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1日，我应乌有之乡书店之约，到乌有之乡就“原罪”问题进行讨论。去之前，我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讲话时间有限，我只讲了准备稿的前两个部分。我的发言，乌有之乡书店进行了整理，发到了网上。我看了现场发言整理稿，感到当时自己一些口头表达并不太准确，于是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讲话稿发到网上，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我当时的想法。后来，从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一些朋友的回应，我有一些感想，决定回一封信如下：
一、我的太极图心态
我是太极图心态，将这种心态运用到所谓的左右翼上，就是认为左翼与右翼，都是中国社会，也是一切国家必然存在的互动搏弈、相反相成的力量。中国有左右翼，美国也有左右翼。重要的是让左右翼有一个和平的公平的竞赛规则，而不是谁吃掉谁。无论是左的独裁专制或右的独裁专制，都是不符合太极图所表达的事物运行的规律的，也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观点，我过去发表的《太极图中的民族主义阴与阳》一文中早提到过，跟不少左翼朋友也当面讲过。放眼世界，只要是政治开放的国家，政治力量都是左右翼的互动平衡。右翼有自己坚实的社会基础，左翼也有自己坚实的社会基础，但不同立场，大体都只代表社会的一半，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是平衡的。承认对方存在的有限合理性，是相反相成的前提。那种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态度，是愚蠢的，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这已经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毛泽东将左推到极至，必然造成右的反弹，这是的客观规律，是他老人家的个人意志所不能阻碍的。如果左翼与右翼在承认对方有限合理性的前提下开放竞争，中国的路线就动态性地走在中间。
二、左派应当成熟起来
我希望当前中国有成熟的左的力量，我说这话不是出于什么策略的考虑，而是出于太极图的世界观。没有成熟理性的左派，也不会有成熟理性的右派，反之亦然。就今天中国左派的状态而言，我认为左翼应当超越。超越什么呢？要超越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政的、暴力的、激端的左翼传统，不能傻乎乎地将他们留下的沉重的历史罪负扛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压得心态扭曲起来。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左翼才可能新生。不然，还是阶级专政、暴力镇压、计划经济、人民公社这些东西，怎么可能适应世界潮流和多数人心愿呢？西方左翼的发展，是在放弃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现在已是半壁江山的力量。如果仍然坚持斯大林式毛式社会主义，就是死胡同，与多数人为敌，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的。如果当前左派超越灾难性的历史传统，为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努力，在承认自由竞争的价值的同时，多为中下层争取福利和保障，那么左派会成为重要的力量，最起码也是一半的力量。
三、走到现实中来服务民众
与左翼朋友们交往，我感到他们一些人的缺点之一，就是迷恋马列毛教条，沉迷在幻觉中，严重脱离现实。有时我想，如果他们自己开公司，他们就知道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了。如果他们自己当记者，他们就会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了。如果他们当书商，他们就会知道出版自由是多么重要。如果他们当律师，他们就知道司法独立的重要了。如果他们有发明创造，他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私人化的重要了。如果他们到NGO工作，他们就知道民众民主自治的重要了。如果他们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们就会知道农民多么希望农村的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自己。如果他们到国有企业工作，他们就知道国有企业有多么腐败低效。如果他们从事进出口贸易，他们就知道自由贸易的权利是多么珍贵。只要是做事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社会的毛病和症结在那儿。这根本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经验感受。左翼许多朋友，不是与各种劳动者在一起，不是从实践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是从大众的需要来解决问题。现在在维权一线为工人农民争权益的律师和记者，在NGO中为底层百姓谋发展的公益人士，多是持有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的人，面对这个事实，左派朋友们应当反省反省。
四、西方意义上的左翼
中国当前左右翼的划分，与西方颇不同。按西方社会的坐标划分，今天中国许多被骂为右翼或自由派的朋友，正是西方意义上的左翼，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左翼，建设性的左翼。这不由不得让人猜想，未来中国真正有力量的左翼的出现，不是从今天被称为左翼的力量中出现，而更可能是从今天被称为右翼的群体中分化出来。我在会上时讲过，等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完成后，也许我就是左派，承认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左派，为大多数中下层争取更多权利的左派，西方意义上的左派。在权力、资本和劳动三个力量的互动之间，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权力。而今天中国被称为左翼的一些力量，将在未来中国消失进历史之中去。
五、中国有乌有之乡是好事
乌有之乡的出现，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因为它带来了争论。观点藏在心里，表达不出来，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言者无罪，乌有之乡的存在，使许多人能有一个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是对中国言论自由的促进。从太极图心态出发，我认为它促进了社会的平衡，这对左派是一个帮助，其实从更深层看，对右翼也是一个促进。中国道家说，相反相成，正因为相反，所以能相互成就。在追求自由的同时要追求平等，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要注重公平，自由与平等、创新与和谐，不同的立场都需要制约，才能健康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乌有之乡的存在，而且希望它有所革新，更为健康地发展起来。
我就说这五条。读了毛式极左派秋石客等人的文章，他们要暴力革命，要把中国拖回到毛时代，要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我觉得很怪异，这样的思想，怎么可能成为建设性的主流的力量呢？怎么可能有未来呢？左派与右派的不同，不在于大家看到了不同的社会弊病，而在于大家对病根的理解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向不同。我强烈地感到一点，如果左翼还与秋石客等文章所表达的这样陈旧的毛派意识混在一起，左翼就永远实现不了真正的超越和新生，左翼就永远演化不成建设性的理性的力量。言者无罪，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秋石客这类毛派情绪和观点成为左翼的主流，那么今天的中国左翼就太可悲了。左翼要为自己争点气，未来的中国左翼，有一个自我革命的任务，有一个自己内部清理门户划清界线的任务。新左翼，应当新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法治国上，新在追求一个更公平的民主政治、更规范的市场经济、更服务于民众权益的法治社会上。如果所谓的左派，就只是秋石客、吾将上下这伙头脑不清楚的人，那么左派真是可怜。
杨鹏匆匆
2007年3月16日
附：乌有之乡网站批判杨鹏的文章
1、对杨鹏《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的批判
作者：秋石客
有朋友向我推荐扬鹏《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一文，阅后感觉的确别有洞天，诱发人的拿笔伐之的快感，秋石客正是为寻求一些快乐，写此文凑合。
扬鹏何许人也？有称学者哉。但观其文，察其德，文德皆无，恐怕是伪学者一类。
乌有之乡，是海纳百川的地方，乌有之名有出新之意，哲学味很浓，然被乌有之乡约请座谈的扬鹏，不思感恩，却以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影射之，是为无德；妄谈原罪赦免，文不对题是为无才，然就是无德无才之伪学者大谈伪道理，流毒猛烈，不得不清除之。
谈原罪问题，扬鹏华而不实，卖弄了不少“学识”：
“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是万通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的。后来这个提法被好事者宣传开来，似乎给私有企业给出了一个形象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从事私有企业那帮人的发家史，就是罪恶发家史。更广泛地说，有钱人，富人就是有‘原罪’的。这是一些人关于中国私有企业的‘罪恶出生论’。冯仑提出‘原罪’说，与他自己的学识结构不无关系。他毕业于中央党校，曾在中央党校当老师，还在中宣部等部门任过职，他还翻译过一本书，叫做《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按马克思的资本出生论，资本是从罪恶中出生的。冯仑提出“原罪”说，与他在党校教马列主义，有知识结构上的延续性。”
说了半天，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告诉人们原罪问题是有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识结构不无关系的冯仑是始作俑者，又有“好事者”宣传开来（暗斥左派原罪大讨论）才有的，本是子虚乌有之事。
接着，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又说了不少废话，无非是表白民营企业家的善良和才华，冯仑就是个代表。
接下来，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又借胡德平之话发挥下去，说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报道出来后，引发了大讨论，胡德平受到不少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瞒天过海，把左翼及广大人民群众有理有实的对原罪声讨，变成了“谩骂”，变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否定！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颠倒黑白地云：“其实，胡德平是一位思想开放并有强烈责任心的人，”言下之意是不同意赦免原罪的人都是没有责任心的；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还专门强调胡德平的官职“中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统战部副部长”，借以吓人；并尊重胡德平的“傻”，希望“这样的‘傻’多一些，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会快一些好一些。”彻底暴露了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争夺党政官员站在原罪一方的目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云：“今天，‘乌有之乡’组织关于‘原罪’问题的讨论，我看你们还是希望继续扩大‘原罪’的论争。”说了两层意思，一个是用引号把乌有之乡和原罪放在可置疑的位置，另一个是暗示只有乌有之乡才想继续扩大原罪的讨论，是一石数鸟之计。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对自已讨价还价能力很看重，自鸣得意地说：“范景刚先生约我时，说讨论会的题目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问题讨论’，是与卢周来和杨帆两位来辩论。我对范景刚说，‘原罪’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应当讨论。但‘乌有之乡’设定这样的题目，倾向性过于明显，我不能参加。如果将题目改得中性一点，我可以参加。范景刚说可以调整一下题目，这就是今天的题目，‘改革以来原罪问题的讨论’。”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的感觉真好，好像没他这盘“菜”，就成不了酒席了。
看得出，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是有备而来的，他用大量篇幅卖弄他的“学问”，如他说的“在‘原罪’问题讨论上，会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私有企业家、或者有钱人，都是从罪恶中走出来的，因此应对他们进行追究和清算。另一种观点认为，私有企业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因此不能谈原罪，不能煽动对资本的仇视，这是对中国的破坏。当然，还会有各种游离在两者之间的各种中间观点。”是靠点谱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很狡诈，表面上离题万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讨论原罪问题的标准，就是太极图。
为引人入巷，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开始大讲太极一类哲学。
他说：研究老子多年，老子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我认为，太极图很伟大。什么是社会的“真理”，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太极图中阴阳互动的这条S线。这条S线，孔子认为圣人可以识别出来，因此可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是孔子的庸之道。老子认为，这条S线没有任何人可以识别出来，只有不加干预，开放各种力量的搏弈和互动，这条S线才会自动呈现出来，自动引导社会向和谐运行，这是老子的“冲气以为和”的“和”或者“中”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老子比孔子更伟大，因为老子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人的认识的有限性，而孔子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先知圣人，自以为可以看清S线，代“道”说话，由他来平衡社会。在太极图的参照系下，我们今天各种观念的表达，无论是卢周来还是杨帆，无论是杨帆还是杨鹏，我们任何人都不代表绝对真理，我们都不能代表“道”，我们都踩不准那条S线，我们所表达的观点，都只会落在太极图的某个点上，都只是互动形成那条真理S线的一点力量而已，而不能代表那条S线。我们的各种观点在自由开放的背景下形成搏弈，有更多人的言论和表达的充分自由，那么那条真正的社会真理的S线，才可能在中国社会中呈现出来。我愿意以太极图心理去思考“原罪”问题，以自己的参与去互动，去促成那条“原罪”问题S线自动呈现出来。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使的是障眼法，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骨子里是自然主义的性恶论、进化论、唯物论者，他明显主张人类放任自流，弱肉强食的老子，反对孔子，就是反对人的文化性带来的对人性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和升华。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绕来绕去，终于回到主题，讲了他对原罪的宗教、法律、道德、经济、文化心理的五个方面看法。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从宗教层面讲原罪问题，表面上荒诞不经，实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和转移，试图用神学来引导理学，为现实的原罪者服务。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一本正经地大谈虚的《圣经》来当真理误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并建立了伊甸园，让亚当生活其中。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还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创造了人类始祖夏娃，她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上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伊甸园中的蛇诱惑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受了透惑，知道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而且劝亚当也吃了，结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大家注意研究，第一条，神好像对亚当没有讲真话，因为他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上果子，就必定死。但实际上亚当并没有因此而死。第二条，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羞耻，才知道要有‘隐私’。‘隐私’的原义，就是把私处隐藏起来。谁说了真话？谁给了人类始祖分别善与恶的智慧呢？谁使人像神一样呢？可怜的，是那条被咒诅的蛇。”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人类的原罪。并以为原罪就是吃了能使人知道善恶，使人智慧，使人具有神那样的智慧的禁果，这倒使右派的宗教根源暴露了，原来右派都是宗教的敌人，是恶的化身，是蛇的再世。
基督教的真正含义是人本是永生的，但蛇的话诱惑了人的罪恶，所以有死，上帝之子耶稣想解救人类，劝人行善去恶得以永生，而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费尽心机，竟然敢于歪曲宗教教义为原罪服务，说穿了，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是用误读的宗教故事宣扬原罪有理，原罪有功，是一条被咒骂的蛇的把戏。
接着，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以教论今，说什么“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正是这样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前，只有‘公’没有‘私’，每个人在现实的‘书记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体的，不知道羞耻，不知道要弄点无花果树上的叶子，编成裙子，来把自己的私处挡一挡。年青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个人的一切都要交出去，要写思想汇报，甚至是夫妻床头上的私房话都要坦白。”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真不知羞耻，在光天化日下说谎言。毛泽东时代的人并没有死绝，毛泽东讲斗私批修正是因为有私存在，文化革命之所以有激烈的斗争，正是因为有公有化和私有化道路之争，说改革开放前人人是无私的，并把这种无私说成是不知羞耻，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还装模作样地说“这不是造谣”，这不是造谣是什么？是弥天大谎。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把事非颠倒后，就按颠倒的逻辑胡言乱语下去，替原罪辩解：“按这样的宗教概念，那么私有企业家是有“原罪”的，安徽、四川那些搞承包制的农民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就是他们吃了公有制的禁果，知道了羞耻，知道了善恶，有了智慧，编了裙子来挡自己的私处。他们违背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如果说为了生存而突破恶法，要走出人格尊严的蒙昧状态，追求自由选择与独立自主是‘原罪’，那么他们真的是有了‘原罪’，他们听了那个说了真话而被咒诅的蛇的话，走出了伊甸园。公有制伊甸园可能是美的，赤身露体，不知羞耻，无知而愚蠢地其乐也融融，但是，他们自由选择地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知道了羞耻，他们不愿再回去了，他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自主，发明创造，自由竞争，市场交换，人人都要用自己做的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这样的‘原罪’，犯了也就犯了。用胡德平的话来说，如果早犯十年，二十年，有生存的能力，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尊严的人就更多了。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人想回到伊甸园，继续过那种没有自我意识，不担当自由，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生活。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希望民众傻乎乎地回到伊甸园，以便他们可以成为民众的‘上帝’”。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是承认原罪还要为原罪辩护，真是事可忍，孰不可忍！
从法律层面，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从四个角度来为原罪开脱。
第一是罪名。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认为，现有的法律来说，“原罪”这个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一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没有必要再论什么罪了。
这种论调看起来无懈可击，实际上并不如此。一方面，原罪概念是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都承认的，发明权是他的同伙冯仑和胡德平的把戏；另一方法，新中国后制定的反私人占有法律堆积如山，何谓无法可依？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律不是法律，只有资本主义的法律才算法律吗？此理明显不通。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得意洋洋地调戏朋友：“那些要求追究‘原罪’的朋友，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原罪’写入刑法。如果写不进去，就没有原罪，也谈不上什么追究和清算原罪的问题。”显然，在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眼里，左派的法律不是法律，而右派的强势是不可能通过对原罪立法的，非但如此，物权法的通过就在眼前，你们左派有什么招数可想？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第二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问题。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是信奉资产阶级保护自己的无罪推定法律的，反正法律是有利罪犯的，司法机关是富人的机关，犯罪无关紧要，要大胆地犯下去，那些想打击犯罪的左派们是痴心妄想。但是，很明显，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忘记了新中国有多少个经济犯罪分子受到过的严惩。
第三是追诉期。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故作姿态地说：“退一万步说（当然，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退一万步这样的说法），如果有“原罪”这个罪名，也还有个追诉期问题。法律规定，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2、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3、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5年； 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60%、税收的60%、出口的80%和城镇就业的75%。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你们准备从什么时候清算起哩？有没有计划？你们什么时候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呢？”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根本不懂法律的本质，不懂法律的废立历史，不懂法律的可变性，迷信眼前的资产阶级法律永久性，用现有的法律衡量历史的犯罪，自然会得出原罪无忧的结论。他很难想象，一旦人民群众掌握了立法权，一切保护经济犯罪的法律再多，也如同废纸。
第四是经济犯罪的“罪”的历史标准的变化问题。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承认，“大家知道，改革之前，私人经商本就是罪。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罪。多少私人企业被收归公有，多少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被关进大牢甚至丢掉性命。”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道出了实话：“过去的法律上确定这些罪名，按今天的意识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按照改革前及改革前期的一些政治、政策和法律，今天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是罪犯，都应关进牢里。今天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从事自由生产的小农，都是罪犯。”道出了今天法律的资产阶级实质，左翼在国家政策倾向资本主义的今天，注定一事无成。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把代表原罪方的话讲透了：判断“原罪”问题，涉及几百万企业家和国家走向。的确如此，原罪问题，是中国富人和资本主义生还是亿万劳苦大众和社会主义生的你死我活问题，正是这种尖锐的对立，迫使中共政策不断在左中右之间移动。
第五是道德层面的“原罪”问题。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坦然承认：“改革的过程，是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是正确的，但他故意露掉了私人从劳苦大众的盘子中拿走的部分，他胡说什么“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是官商勾结一起瓜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却说这个犯罪大方向没有错，是典型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有罪的反道德、反人民法的鼓噪。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在确定强盗立场的“化公为私”合理性之后，假仁假义地讲了不少强盗规则、要公平、道德一类，完全是自欺欺人。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弱肉强食，那里来的公平和道德？估计目前的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是弱强盗，也担心被强强盗吃掉，要不然，一个强盗论者怎么会念两声佛呢？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一方面把腐败的根源是强盗制度和强盗观说成是强盗制不公平造成的，也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强盗的逻辑，令人作呕；另一方面他把腐败的根源资本强盗制度和理念指向同样受害者官员，不但要化公为私，化民为私，还要化官为私，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通吃的欲望，为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虽然同人民大众痛恨贪官污吏有一致性，说他们是“寄生虫，是抢夺公共财富的盗贼，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但有更大的不同性，人民大众是羔羊，而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只能是一个弱毒蛇猛兽，想占有强毒蛇猛兽地位罢了，因为扬鹏的理念是吃羊自由化的蛇理念。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不满意“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而要破题讨论改革以前的“原罪”问题，有明显的倾向性。他对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评估：“改革三十年，有几条是不可否认的，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绝大多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二是中国社会日趋开放，民众的自由选择空间日趋增大。这些事实，都是在有些人所说的“原罪”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语无伦次，实际讲的是五个问题而不是两个。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只是个表象，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基础的持续破坏；说绝大多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提高，反而是下降。双职工养一个孩子的住房、医疗、上学都困难，如果像毛泽东时代一家有三个子女以上又当如何？至于大量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就更不用说了；说国家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更是没谱，中国的创造力、制造能力严重弱化，谈什么综合国力；说中国社会日趋开放是事实，但其本质是量中华之物，结帝国和其走狗之心；说民众的自由选择空间日趋增大，也是胡编乱造，亿万群众只有打工的份，连风景区的门票都买不起，谈什么自由空间，中国的一切都是属于权贵和资本的，人民大众只是看客。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说“改革前创了谁的乐，改革后谁失了乐”倒是画龙点睛之笔。显然，精英、权贵、资本在改革前是痛苦的，在改革后是欢乐的；而对劳苦大众而言则正相反，改革前是欢乐的，改革后是痛苦的。结论有异是因立场不同，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仇视毛泽东时代，歌颂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合乎他的逻辑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有时看问题还是很准确的，他说：“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有什么变化呢？改革前，有政治家，有官僚，有科技人员，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这些人群，现在仍然存在。但是，改革前没有商人，没有企业家，而现在有充满活力的商人和企业家。这么一比较，从职业结构看，中国社会改革以来的根本变化，就是出现了商人或企业家群体。这是新的因素，这是最大的不同因素，这新的因素的出现和发展，正好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相伴相生。”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有意无意道出了天机，原来，主要差别在于有没有商人或企业家群体，当然他没有说出执政的差别，国家为什么人服务问题，犯罪高低等问题。
难怪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为原罪人辩解，他可笑到把中国有电视机、洗衣机、电脑、手机、小汽车满街跑、琳琅满目的服装、鳞次节比的楼房、成千上万艘货船把资源拉到中国的各大沿海码头等都归功于改革开放和商人、企业家群体，且不说他没有历史感，不说他忽略劳动阶级的辛勤劳动，我们只问一下扬鹏，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不是如此呢？都是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吗？古巴没有改革开放和资本群体，不是照样不比中国差吗？何况中国的财富是什么人再消费呢？没有毛泽东时代的财富积累，改革开放的所谓成绩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爱资、爱精英、爱官之情溢于言表：“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历史宿命，一些人读了几本杂书，在网上发几篇乱七八糟的狗屁文章，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就自以为可以代表‘人民’，自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中国工商界的道德审判官，他们极力要将少数坏商人的非法谋利的现象，强加到绝大多数在巨大压力下勤奋劳动生产财富和税收的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身上，从笼而统之地骂企业家到笼而统之地骂精英，自称是“人民”和“平民”的代表，殊不知真正的“人民”和“平民”，正是那些在企业里勤奋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在专业上积极努力的人。”
很显然，左派及亿万工农大众和一般知识分子是不在扬鹏的眼里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在编派一些左派画像后，趾高气扬教训左派说：“就凭这点本事，就想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就想来否定中国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们的功绩，就想来主宰工商界的命运？就想来掌控中国的未来？凭什么？做梦去吧！面对今天中国那些怀念改革前的时代，怀念毛式社会主义，否认邓小平，否认企业家和专业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狂人、昏人们，我真要多问几个‘你们凭什么？’”。
在这里，不得不正告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你不要太狂妄，君不见当年粪土万户侯？左派有毛泽东思想的强国爱民指路明灯，有亿万工农兵劳苦大众的支持，一定能掀翻你们的人肉宴席，把人类引向光明！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把道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抛弃了，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要了，唯独要他自已，把牺牲奉献的道德抛弃了，只剩下自私自利，无愧于真正的自由主义分子、拜物主义分子。他的生产的道德，公平分配的道德，慈善的道德都是骗人、吃人的鬼话而己。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谈到了文化传统层面的“原罪”问题，矛头直指中国道德的基石之一“锄强扶弱”。痛骂《水浒》里面梁山好汉都是强盗，如此心态，有谁相信他持强后会扶弱？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说：“我不是富人，但我并不嫉妒比我有钱的人，他们做生意挣钱的本事比我大。”多么可爱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原来扬鹏是专门替原罪者们着门护院的自觉文化人。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嘴里说他是“坚决而和平的维新者，是不怕压力的改革者，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实际上他做的是为革命的种子不平等锄草施肥，不论他怎样仇视和害怕革命，革命会如约而制，因为他所推祟的理论和实践，恰恰是革命的基础。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至死都不会明白这个真理：要告别革命，必须首先告别反革命。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恶毒攻击民族魂毛泽东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左翼“就因为他们都感到自己本事大，但在社会中却被边缘了，在社会中的等级太低了，所以不满，所以不服，巴不得讲到把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都拉下马来，然后自己上去。”正是他自已的灵魂写照。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对等级高度认同，在他眼里，资本的等级是唯一可以接受并永存的，他痴人说梦的“社会与社会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等级，而在于等级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形成的，而在于这样的原则是否有助于社会共同利益发展。”除了骗自己，是没有几个人相信的。
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说：“有两种大体的等级形成原则，一种是暴力的、封闭的、特权的，一种是和平的、竞争的、开放的，前者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能力的提高，有负面的破坏作用，后者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能力的持续提高，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前者是特权垄断等级原则，后者机会均等前提下的等级原则。或者说，一种是特权等级原则，一种是自然等级原则。民众不会不讲条件地反对等级，而是反对特权等级。”
这段话很有欺骗性，知识结构和立场资本化的扬鹏不是让人民打倒一切等级制，而是让人们放弃拥抱封建统治阶级而去拥抱资本统治阶级，是想廉价出卖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力，扬鹏不愧是资本统治的好帮手。
纵观扬鹏《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不可低估扬鹏的右派水平，笔者指出的扬鹏从知识结构到立场完全是资本化的评语，应当是恰如其分。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
2、杨鹏的“太极图心态”
作者：吾将上下
物权法草案问题谈不下去了。不是没有谈的，我还写好两篇文章——《物权法草案“突破”什么》，《从政府工作报告看国有财产的基本性》和四封信都没有发表，是有关部门不让谈，因为要“确保”草案顺利通过。有胡永平氏说：“历经七审的物权法草案眼看就要提请人大审议，本记者对它也是满腔热情，希望它能顺利的‘生下来’。于是在代表下榻宾馆地址一公布，我就背上采访行囊兴冲冲地杀向代表驻地。然而，使我始料不及地是，第一次就吃了个闭门羹……”，于是撰文曰《面对物权法 代表们其实不必噤若寒蝉》发表在他的博客上。现在看来，代表们是对的。而我太认真，或者叫“迂腐”，扭天行事，落得个我的搜狐博客被封的下场。我悲愤，但也无可奈何。此时有朋友说何不去乌有之乡谈谈“原罪”问题。于是收起悲愤，研读了《乌有之乡沙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原罪”问题探讨》和《乌有之乡沙龙：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及其出路探讨》，觉得可以谈一谈。至于物权法问题，既然社会劫数未尽，就让历史去解决了。
我看沙龙虽名曰“探讨”，实际还是各说各的；双方站队分明，特别是杨鹏等人，自报是“自由派和右派”。所以我感到，这样的探讨对探讨的双方作用很小，只能影响那些未有定见，真正在探讨事理的人们。
杨鹏一开始便讲太极图，我觉得很好。太极图的哲学意义颇深广，杨鹏用太极图阐明他的立场，说明他为什么要站在“自由派和右派”的立场上。这点很重要。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讲的，就是立场观点问题。“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什么阶级的话；只要清楚了这个人的立场观点，便基本上知道他在代表谁，为谁说话。
可能右派朋友要说我是“极左思想”，搞阶级划线，张维迎就主张“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也承认人的思考也有个“位”即立场，所以不是不讲立场观点，而是说要替对方想一想。我现在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喜欢交右派朋友，因为现在“自由派和右派”比“马克思主义者”要马克思主义些。你看，杨鹏、张维迎等人还讲立场观点，而现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讲。
杨鹏把太极图修改为S线，他说“这是我先讲的一个前提，看待不同观点的太极图心态。”明确说他是用太极图的观点看“原罪”。
杨鹏和张维迎的观点差不多，差异当然有，不然怎么一个叫杨鹏，一个叫张维迎。我的计算机技术不行，作不来图，画不出太极图，但是大多人见过，都知道太极图阴阳分明，黑白分明。杨鹏改成S线后，就不分黑白了。看得到他还是想模糊立场，近于“换位思考”但又不同于张维迎的“换位思考”，他的立场有投机性。
“什么叫太极图心态？”杨鹏说，“大家想想太极图，太极图是一阴一阳，中间有一个S线，我们可以将这个S线称为社会真理线。也就是说，社会真理线，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谁一下子就能找到的一个确定的固定的线。社会的真理，或者说社会和谐的线，就是这条S线，阴阳互动而自然形成的平衡线。”
杨鹏认为“谁都不可能发现真理，真理是一根线，是‘阴阳互动而自然形成的平衡线’”；又说是“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可以永恒地表达这条S线”。
杨鹏说“谁都不可能发现真理”，那么，他讲的“真理是一根线，是‘阴阳互动而自然形成的平衡线’”，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永恒的真理呢？按照他的“太极图心态”，应该不是真理，那是什么呢？这就要联系他后面说的：“国家的政治力量分成两大势力，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大体分为左翼和右翼两大力量，而这个国家的政策自然走在S线上，左右力量动态平衡，都是一个太极图。……在美国，不可能共和党永远执政，也不能可能民主党永远执政，总是两党之间互动平衡。选民的选择，正好是这条阴阳互动平衡的S上……改革开放以来，右翼取向大体占据了了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之前打右派，左翼登峰造极到了极端，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平衡。”
杨鹏确实没有向我们讲真理，他确实不是讲真理，而是在讲哲学，一种处世哲学，——善于投机，用学者的语言叫“审时度势”。看清楚谁得势，就站在是谁一边。比如昨天左派得势，你往左边靠是对的，今天右派得势了，你就要转变站到右这边来；但是，有注意平衡，要“走在S线上”，象走钢丝一样。这不是真理，这里没有真理，是讲“顺其自然”，会见风转舵，要始终“走在S线上”。
杨鹏不愧是近代著名学者，新道家代表人物，他讲的这个“道”，已经超过了老子《道德经》的道。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消极思想，重在要人“无为”，不讲功利；而新道家杨鹏讲“无为而无不为”，是积极进取的思想，重在“无不为”，重在实践应用，讲功利；不仅讲矛盾，而且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使自己成为“主流”。
理解了杨鹏的“太极图心态”，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他和一些人敢公然自报是“自由派和右派”，因为他们看清了“改革开放以来，右翼取向大体占据了了思想和政策的主流”。
理解了杨鹏的“太极图心态”，往下我们就把握住理解杨鹏的“原罪”概念的“S线”。
杨鹏的“太极图心态”近于“换位思考”但又不同于张维迎的“换位思考”，张维迎的“换位思考”只“换位思考”但不实际换位，杨鹏的“太极图心态”则不仅注意“换位思考”，更注重善于投机，会及时换位。
3、杨鹏说“原罪”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
作者：吾将上下
杨鹏现在进入到“道德层面的“原罪”问题”。
他说“改革的过程，是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是‘权利’从‘权力’手中分散到了更多人手上，这是权利回归的历史运动，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从每个人都需要编裙子来挡私处的角度来，从‘官’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看，‘化公为私’没有错。”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社会学博士的“改革”宏论。不知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读了杨鹏的这段宏论，能认同他这个说法否？我可以肯定说，如果“改革总设计师”还健在，必定要严厉地谴责批判。但这就是那些“坚持改革不动摇”的精英们的公开主张，只是杨鹏更可爱，他讲的比任何人都明白：改革就是化公为私。
我不否定杨鹏等精英们的“改革就是化公为私”论，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分歧也不在对改革事实的认识上，根本分歧在于评价不同，互相完全对立。左派认为“化公为私”是罪，不道德；右派则如我们看到杨鹏写的，“‘化公为私’没有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
我也不愿再说杨鹏不知羞耻，他就是这德性。他想把“原罪”说成“原功”，就“曲解”《圣经》；现在他只有把“公”说成是“官”，把“私”说成是“民”，才能制造出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理念”。他根本不按正常的理解而只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一切。他总是需要与人类社会公德相对立。
不能否认，官与公有关系，官在旧社会也叫“公事人”，解放后叫“人民公仆”，现在也叫“公务员”，都和“公”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公事”和“公事人”即“官”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民”和“私”不是同一概念。“民”作为一个大概念，恰恰是作为一种群体表现为“公”，所以，“民众”也叫“公众”，我们讲“人民”、“公民”、“国民”、“民族”等等的“民”，都没有“私”的含义；“民”作为小概念的单个的张三李四，在现代社会里也不可能完全作为私人而存在，当张三李四被称为“民”时，常常不是作为单个的私人而是作为民众看待。
我钻这些字眼极可能是多余的事情,他要说“对我来说，‘公’就意味着‘官’”，谁犟得赢他？揭露伪理论，最好不要谈理解，而是讲实际。我们不妨问问他，“权利”怎么“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先说权，“官”的权确实有好多，单说政府，从主席到村官有好多级，他们的权怎样分到“民”的手上？总不能人人都当主席行使主席的权，如果还是某一个人当主席行使主席的权，那其他的民不就还是民吗？我不知道公权怎么能分为私权，怎么能把权“化公为私”？
再说“利”，那就更多，有各种各样的税和费，有许许多多工厂企业，问题还是怎样分法？农村可以分田到户，不纳粮，杨鹏的祖母做过豆腐卖，他对做豆腐有些了解，知道那可以单干，他本人会写点文章，有知道文章可以单独写，这些权和利都可以分散；但工厂呢？企业呢？我们看到，杨鹏主张“化公为私”，把“官”产化为“民”产，但在他的文章中，只具体提到“将人民公社控制的土地‘化公为私’到农户”。
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官”是象人民公社这类的共同体；所讲的“化公为私”就是把公共体的土地承包到户经营。对于工厂企业，他就没有具体说，他说不出来，他不知道怎样分，因为厂房、设备分了就不能生产，企业分了就不存在。
我认为杨鹏这句话说对了：把“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是“回归的历史运动”。这确实是历史的回归运动，从现代化生产的社会经济，回归到旧时代的自然生产经济去。这是不可能的或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大倒退。
分田到户早已经实现了，那么是否象他说的，“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从每个人都需要编裙子来挡私处的角度来，从‘官’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看，‘化公为私’没有错”？实践的回答是：“否”。农民早已经不想困死在“化公为私”的土地上，不想生活在杨鹏说的能使他们“独立与尊严”的“私”的“全新的世界”里，“一亩二分地”的世界太小了，“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等各方面都把人限制住了。所以数以万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到城市里。城市里“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但是已经私有化给私人，不可能再分给他们，相反地倒要他们提供属于他们自身的人身资源，血呀，汗呀，还有那用“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留下的“化公为私”的农村，一直是需要“官”——国家时时为之操心的“三农”问题。农村中还有个别的地方如南街村，那里的人不吃禁果“不知道羞耻”，却过着让第一个吃禁果的小岗村的智慧人也要“傻乎乎地回到伊甸园”的生活。杨鹏有了智慧，知道了分别善与恶，知道了羞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坚持“从经济层面看，一定要‘化公为私’”，他得用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
杨鹏“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什么是腐败？腐败不是“化公为私”，而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就是一些人把公共资源分到少数特权者手中。”但是，杨鹏这条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太不严实，漏出的“私处”还是不少。
不管杨鹏说什么“‘化公为私’一定要公平进行。道德是什么？不就是公正的感觉吗？不就是权利要与义务对等，权力要与责任平衡的内在律令吗？公正与平衡的原则，这是从神来的，是从天道秩序中来的，表现在人心之中，这是人心之中的法”等等随口而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天道”“人道”，都解决不了如何化公为私“还天下于天下人”，也无法解释分田到户产生的问题。“化公为私”再公平也不可能“还天下于天下人”，这个自相矛盾，是号称“著名学者”不应有的思想混乱。
杨鹏终于还是认识到“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看到要“将矛头指向不断‘化公共资源为官商之私’的制度温床”。不管他是真心假意，自觉不自觉，他能这样讲，我就非常欢迎。只是，我不能同意他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在腐败的公共制度身上”。杨鹏要我们“先把问题想明白，先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一个只按自己的理解来认识事物的人，怎么能把问题想的明白呢？
他就没有想明白，官员腐败只是“现罪”，不是“原罪”，更不是“‘原罪’的根子”。腐败决不是与官员与生俱来，有很多官员并不腐败，而且反腐败。所以腐败这种罪不是“原罪”，如果腐败是“原罪”，那就官场无好人了！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请中央领导人出来讲“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呢？
他也没有想明白，“‘化公共资源为官商之私’的制度温床”是什么。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他认为是“正义的运动”的化公为私。可以说，“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的产生根源，正是因为人们听信了“蛇”一样的杨鹏等的诱惑。不行化公为私，没有商勾结，“官”虽然“掌控”着公共资源，但毕竟还是不可分的公共资源，怎么能化为官商之私？
4、杨鹏关于“原罪”的法律辩护
作者：吾将上下
如果说杨鹏在宗教层面上谈“原罪”问题，说“原罪”是知羞耻,而没有和惩罚“原罪”的人是不知羞耻,还摆着一副攻势的话，那么，在谈“法律层面的“原罪”这一部分时，基本上就是守势，充当起被告的辩护律师来了。
杨鹏关于“原罪”的法律辩护理由有四条。
第一个理由是“‘原罪’这个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他说“追究“原罪”，完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因为“按法理说，一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没有必要再论什么罪了。从法律上说，罪刑法定，无法则无罪。“原罪”无法，所以就没有“原罪”。那些要求追究“原罪”的朋友，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原罪”写入刑法。如果写不进去，就没有原罪，也谈不上什么追究和清算原罪的问题。”杨鹏说这一条理由是“最重要的”，但是，这条里就包含着几个错误。
我曾经在《乌有之乡》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原罪”必须也必然要清算》。文中我说：“资本家有“原罪”，在于与资本家俱来的“胎记”——对劳动者的剥夺；剥夺他人的劳动产品为己有，从天理人情上说，该当是一种罪恶。有人说过“剥削有功”，那也只是从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生产的作用而言，而且很快被否定。从根本上、从人性上讲，肯定是剥削有罪，是资本家与生俱来的“原罪”；但是不是成为法律所规定的必须给以惩罚的罪行，那要由具体的社会制度来决定。…人民群众反对剥削是自然的必然。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看到人民群众对问题分得十分清楚：中国重新出现剥削，罪魁祸首是市场经济改革，是制度，因此，人民群众反对剥削，是在反思改革，对现在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上，并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资本家；人民群众现在所坚决要求清算的资产阶级犯罪分子的‘原罪’，是它的另一种表现——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抢窃，这是按照现行法律是必须追究的违法犯罪行为。卑贱者分的很清楚的问题，高贵者却在有意混淆。这就是目前关于物权法草案争论的实质。”
所以，今天谈“原罪”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借用《圣经》上的“原罪”说，即“原罪”是“与生俱来”的，从夏娃与亚当偷吃了上帝的果子降到人世间就有了，而且将伴随他们一生。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讲的就是资本家的“原罪”，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与生俱来的。因此，这种“原罪”只能随资产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对于这种“原罪”，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作历史的清算：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这个问题暂时谈到这里，以后还要深入地讨论。
杨鹏从法律层面上讲的“原罪”，是另一层意思，尽管它与“原罪”有关联，但实际上不是“原罪”，是“现罪”，即人民群众所要求追究的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抢窃。在这个问题上，正反两方都混淆了“原罪”与“现罪”，不仅仅是杨鹏的错误；但是，杨鹏进一步浑水摸鱼，说“‘原罪’无法，所以就没有‘原罪’”，则是杨鹏犯的一个社会学博士所不应该犯的错误。
“按法理说，一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没有必要再论什么罪了。”杨鹏这句话又是一个错误。“按法理说”是画蛇添足。“从法律上说，罪刑法定”，准确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说，是如此：“一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没有必要再论什么罪了。”但是，“按法理说”就不对了。法理讲法律来自实践，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某种罪行，需要法律来制止这种罪行时，才会制定出某种罪刑。因此他说“‘原罪’无法，所以就没有‘原罪’”是错误的；“原罪”无法，绝不是表示“原罪”不存在；社会最终会法定“原罪”存在的；这个法不是一般的法，而是根本法。所以，杨鹏讲“那些要求追究‘原罪’的朋友，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原罪’写入刑法”也可以说对，但人民群众并不需要杨鹏指点，在对物权法草案的讨论中，他们已经实际在做了。是的，人民的意志没有成为法律，杨鹏暂时可以高兴，讥讽一番，但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原罪”虽然还可继续合法存在，但“现罪”不可能逃避法律追究。如果“现罪”不受法律追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无法无天，历史必然要审判这个纵容犯罪的社会，清算“原罪”的日子也就来了。
杨鹏提出“第二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问题”和“第三是追诉期”两个“理由”来责难我们，很是暗暗窃喜有“无罪推定法律原则”；很是洋洋得意地问：“你们准备从什么时候清算起哩？”真是小人得势！但这并不是没有“原罪”的“理由”。这不过是罪犯钻法律空子，逃避法律审判而已。杨鹏你得意什么？
杨鹏提出的“第四是经济犯罪的‘罪’的历史标准的变化问题”，是唯一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的，而且已经被社会消灭的“原罪”，现在竟不认为是“原罪”？这个“历史标准的变化”反映了什么？
但是，“标准”不过是一种度量事物的尺度，并不是事物本身；社会标准不认为是“原罪”，并不能说明“原罪”本身不存在，正如“多种分配方式”的说法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存在一样。杨鹏提出“经济犯罪的‘罪’的历史标准的变化问题”的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并不可能改变事物本身的存在。
杨鹏象一个溺水人抓救命稻草一样，没有好好想过他提出的“第四是经济犯罪的‘罪’的历史标准的变化问题”，能不能保护“原罪”不被清算。杨鹏不要忘记历史是发展的，既然今天的社会标准可以否定昨天定“原罪”的社会标准，难道后天的社会标准就不能否定今天的社会标准，再一次清算“原罪”？所以，杨鹏等可以“小修宪”来保护“原罪”在今天合法存在，保护窃国大罪暂时不受惩罚，但是正是他提出的这个“第四”，必将最终把“原罪”和保护“原罪”的制度一起清算。
5、杨鹏的“不知羞耻”的“原罪”说
作者：吾将上下
杨鹏开始谈“原罪”，他现在脱下了道袍，放下道德经，捧起圣经讲：“第一个方面，可能还得先从宗教层面来看看。”。他说：“我们今天不断地用原罪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到底原来指什么？分析这个概念的来源，我觉得对理解今天大家所说的原罪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或者说，分析这个概念确实能表达我对原罪问题的一些看法。”原来杨鹏要讲词源，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硕士啊。
杨鹏讲了一个圣经的故事，说是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和亚当一起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他们知道羞耻了，他们知道善恶了。但这个时候他们触怒了上帝。为什么他们触怒了上帝？因为他们听了蛇的话，违背了上帝的话”，这就犯了“原罪”。在场有位皖河，也讲了宗教上关于“原罪”的三个故事，和杨鹏讲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皖河说他有书为证，杨鹏也没有反对。其实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在于明白其寓意，倒可不必对故事的真实性做考证。
杨鹏如果讲了故事就完了，其余的让人们自己去思考，要怎么想就怎么想，他就真是道家，做到“无为而无不为”。但他是市场经济中的新道家，要图财谋名，因而需要为给名利的人做事情，就不能无为而要无不为。于是他只好从天国回到尘世，进入了是非之地，骂起架来，还颇有泼皮功夫！
杨鹏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像在伊甸园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一个故事，我们伟大的林副统帅曾经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条子，条子的内容很简单，是证明自己妻子在他我结婚的时候，是处女。真是赤身露体，不知羞耻。我这样说，不是骂林彪，他作为天才战将是令人尊重的，而是说明那是一个个人生活裸露的社会。大家知道，过去那个社会，是反对“私”的，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的任何一个领域。在床头上讲的悄悄话，都得向党委书记做汇报，要写思想汇报”。
“我们每个人都是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真是把那个时代的人统统骂了。我算了一下，杨鹏此人，在毛泽东去世时，差点才满13 岁，基本上不晓事，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是听别人讲的，但是他现在是著名学者，说话应该有根据，不能以讹传讹，甚至加盐添醋，误导不知情者，特别是年轻人。且不说林彪的事儿如何知道，也不问是真是假，我只问杨鹏，这是林彪个人行为，还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要证明此事并不难，杨鹏和相信杨鹏的话的人，可以问问自己；杨鹏当时还小，但可以问问他的父辈，是不是那时要请党委或者什么组织“证明自己妻子在他我结婚的时候，是处女”？杨鹏能够告诉我们吗？这里没有要侮辱之意，因为我相信回答必然是否定的。他用林彪这样的事儿来当众辱骂改革开放以前每个人都不知羞耻，我看他自己才真是不知羞耻。
杨鹏这类“自由派和右派”，极尽其造谣混淆视听之能事，玩弄谣言重复三遍就变成事实的伎俩，欺骗不知道真实情况的人。看他在“过去那个社会，是反对“私”的，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的任何一个领域。在床头上讲的悄悄话，都得向党委书记做汇报，要写思想汇报”之前，说一句“大家知道”，就不用证明了。这哪里是学者的操守，学者做学问是作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应当证伪。杨鹏证明过吗？我不想反驳“在床头上讲的悄悄话，都得向党委书记做汇报”这样的无耻又无稽之谈，但是杨鹏提出来了，不反驳，现在的年轻人会信以为真。这里，我只要杨鹏请他的父母出来证明，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是要把“在床头上讲的悄悄话，都得向党委书记做汇报”就够了。我知道，此事会使他很为难，很难堪，但是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过去那个社会，是反对“私”的”，但是，这个“私”，是“自私自利”“损公肥私”的“私”，杨鹏偷换了概念，混淆为个人隐私。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杨鹏那时候还很小，但是他已经是著名学者，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尊重人的隐私的。报纸刊物上绝对不会暴露人们的私生活，影视没有床上情节，没有女人裸体照片，奸污案决不允许公开案情，哪里象现在这样到处窥视人们隐私，描写得淋漓至尽，一些所谓名人，还自暴私情，甚至彻底“走光”，为了要吸引人们注意，出名赚钱，真是“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
关于“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的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杨鹏说的含混不清，这是“自由派和右派”的特色。改革开放以前，公共的权力要进入到个人领域，但是范围有大有小，绝不是“进入到个人的任何一个领域”。对于违法犯罪的人，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领域的范围就比一般人广得多，这在全世界所有法制国家都如此。对于一般的人，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的领域，是个人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彼此交叉的部分，这在全世界所有法制国家也的一样，杨鹏不会不知道。
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创造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公共的权力进入到个人领域的制度，外国没有，改革开放以后也废弃了，这就是官僚和杨鹏等“自由派和右派”最害怕，最诅咒的——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进行的运动——这是人民民主权力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切其他的公共权力，包括党委书记，都有臣服于这种人民的公共权力。现在许多人经常的喊着要的“民主”，实际上要的是“为民作主”，是少数人作民
的主，真正的民主，他们……
我发觉上了杨鹏的当，被他“在S线上”绕来绕去，对“原罪”若即若离，实际回避了主题。所以，我得打住。民主问题，可以在以后的乌有之乡沙龙中去探讨。现在我看到杨鹏真奸，他不仅至今没有接触“原罪”实际，而且还借讲天国的故事，把清算“原罪”的人和制度辱骂了一通，“每个人都是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但是，他不经意也把自己、和相信他的一切人的父辈带进了“不知羞耻的”人群中。
6、杨鹏反对“原罪”说，主张“原功”说
作者：吾将上下
在百度上看到杨鹏的《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百度按说是“2007年2月11日‘乌有之乡’书店邀请杨鹏先生，与卢周来、杨帆等学者就‘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进行辩论。本文是杨鹏先生发言的整理稿。”我把它和“乌有之乡”网上发布的《乌有之乡沙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原罪”问题探讨》对照，增添颇多，行文流畅，用语收敛；可能是杨鹏根据发言修改、补充而成的，是他的意思的严谨表示。因此，对杨鹏“原罪”说的批判，应当以《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为的。那么《杨鹏的“太极图心态”心态”》和《杨鹏的“不知羞耻”的“原罪”说》，要不要收回？我看没有必要，虽然他的有些话有已收回，但毕竟事实存在过，意思也无根本改变，就让它作为历史存在；此后以《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为的进行讨论，对改动过的地方，作点说明就是了。
《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在前面加了一个部分：“原罪问题：从冯仑到胡德平”，是对座谈会上杨帆发言的回应。
杨鹏责怪冯仑“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他也埋怨“绝大多数企业家们忙于生意，忙于做事，没时间来关心理论争论和舆论风向后面的‘原罪’概念的酵母作用，甚至有些人觉得这些概念争论很无聊”，竟不知道“民意与国家政策，越来越受舆论风向的影响，企业家的事业环境在企业家群体逐渐被理论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妖魔化的过程中，悄然开始恶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因素”。他着急地说：“公共舆论时代到来了，民意与舆论，舆论与政策，政策与国家走向，国家走向与企业经营大气候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密。面对这种新时代，中国企业家似乎还没有醒过来，还很不适应。”
杨鹏暗示冯仑要改口说“这一定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并且希望“凭冯仑的聪明，我相信他会有更新的“原罪”说，迟早他会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个社会角色打通的。”
我不知道冯仑是否应杨鹏的希望更新他的“原罪”说，“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个社会角色打通”，不，准确地说是，维护“官商和无良学者的铁三角”，只是知道官方有胡德平、刘延东等人站出来为商说话。从杨鹏的《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文章看得出来，他对刘延东只是说“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不是满意的；他十分欣赏的是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的“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杨鹏赞扬“胡德平是一位思想开放并有强烈责任心的人，他身为中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统战部副部长，他直面甚嚣尘上的‘原罪’讨论，表达自己明确的立场和态度，是富有责任心的表现。刚才有朋友骂胡德平傻，我倒因为胡德平这种‘傻’而更尊重他。这样的‘傻’多一些，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会快一些好一些。”
杨鹏对“原罪”讨论使用“甚嚣尘上”字眼，充分表现了他内心世界对“原罪”讨论的反感和对立；对胡德平不仅否定“原罪”，而且认为是“原功”，不仅提出不能追究和清算，而且认为来的越早越好，表示了很大的尊重。所以，当他听到讨论会的题目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问题讨论”，便表示“我不能参加”。“改革以来原罪问题的讨论”这个题目，其实他也是勉强接受；就是他的文章的题目“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我看他也不是完全满意，“乌有之罪”只是说“原罪”是没有的罪，而他是跟胡德平一样认为“原罪”根本“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因此不能谈原罪，不能煽动对资本的仇视，这是对中国的破坏。”
杨鹏新加的这段文字，就是要“先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反对“原罪”说，主张“原功”说。
但是，从这段文字也看出杨鹏的心态是焦急的。他看到“企业家的事业环境在企业家群体逐渐被理论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妖魔化的过程中，悄然开始恶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因素”，他要高声呼叫“企业家”清醒认识到“公共舆论时代到来了，民意与舆论，舆论与政策，政策与国家走向，国家走向与企业经营大气候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因此改变了他在“乌有之乡沙龙”上所表示的“太极图心态”，不能任其自然，不再“走在S线上”求得“左右力量动态平衡”，而是要“以自己的参与去互动，去促成那条“原罪”问题S线自动呈现出来”。他现在明确地站在资本家一边，“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个社会角色打通”，以企业家为主，构成“官商学的铁三角”。因此要坚决否定“原罪”，指斥追究和清算“原罪”是“不知羞耻”。因此他删除了“太极图心态”后面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部分，给自己和资本家打气。但是他还是底气不足，用语有所收敛，形攻而实守。
到这里，我们还是没有实际触及“原罪”问题。杨鹏“请大家耐心一点，听听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就只好耐心地跟着他走一趟，听听他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