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夏天，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退休老教授谭颂德给我打来电话，说看到我刚发表的“大作”《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后，对文章的主要观点“十分赞成”，但却有一点“困惑不解”。他说，按照你的说法，农民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属于弱势阶层，他们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对此，我无任何异议；依此逻辑，我们这些教授当属社会的中高阶层或强势集团吧，但为什么我们个人的正当权利也常常受到侵害而没有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呢。接着他向我倾诉了他的不平遭遇和烦恼。
这个“谭颂德困惑”确实戳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大“痛处”。众所周知,在中国大地上，比谭颂德教授更不幸的事常常发生，《南方周末》2002年5月23日就报道了回乡奔丧的程树良教授被当地派出所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并致使其“不明不白”死亡的惨剧。在当代中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不仅教授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权利随时会受到侵害，而且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甚至“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权利也并不比普通百姓有切实的保障。当年，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都无人身安全可言，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孙志刚之死，充分展示了旧制度之恶，它再次把“谭颂德困惑”提到了中国人面前。“谭颂德困惑”实质上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保障问题，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这一人类难题，西方民主国家在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中得到了破解。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明确宣告：“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从此，建立保障人权、限制权力的法治社会，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理念和政治文明诉求。
在萨斯病肆虐的广州，孙志刚却并不是死于这场恐怖的“天灾”，而是死于同样吞噬生命的可怕“人祸”——收容遣送制度。《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报道，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网，因没有暂住证，就被警察带至黄村街派出所，3月18日被派出所送至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后又被收容遣送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救治站宣布孙志刚不治死亡。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殴打。孙志刚以其年轻的生命又一次为违宪的收容遣送制度献上祭品。也是在广州，前不久就刚刚发生过收容车上掉下5个被收容的农民工，致使2死1伤；同样是广州，一名未带身份证的湖南籍女青年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遭到了无耻地轮奸……,这些血淋淋的摧残生命的恶性收容事件，难道唤不醒国人对血腥的旧制度的摒弃吗？
正义、善良的人们固然可以义愤填膺地谴责某些执法者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但当这种卑鄙、无耻和罪恶在“合法” 的制度土壤里不断重复繁殖时，理性的人们就应该追问制度之恶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在今日频频酿成人间惨祸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该办法规定：收容遣送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一种社会救助和维护城市形象的行为；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人员；1992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通知》，将收容遣送对象公开对准农民工和城市外来人员。
由此何见，收容遣送制度是一种明显违背《宪法》的城市特权制度，它只针对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只针对大陆人而不是港澳台同胞，只针对农民而不是市民，只针对城市外来人而不是城市本地人。这样一种世所罕见、唯我独有的中国特色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充分凸现了将神圣的《宪法》束之高阁的人治倾向。在市场经济的权力寻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蜕变为城市执法部门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捞取集体和个人私利、滥施淫威的“合法管道”。众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收容遣送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动和统一的大市场相背离，与转移大量的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相背离，与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相背离，与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相背离，与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相背离，与中华民族建设政治文明相背离。只要有一个人被收容遣送剥夺了自由，我们每个人就都有可能被剥夺自由；只要有一个人被收容遣送剥夺了生命，我们每个人就都有可能被剥夺生命。
作为共和国公民，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没有被收容遣送，就对收容遣送制度麻木、冷漠和纵容。在建设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使神圣的宪法成为每个中华儿女抗击强权侵害的“护身符”，我们首先就要做一个正气在握、昂首挺胸的共和国公民。与人类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收容遣送制度，严重违背了《宪法》精神，对每一个华夏儿女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是一种公认的臭名昭著的“恶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有一段鼓舞人心的话语：“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在迈向政治文明的大道上，对收容遣送制度，决不是改革和完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予以坚决废除的问题。
“一个高尚的灵魂，宁愿自己的祖国贫弱和微不足道但自由，也不愿她强大富足却遭受奴役。宁可做阿尔卑斯山间一个疆域狭小、对外界毫无影响的卑微的共和国公民，也不愿做一个雄霸半个亚欧的强大独裁国家的臣民。”这是阿克顿勋爵100多年前留给后世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国人也是人，我们并不因为人口众多而生命贬值。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享有人类的普遍自由，都有权利和能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丽河山上过着自由、安全和尊严的生活。
长期以来国人被一种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所迷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实行民主法治。这种生硬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式的政治逻辑，看似“毫无破绽”，实则“谬误百出”。孙志刚不是被打死在经济贫困地区，而是被打死在经济发达地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经济发达并不能自动带来自由民主和法治。“康乾盛世”时的中国，GDP雄居世界第一，名符其实地堪称全球头号经济强国，但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既没有丝毫的自由空气供国人呼吸，也没有任何民主法治的蛛丝马迹彰显神州。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等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了，GDP数字迅猛增长了，在一片“赞誉”声中，就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但在这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土地上，不要说民主自由选举行政首长，就是默默奉献青春年华的外来人员和打工族，连最基本的“国民待遇”都没有得到，却要在公开的种种政策制度歧视中流血流汗，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任何启迪国人政治智慧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伟大创举，政治文明的曙光并没有像经济增长那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在联合国第59届人权大会上这样坦率地说：“我国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疆土的广大，因为有的国家幅员比我国更为辽阔；我国成功的秘诀也不在于有充沛的自然资源，因为别国土地下的宝藏比我们更丰富。我国成功的秘诀在于我们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希望孙志刚的死，能敲响在计划经济思维中出台的所有旧制度的丧钟；我们也希望孙志刚的死，能惊醒欲实现伟大复兴的东方雄狮增进对自由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尊重。
2003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