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文章的标题所写的那样，我始终觉得，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包括父母们也在设计，甚至专门请一些做咨询的人来设计人生。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人生是一次偶然。
差点落榜的经济学家
现在大家叫我经济学家，可我当初并没有想当经济学家。上大学的时候，我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
我报过中文、历史、广播、电视编辑。但是，这些专业没一个录取我，那一年直到正月十五，我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这就意味着我上不了大学了。后来，我是怎么上大学的呢？
当年有几百万考生，只录取了28万大学生，有很多老三届成绩考得很好，但由于年龄大了上不了，他们就给上面写信。后来扩大招生，于是我就被裹挟进去了。
本来扩招主要是针对那些年龄大、成绩好而没上大学的人，没我什么事。西北大学的贺连成教授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北大学申请设立一个新的专业，这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
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专业，自然也就没有人报，当时有八大金刚——也就是八个老师去招生办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档案摊了一地，一个一个挑，最后我也被挑了进去。
我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怕，万一当时老师没注意，没把我挑进去，就上不了大学啦！所以，我的专业绝对不是设计出来的，就是偶然。念了经济学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蛮喜欢这门学科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偏离这个领域。
当时大学里理工科的同学看不起文科的同学，文科里面学中文、历史、哲学的同学又看不起学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这是当时的基本状况。我想这对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启示，今天热门的专业等你毕业、成长之后未必还是热门的，这个变化非常大。
我也经常被很多家长咨询：我的孩子应该报什么专业？我告诉他们，孩子喜欢什么就报什么，不要考虑今天的潮流，若干年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毕业的时候，没人愿意去银行工作。现在，多少人抢着进银行都进不去。
来到北京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但是我来北京其实也是一种偶然，这个偶然又是由好多事情串在一块儿的。
我很幸运，在1982年考上了研究生，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想搞经济学，而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我来自陕北，按政策我得回到老家的县里面。我当然不想回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考研究生，为未来找一个研究工作。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一个全国首届市场经济学的会议，这个会议是我就读研究生的西北大学承办的，因此我被任命为会议秘书。
所谓秘书就是做一些跑跑腿、复印材料、去车站接人之类的工作。然而，在会上，我遇到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的两个人：茅老和杨小凯先生。
茅老当时正在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他是搞工科的，开过火车，完全靠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怎么配置资源才是最优配置，并推算出了这样一套理论。后来我才知道这套理论恰恰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
杨小凯教授同样非常了不起，曾坐了10年牢，在牢里面碰到一个数学家，教他数学。出狱之后恰逢社科院在全国公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却因政审通不过，所以不能入学。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录用他为讲师。他在此时开始写书，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教授邹至庄先生发现以后，便希望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几经波折才最后成行。他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后来他非常优秀。我认为他是华人里面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我的榜样。
我碰到这两个人之后，我的世界突然开了一扇窗。
我在《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序里面写“献给我的老师何连成教授和茅老”。35年前何连成教授引我进入了经济学的殿堂，31年前茅老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得更远、看得更亮，决定了我后来走的道路。
那时候中国出了很多问题，大家把原因归结为“向钱看”，认为是钱在作怪。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对，问题不能归结为钱，就写了一篇文章《为钱正名》寄出去，七八千字的文章轻轻松松地写完了。
后来，我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被改了好多。没多久，全国开始开展反精神污染的批判运动，我的文章被列入典型文章，面对一连串的批判。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继续读研究生也许后来会留校教书，但是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特别想待的地方。平时关系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间一起批判你，好像你真的犯了错误，你真是一个坏人，有那样一种感觉。
刚好茅老在北京，我跟他通信较多，他总是鼓励我。过年的时候，我就来到北京，由于那篇文章我认识了很多北京的年轻人，和他们很谈得来，于是我决定毕业后到北京去。
北京的机遇
那时候，来北京不太容易，我们西北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不是全国大学，按分配是没有北京的名额的，要来北京不得不费一番周折，《为钱正名》还不能拿出去，拿出去之后还犯事。
当时，我观察到现实中的价格投机倒把很厉害。我顺着这个思路，思考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这么多的违法乱纪或者不遵守价格的现象，肯定是价格本身有问题。
当时，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价格要调整，但是他们的思路停留在怎么调，是要大调还是小调，便搞了计算机，成立了价格中心，开始计算价格。
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价格这东西怎么能计算呢？每个人都参与买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聪明的人把这个价格计算出来呢？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写了篇题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核心结论是：价格是不能计算的，要有正确的价格只能靠市场。
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
那么，要怎么放开呢？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放开，因为这个价格涉及福利、财政，当时城市居民买东西都要凭票证，票证意味着你付的价格比真实的价格低，如果价格放开，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必须一步步来，计划内的管住，计划外的放开，这就是双轨制；再逐步将计划内的慢慢放开，最后变成单轨制。
当时，提出这个思路是冒着风险的。但是我很兴奋，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思路。
后来，我看到一个审查这篇论文的档案，在档案中，我发现第一审的那个人说此稿不用，但是他们审完之后发现合格的稿子不够，于是进行再次审查。第二审认为此稿很好，我就被录取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在会议中价格改革就成了一个最热的问题。最热是因为我提的这个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思路。
现在的改革也是这样，有时候就是思路的问题，方案再缜密，思路不对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东西使我稍微有了一点名气，和以前受批判时的名气不一样，这次我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也让我获得了工作机会，正式进了北京。
我到北京本身是一个偶然事件。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包括在学术界都是有圈子的，社科院、北大是一个圈子，人大是一个圈子，这都是有老师、有背景的人，只有我是个体户，单打独斗。
我试图摸索着慢慢进入这个系统，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完全进入，只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得到大家的一点认可。
后来，我去牛津大学读博士。坦率地讲，如果没有到牛津读博士的话，我可能没有信心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因为我的好多同事当时都下海赚钱去了，也有极少数当官的，但是我喜欢学术研究。
不过在我刚决定去牛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去不了的。为什么去不了？我去找领导，工作组组长就说，你有这个问题，去不了。我便想办法找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又说，你有那个问题，去不了。我折腾了一大圈。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拿着天堂的门票站在地狱里面，但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到伦敦的时候，离开学只有一个月，但我担心万一再拖一天就出不去了，之后的故事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改变不是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人的心态
坦率地讲，当时我出去以后，并不想回来。但南方讲话后，我还是回来了。
回国以后，我还是搞学问，但当时已经不想去政府工作了，就去了大学。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自身想搞学问，也喜欢教书，好为人师，从没想过要做行政工作。但1999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找我谈话的情况下，任命我为第一副院长。
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而第一副院长等于主持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
我们政府老说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确实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一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几万块钱已经算不错了。而对于引进的讲师年薪可以达到24万元，副教授可以达到32万元，教授40多万元，当时24万元人民币等于3万美元。
这个改革力度相当大，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几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资只是刚来的人的几分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为什么当时能够推动这样的政策？改革是大势，改革的事能够放在桌面上谈：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同意。办成一流商学院没有一流的老师行不行？不行。怎么弄来一流老师？引进人才。靠现在的工资能不能引进？不能引进。所以一定要涨工资！逻辑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很多商学院的做法应该都是步我们的后尘。
但也因为我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别人不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也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认定的好事不一定真的是好事，包括对社会和自己。我个人认为是好事，但是反对的声音用各种的方式来批判我。好多人说，我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为了应战，我后来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会觉得学校是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
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谁都不认为自己技不如人，谁都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正确或者不如别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厉害。
当时我主持一个全校的会议，每个院系派一个人来谈意见。按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在20分钟内，其中有一个院系的人反对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他一直拖到40多分钟还没谈完。我就给他递了一个纸条：“时间到了，不能再谈了。”
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张维迎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谈不同意见就打断别人！”但是事实上，他占了两个人的时间，却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虽然很多人觉得北大改革失败了。但我必须说，这种尝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改革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回归思想
2010年，我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后来，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适合提出思想来，不适合去具体操作。
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我就回到了我擅长做的事情上来。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我写了8年，我真正领悟到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怎么合作，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合作。我们有各种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战略，其实都是在合作。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讲的是制度企业家，讲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像古代的孔子、耶稣、亚里士多德这一类人，他们建立了人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从常人的角度来讲都生活得不幸福，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如丧家之犬颠沛流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但他们有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一种对人类崇高的爱。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