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还有黑暗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他对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既有铺着鲜花和红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着血水和眼泪的阴暗一面。正因为历史有这样的阴暗面，所以布罗代尔说，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以建构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伦斯坦也说：“（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既然这段历史有今天我们看来阴暗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当正视之，这样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个世界一样，东亚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天地。在这个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什么人类之爱、公理正义、礼义廉耻等，在这里都看不到踪影。这里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听到的是枪炮轰鸣。而隐藏在其后的，除了传统的征服、掠夺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Justitia），英语中的“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考虑到这个时期发生的军事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新型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写照。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商业的性质和商人的本性。商业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与服务的行为，通过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商品或服务来盈利。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于国际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而共同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商人贪婪的本性在这个广阔无垠同时又无法无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无遗。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段话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商人的绝佳写照。

这种对于商业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直等人会背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首领；为什么郑芝龙在明朝、日本、荷兰之间纵横捭阖，今日是友，明日为敌；为什么一些“兄弟之邦”，一转眼就反目成仇，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这些现象背后就是一个词：利益。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情况就是如此。