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向我约稿，要我对吴敬琏先生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写篇评论，我感到十分为难。中国当代学术界前辈中，无论是文章还是人品，我最敬重的莫过于吴敬琏先生。虽然读过不少吴老的文章，也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很深，但总的来说，对吴老的思想进程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达不到整体把握的程度。
为了写这篇评论，我只好仔细重读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找来《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等几本吴老著作认真研究了一遍，似乎慢慢理清了吴老近年来思想的一些升华路径，也似乎逐渐触摸到了吴老思想的一些核心结构。一边阅读吴老的著作我一边在心里想，如何才能比较凝聚地将吴老的想法和风格展示出来呢？我想到了“站在中间，三面作战”这样的描述。这个“中间”，就是吴老反复提及的“新中等阶层”，即现代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而这个“三面”，一面是毛时代的旧既得利益群体的残余，用吴老的话来说，就是“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一面是改革以来形成的官商特权既得利益者，用吴老的话来说，就是以权谋私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一面是某些有暴力平均主义革命倾向的新左翼人士。这样的概括，未必完全符合吴老自己的想法，只能算是从我自己的特殊视角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将这样的话语结构转用到改革上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提法：“谁是改革的阻碍者，谁是改革的促进者，这个问题是改革的首要问题。”吴老的理论生命，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命运紧密相连。阅读吴老的著作，我总在寻找这样的信息：吴老支持谁，反对谁？这样来寻找，我似乎找到了吴老的“阶级立场”，吴老是站在新兴中等阶层立场上讲话的。吴老在“三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析”一文（1999年）中，对三种不同社会力量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谈到了阻碍改革的两种力量，一种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在命令经济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们，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现实中坚力量，但他们仍活跃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种是新既得利益者，“这些新既得利益者和留恋计划经济‘好时光’的旧既得利益者不同，他们并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去，但也不愿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除了这两种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外，在这篇文章中，吴老对促进改革良性发展的社会力量的定义仍然还是十分模糊的，他谈到他们是居民的大多数（机关干部、工农大众、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力图建立的，是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吴老在这篇文章中对健康改革力量的阶级定义的模糊性在2006年底的《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被彻底改变了，他明确地提出了新中等阶层。文中写道：“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等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各取代传统社会性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吴老后来在许多场合的发言中，反复强调中等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他强调要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少量的权贵和多数的贫困人群）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中等阶层为主体）。
从新中等阶层的价值立场和原则取向出发，吴老三面开战，他反对“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这些老旧的保守人士怀念着旧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旧特权，希望中国走回头路。吴老并不太担心这些人能对社会大众有多大的影响，但很担心这些人凭借他们在体制内的某种历史地位而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吴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认为一些特权腐败官僚和官商们不断扩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控制，通过设租和寻租掠夺大众。而且吴老认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保守分子与现体制的一些特权腐败新既得利益分子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前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政治干预和控制，后者则将这种政治干预和控制转化为特权腐败的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化，前者在强调特权，后者在资本化。在《正本清源，分清是非》（2001年）的这篇文章中，吴老明确提到：“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
在反对旧保守主义和新权贵主义的同时，吴老对社会中开始出现的某种平均主义暴力革命极端情绪也保持了警惕。他在“法治中国”（《财经》2003年第1期）的对话中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呢？是不是过去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群众专政’？现代社会所说的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也就是说，任何权力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而不能容许存在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主权赋予某一不受约束的主体，所谓‘主权在民’，会变成雅各宾式的领袖专政和暴民专政。”他明确地反对“大民主”和“暴民专政”，他反对新暴力革命者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两极分化和腐败的问题。他在1998年《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财经1998年11期）中就说过：“成问题的是，这些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诚实的劳动和经营中使自己和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却有一种倾向，总想在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这些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就会变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他并不希望“不断革命”不断出现，他不愿看到一些新政治野心家以解放弱势群体为旗号来实现自己的集权控制。
从“站在中间，三面作战”角度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吴老其他方面的论述。他强调自由市场制度，因为自由市场竞争是中等阶层健康成长的制度前提；他强调法治，因为中等阶层要用法治来约束权贵，也要用法治来约束可能的暴民，也要用法治来调解他们自己内部的交换关系；他强调宪政，因为宪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使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不能侵犯中等阶层的权利；他强调民主，因为民主是中等阶层有序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保障；他强调社群自治和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因为中等阶层倾向于组织自己的建设性的公益团体。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吴老有一个基本的隐性前提，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等阶层是最具生产性的，而其他“三面”则不具有生产性，不是财富的生产者。这“三面”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是追求通过权力来抢夺和分配财富。吴老之所以“站在中间，三面作战”，是希望中国最具生产性的社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成为一个以创造和生产为核心的秩序井然的充满活力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以暴力分配资源为核心的混乱和衰败的国家。贫困群体的发展之路，不是重新追求集权与分配，而在于逐步进入中等阶层，成为中等阶层的一员。唯有中等阶层发展壮大，贫困群体的发展才会有真正的社会依托。在这个意义上，吴老是在强调，唯有跟着中等阶层的需要、价值和原则走，中国才有希望。所谓改革，就应该是为新中等阶层的成长开道。
《圣经》中写道：“旷野中有人呼唤，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吴敬琏先生是在呼唤：“预备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道，修直新中等阶层前进壮大的路。”
（《读书》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