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聖人，無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撰文：羽戈
少时读《论语》，读到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望文生义，以为乡愿(“原”通“愿”)指乡人的鄙俗，近乎“乡愚”。这一错便是十来年。不过，后世对乡愿的释义，并无统一说法，而是聚讼纷纭。孟子云，所谓乡愿，即“阉然媚于世也者”，一个“阉”字，一个“媚”字，呈现了乡愿的本质。朱熹云：“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触了人。”王永彬《围炉夜话》揣度孔子的心思：“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由此而论，乡愿的要义，端在虚伪、伪善，这些“德之贼”，不是不知是非，而是明知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或为从权，或为阿世，或为自欺，他们的生存信条、生存智慧即“难得糊涂”，用“难得”为“糊涂”辩护，最见乡愿特色，说起来这比糊涂本身更可恶。
当然，乡愿并非全是自发抉择，有时则属迫不得已而为之。王夫之论国史，有一名言：“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执政者推行申韩之术，民众便归于佛老之道，执政者指鹿为马，民众便难得糊涂。不过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反过来讲，当民众纷纷学起了鸵鸟，不思抗争反作逃避，正给予权力肆虐、苛政横行的空间，是谓“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要言之，“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不能单单归罪于哪一方。
乡愿与暴政的互动关系，先贤早有发明。如谭嗣同《仁学·二十九》云：“……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李大钊《乡愿与大盗》则积极响应谭嗣同：“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署名“明明”)
“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一语，尤为精辟，令人想起庄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所嘲讽的圣人，成为了连接乡愿与大盗的桥梁。
我无意考古，只欲谈今。今日中国，作为话语的乡愿渐渐遁入了历史，作为现象的乡愿，猖獗更胜往昔。“阉然媚于世”的假面孔，与“难得糊涂”的生存宗旨，可谓这个社会的一大标识。
那么，该怎么称呼今天的乡愿呢?我以为最接近的词，当是犬儒。正所谓：“今之大盗，强权是也;今之乡愿，犬儒是也。强权滋生犬儒，犬儒成就强权。”
今之犬儒，与乡愿同流合污;古之犬儒，却是对乡愿的批判。要知道，犬儒在其源头，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犬儒学派的元老第欧根尼，主张节欲克己，回归自然，于是住在一个桶里，被人讥讽像狗一样生活，这构成了“犬儒”的来源之一。不过，第欧根尼揭批伪善、蔑视权贵，“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他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亚历山大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他答：“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可见第欧根尼的形象之潇洒、高贵，远非后世的犬儒主义者可比。
我们身边的犬儒主义，与第欧根尼正有云泥之别。他们不是在讽刺、批判社会，倘如此，哪里还是犬儒呢，简直可谓斗士;而选择冷眼旁观，甚至逃之夭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公义与自由。第欧根尼玩世不恭，如今犬儒主义者只剩玩世。第欧根尼冷嘲热讽，如今犬儒主义者只剩自嘲。第欧根尼被讥为狗，却是一条特立独行的狗，敢于对亚历山大不屑一顾;如今犬儒主义者遭遇亚历山大这样的权力者，大概只能曲意逢迎、摇尾乞怜，形同走狗，他们身上的“犬”字，终于名实相副。假如第欧根尼九泉有知，必定后悔与其师安提斯泰尼开创这一流派。
两千余年来，犬儒主义沉沦，从九天降至九地，原因何在：强权的进化，还是人类的堕落?恐怕两者兼而有之。亚历山大雄才大略，战绩辉煌，然而论及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则难望今人之项背。在他和第欧根尼的时代，“人”字依然大写，“存在的勇气”大行其道，尊严的价值高于生命，不必说西方，且看同时期的中国，伍子胥逃楚，中途为渔父所救，赠渔父百金之剑以为答谢，渔父不受，叮嘱渔父务必掩藏行迹，渔父答应，待他走出数步，渔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渔父之死，通常理解为替伍子胥保密，这不免抬举了伍子胥，在我看来，伍子胥从赠剑到嘱托，皆冒犯了渔父的尊严，他选择赴死，正是对被侮辱的尊严的捍卫。今人不知人之为人的尊严为何物，只能把死亡的意义寄托在一个逃亡的英雄身上，却弱化了渔父的思想和勇气。渔父的抉择，恰是对犬儒的反击，犬儒主义者视生存(哪怕是苟活)为第一义，渔父追寻的事物，显然在生存之上。再说今日中国的犬儒主义，最生动的一幕，莫过于在雾霾面前，国人最流行的选择，不是喉咙和拳头，而是口罩;最讽刺的一幕，莫过于一旦有人挺身而出，用喉咙和拳头对抗雾霾，却从铺天盖地的口罩背后，传出了无尽的嘲讽与敌意。
这正构成了犬儒主义最深切的困境：犬儒诚然可怕，却非不可战胜;更可怕的是，犬儒主义者使用种种假象，遮蔽自己的犬儒，使用种种理由，回护自己的犬儒，更有甚者，则不以犬儒为耻，反以为荣，不仅用现实为犬儒辩护，而且用犬儒为现实辩护，不仅主张“犬儒即合理”，而且主张“现实(存在)即合理”，不仅美化犬儒，而且粉饰现实，视雾霾为风景，誉牢笼为安全。犬儒至此，几乎无药可救。
犬儒与强权，需要一并批判，单单批判一方，不啻是为另一方开脱。不过话说回来，治疗犬儒的药方，正藏在犬儒主义者自己身上，犬儒只能自救，心病终须心药医。强权只是外因，而且强权与犬儒，并无必然关系(强权之国，民众不尽是犬儒，反之，有些国家，权力被关进笼子，依然不乏犬儒)，把责任都推给强权，则印证了犬儒何以为犬儒。
古人云，宁为狂狷，勿为乡愿，以狂狷对乡愿，属于矫枉过正，然而中道难求，狂狷可谓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欲破犬儒，则不必狂狷，犬儒主义者只须反求诸己，敢于正视内心的幽暗与怯懦;敢于承认，自己正处于狗的状态，并意识到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敢于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成为一个人：犬儒发自对人的怀疑和绝望，其救赎之道，恰恰在于立人。
2015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