更值得关注。
一、杨慎的时代
杨慎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明词的创作，至此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初词人，如高启、刘基、杨基等，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至马洪，以其矜慎的创作，博得众口一词的美名，标志着明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词坛的，作为转变明代学风的人物，他当然也会对明代的词风进行总结和反思。
杨慎的《词品》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词话，体制上也颇有追源溯流的脉络。其《词品》自序，开宗明义即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2）408这段话至少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推尊词体，诗词同源；二是词的起源，溯至六朝；三是后世发展，各取性分。沿着这个思路，杨慎的《词品》不啻一部以词话方式写成的词史，是对词由其起源期的六朝（这是杨慎的个人观点）至明代的一次总结。
陈霆《渚山堂词话》和杨慎《词品》，堪称明代词学批评的双璧。两部书，据其各自的自序，一署嘉靖庚寅（嘉靖九年，1530），一署嘉靖辛亥（嘉靖三十年，1551），相隔20年左右。考察这两部词话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陈霆《渚山堂词话》的自序，一开始也是这样说：“始余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阕，令宮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然亦非也。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2）347这段论述显示，二人论词的起源，如出一辙，只是杨慎更加具体一些。如果仅从写作的时间来看，不考虑其他因素，则杨慎或许受到陈霆的影响。
不过，这两部书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姑且不说篇幅，杨著大大多于陈著，仅从评论的重点看，杨著是通代论述，而陈著则偏重于当代。这当然可以显示二人动机的不同，比起陈霆，杨慎具有更加自觉的词史意识。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对当代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杨慎和陈霆出现了一个区别，前者对马洪非常关注，而后者根本就没有提到马洪。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马洪的生卒年，友人张仲谋兄认为马洪的生活年代在景泰（1450-1456）至成化（1465-1487）年间（3）101，我则以为可能还要后一些（4）。倘若马洪真的与陈霆生活在同一时期，而陈霆未录其词，则就说明陈霆并不欣赏马洪的词风，而马洪的词风正是受到了《草堂诗余》的重要影响（5）。即使我们对陈霆和马洪的关系可以存疑，杨慎关注马洪，不仅在词话中大段征引马洪的词，而且予以崇高评价，认为其“词调尤工”（2）532，也已经说明他的取向。这种取向，与他对《草堂诗余》的看法有关，也与他对《草堂诗余》与明代词风关系的看法有关。正是从杨慎开始，明人学词，对《草堂诗余》有了进一步的体验。
二、杨慎与《草堂诗余》的关系
在明代，杨慎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受《草堂诗余》的影响，而且他也试图从理论上对《草堂诗余》发表看法，因而在《草堂诗余》的接受史上，他就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在《词品》一书的自序中，杨慎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即在历史性的叙述之后，几乎是非常突兀地对《草堂诗余》予以正名，显得和前面的文字脉络完全脱节。他是这样说的：“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余》。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2）408后来周复俊的《草堂》把杨慎的意思解释得更为详细：“唐人长短句，宋人谓之填词，实诗之余也。今所行《草堂诗余》是也。或问诗余何以系于草堂也。曰：按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谓草为茨，亦述蜀语地名，别有蚕茨，是其旁证也。李太白客游于外，有怀故乡，故以草堂名其诗集。诗余之系于草堂，指太白也。太白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则今之填词，非草堂之诗余而何放。此选蜀志之词，以太白二阕为首云。”（6）卷25不过，这种论述，由于没有切实的证据，也引起后人的质疑，如今人萧鹏即认为：“《草堂诗余》一选既以南宋江湖词坛为其背景，为其主要选源之一，并客观地折射出江湖词人的审美挂念，以‘草堂’名集，实际上就是山林隐逸的意思，就是江湖的意思，《草堂诗余》就是《江湖诗余》、《隐逸诗余》。”（7）143现在看来，杨慎的这个看法主要是建立在李白的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的判断上的（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8）58，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往上面靠拢。萧鹏提出别解，则是建立在对《草堂诗余》产生的时代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只是，萧鹏虽然有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却不一定引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将《草堂诗余》之名和李白相联系，确实显得牵强，若是考虑南宋的时代，则与其扯上江湖诗人，不如将焦点集中于杜甫。《草堂诗余》出现的时代是南宋，这时，杜甫的地位如日中天，俨然成为诗坛正宗，吸引了诸多学者“千家注杜”，以至于“草堂”一词，也基本上成为杜甫的专利。同时，从《草堂诗余》出现的时代看，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尊体的意识也进一步增强。如果把“草堂”二字和杜甫挂上钩，以见出词乃诗坛正宗之余，当然也就没有轻视的必要，因而也能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杨慎对杜诗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取李白而不取杜甫，是过于拘泥于传为李白创作的两首词，以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不过，这还并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重点。更加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杨慎为什么在这篇自序里，如此郑重其事地对《草堂诗余》的名称内涵予以关切？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看到了《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坛上的重要意义，希望对这部词选能有更加正确的认识。
杨慎在《词品》自序中就如此重视地提到《草堂诗余》，而不是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放在词话里面去讨论，无疑有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他的词话中，承接着这一思路，也对《草堂诗余》多有涉及，对此，我们将放在下面处理。现在首先要提出的是，正是由于杨慎对《草堂诗余》如此重视，才有了所谓杨慎评点的《草堂诗余》的行世。
晚明的出版文化，特别是评点之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假托文化名流为评点者，以扩大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杨慎的著作号称有400余种，今存200种左右（9）445，其中真伪问题，至今仍不无争论。明代后期，《草堂诗余》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评点本，举其著，如杨慎评点者，嘉靖末朱墨套印本和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陵朱之蕃刻词坛合璧本；沈际飞评点者，明末童涌泉刻本、翁少麓刊本、万贤楼自刻本等；李廷机评点者，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詹圣学刻本、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万历间李良年东壁轩刻本、天启五年（1625）周文耀朱墨套印本；董其昌评点者，万历三十年（1602）乔山书舍刻本；李攀龙评点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本。等等。这些以名人身份评点的《草堂诗余》，是真是伪，难以分辨，现在看来，多半是伪托[2]。杨慎由于在词学方面的成就，其被冒名，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书商托名，选中的是杨慎，而不是别人，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除了杨慎有盛名于时之外，也与他确实是一个著名的词人、著名的词学家，特别是对《草堂诗余》非常关注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事情的结果可能也不会如此。这也就说明，杨慎与《草堂诗余》的关系，值得书商们去做文章。另外，从明代各种批点本《草堂诗余》来看，托名杨慎的评点本出现的时间较早，无疑引领了对这部书展开评点的风气。
三、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价
在词学史上，杨慎是较早对《草堂诗余》进行全面评价的理论家。他的评价，虽然还不能算很系统，但放在词学史上来看，影响却不容低估。事实上，后世的许多讨论，都是以杨慎的意见为出发点的。杨慎关于《草堂诗余》的意见集中体现在其《词品》中，至于其所评点的《草堂诗余》，由于托名的关系，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1.称赞《草堂诗余》选词恰当。在这方面，杨慎直接表述得比较少，如卷三：“张仲宗，三山人，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纲词得罪，忠义流也。其词最工，《草堂诗余》选其《春水连天》及《卷珠箔》二首，脍炙人口。”（2）481不过，张氏是小名家，能有二首入选，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杨慎的表彰，或许也带有以词存人的意思。在《词品》中，他更多地是批评《草堂诗余》。
2.批评《草堂诗余》选家擅改原作。在中国的选本文化中，改窜原作字句是经常碰到的现象。因为选家大抵都是作家，在选录过程中，或出于结构，或出于用语，或出于炼字等因素，往往难免技痒，予以改动。这些改动，有的确实精彩，能够受到认可；有的则遭受批评，认为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从《词品》中看，杨慎觉得《草堂诗余》的改字并不成功。这里有几种情形。第一是学识不够，如卷一云：“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2）438第二是历史不熟，如卷二云：“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陈敬叟词：‘窈窕青门紫曲。’周美成词：‘小曲幽坊月暗。’又‘愔愔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诗余》，改作‘坊陌’，非也。”（2）458第三是混淆时代次序，如卷二：“《草堂》词选《春霁》、《秋霁》，二首相连，皆胡浩然作也。格韵如一，尾句皆是‘有谁知得’，而不知何等妄人，于《秋霁》下添入陈后主名，不知六朝焉知此等慢调。况其中有‘孤鹜’、‘落霞’语，乃袭用王勃之序。陈后主岂能预知勃文而倒用之邪。”（2）459
3.批评《草堂诗余》选目不够恰当，有当选而未选者。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公认的好词，惋惜《草堂》未收，如卷二：“洪觉范咏梅《点绛唇》词云：‘汉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雪花飞下。浑似江南画。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春归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梅词如此清俊，亦仅有者，惜未入《草堂》之选。”（2）463另一种是《草堂》所选乃恶札，而非妙词，如卷三：“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按其全篇云……盖《八声甘州》也。《草堂诗余》不选此，而选其如‘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2）474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杨慎心目中，《草堂诗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本，只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一方面，如果剔除其缺点，当更佳；另一方面，也应该从原集中寻找更多的资源，展示出新的时代眼光。
4.《草堂诗余》确实选了一些佳作，只是还不够，应该进行更多的发掘。如卷四：“万俟雅言，精于音律，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按月用律进词，故多新声。《草堂》选载其三词及《梅花引》二首而已。其《大声集》多佳者，山谷称之为一代词人。黄玉林云：‘雅言之词，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盖词之圣也。’”（2）501还有同卷中的这一条：“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词名《竹屋痴语》，陈造为序。称其与史邦卿皆秦周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旧本《草堂诗余》选其《玉蝴蝶》一首，书坊翻刻，欲省费，潜去之。予家藏有旧本，今录于此，以补遗略焉……”（2）492把原来的作品恢复，也就意味着后来工作的失当，其实也是一种再发掘。
以上杨慎所论，对《草堂诗余》的不同方面都有涉及，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肯定中的否定，也有否定中的肯定。初看起来，或许不够系统，但这些看法是在一部词话中发表的，集中起来，仍然能够体现他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杨慎来说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放在词学史上，就能看出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首先，如我们所熟知的，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创建和发展浙西词派，其主要的理论锋芒就是指向《草堂诗余》，认为明代词风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作家们以《草堂诗余》为模仿对象，取法不高。朱彝尊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其《词综•发凡》中，引数段如次：
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
是集藉其校雠：如史梅溪《绮罗香》后阕“还被春潮晚急”，原系六字为句，《草堂》坊本脱去“晚”字，诸本因之。周晴川《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钱”，原系“眠”字为句，选本讹作“明”字，遂以“明月影”为句。欧阳永叔《越溪春》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并系六字句，坊本讹“玲”为“冷”，“珑”为“笼”，遂以七字五字为句。德祐太学生《祝英台近》“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去”，讹“不”为“又”，一字之乖，全旨皆失。今悉为改正。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10）11-14。[3]
无论是从总体上评价《草堂诗余》，还是批评其改字之误，选目之非，不是都能看到杨慎的影子吗？
其次，也如我们所熟知，虽然朱彝尊的强势力量，使得《草堂诗余》几乎一蹶不振，受到众口一词地谴责，但是，随着词学反思的进一步展开，人们也能站在一个比较公允的立场上来认识《草堂诗余》了。于是至晚清，批评家们对《草堂诗余》又有了新的见解，仍举数例如下：
《草堂》所录，但芟去柳耆卿、黄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诸人恶札，则两宋名章迥句，传诵人间者略具，宜其与《花间》并传，未可废也。《诗余续编》二卷，不知出何人，择言雅矣。然原选正不讳俗，盖以尽收当时传唱歌曲耳。续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录稼轩、白石诸篇，陈义甚高，不随流俗，明世难得此识曲听真之人。——谭献《复堂词话》（2）4000-4001
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2）4263
近来有志于学词者，就问于予，……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选本以何者为佳，不能不告之也。故予答来问，必先告以读《草堂诗余》及《绝妙词选》。——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2）4599
无论是指出学词初步，还是指出《草堂诗余》的良莠不齐，也都可以从杨慎的评论中找到先声。
因此，我们更加可以确定一个认识，即清代词学的重大转变，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是突如其来的，除了当代的社会文化要求，以及文学取向之外，与前代的文化遗产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虽然词风不振，但是，明代对词的讨论已经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识，使得后来的开拓者非常敏感地从中找到了资源。我们都知道，杨慎的考据之学，对清代的考据之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就可以进一步说，杨慎在其他方面的学问，如词学，也对清人有着重要影响。
四、杨慎的创作与《草堂诗余》
杨慎对《草堂诗余》非常熟悉，也肯定从《草堂诗余》中获得了不少资源，但是，若要真的指证他的词创作在哪些方面受到《草堂诗余》的影响，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较方便的做法是从编排形式上讨论，可是无论是分调本还是分类本的《草堂诗余》，都没有在《升庵长短句》中找到直接的对应。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倒是清初的许多作家作品更加能够直接追溯到《草堂诗余》。杨慎的词作，如卷一有《小秦王•立春》等，似乎可以和《草堂诗余》中的“节序”类对应，但这种情形不成规律，也还不能进行简单比附。不过，我们如果看杨慎某些作品的特点，主要是俗，却能和《草堂诗余》取得某种联系。以下论之。
俗，在杨慎的作品里不一定都意味着缺点。所谓俗词，有的俗在格调，有的俗在语言，有的俗在情趣，出于不同的审美标准，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即如杨慎最有盛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语言也颇通俗，但深得后人喜爱，事实上，乃是杨慎作品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首。所以，关于俗的讨论，也并不完全涉及价值判断，只是说明其特色而已。
仔细考察《草堂诗余》受到明人喜爱的原因，前人已经有了认识，即所谓的“俗”。俗的第一层意思，其实是雅俗共赏，即广泛的社会渗透性。《草堂诗余》里确实有不少长期以来传诵人口的作品，并不是某个选本所独有，应该属于社会共同建构的经典，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就都能够欣赏。晚清的況周颐即看到了这一点，才说出“名章俊语，撰录精审，清雅朗润，最便初学”（2）3017的话。俗的另一个含义是艳，《草堂诗余》把对艳情的描写，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无疑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更是晚明社会追求声色的一个指标。以词来写情，原是词在初始发展时的基本情态，后来成为定势，也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问题是，这个方面的趋向往往是和语言的平俗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在《草堂诗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柳永《十二时•秋夜》：“睡觉来，披衣独坐，万种无憀情意。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余香被。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11）卷6众所周知，词史上有一段著名的问答，出自晏殊和柳永，一向作为词坛雅俗观的鲜明对比。据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2）20虽然当时柳永的词深受欢迎，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但是，这一种倾向到了南宋，随着雅化的思潮在社会中普遍展开，一系列竞相以雅命名的词别集和词总集都不断出现。如别集有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张孝祥的《紫微雅词》，程垓的《书舟雅词》，赵彦端的《宝文雅词》等，总集有曾慥的《乐府雅词》等，至于不用其名，而有其实的，更不在少数，一定程度上清算了柳永的词风，使得词体更加得到了尊崇。可是，南宋出现了这么多的雅化的词总集、词选本，却是一个明显带有俗意的选本在明代大行其道，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在明代，人们的词学思想趋向于俗，已经和宋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人们提到明人的宗尚，总是说在词的方面，独宗《草堂诗余》，其原因是看不到更加有层次的选本。这个因果关系恐怕应该倒过来说，更大的可能或者是，正是由于明人喜欢《草堂诗余》，才造成其他的选本渐渐地不再流传了。前引明末毛晋的《草堂诗余跋》即可以让我们玩味这一事实：“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1）毛晋心中疑惑，“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其实答案非常明确，即《草堂诗余》适应了明人的审美观，而在这种审美观的指导下，又促进了《草堂诗余》的进一步流行。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杨慎的词，确实如上所述，有着非常明显的俗的特点。如《转应曲》：“银烛银烛，锦帐罗帏影独。离人无语消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漏点。”[4]用白描的手法，把一个处于相思中的女子的情态，刻画得非常生动，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再如《水调歌头》：“春宵微雨后，香径牡丹时。雕栏十二，金刀谁剪两三枝。六曲翠屏深掩，一架银筝缓送，且醉碧霞卮。轻寒看雾重，酒晕上来迟。席上软，天涯恨，雨中姿。向人如诉飘泊，粉泪半低垂。九十春光堪惜，万种心情难写，彩笔寄相思。晓看红湿处，千里梦佳期。”这首词通过写雨后，抒发别情，能够像张籍等的乐府诗一样，“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13）459，而语言也生动自然，融汇甚至直接用了前人的名篇佳句，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即如最后两句，就让我们想到贺铸的“彩笔新题断肠句”，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还有苏轼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名句组合在词里，所带给读者的效果，正如整部《草堂诗余》多有名篇一样，起到了雅俗共赏的作用。确实是俗，但让读者有亲切感，仍然能够获得共鸣。这两首都是论者所谓杨慎词中的“最动人者” （14），以少总多，应该能够说明杨慎词作的某些特点，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杨慎是一代大儒，状元及第，自然不是一般的乡里小民，他的词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时代的和个人的特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否则，以他的学养，不管写成什么样的风格，恐怕都不是难事。他的创作与《草堂诗余》相契合，也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明人沈际飞的《草堂诗余新集》共选入杨慎的作品73首，这个数字在入选诸人中是比较多的，足以说明，经过杨慎的鼓扬，《草堂诗余》固然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杨慎本人的创作也作为《草堂诗余》风格的一个见证，被明人记录下来了。《草堂诗余新集》里颇有《升庵长短句》中失收的词，如《鹊桥仙•七夕》：“冰盘荐巧，珠帘堆莹，半卷生绡光致。嫦娥妒眼便西沉，又早倩，羲和催辔。多情瑞鹊，填桥度我，何不晓来回避。但教三万六千年，也不若，人间阅百岁。”[5]词意浅显，语言平俗，思致却不乏清新，沈氏将其收在《草堂诗余新集》里，正说明这一类的作品和《草堂诗余》风格相似，一脉相承。杨慎的这一类创作，也确实能够代表时代的需求。
另外，明人对于词的创作，往往是词曲不分，今人讨论杨慎，也每从这个角度立论（3）134-135。其词曲不分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用曲的语言来写词，也就是趋向于俗。事实上，我们看到，杨慎的词中，即使不是完全用曲的语言，不少作品也是半曲化。这是和他求俗的表现分不开的，二者正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都可以在他尊崇《草堂诗余》这个大背景下找到解答。
五、杨慎词作的别创之境
但是，杨慎虽然熟悉《草堂诗余》，也能看到《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坛的重要性，甚至他自己的创作也从《草堂诗余》中获取了不少资源，其全部创作却还有一个特色，乃使得杨慎不可能完全按照《草堂诗余》规定的套路和模式去从事创作。这就是他的《升庵长短句》基本上都是贬谪云南以后的作品，是他苦难生活中的某一侧面的记录。因此，正如他所擅长的诗学，其中的“诗可以怨”，正可以移来指导词的创作。这样，在以词纪事言情的具体生活中，当然也就无法被《草堂诗余》所限制。因为说到底，《草堂诗余》仍然有“应歌”或“应社”的性质，就像清人的词话中所说，是在特定的场合便于取观[6]。那样的作品，不可能完全符合具有个性的追求，尤其无法涵盖一个被贬谪者的生活情态，则杨慎在具体创作中冲破《草堂诗余》的架构，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慎少有大志，博学多才，正德二年（1507）18岁时，参加四川乡试，名列榜首。正德五年（1510），在会试中被考官列为首选，惜因烛火落第而归。但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一偿所愿，荣登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等职。杨慎刚走上仕途，即体现出忧心国事、不计得失的品格，为了劝谏淫乐终日，荒废国政的正德皇帝，他先后写了《丁丑封事》、《丁丑九日》、《定州书事》等，但不被理会，因而愤然离职，弃官归里。还朝之后，他的锋芒不改。特别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议大礼”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议大礼”，是由于正德皇帝无嗣，死后其从弟朱厚聪即位，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登上皇位后，欲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尊其生母为皇太后。许多臣子认为不合礼法，但嘉靖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仍然强行通过。诸臣据理力争，终于触怒嘉靖，处死18人，贬谪180余人。杨慎在遭到廷杖之后，被贬云南永昌卫，一直不得起复，最终死于贬所。《升庵长短句》正集三卷、续集三卷、补遗一卷，都写于贬谪地。
这种特定的生活，为杨慎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即使风格上仍然受到《草堂诗余》的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情境突破了原来的场域，艺术的体验当然也就体现出特定的内涵。
在这方面，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对云南风光的描绘。在明代，云南的开发远远不够，是名副其实的边远之地。由于这样的原因，云南一地的文学创作也不够丰富。杨慎被贬云南，固然是他人生的不幸，但云南的山水却有幸在他的笔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杨慎描写云南最著名的词就是《渔家傲•滇南月节词》，共12首，分别描写12个月的景致和风俗民情，让我们想到了《草堂诗余》中节序一类。或者杨慎确实是受到《草堂诗余》的启发写了这些作品，但边疆的奇情异彩无疑让这些作品开拓出了新的格局。如第五首：“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冰碗啜。调梅点蜜和琼月。十里湖光晴泛艓，江鱼海菜峦刀切。舡尾浪花风卷叶。凉意惬。游仙梦绕蓬莱阁。”写云南的夏天，点出其气候、风物、景色以及民俗，均有特色，无异一幅幅风俗画。又如高峣海庄，杨慎題其12景，分别有《高峣十二景》诗和《莺啼序•高峣十二景图》词。这首词很长，从“碧鸡唱晓霞散，绮重关帧画”的清冽黎明写起，一直写到“月黑林白”，词中嵌入12景的名字，通过一天之内的时序变化，把12景的特点详细写出，构建出一幅独特的、具有昆明地理特征的山水长卷，在词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
另外，他被贬谪云南，也用词写出了自己迁客骚人的情怀，充满身世之感，因而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如其《江城子•丙戌九日》：“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玉垒青城何处是，山似戟，割愁肠。寒衣未寄早飞霜。落霞光。暮天长。戍角一声，吹起水茫茫。关塞多愁人易老，身健在，且疏狂。”将柳宗元和苏东坡在诗词中所表现的境界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既悲哀，又倔犟；既伤感，又疏狂，特别能够显示出苏词的气度。事实上，我们看他的这一类词，确实有苏轼的轻狂和超脱，不妨认为是数百年后苏词最好的传人。
以上这些作品，若是用南宋以来的正统词学观来看，当然不能说是雅，因此，也可以视为《草堂诗余》的某些回响。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却也是《草堂诗余》所不能限制的。六、杨慎评论《草堂诗余》的词学史意义
关于《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是遵从朱彝尊的看法。朱氏在其《词综•发凡》中这样说：“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0）11明代三百年学者真的是将《草堂诗余》“守为《兔园册》”吗？刘军政通过对明代《草堂诗余》的35个存世本、4个著录本，以及6个续编本、5个扩编本的考察，指出《草堂诗余》确实在明代极度繁盛，流传甚广。但是，有关《草堂诗余》的版本，却不一定局限在分类本与分调本两大类来认识，就明代而言，流传其时的《草堂诗余》版本“分为宋本和明本两大体系应该更为合理。宋本体系主要是根据宋代和元代分类本翻刻、传抄的本子和虽有加工但不失宋元传本基本面貌的本子；明本体系则是指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草堂诗余》进行了大幅度改造，已失去宋元分类本基本面貌的本子”。在此基础上，刘军政指出：“明代所盛行的实际是明本体系的《草堂诗余》”，而“《草堂》的兴起实际上只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情”（15）。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认识杨慎和《草堂诗余》的关系，就更加能够导出富有价值的思路。因为，从杨慎生活的年代来看，他对《草堂诗余》的研究，正好反映出该书开始进入明人的视野。他对明代《草堂诗余》的流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性的仿效，既是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也是一个反思批评的角色。
首先，他在其《词品》中把《草堂诗余》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选本来讨论，客观上说明了社会上对这个选本的重视。由于特殊的身份，他的这些讨论一定会引起社会更加的关注。其次，他的创作虽然不能完全被《草堂诗余》的风格所限制，但是《草堂诗余》中的基本格调，如香艳平俗等，也是他词作的基本取向，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也见证了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对这部词选的追捧。第三，题为他评点的《草堂诗余》，在所有明人评点《草堂诗余》的系列中，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对《草堂诗余》的关注，已经被社会认识到了。书商从来都是社会需求的晴雨表，杨慎的大名被借助，如果不是《草堂诗余》本身有着良好的社会需求，也无法达到原来的目的。第四，杨慎对《草堂诗余》的批评，有正反两个方面，层次也比较丰富。在明代，他不是最早评论《草堂诗余》的，但却是较早地从多方面展开的。他对《草堂诗余》的批评，被朱彝尊等人接过来，成为浙西词派形成的重要借力；而他对《草堂诗余》的褒扬，则被晚清王国维、谭献諸人接过来，又成为客观认识词史的一种资源。如果把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价放在词学史上看待，则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注释：
[1]王廷表《升庵长短句跋》云：“升庵杨子，乃至音神解，奇藻天发，率意口占，警绝莫及。……表尝评杨子词为本朝第一。”王文才辑：《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4页。
[2]门人李亭的硕士论文《〈草堂诗余〉研究》已经指出这一点，见其第三章《观照明人词学观的另一个窗口——〈草堂诗余〉评点研究》第一节《真伪之辨》。
[3]其实，这种当收而不收，不当收而收的看法，并不是朱彝尊的发明，杨慎以后，清代初年的贺裳等人也说过类似的話，如其《皱水轩词筌》：“从来佳处不传，不但隐鳞之士，名人犹抱此憾。周清真人所共称，然如：‘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理长眉翠浅。闻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魂远。帘影参差满院。’《草堂》所收周词，不及此者多矣。”又：“《鹧鸪天》最多佳辞，《草堂》所载，无一善者。如陆放翁‘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赵德麟‘须知月色撩人眼，数夜春寒不下阶’；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骎骎有诗人之致，选不之及，何也。”（并见《词话丛编》，第1册，第707-708页）由此可见，对《草堂诗余》的反思，是从明代就开始的趋势，清代初年也不乏讨论者，朱彝尊只是这一趋势的集大成者而已。
[4]本文所引杨慎词，均见王文才編：《杨慎词曲集》。
[5]这首词王文才輯校的《杨慎词曲集》亦失收，见《草堂诗余新集》，收入《镌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正集》。
[6]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指出：“《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词话丛编》第3册，第250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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