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人民论坛发布社会病态报告，指出当前十大社会病态，其中就有“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附和跟风）和“初老症”（未老先衰、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这些病症其实都是颓废与犬儒的某种结合，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尼采所说的“末人”之相：——一种没有热情、没有志气的冷漠生物。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形容他们说，这些人没有梦想、没有信仰、不冒风险、贪图安逸，“偶尔来点毒药，就能舒服地做梦。最后来一大包毒药，就能舒服地死去。……他们白天有自己小小的乐趣，晚上也有自己小小的乐趣，但非常看重健康。‘我们已经找到快乐。’末人们说，眨着眼睛。”

优秀的人无须是超人

尼采所说的“末人”是和“超人”相对立的概念。在“上帝死了”的时代，超人是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价值体系的人。超人具有不同于传统和流行道德的新道德观念，是最能体现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超人是超越于平庸之辈和卑微琐屑者之上的人，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在尼采眼里，超人和末人是相反的人群。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超人和末人并不是一定对立的，他们不仅可以同流合污，而且还可以结成不神圣的同盟。齐泽克（Slavoj?i?ek）在发表于9月3日《纽约时报》的《“伊斯兰国”是真正原教旨的耻辱》（ISISIs 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一文中就指出，末人的颓废自乐为超人的肆意妄为创造了最好的机会。末人满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毒药与超人满足于强权意志和超验理念（如穆斯林极端主义）是同样可怕的生存状态。齐泽克引用英国诗人叶芝（WilliamButler Yeats）在《基督重临》（“SecondComing”）中的诗句：“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齐泽克认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颓废为“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机会：“‘优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而‘坏蛋们’开始煽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宗教狂热”。

据报道，9月12日昆明中院一审宣判，分别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涉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的被告人伊斯坎达尔·艾海提、吐尔洪·托合尼亚孜、玉山·买买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帕提古丽·托合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都是在某种主张暴力的伪超人信仰的蛊惑下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或许我们也可以像齐泽克那样，在暴力伪信仰驱使信徒犯罪的背后，看到“优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的危机。“优秀的人”无须是超人，但一定不是末人。

优秀的人积极介入社会生活

在今天的中国，遗憾的是，“优秀的人”是那些最精于利益算计，长于为自己打算、善于享受生活，明白“不作死不会死”道理的人——尼采说，“末人是活得最长久的”。有一次我与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师聊天，他跟我说起他那些“优秀的清华人”同学。他说，他们都是特别能“理性思考”，理性能力特别强的人，称他们是“人类的极品理智动物”也不算夸张。他们都绝对不会做与自己个人利益过不去的事情。他接着引了一句英国政治家阿克顿勋爵在《基督教自由史》里说的话：“理智最棘手的障碍是良知”。一旦清除了良心的障碍，没了信仰，那么，越是理智的人，就越是会在功利的驱使下为一己之利蝇营狗苟、无所不为——他们当然也是最有能力这么做的。如果顶尖大学培养的是这种“优秀的人”，那么社会的“末人”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当道德信仰和未来希望的支配力量削弱的时候，“末人”们会放弃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也不在乎自己当公民或做人的权利，但他们会声称拥有享受“快乐”的权利。这也是一种让“末人”活得越快乐，世界就越小的权利，尼采说，“‘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星？’末人们说，眨着眼睛。世界变小了，把一切都变小的末人在这个小世界上蹦达。”末人看重自己的快乐权利也是有道理的。在禁欲的革命年代，这样的权利是不允许的。如今，在颓废的消费时代，他们有了这个权利，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感恩不已。统治权力不仅给他们这个权利，而且还不时提醒他们不要忘恩负义，别忘了谁给了他们这个恩惠，更不能想入非非、得陇望蜀。它鼓励“末人”们多多运用这个权利，不仅绝对安全无害，而且还会赢得他们的感激和支持。

在“末人”化的社会里，“优秀的人”不介入生活的危机，在他们身上结合了犬儒的无为和颓废的享乐。颓废原本就是丧失信仰的结果，往往是在压制的环境中迫于无奈，退缩到个人肉体的樊篱之中，这樊篱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隔绝。它典型的生态象征便是给人们极大满足和安全感，但却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的公寓“安乐窝”和“小天地”。时尚和新潮成为他们“公共生活”的全部。大卫·马兹拉（David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史话》（The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一书中称19世纪英国纨绔公子博·布鲁梅尔（BeauBrummel）代表的那种时尚讲究（颓废）为“变味了是享乐主义”（souredhedonism），而这恰恰是许多中国“成功人士”展现自己优秀和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也被几乎整个社会积极认可。

颓废和犬儒是社会的毒药

中国魏晋时的颓废主义是悲愤、洒脱、自然主义的，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随着他们的成名，生活上的不拘礼法、清静无为、酗酒、纵歌、长啸、裸奔成为社会颓废派的符号与象征。由于他们放浪形骸、桀骜不驯和放荡不羁，颓废文化在魏晋时期竟然成为文人雅士的主流文化。西方19世纪的“世纪末”（Finde siècle）颓废主义是审美的，艺术的。它崇尚病态和极度精致的艺术美、重矫饰而轻自然、惊世骇俗地张扬个性趣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便是一个样本。这种颓废是针对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犬儒反抗，它以怪异审美情趣抚摸爱情、肉欲、毒品、酒、犯罪、死亡的题材，充满了厌倦却找不到出路。

在今天的中国，颓废甚至把审美的情趣都当成了多余，它的主力军已经远不止是文人雅士、诗人、艺术家，而是白领、工程师、公务员、学生、富二代、权二代、打工人群、年轻族群和所有为各种各样的无聊、烦闷、焦虑和幻灭所困扰的人群。而更可怕的是，越年轻的越成为病态颓废者的追逐者。有一篇《90后——中国青春安放哪里？》的文章谈到，性和毒成为一些年轻人表现颓废个性的发泄途径。文章提到网络上一个名为“心丢了”的女网友(实际为火星字打不出来)在自己的网页上传大量个人吸食毒品和与网友发生关系的照片。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肉欲颓废：吸毒、斗殴、糜烂。这位女子在网页上说，“包房开好，吸纸摆好，冰壶备齐。火在烤，冰在跑，咕噜咕噜好不好？”她的网名叫“訫﹕丟楽”(注：网络火星文，可译为“心丢了”)，出生于1990年5月，刚刚年满18岁的她，“爱好”居然是伤心哭泣。她的毕业院校是“看守所”；电子邮件是“骚出档次，贱出创意”；个人主页是“泡到我，你无敌了！”签名档是“颓废，孤单的美丽，令人心碎，却如妖精，蜇人性命。选择了黑夜，选择了寂寞，选择了颓废，注定一个人的世界，我选择了堕落。”

这样的颓废只不过是犬儒社会那看似繁荣富足的帷幕后面藏着的一个小小黑暗角落。在这个犬儒主义的舞台上，“优秀的人”在前台表演，以高收入和高消费展现“幸福”；而那些够不上优秀资格的则在后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沉溺在他们自己热衷的幸福和快乐之中。这两种同样都是失去了信仰、希望和对未来展望能力的人群，变得得过且过、及时行乐、随波逐流、自得其乐、安于现状，只不过层次不同，体面和不那么体面有别罢了。

在今天的中国，颓废和犬儒——尼采所说的“末人”之相——都是平庸、琐屑、肤浅的，但这不是我们的归宿，更不是我们的末路。重要的是对犬儒和颓废要有清醒的意识，要走出这种社会文化的状态，不要像慢性服毒一样，让犬儒和颓废给慢慢毁灭。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沒有什麼比衰退的人更丑陋的了”。我们没有理由让自己在犬儒和颓废中衰退下去，变得越来越丑陋，所以尼采在同一处说的另一句话更值得我们记取，那就是，“那不能杀死我的，会使我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