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位当代女思想家，叫安•兰德，据说她的书在美国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她的核心观点，说来也很简单，她将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说成是“商人+知识分子”集团战胜了“阿提拉（暴君）+巫师（教士）”集团的过程。再抽象一点，就是“生产+知识”的力量战胜了“暴力+信仰”的力量的过程。安•兰德说：“职业商人和职业知识分子，这是蒙工业革命所赐，一起降生人间的两兄弟。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之子——一损俱损。但具有可悲讽刺意味的是，两者注定相互伤害。”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互伤害，安•兰德说：“迄今为止，创造者（指商人和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处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除了少数几个短暂的时期，创造者都不是人类社会的领导者和决定者，虽然正是他们的联合和他们自由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繁荣和进步的程度。绝大多数的社会，都是由阿提拉（暴君）和巫医（教士）统治的。”阿提拉用暴力进行统治，控制人的肉体，巫师用道德进行统治，控制人的灵魂。他们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就控制了财富的分配，从而把生产者（商人和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用安•兰德的观点建立起一个参照系，我们再来看冯仑的《决胜未来的力量》，也许我们能给冯仑的观点一个定位。

冯仑说：“从人类文明史的范围来看，或者从国民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领袖究竟不创造财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认为，历史的逻辑事实上是，领袖不创造财富。------这两百年，我们记住和津乐道的是伟大的皇帝、领袖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与丰功伟绩，却看不见财富的实际增长。”冯仑在此所用的“领袖”这概念，我看特指的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当然不创造财富，他们既不搞科研，又不从事生产，这本是常识，认识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上升到“历史的逻辑”这样高的层次，只要睁开双眼看看就行了。但奇怪的是，发现这样的常识，把这样的常识说出来，在现实进程中，似乎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即便到今天，这个常识并不是人人都看到了。冯仑用“历史的逻辑事实上是”这样的用语，并不算夸张。从爹亲娘亲不如政治领袖亲的时代过来的中国人，要理解这点常识并不容易。西方经济学家说：“政治是一种交易成本。”伟大的领袖，其实就意味着很大的交易成本。这种话，西方人比中国人懂。

我已在前面建立了安•兰德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上，冯仑“领袖不创造财富”的断言，传达出了一个商人对阿提拉的厌恶和蔑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习惯于跪在政治权力前的商人，开始站起来了。或者说，心里不想再继续跪下去了。我努力生产财富，提供税收，为什么还要逼我跪着呢？没道理啊！商人有了道德感，这道德感来源于自己是生产者，是财富的创造者。安•兰德说：“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存在思考和工作的人，是他们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发现如何生产出生存所必须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就是这些人的努力和实干，使各种寄生虫得以存活下去：阿提拉们、巫医们以及酒囊饭袋们。”

冯仑还提到，“迷信关系办不好公司”、“垄断企业是纸老虎”，在我看来，一切关系围绕权力展开，一切垄断建立在权力庇护上，所以冯仑等于在说，依附权力搞公司，不行。公司的长期发展，不能再依附权力，要自己在市场中立起来。这样的总结，恐怕对比尔•盖兹这样的商人没有意义，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依附权力、依靠权力给予的垄断权来办公司，但对一位中国商人，尤其是一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来说，实为不易。这也说明，中国商人不仅有了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自觉，也多少有了一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现实资本。十年前，商人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他们认识某位某位领导，一些商人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喜欢挂着与某位政府领导合影的照片（或者是电脑合成的也说不定），而现在，政府领导的照片从商人的墙上被挪走了，商人交往的时候，已很少会听到谈起自己与政府领导的关系了。时代变了，变得很快，权力掌控者仍然行使着权力，但是，他们在商人心中的地位不可阻挡地下跌了。也许，就在我打这几行字的时候，他们又下跌了几寸。安•兰德说：“工业革命完成了文艺复兴的任务：它将阿提拉们从宝座上一脚踢开。”她说得过于偏激了一点，工业革命把君主一脚踢开了，但并没有把权力本身踢开，只是把权力由统治者变成了公务员，用法律好好管束了起来。安•兰德说：“历史上第一个既不受阿提拉也不受巫师统治，而是由创造者们支配和创造的社会就是美国。”看来，与美国商人和知识分子一样，中国商人也希望看到一个由创造者支配的社会降临。

冯仑说：“财富创造的过程是由良好的制度安排决定的，领袖如果不能对这种制度安排施加影响或者起决定作用，那就只能是一个财富的消费者和破坏者。”什么是良好的制度？冯仑认为，这就是能够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要“由领袖崇拜变为制度崇拜”。也就是说，好的政治领袖，就是为财富创造提供良好制度保障的政治领袖。但是，“良好的制度”建立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上呢？由社会中的那些集团和阶层来支撑呢？冯仑没有展开说，或者，他不愿展开说。安•兰德倒是说过，“生产者的自由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繁荣和进步的程度。”按安•兰德的标准，职业商人和职业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生产者的代表。商人要自由贸易，知识分子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他们都需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安•兰德说：“资本主义一扫实际上的和精神上的奴役状态。它取代了财富的掠夺者和启示录的承办人——阿提拉和巫师的地位，而代之以两种全新的人——财富的创造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写到这，我们可以回到冯仑所说的“良好的制度”上来，所谓良好的制度，首要的标准，就是保护商人的自由贸易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探索，这样的制度，主要由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知识分子支撑。而好的政治领袖，就是要将保障商人和知识分子发展的制度建立起来，这样，社会财富总量就会上升，其它社会集团或阶层也能逐渐得以脱胎换骨，加盟进商人和知识阶层。安•兰德说：“一个国家经济自由的程度，完全决定其发展的程度。最自由的美国，其成就也最大。”也就是说，当一个制度的原则就是用法律来保障自由时，这个制度就带来财富的创造。一切打压和毁灭自由商人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制度，就是打压和毁灭财富创造力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将把一个社会拖向衰败和死亡。这样的制度，有谁会喜欢呢？阿提拉、巫师以及渴求他们恩赐财富的懒汉。阿提拉、巫师靠暴力和迷信来获取分配财富这样的特权，他们不用从事艰苦的知识探索和财富的创造，但却可以过得比创造者更舒心和奢华。看来，“良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对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来说，“良好”的标准未必相同。冯仑并没有清楚回答的是，“良好的制度”靠谁的原则来安排？靠什么社会群体的利益动力和价值取向来支撑？安•兰德在二十多年前，已替冯仑回答了。

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估计安•兰德的回答并不让人放心。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就能改造并支撑起中国？他们虽然天天在膨胀，但相对人数还是少数。而且，他们身上也是毛病成堆，他们还没有清理干净旧世界在自己身上泼上的屎尿。“商人和知识分子有着对阿提拉及巫师的共同恐惧和蔑视，但他们却又相互对立。商人对所有的理论丧失信心，只贪图一时的私利，得过且过，不敢朝未来观望。知识分子则切断了自己同真实世界的关系，玩的只是一种无益的文字游戏，不敢向过去张望。商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知识分子认为商人不道德。但是，私下里，他们都明白对方拥有他自身缺少的能力。”安•兰德这样的说法，放到中国的环境中，一样有效。而且，也许安•兰德根本想不到的是，现在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拥有所谓的信念和道德力量，知识分子队伍也不例外，大家都共同陷入了烂泥里。我们在责怪别人肮脏的同时，自己其实也是一身臭气，于是我们就有了大宽容。上面在腐败，下面在坠落，只有神经错乱者才以为自己干净，因此我们就很少见到冯仑希望出现的那种“时刻保持对社会及大众人群高度负责的精神”。伟大的中国，在腐败和坠落中高速发展，真是奇迹！让人不得不思考哲人曾有过的断言：恶也在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也许也会有直觉，恶不能带来稳定与和谐。

当然，我们不能说《决胜未来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商人的普遍心态，但它的出现，说明中国已有商人在思考自己的独立、对社会的责任、良好的制度、价值信念建设这些问题了，中国商人静悄悄的精神转型，正在慢慢发生。有时，当一个人讲责任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在讲权利。正在讲责任的中国商人，是希望用今天的责任来支撑未来的权利，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显然，阿提拉、巫师、商人、知识分子间的搏弈和自我调整，还将艰难地进行下去，战斗正未有穷期！有的人会继续肮脏下去，有些人也许有机会洗清自己。但是我还是相信，无论有多少污泥和恶臭，就大方向而言，安•兰德肯定没有说错，冯仑也肯定没有说错。

注：以上关于安•兰德的引文，出自《新知识分子》，安•兰德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