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为人生目标的，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实在缺乏情感价值。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否基本满足？如已基本满足，我们继续活着是为了什么？
而情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别宝贵，是因为每一次这样的交往都不可替代。但是，经过几代人的“革命教育”，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深层情感交流”的能力。
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人，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了。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
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的最肤浅形式，就是其在物质生活维度的表现。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预测很准确，2000年他已指出，中国的GDP将于2015年达到或超过美国。那么，“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挥之不去，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问题的一种表达。
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为人生目标的，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实在缺乏情感价值。美国人不在乎，中国人也不在乎，英语口语就是“so what”，意思是“然后呢？”
人生而为何？数千年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但大约2000年前人类的体会是，如果完全不解答这一问题，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人类也提出过这样一种见解：活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
根据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凡有“意义”的，一定伴随情绪的波动。我们回想康德美学，所谓“壮美”，所谓“高尚”，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样的名句，无一例外激发我们情感波动。作为对比，我们很少因为看到“1+1=2”这样的真理而有情绪波动。
这样，人类的经验，按照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个人有显著意义的经验，由于与个人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是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的经验，不激发情绪波动。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经验，又可按照人性之“个体性”和“群体性”分为两类：其一，因为与个人的个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因为与个人的群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
我请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做这样的实验：反复阅读“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大于等于美国”，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只要你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对美国恨之入骨，你们不会有显著的情绪波动。一项事实陈述为真，但不激发我们的任何情感。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我们的人生意义问题没有显著的关系。
就让我们首先考察“活着”之为一生命过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谊和社会交往这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还有思想和心灵这类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三类需要若不能及时得到满足，通常激发我们的情绪波动，依照稳定性以及从物质上升到精神的顺序，构成一系列心智状态。
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一个人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有更高层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之需要。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判定自己在某一层次的需要大致已经满足？马斯洛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旨在解答这一难题。他指出，较低层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没有满足时，人类也可以有欲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之满足。
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不餍足的”，这当然意味着永不满足，不论在哪一层次上的需要。基于常识，我们明白，任一给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时需要吃龙虾或对龙虾的需要，有没有足够的时候？当然有，边际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直到为零。
我们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见到许多人，收入和财富都远高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但他们日常的生活很简单。还有一些笃信宗教的朋友，热衷于教堂的各种活动，个人生活非常简朴。此外，我在夏威夷海滩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浪汉”的，睡在海边草地上，从垃圾桶里找食物，但身边有书，甚至是很奇怪的哲学书。
中国人均年收入已近万美元，中产阶级人均年收入应在5—10万美元的水平，这是美国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中国人均收入在未来20年继续倍增，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可能是每年20万美元。那时，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是否基本满足？如已基本满足，我们继续活着是为了什么？你的回答只好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维度上寻找。最终，你不能不承认，活着的理由主要在于精神生活。
全世界都一样，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机会在长期将日益减少。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 1/4，幸福感却是可以高于美国的。我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越来越关注情感生活。我们可以继续询问，什么样的情感生活可带来强烈和持久的幸福？你们或许回答是“爱情”。当然，柏拉图式的爱情有强烈并且持久的幸福。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呢？我的一位朋友认为，首先，爱情并不常见，其次，爱情很容易蜕变。我的见解更深入一些，我认为爱情并不常见，是因为缺乏刻骨铭心的情感。
为什么现代人的情感越来越肤浅？你们不妨检索相关文献，未必有明确的解答。刻骨铭心的爱或情感，首先要求有感受这种爱或情的能力。我推测，现代人很可能缺乏这种感受力，但是现代人的心灵常被认为比古代人更敏锐，对吗？我认为是注意力的方向不一样，现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布于物质生活维度，声光电色可以培养极敏锐的感受力，但内省能力普遍很差。古代人的注意力主要分布于精神生活维度，并因此而关注身体的修炼，他们内省（包括身体的内感觉）的敏锐程度绝不低于或普遍高于现代人。
我记得在美国和中国都旁听过这类谈话，中国的两名女生交谈，兴高采烈，说了许多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的事情，大多是纯粹描述——然后他说……然后我说……然后他说……然后我说……美国的情境几乎一模一样，一系列说了之后，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也没有评论，甚至没有因果关系。这就可以兴高采烈吗？这就有了某些幸福感？我认为充其量这是最肤浅的幸福感，而刻骨铭心的感情，或许她们早已没有能力去感受了。
过去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维度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另外两个维度尤其是精神生活维度则很难说有很大进步。这一演化过程，我称为“效率原则”主导的时期。仅仅有足够高的效率，不能解决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感受最深的，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和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不平等程度正在迅速扩张。“正义”诉求之得不到满足，已成为多数中国人幸福感不能增加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社会网络”和“深层情感交流”的涵义，往往不服从效率原则。效率原则的应用固然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一改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充分激烈的竞争的，故而是有极高代价的，例如“都市冷漠”。假如中国大陆如台湾那样从传统社会逐渐过渡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社会，那么我相信，家庭、情感生活以及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不致如此彻底地消失。经过几代人的“革命教育”，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深层情感交流”的能力。
沿着社会生活的维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类：其一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其二是以权力为媒介的，其三是以情感为媒介的。中国的市场经济，由于传统价值被彻底瓦解，金钱关系成为惟一重要的人际关系。我祖籍是浙江淳安，在浙江也去拜访乡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肃穆，空无一人。不仅祠堂里面没有人，村子里也没有人，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到城市里去了，所谓“乡村的空洞化”。
韩国和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不是如此彻底，人与人之间仍有强烈的情感纽带。宗法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你们或许认为，血缘关系是永远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恢复宗法社会之可能呢？
首先请回忆梁漱溟的论述，中国宗法社会是伦理本位的，例如可以表达为“三纲五常”。显然，这套纲常与效率原则有激烈冲突，故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难以为继。但是，其次，中国宗法社会还有余英时阐述的那种内在超越式的人文关怀，在其指引下，中国人可以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满足，而不必纠缠于社会生活维度的纲常伦理。我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真正获得了内在超越能力的中国人，至少在他们追求精神自由的初期，纲常伦理反而成为严重的束缚。
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持久冲突——这一陈述就是我想像中“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即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或缓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就依旧只好停留在物质生活维度之内，从而导致醉生梦死的人生观和纸醉金迷的日常生活。罗马帝国末期如此，中华帝国难道不能有如此的末期吗？
在英文中，生活方式是the way of life，已经包含着情感和精神生活，但为强调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基本问题，我特别地使用了“情感方式”这一短语，即由内向外地体悟而获得人生之意义，这样一种认知过程典型地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作为对比，英文“生活方式”这一短语所表达的，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虽然最终也能获得人生之意义。
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人，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了。因此，由表及里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内向外的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但这样的机会太少，遇见这样机会的中国人太少。
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顿悟，只好在日常生活中寻自己的幸福。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一样，是迅速西方化的。退居深山的生活不是日常生活。西方化或工业化或效率主导的日常生活是物质的，同时，我们还有自内向外的探索，目的也是寻自己的幸福，但它是情感的。
在西方传统里，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同时注重由表及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在斯密的表述中，成为三类重要的道德活动——仁慈、正义、谨慎，协调这三类活动之可能的冲突的，是合宜性。后者是整体之性质，因为，例如追逐金钱到何种程度就不再合宜，依赖于社会整体的状况。西方社会1960年代以来，逐渐丧失了整体的“合宜性”标准。所以，斯密的合宜性在西方成为问题，或许是西方社会基本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情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别宝贵，是因为每一次这样的交往都不可替代。情感关系的质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你无法想像你深爱的人建议你用另一种关系替代你和她/ 他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恨并非爱的反义词，因为恨和爱都是激情，很可能因同一种情感联系而发生。西方人常说，爱的反义词是“感觉无差异”（feeling indifferent），冷漠是激情的反义词。
我长期研读和思考“幸福”问题，我的感受是，幸福无例外地要求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往，我没有收集到任何“幸福案例”是仅仅基于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而当一个人追求深层情感交往时，他似乎必定要进入“幸福三维空间”中“心性”与“修养”这一平面内（如下图所示）。在这里，身体（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与心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交汇并达到自足状态，这是中国士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借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语言，这也是一种最终的自由，我们必须一起探索内心世界，为了要过“第一手”的生活，为了彻底抛弃“二手货”人生！
选自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