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其使命及路径的形成，实起于晚清之际。甲午一战，国运倾危，改良与革命的步伐，就已在与时俱竞。维新梦破，立宪违和，改良的声音也被革命浪潮所淹没。辛亥功成，共和肇建，又遇袁氏当国。革命党人欲以国会为阵地护卫国体而不得，由此而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孙中山及国民党不得不「眼光向下」，寻求国民革命的新路线。当此之时，革命话语在社会及思想层面也更加扩散。[1]及至俄国十月革命，苏俄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世界范围内又现一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大革命的进程由此开始。政党组织、主义推行、民众动员与军政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态。正是在政党与民众相遇之后，革命力量才具有了席卷旧势力的可能性。

革命没有忘记商人，而商人亦难外在于革命。在「工商社会」里，商人是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关联的社会力量。但与工农、学生相比较，商人并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如何安置商人也是国共两党「群众路线」中至为敏感的环节。在中共党史角度，通常认为蒋介石是联合了江浙资产阶级才得以建立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史的角度，又认为共产党擅长农工运动，抢夺了「群众」。这一历史公案，不同立场的解释都各有所本，但也说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确有影响天平均衡的份量。近年关于商人群体、商人团体、「治党史」及新革命史的研究更注重从两党内部及革命过程之中来寻找变量要素，但在革命硝烟迷雾中，仍然还有大量疑问有待解析。

李达嘉教授2015年出版的新着《商人与共产革命（1919-1927）》，试图跳出国民党的传统革命叙述及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以实证求真相，重现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风云。全书以革命演进为时序，从上海到广州，再回到上海，通过三大「革命场景」和「关键事件」的情景式重构，系统梳理了中共的商人政策及政治行动，诠释了中共进行商人动员的主义逻辑及政治策略，揭示出国民革命中的政党-民众关系及不同阶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全书视野宏阔，又论证精细，引证详实，弥补了现有工人运动史、商人群体史在中共与商人关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在解释民族主义与共产革命关系及还原重大历史事件进程方面多有创见，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并提升了商人的「革命」地位及意义，为我们理解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革命进程及党际关系变化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历史图景。

在第一部分的「上海场景」中，作者以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为中心，分三章讨论中共民众联合阵线的形成与转变过程，解析中共的商人动员策略。与通常认为中共系以工农动员作为民众动员之主轴不同，作者明显提高了商人在中共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强调商人是联合战线的重要构成环节，动员商人对于中共维系联合战线的完整性及影响力来说举足轻重。中共敏锐抓住且运用民族主义来跨越阶级差别，调和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内在紧张，但在联合阵线的斗争手段由政治转为经济时，民族主义就难以弥合商界与工人间利益和理想的裂缝。

在第二部分的「广州场景」中，作者以商团事件及省港大罢工两大事件为中心，试图拨开已有研究的结论，发掘事件背后的共产因素。作者分析，商团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商界惧怕联俄容共政策，同时又怨愤苛捐重税，故而武力自卫。商人与政府的冲突体现了国共合作中的路线之争。在商团事件后，国民党推动中小商人组建商民协会建立与商会体系对抗，其中也有共产党的影响存在。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同样运用民族主义来联合农工商学兵各界发动反帝运动。罢工反帝的背后，存在革命路线与领导权之争。（页346）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作者突出了中共对国民党商人政策的影响力，也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商人联合阵线的内在冲突。

在第三部分，作者的眼光再次回到「上海场景」，事件中心则是中共上海武装起义及「四一二」事件。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共是如何联合商人尝试建立政权的，蒋介石是如何与「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国共分裂是如何发生的。在国共党史内，对这些问题存在明显争议。作者的做法是依时序对两党与商人的关系脉络进行对比梳理。上海武装起义中，中共的策略是联合市民进行反军阀运动。「四一二」事件前，商人并没有体现出先见之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商人及商会未预闻清党之事。作者认为关于蒋介石与江浙资产阶级早就联合的观点值得商榷的。

在革命场景的时空脉络下，作者通过「系统关联」和「细节还原」的方法努力重构历史现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共产国际、列强因素，及至工农、商人、学生等各阶层态度与行动，都互相影响。李达嘉教授在分析中共与商人关系时，并没有将其抽离出来，而是注意将其置于民众运动整体及革命大势之中加以讨论。在关键事件的分析之中，作者通过周密的史料考订，尝试进行细节还原。在讨论特别政治委员会与广州商界关系时，对商谈宴会的情况进行了描述。这一宴会背后是鲍罗廷与中共的策划，「具有扭转情势的深刻用意」。（页313）在对商团事件中的陈廉伯，对虞洽卿、王晓籁访问广州等事件的分析中，人物态度及事件走向的关系得到清晰刻画。在「四一二」的问题上，作者对国共双方的活动脉络进行比对，确定国共分裂及商人转向的时间节点。正是通过精细的考证和描绘，场景和事件中的政党、阶层及人物的行事逻辑和具体活动才得到较为完整地展示。

在场景与事件的交互分析中，作者对于「商人与共产革命」的主题思考贯穿始终。以下主要结合学界研究和作者分析，围绕中共如何动员商人、商人在革命中的主体性及商人问题上所体现之国共关系三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全书的中心议题围绕中共如何实现对商人的政治动员展开。作者对中共的商人认识、政治主张、动员策略及内在冲突进行了全面分析。中共对商人动员的政治主张是民族主义、反军阀，「民族主义的渲染，确实是罢工风潮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中共不但利用它来策动罢工，也利用它来凝聚群众。」（页142）在动员策略上，包括舆论动员、内部分化、联合统战等方式，具体的做法包括联合动员商会、动员学生对商人施加压力、对虞洽卿等商人领袖进行统战、组建商民协会等。（页187）民族主义、反军阀的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回应，中共因而将无产阶级革命导入国民革命。作者的分析揭示，在国民革命时期，商人在中共的革命动员中的地位较我们原来认识的更为重要，商人也是联合阵线的重要环节。中共的动员政策重视斗争目标与组织技巧的结合，取得相当成效。但与工农群众的动员相比，商人动员仍然有所不同。商人有民族主义的诉求，但没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舆论压力下的被动参与，对革命始终抱有疑惧，并未完全站在同一阵线。中共党组织在商人中的发展也远比不上在工农之中的扩张。在国共分裂之际，商人转向蒋介石集团，中共并无制约的办法。

作者对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区别，有助于认识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差异。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既然可以跨越党派和阶级，说明这是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作者对此予以肯定，但又认为中共是「利用了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的模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模糊，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模糊，对不同群体说不同的语言」（页19），在一定程度上过度扩大了中共宣传组织的操控性。作者突破国共党史的传统革命论述，在还原大革命史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可能因强调中共通过国民革命来推进阶级革命的缘故，论说中易让人有替国民党辩护的印象。中共坚持阶级革命的方向，但也采取了务实的政策，重视具体的政治斗争目标。中共重视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职业团体的合作沟通，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对商人及各阶层的政治心态更为了解。在商人内部，商会往往为大商人所掌控，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小商人的利益。在上海总商会之外，还有着马路商人联合会的存在，[2]也存在着行业利益的差异。[3]共产党将商人以左右派加以区分，与其内部存在着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矛盾有相契之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革命浪潮之中商人主体性的讨论。作者在分析中注意到，商人不仅是动员的对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这对于理解革命之下的政党与民众关系具有启发性。作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清晰把握了商人在革命之中的变与不变，解释了商人在国共之间的抉择动机。相应而言，不易将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神化」。新革命史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从事实与过程重构的角度来认识中共的革命历程，与此作者的视角有相合之处。就中共的民众动员体系而言，商人动员是更为艰难的。作者在开篇时对包括商人在内的各社会阶层如何「登上政治舞台」有所追溯，这一思路对于深入理解各阶层民众的主体性来说极为关键。（页50）从绅商的表现来看，就会发现商人并不是政党此时才发现的「民众」，而是更早存在的「精英」。在晚清商战格局和重商政策的推动下，商人群体就不断壮大，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商人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参与意识在不断提升，其思想观念及集体行动由在商言商向在商亦言政转变。但其政治态度，仍呈现保守态势。在革命与立宪之间，商人优先选择立宪，对革命党的活动未表达经济支持。武昌首义之后，方被动接受。在南北对峙期间，商人态度又发生摇摆。及至二次革命之时，商会支持在政治及军事上居于优势的袁世凯。袁世凯奖励商会说，「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4]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反未得到商会的全面支持。朱英曾与欧洲做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的商人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导致政治态度趋于保守。[5]

商人以商会作为集体行动整合者，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就已经展示出了强大的组织能量。商会作为商界的团体，在地方自治、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商人可以通过税收、捐资、借款及购债等方式对所认同的政治力量表示支持，也可以拒绝出资表示反对。在政治权威不足、地方秩序混乱之时，商会自建商团以武装自卫。故此，各方力量其实对商人力量都不敢小觑。中共因素促使商人铤而走险，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敖光旭在对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中提出，商人表面看来不智的激烈举动，其实蕴含着建立「商人政府之梦」。[6]由此言之，广州商团反抗革命政府，虽因畏惧孙中山会实行共产主义，但仍有清晰的政治意图。作者在早年对上海商人的研究中，指明商人政治行动的目标是保护产权与秩序，这对理解商人的态度转变有重要参照作用。[7]冯筱才此后在分析江浙商人在革命、地方变乱、民族运动中的政治行动时，也有相近的看法。[8]但问题的难点是，如果不能通过商团自卫，怎样才能发现政治角逐的「最后胜者」？商人最后选择与蒋介石同盟，既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疑惧，还因蒋适时表达了维护其财产与利益的承诺。更为重要的，应与蒋在此时手握黄埔军，具有维护秩序所必要的军事及政治力量有关。

最后，商人问题上所体现之国共关系的变化也是一重要议题。国共两党此时都在以俄为师治党，在扶助农工、反帝反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指向不同，决定这一合作也只能是暂时的。至于矛盾何时激化，不是起于革命的失败，恰是因为国民革命的成功。在对中共的商人政策进行叙述之时，作者相应对国民党的商人政策进行勾勒，两线并行，可以清晰展示两党政策之差异及成效。国民党的商人政策受到中共的影响与策划，民众运动的主导权在共产党手中。如更全面来看，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对商人革命性的看法可能有接近的地方。基于商人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孙对商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之后，需要对商人征税，孙中山想将商团整编，都遭到了商会的反对。在商团事件中，孙和国民党的革命话语，也是将商团与帝国主义相联结。国民党在初期对商人的革命意义未有充分认识，在商团事件之后，重视程度才更加提高。较之于在农工运动中的有心无力，国民党在商民运动中的表现算是差强人意。[9]

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两党都希望能够动员民众，壮大力量，但结果迥异。这与国共两党的治党能力有着密切关系。王奇生的研究显示，国民党在党员构成、组织能力、宣传教育等方面都与中共存在差异，党的组织力始终难以下沉至基层。[10]革命阵营内部纷争不断，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也有关系。革命由过去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并举，各方不再以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来互相扬抑，而是以「革命」与「反革命」来对立相否，互不兼容，反映出革命的专断性和任意性。[11]革命派都试图以自身为中心建构起正当的政治文化，这在争夺民众的过程中体现更为明显。与中共侧重于民众运动不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重心牢握军队。蒋介石也以此为根基，得以建政南京。大革命之后，国民党指责中共抢夺民众,共产党则反思没有建立独立的武装。南京国民政府因而颁布新的人民团体及社会组织的法规对民众实施组训，[12]共产党则被迫转入农村，走上土地革命与建军之路。合作破裂，沉痛反思，两党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

千秋家国梦，革命记春秋。作者细致鲜活的笔触，让我们重回革命的年代，去寻找不同政党、阶层的人的思想、行动和足迹，也发现更多的被时间冲淡的记忆和真实。国家的命运，政党的主义，群体及个人的选择，恩怨成败，都在革命中交织。政党与商人，都需要有所抉择，有所行动。大革命虽仅数载，但气势恢宏，北伐大军一扫旧军阀的颓废腐朽，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却为事实。作者对历史的循环颇多感慨，只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处于历史歧路中的「革命者」，只能直面困境，努力寻找前行的道路。

原文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第93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页374。

[2]李达嘉，〈上海的中小商人组织──马路商界联合会〉，《新史学》（第19卷第3期，2008年），页41-88；彭南生，〈上海商总联会的形成、重组及其性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3期，2015年5月），页136。

[3]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4]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上海：新中国图书局，1931年10月续版），页70。

[5]朱英，〈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7卷第5期，1988年10月），页78-85。

[6]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第4期,2003年8月)，页177-248；〈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2003年），页175-208。

[7]李达嘉，〈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页237-282。

[8]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9]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朱英，《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1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第5期，2004年9月），页84-191。

[12]魏文享，〈党规与国法：国民党民众组训体系中的社团制度分析〉（第53卷第2期，2014年3月），页11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